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主死亡密碼

  在編號為E67的衣箱一側，描繪了相對的兩獸，一獸背部繪一鳥佇立，另一獸的上方繪一鳥展翅，鳥後一人奔跑並揪住鳥的尾巴，另一手持棍，似在打擊飛翔的鳥。鳥的上下有圓點。有研究者認為，圓點代表太陽，鳥或為日中之金烏，也就是平時人們看到的太陽黑子。後面的那個打擊者，可能是神話傳說中不自量力，整天像傻子一樣追日不止，最後渴死途中，手杖化為鄧林的夸父大叔。箱子上刻有「狄匫」，除了表示用於裝盛衣服外，還根據《周禮·內司服》所載：「榆狄，闕狄。」鄭眾註：「榆狄、闕狄，畫羽飾。」鄭玄註：「狄，當為翟，翟，雉名。」由此判斷出此箱應當為曾侯乙專門盛裝以鳥羽為飾衣服的箱子，或者說是盛裝后妃衣物的專用箱。

  編號為E61的衣箱，由於蓋面上有刻文「紫錦之衣」四字和一組神話故事的繪畫，特別令人注目。蓋面繪有斜向的蘑菇雲紋，雲紋大小不一，兩邊各繪有兩棵參天大樹，一棵較高，一棵較矮，高樹長出十一個枝頭，矮樹長出九個枝頭，每一枝頭上又長出一個光芒萬丈的太陽紋。高樹上立兩隻鳥，矮樹上立兩隻獸，其中一獸為人面，另一獸為側面，容貌不清。樹間都畫了一人挽弓射箭。這箭是系有繩索的矰繳，可以回收。上下兩幅圖中各有一鳥中箭墜落。有研究者認為：所繪之樹是通天的神樹扶桑，枝頭所繪圓點是太陽，弋射之人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后羿射日」傳說中的后羿，射下之鳥是日中金烏。蘑菇雲紋兩邊的圖畫，重複表現了「后羿射日」的故事。蓋面的邊緣還畫有兩條雙首人面蛇，雙蛇互相纏繞，這當是傳說中的女媧、伏羲圖畫。一側立面也畫了伏羲、女媧，並再次表現了「后羿射日」的故事。

  E61號衣箱蓋頂弋射圖（上左）及其一端（上右）一側（下）紋飾摹本衣箱圖示

  在衣箱箱蓋左端一角，研究者還發現了由20字組成的漆書，香港中文大學著名國學大師饒宗頤將其釋為：「民祀惟房，日辰於維。興歲之駟，所尚若陳。經天常和。」其大意是百姓之所以祭祀被稱為天駟的房星，是因為房星為農祥之星，星與日辰的位皆在同一方位北維。眾宿和歲星沒有牴觸，各得其所，故就會出現「經天常和」、天下太平的局面。E61漆箱上的圖像與漆書，是中國古代天文曆法的形象與文字相配的最早的記錄，其意之深遠，為學界所重。

  五件衣箱由隨縣轉至湖北省博物館後，譚維四專門聘請相關的專家、學者對其進行了詳細研究，希望能從中找到不為外行所知的密碼。但從E61、E67兩件衣箱的繪畫看，所繪的基本屬於神話故事。這類故事在史籍和其他墓葬中多有發現，已算不得什麼稀奇，暗含的歷史信息多數得到了破譯，再要找到不為人知的密碼，已相當艱難。因而，應邀前來的研究者在譚維四的具體組織下，著重瞄準E66號衣箱進行攻關，希望找到破譯的線索。

  從整體看上去，E66號箱體呈矩形，箱蓋拱起，與其他衣箱稍有差別。最為獨特的地方是蓋面正中有一個朱書篆文的大型「斗」字，與青龍、白虎兩幅巨畫。「斗」字無疑表示北斗星，環繞「斗」字周圍，書有二十八星宿名稱，這是中國乃至世界所發現的二十八宿全部名稱最早的文字記錄，故命名為《二十八宿圖》。宿也稱舍，即一個恆星月中，月亮每晚在滿天恆星中都有一個旅居的地方。它依據月亮每二十八天運行一周的規律，以恆星作為參照，將地球赤道上方的天空，劃分為二十八個不等的部分。每個部分作為一宿，用一個位於當時（即創立二十八宿時）赤道附近的星座作為標誌，並且用這些星座中一個星作為距星，以便量度距離。古人就是根據這個二十八宿體系來確定歲時季節，編制曆法，指導農業生產活動的。

