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穿越歷史的迷霧 鎛鍾透露的歷史隱秘

  楚惠王埋下的這把鑰匙，就深藏在曾侯乙墓之中。

  當氣勢恢宏、湮沒2000多年的編鐘，穿越雲遮霧繞的歷史隧道和滾滾風塵，再度於曾侯乙墓那幽深的地下宮殿現世的時候，考古人員和從全國各地趕來的專家學者所看到的是這樣一個場景：以巨龍盤旋狀聳立於墨綠色淵潭的青銅編鐘，最下層中間部位的一件鐘形體貌相極為特殊，整體健碩突出，顯然是一個另類，與其他甬鐘不能匹配。待擦去覆蓋的泥水，在鐘體的中間部位發現了一篇銘文。經北京大學古文字專家裘錫圭等釋讀，銘文共31字，釋讀為：

  隹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陽，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於西陽，其永持用享。

  這段文字令現場發掘的考古人員與前來研究的學者隱約感到與楚惠王有關，有人依此推斷，眼前這個大墓，很可能就是楚惠王的葬所。為此，發掘人員與相關專家之間因意見分歧而發生爭論。當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和著名專家顧鐵符從北京來到現場時，面對這件特殊的鎛鍾和鐘上的銘文，皆深感隱含一種秘密，但不能立即做出決斷。後來，隨著研究不斷深入，內含的隱秘才得到破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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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鎛鐘上的31個字，說的是楚惠王為曾侯乙製作宗彝的事。釋讀可知，「隹王五十又六祀」，指這位王在位的第56年；第三句「楚王熊章」，即楚惠王。據史籍記載，楚國前前後後共有40餘位王，在位超過56年者唯有楚惠王一人，而楚惠王的姓名正是熊章。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33年，說明這套宗彝鑄於這一年。

  鎛鍾銘文

  對於裘錫圭的說法，研究者既感到有其合理之處，也有未盡如人意之點。顧鐵符在一次討論會上，對此提出了諸多疑問：「楚惠王五十六年，惠王本人可能已經七八十歲了，而曾侯乙才四十幾歲，而這位大國的老前輩給這個小國的年輕人送這樣重的禮物，也是罕見的。在春秋戰國之際，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化干戈為玉帛是有的，但楚國與隨國關係的變化，似乎太突然，這究竟是為什麼？楚國從武王時候起，至莊王三年止，把今湖北省境內的和河南南陽地區的小國，包括最強悍的庸等國，都已經滅掉。而單獨把這一帶最大的，又是姬姓的隨國留在那裡。從當時兩國的力量來說，楚國比武王的時候已經增大了不知多少倍，比成王時候亦大得多了。至於隨的力量，在『以漢東諸侯叛楚』的時候，已經『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從輿論來看，已經遠比不上楚國了，當然更不用講莊王時候了。明知力可以滅隨，並且除隨之外，周圍的已經都被滅掉，而獨不滅隨國，是為了什麼？」[2]

  墓中出土青銅鎛鐘上的31字銘文

  對於裘錫圭的觀點和顧鐵符的疑問，歷史學家李學勤提出了不同見解並做了這樣的回答：公元前433年，就是曾侯乙死亡之年。按李學勤的說法：作某人宗彝，就是製作祭祀該人的祭器，該人必然是已死了的，這是銅器銘文的通例。「返自西陽」應解釋為報自西陽，古代稱「報喪」為「報」。「反」和「報」兩字在古書中常常互相代用。銘文中既說「返自西陽」，又說作宗彝奠之於西陽，這是什麼意思呢？用現代通俗的語言解釋就是：楚惠王五十六年，從西陽得到曾侯乙去世的訃告，惠王製作了曾侯乙宗廟所用的禮器，在西陽對他進行祭奠，並永遠用以享祀。這個墓出土的竹簡也記載墓主下葬時，楚、宋兩國曾來會葬，楚國自王以下都贈了車馬等物，可以同銘文互證。那麼楚惠王為何要製作一套鎛鍾放在曾國的宗廟裡，恭敬地祭祀曾侯呢？當時楚國稱霸一時，決不會輕易地對一個小諸侯國給予這麼高的禮遇，又為何遲遲不滅力量逐漸懸殊的隨國？但如果曾即是隨，這個問題便不難解釋了。一個標誌性轉折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伍子胥、孫武統率吳師伐楚事件。

