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隨交鋒

  從西周早期，至遲在昭王時代，位於今山東、河南、陝西南部的幾個姬姓和姜姓諸侯國，陸續南遷至江淮之間，立足生根。這幾個國家的前鋒則是姬姓的曾國和唐國，以及姜姓的厲國。若把桐柏山、大別山以北淮水流域的若干姬姓國也算在裡面，在漢陽諸姬中，文化最高、經濟最發達、名聲最大者當是以隨城為都的曾國。從歷年來出土的地下文物推斷，它的冶金製造業，特別是銅器的製造工藝水平，與中原各大諸侯國不相上下，在某些方面還超越了。雲集在漢東之地十幾個大大小小的姬姓與姜姓諸侯國，像一個半島，伸進了蠻夷的海洋，離他們不遠的東南和西南部，就是揚越、楚蠻和巴人。周昭王南征慘敗以至身亡的教訓時刻提醒著他們，再也不要輕易南進了，就在漢水一帶穩住陣腳，坐地生根發芽，慢慢等待成長壯大。而作為在漢水以南富饒的平原上立足生根久遠的「荊蠻」，到了熊渠時代已經做大，且在今當陽、江陵、荊門一帶建立了一個牢固的根據地，又在今鄂州一帶建立了一個雖未必牢固，卻足以和根據地遙相呼應、從側面支援的據點。荊楚的強大，令其他諸侯國望而卻步，而在那些「離居」和「無君」的漢水以南部落，因其弱小和卑微的地位，自是唯荊楚馬首是瞻，情願或不情願地為其效犬馬之勞。在這樣一種氛圍和環境中，楚國的強盛與北進只是時間和機會的問題了。

  「江漢之陰陽」略圖（引自《楚史》）

  楚國要稱雄於南方，僅控制江漢西南部是不夠的，非全盤控制長江中游，特別是這一帶的有色金屬產地不可。要全盤控制這一帶的有色金屬，特別是用以製造兵器和禮器的銅錫產地，就必須擊敗漢東的曾國與申國。西周滅亡，平王遷都洛邑之後，儘管中原諸侯對申、曾聯合犬戎弒殺周幽王的做法大加斥責，並在正史中貶曾為隨，但事情總有它的兩面性，還有許多複雜因素摻雜其間。申、隨二國畢竟有功於東周，在新天子及朝臣連同一批既得利益者的新貴們庇護下，申、曾藉機得到了發展，申順理成章地成為漢陽諸姜之首（襲姜太公之姓，太公稱姜尚，又稱呂尚，因而姜、呂相通），隨國也逐漸成為漢陽諸姬的老大。與申相比，隨國更加強大，這當然不是它受到來自天子王朝的庇護比申國多，而是它自身擁有的地理優勢，特別是與稀有的金、銅、錫等有色金屬有著緊密關聯。據專家考證，傳世的《曾伯霖盙》作於春秋早期，其銘文有「克狄淮夷，抑燮繁湯，金導錫行」等字樣，大意是：曾伯擊敗了淮夷，平定了繁陽，使運送銅錫的道路得以暢通無阻。據現代楚史研究者張正明考證，此器應為姬曾之器而非姒曾之器，理由是繁陽在今河南新蔡縣，距姬曾近而距姒曾遠，且姬曾國力強，姒曾國力弱。周人經略南土，主要目的在於獲得以銅為主的有色金屬。曾國當時是最靠南的一個姬姓國，因而也是離長江中游銅的產地最近的一個姬姓國，對於維護銅錫北運的道路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從後來出土的大量青銅器看，曾國或說是隨國乃是春秋戰國時代長江中游地區青銅器鑄造水平最高的一個諸侯國，擂鼓墩古墓出土的曾侯乙編鐘及數量眾多的青銅兵器和其生活器具，就是鐵證。

  

  考古專家白榮金等修復的曾侯乙墓出土皮馬胄

  但楚國要擊敗曾國（南按：因曾、隨關係不斷變化，在以下敘述中，曾、隨二名混用），非使自己的實力與戰略戰術超過曾國不可。在西周滅亡之後的半個多世紀裡，楚對周邊地區小國不斷討伐，先後伐庸、伐鄂、伐權，屢屢得手，聲威大振，勢力大增。但對待隨國卻謹小慎微，偶有試探性攻擊，又屢不得志。在漢水東岸強大的隨國與盤踞在南陽盆地的申國，呈虎狼之勢蹲守在中原的南大門，對周邊國家虎視眈眈。楚國要想稱雄江漢並稱霸天下，就必須剪滅這兩條阻擋楚人前進的虎狼之輩，於是滅隨與滅申，就成為楚人在戰略上遲早要解決的心腹之患。到了楚國熊通在位的時候，經過幾十年的策劃儲備，一改過去只有北方稱為「徒兵」，而南方有時稱為「陵師」的步兵對付群蠻的戰法，仿效中原戰陣特色，組建起一支能在隨棗走廊馳騁疆場的車兵。當一切準備就緒後，楚武王（熊通）三十五年，即公元前706年，趁隨土歉收，隨人乏食之天時，楚人出動步騎、車兵，以精銳之師渡漢伐隨，歷史上楚隨首次大規模、正式交鋒對壘的建鼓由此敲響。