  繪在E66號衣箱蓋頂上的二十八宿天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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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66衣箱蓋上各個星宿，按順時針方向排列，與人們平時仰頭觀察的天象正好相反。這個現象是西周初期存在於人們心中的宇宙觀念，也是「蓋天說」的具體反映。此種學說主張天是圓的，像一口倒扣著的大鍋；地是方的，像一張碩大無比的棋盤，二者結合就是「天圓地方」說。隨著社會實踐不斷更新發展，這一學說漸漸演化為「新蓋天說」，即「天像蓋笠，地法覆盤，天地各中高外下」。意為天像圓形的斗笠，地像扣著的盤子，都是中間高四周低的拱形。圓拱形的天，罩著拱形的地，這件衣箱的造型就是這種學說的象形表現。這件衣箱的繪畫作者以此為本體，將拱形蓋面想像為圓形的天穹，將箱底想像為大地，由箱底向蓋頂看，等於站在大地仰視天穹。而由蓋頂向下看，天象圖就自然要反過來畫才合乎宇宙本真。這只不過是畫匠一種內心視覺的表述方式罷了，他假設人能夠站在天體之上俯察宇宙，就像俯視衣箱一樣——事實當然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藝術中可以用這樣的手法表現。蓋面兩端，畫師灑脫地描畫了兩隻巨型青龍、白虎，青龍一端的側立面加有大蘑菇雲狀紋飾，白虎一端的側立面繪有一隻蟾蜍。箱的另一立面繪有相對的兩隻獸，另一面沒有彩繪。

  這件漆箱與相關文字繪畫一經公布，立即引起世界性轟動，當年舉行的中國天文史學會，特地邀請發掘曾侯乙墓的考古人員譚維四等前往介紹出土經過和相關內容。時已定稿並印刷等待開印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卷》，當編者聞聽這一消息後，立即決定停止印刷，對書中所涉相關內容重新修改，並加入了E66箱蓋上的天文內容。這件漆箱的圖片也迅速由中國傳向海外，被數十種雜誌，特別是天文雜誌作為封面廣泛傳播。歐美與日本等國的天文學家聞風而動，紛紛前往中國參觀實物，進行研究。一時中外震動，舉世矚目。

  之所以出現如此轟動的場面，其原因就在於這件衣箱蓋繪畫所蘊含的內容既豐富又玄妙，有的地方達到了神奇玄幻、妙不可言的境地。如中國古代的二十八星宿體系到底起源於何時，學術界一直爭論不休，有人認為商代就已初步建立了這一體系，甲骨文中有屬於後來二十八宿的名稱記載，而古典文獻《詩經》和《夏小正》也有個別星宿的記載，但這些顯然還不能證明當時已經形成了二十八宿的完整體系。

  據可考的文獻資料顯示，二十八宿最早見於《周禮》，這部形成於戰國時期的著作，只概說了一個總稱，並未列舉某星某宿相互對應的名稱。作為一個完整的總稱，它在成書於戰國晚期的《呂氏春秋》中有所記載。在這之前，最完備的二十八宿，相傳載於戰國中期（公元前4世紀）甘德的《天文星占》，以及石申的《天文》。惜二家的原著早已失傳，僅《漢書·天文志》中保存有甘氏和石氏關於二十八宿的星表。二者星名稍有不同，後來始依石氏而固定下來。今見《甘石星經》乃後人輯錄而成，已非原著，並為後人所偽托，實難為證。即使是按楚惠王贈送鎛鍾之後30年曾侯乙死亡的時間計算，這件衣箱下葬的年代也要比甘德、石申早了一個多世紀。可見二十八宿體系並不是傳說中的甘、石兩人所創立。他們很可能是根據前人的觀測成果，重新測量和整理，並以此編著成書而流傳於世的。若以《呂氏春秋》的記載為坐標，曾侯乙墓出土的這件漆箱蓋，把二十八宿形成時間的可靠年代，從戰國晚期一下提早到戰國早期，提早了約兩個世紀。如果考慮到曾國是一個小國，並且二十八宿只是作為一種裝飾圖案描繪在箱蓋上，二十八宿體系在當時應該是一種被普及的天文知識了，它形成的時代，必定比這件文物下葬的年代還要早出許多個年頭。

