神奇的《導引圖》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周恩來等人雖然取得了暫時的勝利，但前景並不樂觀，其最為關鍵的一點是，已77歲高齡的周恩來於3月26日做了一次結腸癌手術，身體較之以前更加瘦削、憔悴和虛弱，很難再離開三〇五醫院進行政治活動了。更為重要的是，從長沙回到北京後的毛澤東對周恩來在長沙時的熱情似乎轉瞬即逝，深知毛澤東的性格與為人的江青，瞅准了這個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契機，利用一切可以或可能利用的武器，再次向周恩來等人發起攻擊。

  按照1974年8月姚文元和江青的秘密策劃，他們準備在新華社撰寫的關於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的專稿發出後，在北京舉辦一個馬王堆漢墓出土文物展覽，通過這個展覽，讓人們意識到馬王堆的墓主是一位丞相，這位丞相無疑代表剝削階級，代表著儒家思想，維護著舊的傳統和舊的封建勢力等等。它對周恩來的影射程度無疑比孔夫子還要直接和具有威力。這也就是姚文元在最初給江青的電話中聲稱的「他們挖出了攻擊自己的炮彈」的奇計，也是新華社的那份專稿能順利播發的原因。

  1975年1月，周恩來在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抱病作《政府工作報告》，重申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

  不過，像諸如此類的反白為黑的陰謀，並不是姚文元的發明創造，早在1973年，江青就曾有過成功的嘗試。那一年的早些時候，考慮到世界各地的代表團、商人和旅遊者紛紛來訪，周恩來決定委派中國畫家為北京飯店、人民大會堂等公共場所的迎賓廳、休息室、會客室及會議廳等作畫裝飾。當這一切剛剛布置完畢時，江青就利用此事做起了文章，派人把這些繪畫強行收集起來，在北京組織了一個「黑畫」展，並調集了四萬多人前來「憤怒聲討」。這個時候，正是周恩來住院進行第一次手術的日子，周恩來為此陷入了被動。

  正當「四人幫」為姚文元最初的設想大加稱讚並進一步密謀如何具體操作時，康生的密信又到了江青手中，言稱「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屬於儒家的東西，是『批林批孔』難得的活教材……」這封信正是王冶秋拿著《老子》甲、乙本離開康生家之後送出的。

  江青接到康生的暗示後，越發得意忘形，立即派出得力幹將進駐國家文物局，發動群眾對王冶秋和帛書整理小組部分人員進行批判和打擊，同時加緊了謀劃展覽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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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當江青等人即將把「炮彈」裝入炮膛時，接下來發生的一連串事情，使他們不得不放棄了原來的計劃而改弦更張。

  首先傳來的消息是，馬王堆漢墓帛書的內容不只是儒家，還有法家的思想。而「四人幫」在北京和湖南方面的眼線則告知，聽說毛主席肯定了馬王堆的發掘，不但從李振軍、王冶秋手中要了印製的帛書閱覽，還要親自去參觀發掘現場和出土文物。接下來就是王洪文兩次長沙碰壁的悲慘遭遇。面對這一連串的突發事件和不測之象，江青等人不得不做慎重考慮與選擇。待姚文元和張春橋兩大「才子」確切地得知了帛書的內容和王冶秋送給毛澤東的是代表法家思想的帛書《老子》乙本後，經過一番苦思冥想，向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江青再獻奇計，言稱：「炮口不變，只要把儒家的炮彈退出，裝入法家的炮彈即可發射成功。」沒讀過幾天書的江青原本對儒法兩家在歷史上所起的真正作用並不知曉，那些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口號和文章，都出自張、姚兩人的策劃之中，既然這次張、姚兩位干將都聲稱由儒家換成法家，那就幹著看吧，只要能打擊對方，有利於「四人幫」集團，有利於自己就行。得到江青的授意，張春橋、姚文元兩人在四屆全國人大召開前後，開始操槍弄炮、大顯身手了。

  在此之前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與「批儒評法」等運動和口號中，由姚文元直接指揮的「羅思鼎」「梁效」等寫作班子，曾經編印了一篇又一篇的諸如《儒法鬥爭史概況》《法家代表人物介紹》等書刊文章，在社會各界廣為散發和流傳。而這些著作、文章在涉及漢初歷史的治國思想時，沒有一字談到「黃老之學」。而這次新的攻勢發起後，早已打入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內部和外圍的「羅思鼎」們，卻從《老子》以及四篇佚書中翻出了「黃老之學」，並進而詮釋出「黃老之學」屬於法家的思想。與此同時，把本來成書於戰國時期的《經法》《十大經》等四篇佚書，生拉硬套地斷定為西漢初年的作品。於是，一個借用「黃老之學」，大講秦漢之際的歷史，進而極力吹捧漢高祖劉邦的妻子呂雉的高潮，在各家報刊、電台掀起了。

