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失誤

  曾侯乙墓發掘之時，考古人員發現大多數兵器都放於北室中，共有3304件之多，尤其是長杆兵器全部放於北室。從種類上區分，有矛、戟、殳、晉、杸等，其器頭均用青銅製造，器尾的材料不同，有的為青銅，有的用骨或角製作，如此眾多的兵器放於一處，意味著北室當是一個武器庫兼儲備室。

  在這個武器庫兼儲備室中，青銅箭鏃及成捆的箭矢，總計達4507支，比整個中國考古界在所有東周墓葬中出土的箭矢總數還多。成捆的箭矢每捆50支，其中大多數保存了當年鏃在矢上的原貌，箭鏃完好地安裝於箭桿身上，不只能窺其整體，連箭杆末端綑紮的羽毛也竟然完好無損，使世人能目睹古代矢鏃的原始風貌，殊為難得。尤讓考古人員驚喜的是，箭鏃中的品類多種多樣，既有常見的三棱形和雙翼形，也有較少見的四棱方錐形和圓錐形。三棱形中，又有三倒刺、六倒刺和九倒刺之區別，這是以往發掘的東周墓葬中鮮見的形式。

  30件戟的清理出水，曾一度令考古人員格外關注，與以往所有發掘的出土物都大不相同，戟頭有的由三戈一矛組成，有的無矛而由三戈或兩戈組成。從保存的情況看，無論是4米多長的帶杆矛戟，還是3米多長的帶杆青銅戟，皆完好無損，如同剛剛放入墓室般光亮如新。而戈頭、戟頭還完好如初地綑紮在兵器杆上，這的確是個重大發現。因戈杆本身極不容易保存，凡墓中出土而戈頭仍扎於杆上者就更為稀少，自宋代以來，人們對戈頭的綑紮方法一直爭論不休。新中國成立後的考古發掘中，只有少數幾座墓葬有出土過，但因保存不好，無法全部明了當初原形。曾侯乙墓60多件完整戈的出土，使這一歷史懸疑頓然冰釋，而關於戟這一兵器本身的爭論，至此也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就在曾侯乙墓發掘不久，由於中國西部秦始皇陵兵馬俑坑出土了部分青銅戈，考古學家王學理曾對此做了初步研究，並聯繫其他各地包括曾侯乙墓在內出土的同類器物，對戈的來龍去脈及遺留於世的難題進行了詮釋。按王氏的說法，戈之為器，實乃中華遠古民族的一大發明創造。考古發掘得知，在號稱文明古國的埃及、巴比倫、希臘和羅馬等國，這種兵器都沒有被發現過，在歐洲和亞洲西北部的古老民族中也沒有類似的兵器出現。有考古學家在中國的亞洲鄰邦，如朝鮮、日本和印度等國古代遺存中發現過銅戈，但顯然是受中國古代文化的影響而在自己的青銅文化中生產的勾兵。如果說中華民族發明的戈有分店的話，這些亞洲鄰邦國家生產的勾兵就是分店，只是這分店製造的戈根據各自的條件、喜好不同，而稍微變了一點樣式罷了。

  戟頭

  戈頭各部位名稱

  戈之安置方法和各部位名稱（引自《中國兵器史稿》）

  戰國時期，刺、援合體的鐵質「卜」字形戟開始出現，它不但逐漸取代了青銅戟，而且也徹底淘汰了青銅戈。及至隋唐時期，長兵器除矛、矟和長刀之外，在戰爭舞台上稱雄一時的戟也被排擠出實戰的行列，並很快湮沒於歷史的煙塵之中。宋之後，世人只聞戟之名而不知其形了。多虧《考工記》為後人留下了一段文字記錄：「冶氏為……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重三鋝。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1]

  後人談及周代車兵五種，只是根據文獻記載言其為戈、戟、殳、酋矛、夷矛。宋代徐天麟在《西漢會要》中引初唐顏師古之說曰：「五兵謂弓矢，殳、矛、戈戟也。」至於這五種兵器的器形是什麼樣子，歷來對弓矢、矛的看法沒有異議，對酋矛、夷矛的說法有爭論，但未形成氣候。唯對戈戟與殳的爭論此起彼伏，近千年來一直沒有消停過。特別是到了清代，隨著地下古物不斷出土和考據學盛行，戈戟器形之爭呈愈演愈烈之勢。不少學者對《周禮·考工記》加以注釋，甚至附以圖解。著名學者戴震和程瑤田等對此花了大量精力，但因實物湮沒日久，文字資料又相對缺乏，不免有臆測的成分。戴震在其《考工記圖》一書中，就把戈與柲的關係綁錯了位置。程瑤田曾引宋儒黃伯思的《銅戈辨》之說，釋解戈戟制度，力辟宋前之謬論，並根據刺兵兼勾兵之理想，擬一戟製圖以示世人。此圖略作十字形，雖內稍長，卻與後來出土的周戟及戰國戟的形制完全相同。程氏的設想原已接近了實物本身，完全可看作文物考古界的一大幸事。遺憾的是，十年之後，因久久不見出土之戟實物，程氏對自己的推斷產生了懷疑，遂忽然改變其說，而以內未有刃之戈為戟，無刃者為戈，將戟之援向上斜伸，以附刺兵之用。其結果是刺既不能，勾啄亦均不便，一念之差，致與實物完全相反，十年心血化為塵土，徒為後人慨嘆。