  至於二十八宿體系源於何地，更是世界天文學界爭論不休而遲遲未得到解決的難題，由於各自推算和考證的方法不同，所得的結果也不一樣。古代的中國、巴比倫、印度、阿拉伯等國家，都運用二十八宿來觀察星象。國內外一些學者認為二十八宿起源於中國，並對此做了許多詳盡的考證，如荷蘭人斯特萊赫爾在1875年出版的巨著《星辰考源》，從天文、地質等方面指出二十八宿的分布、起訖、命名的意義等，均與中國當時的氣候、社會生活習慣相對應，與希臘所見的天象則毫無關係，並說：「中國天文學歷史悠久，全部星座名稱自成一統，而西方星座與中國相同者甚多，均由中國傳入。」斯特萊赫爾還認為：古代世界關於星座的劃分，希臘抄襲了巴比倫和埃及，而巴比倫和埃及使用二十八宿坐標的時代，並不早於中國的西漢。所以，他認為二十八宿的星空區劃，是中國人創立的，西方的二十八宿都是從中國傳過去的。

  日本著名學者新城新藏所著《二十八宿起源說》認為：二十八宿是中國在西周初期或者更早的歷史時期創立的，春秋中期以後，從中亞傳到印度，再傳入波斯和阿拉伯等地。

  中國科學家竺可楨從公元20世紀40年代起，開始研究二十八宿起源於哪個國家和民族的問題。1951年，他曾推斷中國有完整的二十八宿體系「大概在周朝初年」。1956年，他又認為不會早於公元前4世紀。1976年，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夏鼐發表了《從宣化遼墓的星圖論二十八宿和黃道十二宮》的論文，在進一步補充和豐富竺可楨這一論點的同時，痛斥了一些「不懷好意」的帝國主義國家學者的謬論。如「明末西洋來華的反動的耶穌會教士們，誤認為我國的二十八宿及與相關的十二星次，便是巴比倫、希臘天文學的黃道十二宮的翻版。後來主張『中國文明西來說』的西洋漢學家，多仍襲這種錯誤的說法。直到最近，還有借『中國文明西來說』以反華的蘇修歷史家，在討論殷商文化元素時，胡說什麼中國在當時借用了西方的『黃道帶』概念。」[1]

  通過對宣化遼墓壁畫中一幅星圖，包括有二十八宿和黃道十二宮圖形的研究，夏鼐旗幟鮮明地指出，二十八星宿體系的創立最早發源於中國。最後總結說：「二十八宿的巴比倫起源論是沒有根據的。中、印二國的二十八宿是同源的，而中國起源論比較印度起源論具備更為充分的理由。二十八宿體系在中國創立的年代，就文獻記載而言，最早是戰國中期（公元前4世紀），但可以根據天文現象推算到公元前8至前6世紀（公元前620±100年）。雖然可能創始更早，但是公元前4世紀以前的文獻中只有個別的星宿的名稱，文獻本身未足以證明這些星宿是已成為體系的二十八宿的組成部分。」又說：「我們不否認古代各民族的文化是互相影響的，但是像蘇修歷史家那樣，胡說什麼中國的二十八宿是借用西方的『黃道帶』概念，這不過是企圖復活『中國文化西來論』的老調，歪曲歷史事實以製造反華輿論。在客觀事實面前，這種別有用心的企圖，只能遭到可恥的失敗。」