  李學勤在歷數了公元前506年，吳師伐楚這場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大決戰，以及楚昭王奔隨避難的故事之後，又說：「此後《春秋》一書中又出現了『隨侯』的名號。對此，杜預註：『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即中原各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估計曾侯乙就是保護了楚昭王的隨君的後裔，楚惠王鑄編鐘來祭享他，正是報德之意。」[3]

  對於裘、李二人的不同意見，參加擂鼓墩曾侯乙墓發掘的方酉生認為，若根據裘錫圭的說法，曾侯乙死年在45歲左右，估計他在位之年為30年左右的話，這樣從楚惠王送鎛鍾到曾侯乙死年，早、晚可以相差30年，也就是曾侯乙墓的下限年代可以晚到公元前400年左右，這個顯然不太合適，因而李學勤之說更接近於歷史的真實。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楚惠王這時已經在位56年了，加上他未在位之年數，恐怕他這時已經是一位六七十歲高齡的老人了。按照常理，這樣年邁的國王是不會輕易地出國的，尤其親自到一個小國去。假如這種分析能夠成立的話，那麼曾侯乙墓的下限年代，最遲不會晚於公元前430年。如果按照裘錫圭的說法，楚惠王為什麼在他如此年邁之時要去西陽，又為什麼從西陽返回楚都後，馬上要給曾侯乙作宗彝等，都不好解釋。所以裘氏的說法可能性較小。

  銘文中所說的「西陽」在哪裡呢？學者曾昭岷、李瑾認為，西周末年居於南陽盆地附近的曾侯國，東周而後，不知何時遷到了淮水支流黃水附近，這裡有個地名「西陽」，實即《曾侯鍾》銘之「西陽」。《元和郡縣制》載：「西陽故城，在今河南光山縣西二十里。」西陽即曾國故都。

  按照這一說法，曾國與現在的隨縣沒有任何關係，所謂的曾侯乙墓也就不好解釋為什麼要埋在擂鼓墩了。還有學者考證認為西陽的位置在楚國都城鄀，即今湖北宜城附近。但方酉生對此表示不敢苟同，恰恰是因有了擂鼓墩古墓的發現，才足以證明曾（隨）國國都西陽的位置就在今天的隨縣縣城附近。方氏說：「從田野考古發掘已經了解到，我國古代的王墓，一般都埋葬在國都附近相距不遠的地方，夏、商、周三代都是如此。這是不爭的事實。曾侯乙墓位於今隨縣縣城之西北約2公里，隨之大賢季梁墓在今縣城東部約1.5公里處。而且據考古工作者通過鑽探了解到，在擂鼓墩地下，還保存有200多座兩周時期的墓葬，這個發現十分重要，因為這些都是國都具備的條件之一。眾所周知，都城是生人活動的場所，墓地是死人的歸宿地，兩者是連為一體的。不是都城不可能在附近出現數量這麼多而且重要的墓葬區。所以我認為曾（隨）國的國都西陽位於隨縣縣城及其附近。而且考古工作者已經在隨縣縣城及北部發現有兩周遺址，這就更加證明了這點。至於曾（隨）國的國都為什麼稱為西陽？對於這個問題目前還不能做出肯定的答案，我的意見是否與位於溳水之北（水北為陽）有關係？但對「西」字還不能找到確切的解釋。希望學者進一步深入研究。」[4]