  戈鑿柲銜內纏縛之圖（引自《考工創物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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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大儒阮元亦曾涉足戈戟的研究，且頗得要領，所畫戟形與後來出土實物相符合。阮氏曾曰：「戟之異於戈者，以有刺。且倨句中矩與刺，是刺同援長，可省言刺五之，但曰與刺而已。今世所傳周銅戈甚多，而戟則甚鮮，鄭注又多晦誤，於是古戟制不可知。余於伊墨卿太守秉綬《吉金拓本》冊中，見一戟，乃歙縣程彝齋敦所手拓，其刺直上，出於柲端，與旁出之援絜之，正中乎矩，且刺與援長相同，爰圖其形於後，以為《考工記》說文之證。」[2]

  阮氏所言本來已接近了歷史真實，但後人卻認為他弄那一套屬於歪理邪說，根本不足信，而程氏晚期的推斷才是正確並符合歷史事實的。於是，自宋以下至民國，戟之認識不清，解釋圖示，均多謬誤。宋人所繪《三禮圖》，清人所繪《考工記圖》，多是臆測的，皆不得要領。1929年，著名金石學家馬衡所著《戈戟之研究》，此文旁徵博引，誇誇其談，把戈之形制搞得霧氣茫茫，令觀者眼花繚亂。惜馬衡觀摩過的古物不少，但仍未見實物，因而誤入戈、戟為一物的歧途，並在此基礎上加以發揮，聲稱戈戟之援與內，同為橫列，同一直線，而戈、戟之胡又同在援與內之間縱而上垂云云。豈不知此乃根本致誤之點，可謂差之毫厘，謬之千里。在作戈、戟圖說時，馬衡仍不把前賢阮元其人其說放在眼裡，以如舊習，引《三禮圖》等古籍以戈戟同為一物，且曲其柄，上下加瓔珞，圖而示之，號曰「龍伯戟」。[3]

  其圖看起來文質彬彬，頗有儀仗風範，為一些社會人士和政客所垂青。1933年，南京國民政府召開第一次全國運動大會，所設獎品式樣即按馬氏之圖製作。當獎品陳列大會主席台時，萬人矚目，好不風光。但有識之士當時即指出，此器當為古代儀仗或裝潢品，並不能真正用於衝鋒殺敵之戰場，與歷史上真正的戟器不合。稍後，郭沫若與胡肇椿兩位青銅器研究者，皆公開聲言馬氏搞出的這件兵器實乃與歷史相處甚遠的妄想之物，根本靠不住，甚或與歷史事實背道而馳。自視甚高，且傲氣漫然的郭沫若，在所作《說戟》一文中，直言馬衡的錯誤在於偏信程瑤田之說而認戈、戟為一物，僅謂戟之內有刃，而戈之內無刃，此說實與出土實物不符，而昧於戟為刺兵。並謂：「程氏以內末之刃為刺，於冶氏之文不盡通，於實物亦不相符。凡《考工記》言刺，皆直刃，內末縱有刃，仍主在橫擊，不得言刺。……戟柲丈有六尺，蓋以擊兵而兼刺兵……故余意戟之異於戈者必有刺……而刺則當如鄭玄所云，著柲直前，如者也。」又說：「此物當如矛頭，與戟之胡、援、內分離而著於柲端，故《記》文言與。刺與戟體本分離，柲腐則判為二，故存世者僅見有戈形而無戟形也。」[4]

  馬衡所仿造之戈柲

  當此之時，有兵器研究者周緯認為郭沫若所繪之圖有誤，其誤的根源乃「郭氏亦失於文人偏重理想，而未注意兵器之在手靈便適用與否，故所擬戟柲圖，亦近於儀仗綴絡之器，而非衝鋒陷陣便於殺敵之物。」[6]儘管周氏不同意此圖，但仍認為郭沫若所說戟之「有刺」的標誌是正確的。

  郭沫若所擬雄戟想像圖（引自《中國兵器史稿》）

  1936年，曾參與發掘河南衛墓的郭寶鈞根據衛墓及汲冢發掘的結果，作《戈戟餘論》文，內繪有一幅戈柲想像圖。所采之戈為一無胡短內之商戈或西周銅戈，戈上加一角形器，如角帶鉤。按郭氏所說，「最初之戈原於角兵，故最初之銅戈以至商勾兵，當亦有角兵為輔。所以近來出土之戈旁，常伴有此種角形器」。又，戈演為鉤，故「鉤較戈先進一個等級，其後鉤再延長為刺，繼而演為戟。戟刺於鉤喙處，仍留小缺口，以冒柲端，以助前刺之力，是正鉤之遺蛻。」[7]此圖一出，學術界不以為然，且它受到不少批評，如兵器研究者周緯就認為這種形式的戈，「戰鬥時恐無用處，而徒增鬥士之不便也」。[8]

