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與《八卦圖》

  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周易》局部

  

  在三號墓發現的眾多帛書中有一幅帛書原無標題，一共有4500字，經整理人員考察內容定名為《周易》。《周易》一書分《易經》《易傳》兩大部分，最初編成於殷周之際，後成為儒家「六經」之首，原為古人向神靈卜問吉凶的方法，分龜卜和占筮等。從帛書的字形字音及避諱與否等方面初步判斷，《周易》抄寫於漢文帝時，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一種本子。

  《周易》被稱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部「天書」，其文句簡樸又古奧，多數人識其字而不明其義，難於卒讀又令人望而生畏。此書之所以被譽為「天書」，這是因為它有一套特殊的符號，即卦爻結構，這些符號同遠古占卜方式相聯繫，讓人覺得十分神秘。其古奧詞句所反映的思想文化內涵，甚為玄妙，若不經深入研究，往往難得要領。而《周易》本身產生的歷史，也是一個奇蹟。《漢書·藝文志》就稱它是「人更三聖，世歷三古」的傑作。傳說上古伏羲氏畫出八卦，中古文王和周公重卦繫辭而演為六十四卦的《易經》，近古孔子闡發其義理，寫成「十翼」，是為《易傳》。《周易》原本是一部占筮之書，後來逐漸演變成哲學典籍，其間經歷了數百年之久，就其醞釀成型到豐富完善的過程而言，是任何其他古代典籍所不可比擬的。

  當然，僅憑這個演變過程，尚不足以形成此書的崇高聲譽。《周易》之所以成為歷代文人、學者的「天書」，還在於它本身所具有的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內涵。《周易》問世後，最早見於魯莊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672年的《左傳》記載。近3000年來，研究《周易》者代不乏人，為闡述易理而留下的易學著作，不下3000種，從而形成了獨立的易學史。所謂「易學」就是歷代學者對《周易》一書所作的種種解釋，這些千差萬別的解釋，形成了一套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理論體系。《四庫全書》將其概括為「二派六宗」。到了近代，不少中外科學家將《周易》象數同現代自然科學相結合，在傳統的象數派和義理派之外，又出現了科學易學派，此派發展迅猛，方興未艾。

  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周易》六十四卦齊全，其主要特點有兩個：第一是卦的序列和現在的不同，而且沒有分上下篇，它將八卦按先陽後陰的原則分別，即以乾、艮、坎、震、坤、兌、離、巽為序，作為上卦，每種上卦，分別與乾、坤、艮、兌、坎、離、震、巽配成下卦，保持了比較原始古樸的形式；第二是有《卦辭》和《爻辭》，內容和現行本基本相同。

  《周易·繫辭》上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謂陰陽兩儀，其爻一虛一實，除去它的神秘色彩，陰是偶數，陽是奇數，兩儀、四象，八卦，正好是幾何級數，再排列就成了六十四卦，每卦有6爻，一共384爻，這便構成了排列組合知識的起源。在西歐國家，12世紀以前對排列組合知識還十分貧乏，直到1713年伯努利寫了《猜度術》後，才有了顯著進步。

  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周易》的第二部分，專門論述由八卦演變出來的六十四卦。也就是這一個個卦象的演變，為後來的象數科學家們提供了有益的思維模式。象數思維方法，是中華民族理論思維的特殊方式，是古代先哲智慧的結晶。它藉助《周易》的卦象和爻象，進行形象思維，取象比類，觸類旁通，進而推動理性思維的發展，這種推行方式，數千年來，一脈相承，對科學思維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並在古代科學技術的各個領域，都曾經普遍地加以運用。打開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不難發現：天文學家，借用象數顯示星移斗轉的周期；曆法學家，借用象數描繪陰陽消長、物候變化的節律；醫學家、氣功師借用象數總括人天統一的節度；樂律學家，借用象數表示律呂損益的法則。古代的治河專家，在統籌治理黃河、淮河、運河這樣浩大的系統工程時，若無精密的象數思維的鍛鍊，要使工程指揮若定，萬無一失，則更是不堪想像，所以歷史上著名的治河專家，多是訓練有素的易學專家。