  楚人出兵前，大夫斗伯比對熊通說：「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左傳·桓公六年》）斗伯比是楚國一位傑出的謀略家，深知楚的實力雖強，但仍沒有強大到僅靠一次出師就可以剪滅隨國的程度，畢竟隨人在漢東已經營了幾百年，號稱「漢東之國隨為大」。只有採取「伐謀」與「伐兵」相結合的戰略，才能達到戰爭的預期效果，熊通聽畢深以為然。於是，此次楚人出兵，意不在摧毀隨都，剪滅其國，而是謀略與兵戈相輔，迫使隨國臣服，做楚國的附庸。

  曾侯乙墓出土的皮甲冑與銅兵器（甲冑由白榮金等專家修復。從墓中出土的大量兵器與防護裝備推斷，當時的曾國具有較強的作戰力量）

  熊通聽罷，認為有理，正準備照其行事，身邊的大夫熊率且比說：「方法雖好，但有季梁在隨國，我們是瞞不過他的。」

  斗伯比對此似乎早有所料，說道：「若隨師上當出兵，則我勝，若聽從季梁而不出兵，對我們以後的戰略也有極大的好處。少師其人將因得寵而排除異己，專權任性，對楚國下次伐隨會有利的。」

  熊通聽從了斗伯比的計謀，下令把軍隊偽裝了一番，隨國的少師來到楚軍陣中，歪著鼻子斜溜著眼觀看一番後，當場撇了撇嘴，大不以為然。回城後，少師果然向隨侯稟報楚人乃一群烏合之眾，徒有陣勢，不堪一擊，隨國應當立即出師迎戰。一旦隨軍出城，楚人將聞風喪膽，一觸即潰。隨侯聽罷，正準備聽從其計，大夫季梁卻阻攔說：「上天正授予天命給楚國，楚軍做出軟弱姿態，大概是要引誘我們。君王急什麼呢？下臣聽說過小國能抵抗大國，是由於小國有道而大國邪惡。所謂道，就是對百姓忠心，對神靈誠信。在上面的人想到有利於百姓，這就是忠心；祝史用真實的言辭祝禱神靈，這就是誠信。現在百姓挨餓而君王滿足私慾，祝史假報功德以祭告神靈，下臣不知道這樣的小國怎能抵抗大國。」

  對於季梁明顯含有譏諷和批評意味的話，隨侯極不樂意聽，但又不得不聽，只是聽後大為不快，遂辯解說：「我祭祀用的牲畜都很肥壯，祭祀的穀物也都豐盛齊備，怎麼不誠信？」意思是你傻扯什麼？

  季梁不卑不亢地說：「百姓，是神的主人，因此聖明的君王先教養好百姓，然後盡力奉神……所謂芳香遠聞，不單指祭品而言，也是指沒有邪惡之心。所以要提倡致力三時，推行五教，親近九族，以此來虔誠地祭祀宗廟鬼神。這樣一來，百姓和睦，神靈也降福給他們，因此事情一做就能獲得成功。現在百姓各存一心，鬼神也缺乏主人，雖然君王自己祭祀豐盛，又能有什麼福分呢？君王姑且治理好政事，同時親近同姓的兄弟國家，也許可以免於患難。」

  隨侯聽罷，儘管心裡仍不服氣，但思前想後，感到季梁說得有理，深為惶恐，於是不再任由那個整日溜須拍馬的少師擺弄，下決心罷兵與楚國言和，著手治理政事。楚國一看隨侯聽從了季梁的計策，遂不敢進攻。