  夏鼐論文中的宣化遼天慶六年墓的星象圖（摹本）

  曾侯乙墓E66衣箱二十八宿天文圖的發現，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這是迄今所見世界上最早的二十八宿天文圖。竺可楨、夏鼐兩位學術大師把二十八宿的起源定在中國，且推斷其起源時間為公元前7世紀，即春秋時代當是可信的。若按事物循序漸進的發展規律推算，二十八宿的起源或許比這個推斷還要早些。

  由於處在天球的不同位置，二十八宿又被古人平均分為東、西、南、北四組，每組七宿，分別用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等動物的形象來表示。這一組對應關係的文獻起源於秦漢時期，後人普遍認為四象是從二十八宿演變而來的。[2]

  曾侯乙墓E66衣箱天文漆畫的發現，修改了這一歷史錯誤結論，不僅將四象與二十八宿相對應的記錄提早到戰國早期，而且促使歷史學家不得不對二十八宿與四象的關係問題重新考慮並做出新的抉擇。

  在研究中，專家們注意到了一個特殊現象，即E66衣箱天文圖上只畫出了青龍與白虎，並沒有出現文獻記載中的朱雀與玄武，但是青龍與白虎在圖上的位置，與四象的劃分基本一致。這一現象令學者們在感到困惑的同時，也倍受刺激，深感其中一定含有什麼外人不易察覺的隱秘。經深入研究才逐漸覺悟到，之所以沒有出現朱雀、玄武的圖像，可能是衣箱蓋上不再有空餘的畫面，畫工只好將其省略了。二十八宿的名稱是在寫好「斗」字並畫好青龍、白虎後，於間隙中填補的。不過在箱身的另一面卻畫著鳥形的怪獸，有研究者認為這就是代表南方的朱雀。如果按這一思維方式推斷，箱身的另一面應有代表玄武的圖像或喻義才能對應，但對面卻塗滿了黑漆，望之黑乎乎一片，如同漆黑的夜幕，什麼也沒有。這又做何解釋呢？

  對此，譚維四等專家認為：「把天球分為東、西、南、北四方，用動物和顏色來標誌它。東方是青龍，西方是白虎，南方是朱雀，北方是玄武。青、白、紅、黑都有了。」這個說法，只是一種外在的樸素的標誌，譚維四與相關專家還意識到，當時人們對天象的觀念，除了依此定時節，指導農業生產活動外，又從中泛延出了一種帶有濃厚迷信色彩的占星術，把星象與人的命運或者國家的命運連在一起，成為一種「宿命論」。如《左傳》《國語》中的不少記載，就把歲星十二次與當時的十二國相聯繫，某一星次中的天象變異便預示與它有關的哪一國要發生重要事件。如國家的滅亡、國君的死喪、年歲的災歉等。《周禮·春宮宗伯》說：「保章氏掌天星，……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到了漢初的《淮南子·天文訓》，則又把天上的九野二十八宿與華夏大地上的十三國的國家大事密切聯繫起來。後來乾脆把各地州郡也與星象強作聯繫來分析，以配合分野次舍。《史記·天官書》則有「二十八宿主十二州」之說。與此同時，星相家還根據人的生辰八字，對應天相，以此推占其人的壽夭貴賤，使「宿命論」更加細化與具體化。葛洪《抱朴子·辯問卷》更一針見血地說：「人之吉凶，制在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這種聯繫，後來發展為遍及朝野的「星命」之術，這種術數其生命力之強，影響之深遠，直到21世紀，仍有人深信不疑，並為此傾注滿腔熱情。

  針對古代這一明顯帶有唯心主義加迷信色彩的星象分野學說，譚維四與邀請而來的專家認為，生活在曾侯乙時代的人們，特別是上層的貴族階級，肯定不同程度地受到占星術與星象分野學說的影響。以此推論，曾侯乙墓中衣箱所繪圖畫，也有把人的吉凶禍福與星象聯繫起來，並把這種信息留存於繪畫中的可能。按照這一思路研究下去，終於從「山有小孔，仿佛若有光」的小隧道，一下子進入了土地平曠、阡陌縱橫的桃花源，豁然開朗。

