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與《道德經》

  帛書《老子》的兩種寫本，都是用墨筆寫在帛上。一本是帶有隸書筆法的小篆，研究者稱為甲本。一本是隸書，稱為乙本。甲本的帛多有破損，文字多有殘缺，乙本的帛大體完好，文字大都清晰。從這小小的差異中可以推斷，甲本抄寫年代在乙本之前。

  老子像

  老子帛書

  秦王朝統一文字後，規定小篆為社會上的通用文字，但官吏辦理徭役和訟獄等事務，則用隸書。字體的演變，必然是舍繁難而取簡易，所以到漢朝初年，隸書盛行，而小篆漸廢，抄書者自然也用隸書而不用小篆。此次出土的《老子》甲本是小篆，乙本是隸書，這就是為什麼研究者認為甲本在前、乙本在後的理由。不過這兩點僅指一般情況而言，從三號墓發掘時的情形看，乙本放在漆盒裡，甲本卷在木片上，甲本是不是因為這一點而多破損則難斷定。再者，漢初也有些人會寫小篆，甲本是不是抄寫者特意用小篆？所以僅憑以上兩點還算不上有力的證據。但有一個有力的證據，就是寫者避漢朝皇帝名諱的情況。甲本中所能辨得清的「邦」字22個，而漢高祖的名字正是劉邦。就當時的規定，皇帝的名字無論是生前還是死後，都是不能書之於著作上的。根據三號墓出土的木牘記載。墓主人下葬於漢文帝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很顯然，甲本《老子》應成書於劉邦稱帝之前，即公元前206年之前。

  帛書《老子》乙本，已用「國」字替代了「邦」字，這表明其成書於公元前206年之後。但書中任意使用「盈」字和「恆」字，而漢惠帝和漢文帝的名字恰為劉盈和劉恆。據此可以推論，乙本成書於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87年之間，顯然比甲本成書時代要晚。

  記住全網最快小説站𝕓𝕒𝕟𝕩𝕚𝕒𝕓𝕒.𝕔𝕠𝕞

  《道德經》局部

  關於老子其人，世人多不陌生。依據《史記》的記載，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是春秋時期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人，比孔子稍微早一點。他做過周政府守藏室的史官，這個職務相當於現在的國家圖書館館長。孔子到周政府所在地洛陽去，曾經向他請教過禮。他告訴孔子說：「一個了不起的商人，深藏財貨，而外表看起來好像是空無所有；一個有修養的君子，內藏道德，而外表看起來好像是愚蠢遲鈍。你要去掉驕傲之氣和貪慾之心，這些對你都沒有益處。」

  老子在周政府待了很久，看到周室日漸衰微，於是就離周西行，將要出函谷關的時候，守關的將軍對他說：「你平時不留文字，現在快要隱居了，勉強為我們寫一本書吧。」於是老子就寫了一本書，分為上下篇，內容談的都是「道」和「德」，共5000多字。後世稱為《老子》或《道德經》。書寫好以後出關西去，從此以後再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傳說他活了160多歲，也有人說活了200多歲，這是因為他修道並且善於養生的關係。

  在孔子死後129年，周政府有一個太史名叫儋的出關見秦獻公，於是有人傳說太史儋就是老子，也有人說不是，世人也不曉得哪一種說法對——這就是司馬遷關於老子其人其事記載的大體經過。這位太史公抱著存疑的態度說：「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雲。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從這段記載中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包括司馬遷本人）搞不清楚老聃、老萊子、太史儋三者究竟是不是同一個人。老子的身世如此混沌不明，曾使他本身的存在與否都成了問題，他是不是手著了《道德經》就更成問題了。於是對於《老子》一書，有人以為是太史儋所作，有人以為是莊子的門徒所依託，也有人以為是呂不韋的門客所纂輯，更有人以為是漢人掇拾而成。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在這紛紜眾說中，大多數研究者認為還是司馬遷的說法最為可信。因為其中有些文字必定出自老子之口，莊子以後的人是無法說出來的，如「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四章），「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二十五章）等都是明證。如果仔細推究一下戰國時代的道家之學，就可以看出列子的貴虛，是老子貴柔思想的演進；楊朱的為我，是老子無為哲學的發展；莊子的曠達，是老子自然主義的開拓。諸家學說「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史記·莊子傳》）。而《道德經》無疑是諸家學說的搖籃。