  此番對話見於《左傳·桓公六年》「季梁諫追楚師」，原文是：

  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

  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

  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季梁，具體生卒年月不詳，從古籍記載中，可知季為其氏，梁為其名，是春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軍事家。其人不僅對隨楚關係的政治格局產生過重大影響，而且成為開儒家學說先河的重要學者之一，尤其是其哲學思想、政治思想和軍事思想，更是閃耀出穿越時空的光芒。對季梁的思想和政治才能，楚人可能比隨人更加尊重他，而季氏的影響力在楚國也比在隨國更深入人心。唐朝一位叫李白的流浪詩人曾說過「神農之後，季梁為大賢」的話。季氏當年向隨侯提出的「避實擊虛」軍事思想，被後來大軍事家孫武加以總結髮揮，成為著名的戰爭指導原則，即「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孫子兵法·行軍》）而「民主神主」的思想，則是季梁哲學思想的精髓。這裡的「主」當為「主宰」之意。這一思想是對中國進入奴隸社會以來占統治地位的天命神權思想的大膽否定，並對當時起於青萍之末的無神論思想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中國哲學的結胎時代」和無神論發展史上居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季梁所謂的「兄弟之國」，是指漢水以東、江淮之間的眾多諸侯國。這些國家，或為姬姓，或為異姓，生存於晉、楚兩個大國之間，一方面朝晉暮楚，另一方面又互相攻伐，對周王室也是時叛時服，飄忽不定的。如《國語·鄭語》所言：「桓公為司徒，……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非親則頑，不可入也。」而「漢東之國隨為大」。

  置身這樣的境地，隨國如果不同周圍的國家建立友好的外交關係，不但會首當其衝地受到大國的討伐，而且諸小國也會群起而攻之，隨國則難以立足。季梁正是在客觀分析這一現實的基礎上，才高瞻遠矚地提出了「親兄弟之國」的外交政策。這一政策不只在周邊的姬姓小國，在隨楚關係中同樣得到了充分的實施，在以後的若干年代中都可看到這一外交路線的深刻影響和楚隨關係的走向。

  位於隨州的季梁墓祠遺址

  或許正是由於隨人在同楚人關係上恪守著季梁的既定外交政策，當相互攻伐趨於白熱化的戰國時期，比春秋時更加強大的楚國以虎狼之師的凌厲攻勢，疾風暴雨般「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郯、邳，潁、汝以為洫，江、漢以為池，垣之以鄧林，綿之以方城。……大地計眾，中分天下」（《淮南子·兵略訓》）之時，卻仍然把隨國置於自己的卵翼之下，並未乾戈相向，搖其根本。隨國之所以成為漢陽諸姬中國祚最長的國家，與季梁這一具有深謀遠慮的外交思想和政治策略，在歷代隨君和隨國人民心中紮下的根基是分不開的。

  據《隨州志》記載，季梁死後葬於今隨州市東郊義地崗，建有墓祠，惜於1946年國共兩黨爭奪戰中毀於戰火，僅存的墓丘又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被夷為平地。前文已述，1979年，在隨縣季子祠西側古墓發現的兩件銅戈銘文雖然簡短，卻透露了季梁所在的隨國又叫「曾」的歷史線索，這就更加說明了季梁與隨侯及周王朝非同尋常的宗親關係。因為季怡墓在季氏梁古墓群中，說明二者同屬一個家族。季梁於春秋早期活動在隨國的政治舞台。假設其時他正當壯年，那麼其卒年可能在《左傳》中所說的莊公年間。從季怡墓出土器物的形制風格來推斷，這些器物大多具有春秋中期的特點，因此季怡卒年當在春秋中期，其生年當在中期早段。從季梁到季怡中間至少要相隔一代人，二者不可能是同一人。季梁應是季怡的父輩，也有可能是其父輩的父輩。如果這個推測沒錯的話，那麼季梁可能就是「西宮之孫」一語中的「西宮」，其子當為曾國的「穆侯」。由此可見，季梁與曾侯同為姬姓大宗，他的後人中就有人成為「隨侯」之一。因了這樣的政治地位和名望、輩分，季梁敢面斥「君逞欲」，而令「隨侯懼」等等言行，就可以得到一個合理的解釋。

  當楚隨雙方達成協議後，楚國退兵，隨國君臣也長吁了一口氣，慶幸總算免脫了一次不期而至的災難。但事情並沒有到此完結，既然利劍已經出鞘，就不能不帶血而還。

  按照協議，隨國要到周天子那裡去替楚國進言，要周王室為楚國加封賜賞，其要求和規格相當於2000多年後，地球上的某些國家如德國、印度、日本等，要求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當隨把楚的這一要求轉呈本姓且關係密切的周王室後，周天子根本沒把這個夷族南蠻子放在眼裡，更不吃他以兵要挾威逼利誘那一套陰招，未做什麼考慮，就把這個請求像對待一堆臭狗屎一樣踢出門外不再理睬。對於這段插曲，司馬遷在《史記·楚世家》中，只用了簡單的幾句「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做了了結。

  想不到這看似平靜的敘述，在楚人的心目中卻是天塌地陷，極其丟面子的大事。於是，「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這就是說，楚人公開拉杆子造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