  歷史上的黃老之學，是指稷下黃老學派那種類型的道家學派。它同法家儘管有著密切的關係，畢竟是當時公認的不同派別。按照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的說法，「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而合」；而法家則是「嚴而少恩」，「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黃老之學注重權術，這就比一味迷信暴力的法家，有較多的欺騙性。《十大經》和《經法》講來講去，無非是「民」如何如何，都是維護封建秩序的統治術。劉邦重新建立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以後，採取各種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和措施，鞏固自己的政權，維護封建的統一。西漢封建統治者自己概括性地說過，「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既不是「純任德教」，也不是純任其他。換句話說，黃老之學只是西漢初年封建統治者手中的一種思想武器，卻不是唯一的思想武器。馬王堆帛書的各家並蓄情況，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但姚文元指揮下的「羅思鼎」們卻不管這些歷史事實，他們只是按政治的需要，把「黃老之學」變成法家，再從「法家愛人民」的斷言中演繹出一個呂后和「呂后時期，政治清明」的神話。在這個神話中，首先對呂后這個在中國民眾中的反面角色給予重新評價。其評價的理由是：呂后不是人們心目中的蕩婦，她為建立漢朝同她的丈夫共同經歷了戰爭的磨難與艱辛。當劉邦去世後，她有足夠的帶領國人度過一個平穩時期的能力和勇氣。歷史上的呂后「不僅堅持貫徹劉邦的法家政治路線，而且堅持貫徹了劉邦的法家組織路線，把久經考驗的法家人物，安排到關鍵的領導崗位上，使得中央有一個比較連貫的法家領導集團，保證了法家路線不致中斷……」

  在這個美麗的神話製造出來之後，「四人幫」覺得只有利於江青而沒有打擊對方，於是拋出了《試論西漢前期復辟的主要危險》一文，文中極其露骨地宣稱：「劉邦建立漢朝後，復辟的主要危險來自那些為劉邦統一中國建立過『功勳』，因而有一定的政治、軍事實力，而在這時則反對沿著前進、統一道路走下去的各諸侯王身上。」這段話的含義不解自明，它除了影射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等人之外，或者還有包括諸如湖南的李振軍和其他更高級的軍事將領。為了引發毛澤東對周恩來等人的防範和戒備心理，「羅思鼎」們在「四人幫」的授意下，再以馬王堆出土的帛書為藍本，拋出了《〈老子〉是一部兵書》的極具火藥味的文章，文中引用章太炎關於《老子》一書「以為後世陰謀法」（《訄書·儒道》）這句話，進而發揮為「先讓一步，後發制人」，「尋找敵人的可乘之機，從而待機破敵」，最後特別強調「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喪吾室……」駭人聽聞的警言。關於《老子》是一部兵書的觀點，毛澤東本人在此前就曾說過，但在他老人家的思維中，恐怕尚未發揮得如此淋漓盡致和天馬行空。這篇文章在1974年第10期《學習與批判》的頭條發出後，各大報刊均進行了轉載。江青看到後，怕毛澤東周圍的人封鎖登載此文的報刊或不予閱讀，即以書信的形式從北京發往長沙毛澤東的手中。關於這篇文章發出後的作用，外界無從知曉，想來毛澤東見到了這篇文章，並做過一番思考，但思考的結果可能就是那封對江青「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的警告信。

  如果說在四屆全國人大召開前後，「四人幫」製造的「法家炮彈」還有一點表面的「君子」之風，而自1975年3月周恩來再做手術後，「四人幫」就變得凶相畢露並具有血腥味了。「羅思鼎」們在以馬王堆帛書《十大經》為依託，拋出的名篇《論〈十大經〉的思想和時代》一文中，除再次強調復辟勢力「是從西漢統治集團中分化出來的」外，進而殺氣騰騰地叫囂：「如果那些復辟勢力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繼續進行搗亂，就只能暴露和孤立了他們自己……而對於那些復辟勢力來說，只能『累而高之，部（踣）而費救』，跳得越高，也就摔得越重，『將令之死而不得悔』，就像黃帝狠狠地懲罰蚩尤那樣。」在這篇文章的導引下，全國各地的報刊頓時又響起了清晰或盲目的喊殺之聲。