  當然，老子書中也有後人雜入的文章，如二十六章的「萬乘之主」，全書常見的「侯王」等詞，顯然都是戰國時代的成語，而不是春秋末年所能有的。另外也有注文時混進去的，如三十一章的「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等，文中既用「言」字，當然是注文無疑。不過這些文字並不多，所以，這本書的作者，大多數研究者認為還是老子，只不過有很少的部分是後人所撰，或注文時混入的罷了。

  人們看到一般通行的老子書，都分上下篇。上篇的第一句是「道可道，非常道」。下篇的第一句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因此後人就取上篇的「道」字和下篇的「德」字，合起來稱它為《道德經》。

  這部《道德經》僅5000多字，但它卻以獨特而深刻的思想，極富啟發性的人生體驗，精闢而富有詩意的語言闡述了老子的宇宙觀、人生觀及社會政治觀。圍繞「道」這一中心概念，闡明了老子關於宇宙的起源、世界的存在方式、事物發展的規律以及人類社會的種種矛盾與解決方式等，通篇充滿了辯證的邏輯力量與深邃美妙的詩意，千百年來，人們始終懷著極大的熱情和興趣對這部著作進行解讀和闡釋，並為此留下了許許多多見仁見智的註譯。

  韓非的《解老》、《喻老》是最早的《老子》注，其後，為《道德經》註疏、詁解者蜂起，2000多年來能見到的已逾百家。《漢書·藝文志》就曾記載《老子鄰氏經傳》四篇、《老子傅氏經說》37篇、《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老子》等等。可知在漢代時，《道德經》已有多種不同的傳本。從總體上看，《道德經》的傳本可分為兩大系統：一是以王弼本為代表的文人系統（傅奕、蘇轍、陸希聲、吳澄諸本屬於這一系統），其特徵是：文筆曉暢，不減助字，字數逾5000之數；二是以河上公本為代表的民間系統（嚴遵、景龍碑、遂州碑和敦煌本屬於這一系統），其特徵是：文筆簡奧，語助詞從刪，字數依於5000之數。王弼本系統偏重於「學」（道家），河上公本系統偏重於「教」（道教）。河上公本系統的「減字」（刪減語氣助詞）、「古字」（如「無」作「無」「芸」作「雲」之類）特徵表明了道、俗的分別。因此，如果把《道德經》看作一部道經來詮解的話，則應取河上本系統中的一種傳本來作為底本為宜。但河上公本人的身份和時代後人知之甚少，只知他是一個傳說人物，相傳他曾拒絕了漢文帝邀請其做官的好意，只答應為文帝作《老子》注。但他的注本在《漢書·藝文志》中卻未見載錄，這就讓後世的研究者懷疑其注本，可能是別人假託其名的偽作。即使是假託的偽作，從河上公本的成書年代看，也不會早於東漢，而很可能和王弼注本成於同一個時代，那便是魏晉時期。關於這個問題，歷代注家學者曾進行了長達千餘年的爭論，直到馬王堆三號墓帛書《老子》甲、乙本出土後，研究者才驀然發現，它比任何已知《老子》一書的版本要早四個世紀。既然如此，關於河上公本與王弼本誰早誰先的爭論，顯然已不再像以前那樣重要了。

  讓研究者感到稀奇的是，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帛書《老子》甲、乙兩本，都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德經》是上篇，《道經》是下篇。這種編次是不是《老子》原書的編次？有研究者認為，從先秦古籍的有關記載來看，《老子》傳本在戰國期間，可能就已有兩種：一種是《道經》在前，《德經》在後，這當是道家傳本。這種傳本論述道德，總是把「道」擺在第一位，把「德」擺在第二位。《莊子》論述道德，也是把「道」擺在第一位，把「德」擺在第二位。另一種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這當是法家傳本。《韓非子·解老》首先解《德經》第一章，解《道經》第一章的文字放在全篇的後部，便是明證。大概是道、法兩家對於《老子》書各有所偏重。《老子》上篇講「道」的文字多些，所以後人稱作《道經》。下篇講「德」的文字多些，所以後人稱作《德經》。從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老子》的編法來看，可能屬於法家的傳本。