  在二十八宿其中之一「亢宿」之下，清晰地寫著「甲寅三日」四個字。

  這顯然是個時間的標誌，這個時間意味著什麼呢？甲寅三日，到底是指哪一年哪一日？與曾侯乙本人的「妖祥」是否有內在聯繫？查日本漢學家新城新藏所編《戰國秦漢長曆圖》會發現，公元前433年農曆五月初三正是甲寅日。受這一研究成果鼓舞的譚維四等人又邀請天文學家進行推算，結果不但表明上述日期準確，而且這一天北斗星的斗柄也正好指在「亢」的位置上。天文學家還進一步推算出，在那一天的黃昏，北斗七星隱沒在地平線下，人們已無法看到。原來，這是描繪公元前433年農曆五月初三黃昏時候的天象圖。

  至此，E66衣箱星象圖的玄機奧秘得以破解，它與曾侯乙的命運果然有著神秘的聯繫，曾侯乙的死亡之謎也隨之浮出水面——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33年農曆五月初三黃昏時分，曾國國內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朝堂之上，奏鍾石笙筦未罷，天大雷雨，疾風髮屋拔木，桴鼓擂地，鐘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走。雷電交加中，一陣怪風襲來，「嘩」的一聲盪滅了燈火，沉沉黑暗中，一代國君曾侯乙極不情願地咽下了最後一口氣，撒手歸天。

  注釋：

  [1]夏鼐《從宣化遼墓的星圖論二十八宿和黃道十二宮》，載《考古學報》1976年第2期。據夏鼐在此文的解說：「1974年冬，河北省文管處和省博物館，發掘了張家口市宣化區下八里村的一座遼代仿木結構的磚墓。在後室穹窿頂部的正中央，發現了一幅彩繪星圖。根據所發現的墓誌，墓主人張世卿，以進粟授右班殿直，死於遼天慶六年（公元1116年）。這個地主階級的人物，是一個佛教的虔誠信徒。他生前修廟建塔，墓中東壁的壁畫中繪有侍者為墓主人準備誦讀佛經的場面，桌上放著《金剛般若經》和《常清淨經》。這些都表示墓主人妄圖死後還能享受剝削階級的生活。」又說：「墓頂星圖繪於直徑2.17米的圓形範圍內，中心嵌有一面直徑35厘米的銅鏡，鏡的周圍繪重瓣蓮花；再外便是二十八宿和北斗七星等星宿，環繞著中心蓮花做圓周形分布。背景為蔚藍色，象徵晴空。這些星宿都作朱色圓點，每一星座的各星之間以朱色直線相聯繫。北斗星座在北方，斗柄東指。二十八宿中張在南，虛在北，昴在西，房在東，其餘依次序排列。二十八宿與中心蓮花之間有九顆較大的圓點：其中一顆特大的，作赤色，中繪金烏；其餘八顆，朱、藍二色各占一半。最外的一層，分布著黃道十二宮圖形。各圖形分別繪在直徑21厘米的圓圈中。它們的位置，白羊宮和婁宿相對，其餘各宮順著鍾針動向依次排列一周。原報告以為九顆大圓點中有金烏的為太陽，這是對的。至於未能確定代表何星的其餘八顆，我以為當是代表月亮、五行星和計都、羅二星。它們和太陽在印度的天文曆法中稱為『九曜』。」

  [2]中國古代把二十八宿分作四組，每組七宿，並將各組的七宿想像為一種物象，分別以龍、鳥、虎和龜蛇命名，稱為「四象」。發展到後來，又將這「四象」與東、南、西、北四方以及青、朱、白、黑四種顏色聯繫起來了。其關聯與名稱分別是：