  在接近毛澤東無望和「四人幫」的連續攻擊下，悲憤交加的周恩來只好親自指揮自己的同盟和支持者，在與「四人幫」巧妙周旋的同時給予抵抗和反擊。

  自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被「四人幫」移花接木地利用，並作為炮彈向周恩來等人發起攻擊後，正在接受著「四人幫」干將的批判與監視的王冶秋，異乎尋常地壯起膽子，公開加盟周恩來的陣營並投入了戰鬥。他利用尚未被剝奪的國家文物局局長的權力，設法阻止「四人幫」寫作班子打入或接近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對一些重要資料給予了嚴密封鎖。與此同時，在其他有關文物工作的日常事務中，對「四人幫」的不良用心，也堅決給予了不折不扣的抵制。在1974年底至1975年春，四屆全國人大召開前後，根據中央的指示，國家文物局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籌辦一個《各省、市、自治區發現文物匯報展覽》。江青聞訊之後，立即指派親信干將插手此事，並強行將一顆上刻「皇后之璽」的漢印和一封江青慰問西沙解放軍官兵的電報放入展櫃之內。那顆漢印原是一位陝西農民從土溝里撿到的，有人曾誤認為是呂后之印並做過宣傳，江青對此印頗為重視，早就想利用這個「活生生的事實」為自己的女皇夢尋找根據，這次總算找到了機會。她要讓人們在看到這顆皇后大印的同時，對照那封慰問西沙官兵的電文，自然地想到當代女皇的天威地恩。但是，當王冶秋在審查即將開幕的展覽並發現此事後，立即沉下臉對這個展覽的負責人沈竹說：「我們的展覽不要擺有關江青的東西，想當女皇到自己家裡關起門來當，我們不干涉，跑到這裡來當不行，印璽和慰問信全部撤掉重換其他的文物。」

  皇后之璽印文

  咸陽狼家溝出土，高2厘米，寬2.8厘米，正方體，用著名的新疆和田玉精雕細琢而成。璽面陰刻篆文「皇后之璽」字，字體莊重，刻鐫利落，韻味高雅，雍容大度。玉璽四側面陰刻流暢的雲紋。頂部用線雕、高浮雕和圓雕相結合的手法，雕琢出螭虎形象，特別引人注目。螭虎身體盤臥，頭部略仰，雙耳貼於腦後，一雙圓亮的眼睛，虎視眈眈地直視前方，虎踞螭盤的造型，顯示出皇家的威嚴和大氣

  王冶秋此說和表現出的剛烈態度，使沈竹大為驚訝和為難，如果照原話傳達下去，勢必會給這位文物局局長招來橫禍；若不照辦，王冶秋一定不會答應。權衡再三，沈竹決定找博物館館長楊振亞等少數幾個人商量後再作行動。楊振亞館長態度明確地支持了王冶秋，以那顆印璽不是從墓中出土，而是當地民眾從山溝中偶然撿得，可能是後人偽造和那封電報涉及軍事情況，應屬內部文件，不宜公開展出，以防泄密等情況為由，全部撤換下來。江青聞訊後，深知這是王冶秋所為，但又找不到理由發作，只好恨恨地對手下的幹將們說：「走著瞧，老娘不會放過他！」

  此事過後不長時間，江青果然採取行動了。于會泳控制的文化部突然向國家文物局派駐工作組，宣稱馬上接管文物局，並撇開文物局黨委和所有的領導，直接到基層單位搜集王冶秋的有關「反動言論」以及追隨王冶秋的「三黑」（黑幹將、黑爪牙、黑線人物）人員的材料。與此同時，「羅思鼎」們開始橫空插入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大肆攫取甚至劫掠有關帛書、帛畫。整個文物局上下頓時被攪得雞飛狗跳、渾水四濺，處於一片驚恐和慌亂之中。

  鑑於如此嚴峻的局勢，王冶秋不得不向病中的周恩來求援，周恩來聽取了匯報後，在鼓勵王冶秋和文物局的其他領導頂住，並嚴密監護好馬王堆出土帛書、帛畫的同時，又急召鄧小平、李先念等人密商，決定採取果斷措施，將文物局迅速從代管的文化部劃出，直屬由周恩來、鄧小平等人控制的國務院領導。這個決策的迅速施行，使「四人幫」整治王冶秋的陰謀未能得逞。

  1975年2月3日，周恩來第六次也是最後一次登上《時代》封面。

  自這次險惡事件發生之後，免遭橫禍的王冶秋，出於對周恩來的崇敬和感念之情，在每次去醫院探病和匯報工作時，都要帶上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整理出來的帛書、帛畫，請周恩來觀看和欣賞，以便轉移他的視線，減少病痛，帶來一點輕鬆和愉快。在王冶秋的心目中，周恩來最有資格和權力最先觀賞這一傾注了他無數心血和精力的人類文明至寶。但大病纏身、痛苦不堪的周恩來，以他的性格和長期養成的工作作風，在每次觀賞之後，總是細心地提出一些研究者極易疏忽的、便於做進一步探討和修改的指導性建議，令王冶秋極為感奮。