  郭沫若曾謂：「戈之第三段進化，則當是柲端之利用，戟之著刺是也。戈制發展至此，已幾於完成之域，蓋以一器而兼刺兵擊兵勾兵割兵之用。戈之演化為戟，如蝌蚪之演化為青蛙，有戟之出而戈之制遂廢，至兩漢之世，所存者僅戟而已。」[9]

  郭寶鈞擬戈柲想像圖

  不知郭寶鈞是有意附和郭沫若之說以達拍馬屁之意，還是確為自己的創見，但無論如何，從其所畫戟之圖看，實在離真正的實物相差太遠。不知當真正的實物從地下破土而出並得到學界一致認可之時，郭寶鈞氏面對這幅長著一隻「羊角」的怪異之圖做何感想？

  就在各方論戰幾十年後的1974年，陝西臨潼秦始皇兵馬俑坑前五方出土了銅戈1件，戈、矛聯裝的戟4件，戈頭皆是相邦呂不韋監造，內有「寺工」鑄銘。秦始皇兵馬俑坑主要發掘者之一、著名考古學家王學理說：「戈、戟分稱的根據是戈頭出於第11過洞的紅燒土中，並無矛頭的伴出。而其他的四戟不但戈、矛俱全，而且都是有柲的存在，其中的0710號戟全長2.88米。」

  當戈、戟於同一坑出土之時，仍然引起過一陣「何為戈？何為戟？」的爭論，而爭論的焦點仍是「有刺」和「無刺」的區別與劃分。凡按郭沫若所說「有刺」，也就是戈矛聯裝者，便認為是戟。否則，只能被稱為戈。著名學者許慎《說文·戈部》中曾明言：「戟，有枝兵也。」但歷代學術界對這一解釋視而不見，或視其意而在現實中找不到相應的實物，故避而不談。即是少數言及者，也總是不得要領。什麼形式的戟是「有枝兵」？這個「枝」做何理解和詮釋？它與「刺」的差別何在？是否就像人們平時看到的樹枝與樹身所長的刺具有的差別一樣？無人予以關注，或者說關注也說不清楚，弄不明白，索性閉上眼睛視而不見。

  就在學術界陷入誤區而不得解脫之時，曾侯乙墓30柄青銅戟橫空出世，以活生生的實物與現身說法解開了千古之謎。考古人員發現，有的戟上鑲有銳利矛頭，即所謂的刺，但也有些戟並無刺。這批戟大多為三戈或兩戈聯裝，身上鑄有「用戟」或「行戟」的銘文，明確無誤地告訴世人，它就是史籍上記載的五兵之一青銅戟。由此可知，所謂戟與戈的區別，關鍵的一點是在於「有枝兵」，而不在於像郭沫若所說的「有刺」。也就是說，一戈一矛結合為「有枝兵」，雙戈或多戈結合的戟也是「有枝兵」。凡「有枝兵」者為戟，否則不是。如此而已。

  衛墓出土之銅鉤

  辛村與戈同出土之角質鉤

  戟（從右至左為有刺三戈戟、三戈戟、雙戈戟）

  注釋：

  [1]《考工記》一書未題明成書年代、國別和作者姓名，長期以來，學術界對它有不同看法。漢代鄭玄注《考工記》時，只在標題下寫了「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爾」之句，並未透露其他信息。唐孔穎達作疏時以為是西漢人作，賈公彥認為是先秦之書。清代學者江永認為是「東周后齊人所作」。及至今日，爭鳴不休，形成了多家觀點。但就目前情形看，多數學者認為，《考工記》是齊國官書，作者為齊稷下學官的學者，該書主體內容編纂於春秋末至戰國初，部分內容補於戰國中晚期。今天所見《考工記》，是作為《周禮》的一部分流傳下來的篇章。《周禮》原名《周官》，分別由「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組成。西漢時，「冬官」篇佚缺，河間獻王劉德取《考工記》補入。劉歆校書編排時改《周官》為《周禮》，故《考工記》又稱《周禮·考工記》。

  [2]阮元《揅經室集》卷五，引《中國兵器史稿》，周緯著，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出版。

  [3]參見《燕京學報》第五期，1929年6月。

  [4]郭沫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說戟》，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

  [5]引周緯《中國兵器史稿》，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出版。

  [6]引周緯《中國兵器史稿》，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出版。

  [7]參見郭寶鈞《戈戟餘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6年出版。

  [8]引周緯《中國兵器史稿》，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出版。

  [9]郭沫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說戟》，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

  [10]參見郭寶鈞《戈戟餘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