  東宮青龍：角、亢、氐、方、心、尾、箕

  北宮玄武：斗、牛、女、虛、危、室、壁

  西宮白虎：奎、婁、胃、昴、畢、觜、參

  南宮朱雀：井、鬼、柳、星、張、翼、軫

  以上記載來源於《甘石星經》。甘德和石申二人生卒年月皆不詳，大概生活在戰國中期。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著有《天文》八卷，早佚。後人拾遺補闕，把甘德和石申測定恆星的記錄稱為《甘石星表》，又稱《甘石星經》。它是世界最古老的星表之一，比希臘天文學家伊巴谷在公元前2世紀測編的歐洲第一個恆星表還早約200年。今存的《甘石星經》為兩卷，其中雖有一些後人增添潤色之辭，仍不失原書面貌，是一部對天文研究有很高科學價值的文獻。甘德、石申的研究成果為歷代天文星相家所重視，在正史的天文志類中，大量引用了他們的研究成果。隨著近現代科學的發展，月球背面的環形山，均用已故世界著名科學家的名字命名，其中選用了5位中國人的名字，因為石申對天文學研究做出了傑出貢獻，所以他的名字也登上了月宮。以石申命名的環形山，位於月球背面西北隅，離北極不遠，月面坐標為東105°、北76°，面積350平方公里。

  對於曾侯乙墓出土衣箱蓋繪畫以及二十八宿完整體系形成的年代問題，武漢師範學院教授曾昭岷、李瑾對此有不同的看法。按曾、李二人的觀點，衣箱蓋上的二十八宿作為一個完整體系，形成的年代不會早於戰國中期，而曾侯乙墓入葬年代應在戰國晚期。也就是說，比湖北省博物館考古人員譚維四、郭德維等研究者認同的年代，分別後延了一個世紀左右。

  曾、李二人的理由是：「二十八宿中個別名稱出現的時代，可以上推到甲骨卜辭，丁山先生於此已做過一番嘗試。可是，直到春秋晚期的文獻中還沒有出現過完整的宿名。戰國中期的天文星占家甘德的星表上也仍然只有25個宿名。數十年以後，天文星占家石申的星表中才出現了完整而固定的宿名。隨墓二十八宿星名序列及星數與甘氏體系參差較大而頗近於石氏體系，說明此墓的年代不得早過甘氏。」又說：「我國二十八宿體系形成的年代，一般多據文獻記載和運用近代天文學方法推算以進行探討，後者以前者為前提。文獻無證，推算結果往往落空。所以竺可楨先生的看法，前後變更了三次：第一次認為我國二十八宿的起源始於四五千年之前；第二次以為『大概在周朝初年已經在應用二十八宿』；第三次以為不會比公元前4世紀更早。三次看法的年代逐步後移，最末一次看法與文獻記載相合。於此說明：天文學方法推算雖然較為精確，但也不能不奉歷史記載為圭臬。」

  最後，曾、李二人總結說：「我國二十八宿體系既然形成於戰國中期，則具有二十八宿完整體系的天文圖出現之隨縣擂鼓墩一號墓，其年代就絕不可能是在戰國早期，更不可能在春秋戰國之際。」（曾昭岷、李瑾《隨縣擂鼓墩一號墓年代、國別問題芻議》，載《武漢師範學院學報》1979年4期）

  對於曾、李二人的觀點，曾侯乙墓的主要發掘者之一、湖北省博物館考古學家郭德維斥之為「荒謬絕倫」「類比方法也是不對的」「純屬牽強附會之說，實不足信」。同時指出：「就文獻記載來說，在《詩經》和《夏小正》等書中，早就有了二十八宿中一些宿的名稱，如火（心宿）、箕、斗、定（營室，車壁）、昴、畢、參、辰（房）等。而在殷墟甲骨的卜辭中，就有關於鳥星、大火星等等記載，由此又可證上述文獻記載的正確。正因此，既然在商代就有了二十八宿中的一些名稱，而經過1000多年到戰國早期出現了二十八宿的完整體系又有什麼不可呢？怎麼又能因此而把整個墓的時代往後拉呢？若因此而往後拉顯然又是很荒謬的。這樣用二十八宿的出現來論證曾侯乙墓的時代也是幫不了他們的忙的。」（郭德維《隨縣曾侯乙墓的年代——與曾昭岷、李瑾同志商榷》，載《武漢師範學院學報》1980年1～2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