  1974年8月下旬，周恩來體內的惡性腫瘤發生了擴散，時刻都會置他於死地。醫護人員為苦於找不到醫治的良方而著急萬分，周恩來的忠實伴侶鄧穎超更是寢食不安、愁雲滿面。或許是應了「有病亂求醫」的古話，當王冶秋再度來到三〇五醫院探望周恩來的病情時，在病房的外間，鄧穎超突然對王冶秋說：「聽說你們在馬王堆還挖出了一張古代健身治病的氣功圖，對癌症治療很有效，你們能不能複製一份，讓恩來也照著那張圖練一練。」

  整理後的《導引圖》模擬形態

  王冶秋聽罷，望著面前這位尊敬的大姐那誠摯與焦急混合著的複雜目光，以極度的哀婉之情回答：「那張圖在出土時被搞碎了，現正在拼對，待拼對成功之後，可以複製一張拿來讓總理練練。不過據我所知，那張圖不是萬能的神醫良藥，對總理目前的病情而言，作用不會很大，只能作為一種安慰和調劑精神的方法罷了。」

  鄧穎超所說的那張健身治病的畫，正是後來在社會各界廣為流傳的《導引圖》。此時，這張圖正在由湖南省博物館借調到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的周世榮等人的努力下，做最後的拼接和校對。

  這張圖在最初出土時，由於那位北京裱畫老師傅的固執己見，採用鐵鉤鉤吊等極為不當的起取方法，使本來有可能完整如初的一張罕世珍品，變得支離破碎、殘缺不全、目不忍睹了。又是由於那位老師傅的夜郎自大，不採取王振江、白榮金等人用盒子盛裝的建議，而是膽大妄為地將此圖連同出土的其他幾幅帛畫，用一塊包袱皮包起來，並搭在肩上像出門修行的和尚一樣，逕自背至北京的狂傲之舉，給後來的拼接、校對工作造成了極大的困難和障礙。當周世榮來到北京，初次見到由那位號稱「即使一堆碎片，也能按原樣裝裱起來」的裱畫師傅時，這位夜郎自大的老朽竟黔驢技窮，原形畢露。由他拼接起來的《導引圖》，不但人物的位置上下錯亂、前後顛倒，而人物自身的生理位置，也被拼接得錯謬百出、枝杈橫生，大有老虎拉碾——亂了套之勢。本來栩栩如生、活靈活現，好端端的一群人物，經他拼接後，有的人腿安到了另一個人的肩上，而另一個人的腳又跑到了先前那個人的嘴上，男人的頭被安在了女人的腰上，女人的腰又拼對在了男人的頭上……整幅畫面不再是一群世間眾生在做強身健體的動作，似是一群妖魔鬼怪揮舞器械，在地獄中正在進行著一場殊死決鬥。

  出土的《導引圖》帛畫

  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部分人員合影。自左至右：李學勤、馬繼興、周世榮

  更讓人捶胸頓足、氣斷肝腸的是，不僅《導引圖》慘遭厄運，其他幾幅從馬王堆三號墓墓壁上提取的帛畫，也慘遭荼毒和蹂躪。由於幾幅帛畫的碎片被老裱畫工的包袱包裹後，幾乎成了一鍋黏粥，很難加以區分和辨別，結果在拼接時，甲圖的碎片跑到了乙圖之上，而乙圖的空缺又由丙圖或丁圖上面的碎片來補填，最後幾幅帛畫竟成了一幅又一幅誰也看不清、辨不明的在想像中都很難出現的天國和神怪之圖。

  馬王堆三號漢墓棺室東壁帛畫《車騎與奔馬圖》殘片

  已成碎片的城市建築設計圖

  鑑於如此悲慘的場景，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不得不指派周世榮等專家，重新對出土的帛畫進行極其艱難的、一點點的反覆拼接、校對，至1975年9月，出土的《導引圖》《車馬遊樂圖》《划船遊樂圖》《喪服圖》《卦象圖》等六幅圖基本整理成形。但在早期的發掘簡報上作為首要內容列出的出土於三號墓東壁的帛畫殘片「房屋建築」，卻怎麼也無法拼對起來。而尚有畫著一個清晰的毛人的殘片，更無法知曉最初是從哪部帛書或帛畫上分離出來的。至於在墓室東壁出土的數十塊帛畫殘片，同樣是無法拼對了。幾年之後，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宣告解散，那位夜郎自大的裱畫工，自感問心有愧於祖先，也有愧於後人，便將帛畫殘片收集起來，傾盡全力進行拼接、校對，無奈破鏡難圓，當初的損壞太多太重。儘管他傾20年之功，可謂為此耗盡畢生精力和心血，但直到他於90年代初撒手歸天，那些碎片一直堆放於他辦公桌的抽屜中，未能拼接成功。