  戰神蚩尤

  道家道教的傳統中雖然包含了許多對現代世界非常有益的營養成分，但是真正認識到這些成分的有效性並有意識地加以吸取、利用和發揮的人並不太多。其原因儘管來自諸多方面，但對道教經書譯解的艱難恐怕是最基本的問題。

  早在100年前，嚴復就在《譯〈天演論〉自序》中感嘆：「讀古書難！」他總結了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歷時久遠，簡牘沿訛」，文字錯脫較多；二是「聲音代變，則通暇難明」，音義變化較大；三是「風俗殊尚，則事亦參差」，社會環境變化較大。重要典籍雖然歷代「訓疏」者勤，仍不免「於古人詔示來學之旨愈益晦矣」。對道經來說，研究的難處還要增加兩條，那就是它的雜多性和傳播方式的神秘性。當年號稱「文通萬國」「學超三教」的胡適博士在廣求佛禪之後，曾「發心」攻讀《道藏》，結果是碰壁而歸，胡適博士帶著一肚子的不解和迷惑，對道書發了一通「多半是半通不通的鬼話」的牢騷而不了了之。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在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研究人員還發現了《經法》《十大經》《稱》《道原》等古代佚書四篇。從考古發掘的情況看，這四篇佚書與《老子》乙本同抄在一幅帛上，共175行，有11164字，除少數幾篇文字略有殘缺外，大部分都保存得相當完整，但沒有總的書名。1974年8月28日，《文物》編輯部邀請參加帛書整理的部分專家，對相關的內容進行了座談。就在這次座談會上，故宮博物院歷史學家唐蘭首次斷言，以上四篇佚書，正是佚失2000餘年的在《漢書·藝文志》中列在道家之內的《黃帝四經》。它成書於公元前4世紀。

  從這四篇古佚書的內容看，第一篇《經法》，講的是法，是《老子》所不講的。第二篇《十大經》，主要講的是兵，講黃帝擒蚩尤的故事。《老子》主張不爭，這裡講的卻是「不爭亦無以成功」。第三篇講權衡輕重的《稱》。第四篇講《道原》，是講體系的。儘管唐蘭的這個推斷，有不少學者提出異議，但從出土的材料、證據和後來的研究成果看，唐蘭的結論還是最為可靠的一種。

  黃帝擒蚩尤（漢畫像磚）

  漢文帝時崇尚黃老，所以把黃帝四篇和老子兩篇全抄為一卷，這就是所謂的「黃老」著作，即「黃帝」「老子」的著作，屬於道家的哲學流派。它是戰國到西漢哲學流派中一個很著名的學派，尤其在漢文帝之時，已成為全國最主要的哲學學派，並是當時政府向全國推行的哲學。遺憾的是，千百年來，除了一部《老子》外，黃帝的書一部也沒有留下來。因此，後世只知「老學」，不知「黃學」，並且對2000年來是否確有「黃學」存在，表示懷疑。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四種早已失傳的黃帝書，在標誌著中國古代哲學史上的重大發現的同時，也解開了哲學史上的千古之謎。荀況在《非十二子》篇中，曾激烈地批判子思、孟軻的「五行說」。但是，什麼是子思和孟軻的「五行說」，由于思孟原書早已散失，後人無法解釋清楚，這成了哲學史上千古之謎。有的學者在研究帛書《老子》甲本卷後的四篇古佚書中，發現竟是有關思孟五行說的著作。

  早在1700年前的西晉咸寧五年（公元279年），國人曾在河南汲縣一個墳墓中出土竹簡十餘車，一時震動朝野，但以後幾乎都散失殆盡。清朝末年在中國西北地區出土的漢晉木簡及敦煌藏書，則大多被帝國主義者連搶加奪地捆載而去。正因為如此，馬王堆漢墓帛書的出土才顯得彌足珍貴和重要。《老子》佚本的發現，對研究戰國至漢初法家思想的演變，探討當時統治階級崇尚黃老之學的階級實質等問題，有著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