  春秋早期方城內外略圖（引自《楚史》）

  從方酉生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儘管他不同意銘文中的「西陽」在今光山縣西二十里和今宜城附近之說，堅持「西陽」就是當今的隨縣縣城，但只是推測，未能舉出令人信服的證據。有研究者承認方酉生的隨縣即「西陽」說，但對其贊成曾侯乙的死亡年代，即公元前433年又有別議。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人聰認為：鍾鎛的作用，既可宴享賓客，亦可祭祀先祖，這類樂器若陳列在宗廟裡，也可稱為宗彝。銘文中既說楚惠王為曾侯乙宗廟作彝器，可知曾侯乙已經死去。銘文的最末一句為套語，喻永持用享之意。由銘文的釋讀，可知此時的曾侯乙肯定已經死亡，死亡時間絕不會晚於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但可能略早於這一年，下葬的年代當在這一年稍後。其理由是：「這件鎛鍾是楚惠王為曾侯乙宗廟作器，而非為送葬所作。只有在鎛鍾送到曾侯乙宗廟之後，曾國人才能從中取一件來陪葬。從鑄造這樣一整套大型的編鐘，到送至曾侯乙宗廟，最後再取出一件入葬，這一系列事，要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辦成，恐非易事。所以，該墓的年代應以楚惠王五十六年稍後才較合情理，其上限當然絕不會早於惠王五十六年。」[5]

  考古鑽探發現的擂鼓墩墓群位置示意圖（引自《關於擂鼓墩墓群》）

  對於王氏的說法，有人表示贊同，也有人表示反對。有研究者不但同意李學勤、方酉生的觀點，且還進一步考證出，曾侯乙的死亡時間就是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五月初三日，其主要依據就是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衣箱。這是解開墓主人死亡之謎的一把最為隱秘和玄妙的鑰匙。

  當楊定愛等考古人員決定清理曾侯乙墓東室時，無論是現場的專家學者還是圍觀的看客，其注意力和興奮的焦點都集中到槨室中間那具小山一樣的棺槨上，猜測棺槨是否安置刀槍暗箭，盛放毒氣，以及屍體是否完好等等，對橫七豎八或仰或躺分布的各種器物則沒有多大興趣。楊定愛從棺槨下悄悄掏出在觀眾看來最為「值錢」的金盞等器物，並秘藏於雷修所所長辦公室的保險柜後，接著開始清理「不值錢」的「破盆爛罐」。就在這期間，清理人員從槨室的西南隅，一下搬出了五個大衣箱。衣箱皆木質，除編為E66號的衣箱為朱漆外，其他四件皆髹漆，繪以朱漆花紋，但紋飾各不相同。箱身、箱蓋分別用一塊大型整木剜鑿而成。箱身呈矩形，內部剜空較深，便於盛物。蓋呈拱形，內空較淺，頂部的兩側各凸出一個凹形鼻，以便抬扛，開啟和翻置時可起足的作用。箱身與蓋的四角向兩端均伸出把手，把手中部周邊刻有淺槽，便於扣合後捆縛和繫繩扛抬。其中有四件衣箱的頂部陰刻銘文，一件刻有「紫錦之衣」，由此可知此類器物當為裝盛衣服的箱子，故被稱為衣箱。

  清理時，因墓坑積水日久，五件衣箱皆飽浸泥水，有的已漂浮翻覆，蓋底分離，箱內未見衣物。楊定愛等清理人員找遍了槨室，也未找到一點衣物殘片，估計所盛衣物已腐爛如泥，加上連續抽水，衣箱浮動，腐朽物也隨之像泥漿一樣四散漂流，不可再見了。當時考古人員沒有想到幾件看上去非常普通的衣箱，會出自一座王侯的墓室，更不會想到成為名震天下的珍貴文物。

  這五件衣箱之所以出現「埋藏千年沒人問，一朝出土天下知」的奇觀，自然不是木質優良和製造精美，而在於暗含的密碼和歷史隱喻。正是對其密碼的成功破譯和對歷史隱喻的詮釋，才使其身價萬倍，為天下所矚目。那麼它的玄機奧妙在何處？經過專家分析研究，這一玄機奧秘就暗藏在衣箱蓋的繪畫之中。

  注釋：

  [1]裘錫圭《談談隨縣曾侯乙墓的文字資料》，載《文物》1979年7期。

  [2]顧鐵符在隨縣與曾侯乙墓發掘者談話，整理後發表於《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0年2期。

  [3]李學勤《曾國之謎》，載《光明日報》1978年10月4日。

  [4]方酉生《曾侯乙墓的神奇之謎》，載《神奇的擂鼓墩》，隨州市政協學習文史資料委員會編，2002年印刷（內部發行）。

  [5]王人聰《關於曾侯乙墓的年代》，載《江漢考古》1985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