  馬王堆三號漢墓帛畫殘片

  馬王堆三號漢墓棺室東壁帛畫殘片《婦女划船圖》

  當王冶秋按鄧穎超的囑託，將《導引圖》專門請人照原畫整理出的樣子，用彩色臨摹了一幅送於三〇五醫院時，已是9月中旬。這時周恩來的病情更加嚴重，他本人清醒地意識到死神已逼近窗口，他坦誠地向外界透露：「馬克思的請帖我已收到了……」

  儘管如此，王冶秋帶來的《導引圖》，還是給了周恩來一絲驚喜和快慰，他仰躺在病床上，看著圖上一個個伸腰彎背、神態怡然自得中夾雜著幾分滑稽模樣的眾生相說道：「我看這幅圖跟華佗的五禽戲法很有些相似之處，有沒有研究它們之間的關係？」

  「由於圖剛拼接起來，還未來得及研究，現在正準備按照此圖中人體的形狀，初步研究一下活動的套路。」王冶秋答。

  「這確實是一幅能使人強身健體的絕妙奇圖，我只能看一看，練是練不了了。等研究出成果之後，公布於眾，如果有條件，在機關、團體，特別是廣大農村推廣一下，讓我們的人民都有機會感受一下祖國醫學施予的恩澤吧……」周恩來頗動感情地說。

  「總理，我還帶來了一卷在蘇南新發現的嚴復書札，您看一看吧。」王冶秋說。

  「噢？」周恩來吃驚地問道：「是真跡嗎？」

  「我們正準備組織專家鑑定，這次帶來先讓您看一看。」王冶秋答。

  周恩來的嘴角微微表示出一絲感謝之意：「那就留在這裡，我翻翻看吧！」

  王冶秋走後，那幅臨摹的《導引圖》就留在了鄧穎超手中，每當周恩來身體和精神狀況出現一點暫時的好轉，鄧穎超便將此圖掛在病房的牆壁上，希望她心愛的丈夫按照圖中人物的動作，做些輕微的活動，或者，她幻想這張圖有一個足以令人起死回生的密碼，被智慧超凡的丈夫突然破譯出來，並應用於自身和萬千眾生。但是，這一切都只能是焦急而無奈的妻子的一廂情願。自然規則無法抗拒，周恩來已血脈耗盡，精氣熬干，即使華佗再世，也無力回天。這幅《導引圖》只是作為周恩來整個人生旅程中最後一站的精神慰藉而已了。

  也就在王冶秋回去的第三天，周恩來的秘書打來電話。讓他速到三〇五醫院總理病房。王冶秋趕來後，周恩來依舊仰躺在病床上，憔悴的面龐蒙上了一層如霜的慘白。他示意讓王冶秋坐到自己的身旁，有氣無力地說：「我馬上要施行第六次手術了，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後一次大手術，手術後是否還能見到你，很難預料。不過就我個人而言，這沒有什麼，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法則。現在，國務院的工作小平同志已經全面負起責任來了。以後你那邊的事情要多向他匯報……馬王堆帛書要抓緊整理、校釋和研究，儘快將內容和成果公布於眾，不要再讓那些人打著研究帛書的幌子，搬弄是非，搞政治陰謀了……你帶來的嚴復書札我看完了，如果這批書札是真的，對嚴復在籌安會時期的思想狀況要有個實事求是的評價。還有，楊度在晚年參加了共產黨，我曾通過夏衍和他聯繫過，他為革命做了不少好事。這個歷史事實你再找夏衍同志調查證實一下。同時要告訴上海的《辭海》編輯部，在條目中，替他把後來加入共產黨的事寫清楚……」

  楊度其人其事在新中國成立後鮮有人知，幾乎成為歷史的陳跡，想不到周恩來在生命垂危之際，還記著這位在歷史上名聲不佳，但卻為中國革命做出過貢獻的人。王冶秋聽後十分感動，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後，和夏衍聯繫，在得到確切的證實後，立即將此事通知各有關方面，並做了實事求是的處理。

  1976年1月8日9時57分，周恩來終於走完了他78年的人生旅程，撇下他的愛妻與自己政治事業的追隨者與世長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