  令人備感興趣的是，人們日益發現，一些現代自然科學通用的方法，往往可以從《周易》哲理和《周易》象數中得到某種啟示，或者說有某些相通、相似之處。

  發明微積分和計算機的德國著名哲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年）在17世紀末年，接到法國傳教士鮑威特（Bouvet）由中國寄給他的《周易》卦象圖後，欣喜異常，從中悟出從0到63的二進位制，因此創造了歐洲二進位數學，不久又製造出具有劃時代偉大意義的乘法計算機。他於1697—1702年間，連續給在中國研究《周易》的友人鮑威特寫信，稱讚《周易》的奧妙時，特別談到他的二進位算術與中國古代《易圖》的關係。他在信中說道：「這個《易圖》，可以算現存科學之最古的紀念物。然而這種科學，依我所見，雖為4000年以上的古物，數千年來卻沒有人了解它的意義。這是不可思議的，它和我的新算術完全一致。……要是我沒有發明二元算術，則此六十四卦的體系，即伏羲《易圖》，雖耗費許多時間，也不會明白的吧！」鮑威特送給萊布尼茨的兩個易圖，是《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兩圖均由宋代邵雍所繪，載於朱熹《周易本義》卷首。萊布尼茨用二進位算術符號1代表—（陽爻），用0代表——（陰爻），正好可以將六十四卦卦象用數碼代替。他所說的「完全一致」，就是這個意思。2000多年前承傳下來的易卦符號，可以用最新的二進位算術法則加以破譯，這在人類文化史上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這一奇蹟的出現，理所當然地引起世界科學家的注意。

  但更具有戲劇性的是，萊布尼茨在和住在中國的鮑威特通信時，為了表達對中國古老文明的敬仰心情，特地給清朝康熙皇帝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並寄來他研究八卦的數學論文。他認為二進位開創於伏羲，而歸功於朱熹及其弟子蔡元定。不料康熙皇帝批示：「天下之事，何必師事夷人。」竟拒之於千里之外。

  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中，和《六十四卦》同抄在一幅帛上的，還有一篇未標題名的古佚書，書中文字分36行排列，約2500字。經整理小組專家張政烺先生的初步考證，這就是《易傳》的其中一篇，取名為《二三子問》。

  由於帛書《二三子問》處於該件帛書摺疊的最外層，所以殘破較多，有大塊缺字。又因無別本可供參考，整理相當困難。其原件分作四塊高24厘米、寬約10厘米的長方形殘片，儘管整塊的帛書大多得以完好地拼裱，但許多小塊的帛書殘片多有誤拼、倒拼、錯拼之處，從而給帛書的釋讀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在釋讀《二三子問》的過程中，整理小組的研究人員陳松長等，不得不再次利用照片剪貼、拼復等手段彌補了20多處殘缺、遺漏和錯誤，儘管這些拼綴並不一定正確，但至少比原件進了一步，多少恢復了一些帛書原貌。

  從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周易》帛書內容來看，《二三子問》雖與帛書《繫辭》同出於一墓之內，且都屬《易傳》的內容，但若將同墓出土的帛書《二三子問》和帛書《繫辭》做些簡單的比較，便會發現其各有千秋非一人所作。這一點，從帛書《繫辭》和《二三子問》中對同一句卦爻辭的不同解釋可以得到說明。此外，整理人員還發現，馬王堆漢墓帛書《二三子問》乃是一篇有別於傳世之本《易傳》，屬於早已失傳而復得的漢初易傳著作。

  也許正是帛書《二三子問》與帛書《繫辭》不是出於一人之手，整理人員才又從這久已失傳的佚書中發現了一個隱秘。這個隱秘就是帛書《二三子問》的學派性質是很明顯地屬於儒家學派的。理由之一是，該篇很明確地標明了答難釋《易》的人是孔子，儘管這並不是孔子自己所記，但撰寫該篇的作者至少也應是孔子的再傳弟子，或者至少也是儒學陣營中的人，不然他就不會抬出儒學的權威孔子來做解釋人。理由之二是，該篇的內容沒有絲毫的道家釋《易》的痕跡，通篇全是從聖君治國、舉賢任能、施教安民等方面對《周易》進行儒學政治哲理的發揮和引申，如占筮、卦象、爻位等易傳的內容，在這裡全然不見。因此，帛書《二三子問》的面世和研究，又為孔子作《易》提供了堅實而可信的例證。由此，以著名學者陳松長為代表的部分帛書整理、研究人員提出，應該重新評價和肯定孔子與《周易》的關係。儘管孔子作「十翼」，一時無法得到一個確切的證據，但從帛書《二三子問》中的記載可知，《史記》的記載大致不謬，孔子至少曾對《周易》做過一些口頭闡釋，他的弟子及後人曾對之做過記錄整理或補充加工，這些記錄無疑反映了孔子的儒學思想，通行本「十翼」顯然是這種記錄的結果，而帛書《二三子問》更是這種記錄的現存最早的抄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