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歷史的印痕 曾國之謎

  當擂鼓墩古墓發掘進入尾聲時，為便於上下左右各方面了解墓葬出土器物和墓主、陪葬人等等情況，發掘小組曾編撰了一份供內部傳閱的發掘簡報（截至1978年7月3日），最後的小結部分這樣說道：

  該墓共有4個室，西室僅系其中之一，就出了彩繪棺13具（如果加上東室的10具，一共有23具），這是一個空前的發現。這數目眾多的彩繪棺，所殮之人肯定是殉葬者。

  從棺的內室來看，最長者才1.72米（棺④，方棺），最短者僅1.62米（棺?，弧棺），考慮到這些人入葬時還有穿戴之物在身上，所以，他（她）們的身高不會超過1.7米，棺?所殮之人則不會超過1.6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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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批悲慘的殉葬者屬男屬女，留待以後定論。不過從墓槨室的分布情況來看，有的同志認為，西室完全依附於中室，並有門洞與之相通（當然，東、北室均有門洞通中室），而中室恰好又是集中了該墓禮樂器的絕大多數，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室是一個古代貴族豪門的禮樂廳在墓葬上的反映。所以，葬於西室的人生前很可能是專門奏樂跳舞的，墓主人（葬於東室）妄想死後也驅使他（她）們舞樂於陰間，自己觀舞於「庭」，鐘鳴鼎食，一如生前。把自己的養尊處優建築在勞動人民屍骨之上的統治階級思想意識，就是這樣慘無人道、令人髮指。

  西室的棺有兩種，弧棺和方棺。前者比後者要少，東室除1具巨大的主棺（外棺套著內棺）和1具沒有刷漆的素麵小棺外（殮1具狗骨架），還有8具彩繪棺（其中1具刷漆素麵），與西室的大小約略相同。而這8具彩繪棺全部系弧棺。這就告訴我們：殮於弧棺的人，其身份很可能比殮於方棺的人的身份要高一些。因為，古墓分東、西二室葬棺，墓主之棺又是置於東室的，只有幸臣寵姬才能與墓主同室而葬。那麼，西室的葬於弧棺內的人就有可能比葬於方棺的人要上等一些。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西室棺②（弧棺）有兩床竹蓆裹屍（註：棺④也出了兩床竹蓆，其他的棺內是否也如此，由於在清理時關注不夠，加上保存情況較差，沒有搞清楚是否均系二床竹蓆，但各棺內均有一床竹蓆裹屍，這一點則是可以肯定的），出一件該墓獨一無二的漆木鴨子，上面繪有敲擊鼓的圖案。這個人會不會是葬於西室的奏樂隊和歌舞手的領頭者呢？值得懷疑。

  該墓槨室的結構系單元組合，比漢代盛行的空間分隔式要早一些，有的同志認為，該墓的時代應定在春秋戰國時期（或春秋晚期至戰國初期）。

  該墓位於當時的隨國境內，受楚文化的影響較大，根據一些同志分析，在槨板頂鋪竹蓆和棺內竹蓆裹屍，以及無論是弧棺、方棺，底板均懸空等，都是楚墓的特點。不過該墓除這些與楚墓特點相同外，當然還會有其他的情況與楚墓有密切關係。然而，畢竟也具有一些獨特之處。比如，弧棺的弧度不大，底板懸空度也不大，填土內積石積炭（楚墓大多沒有），墓內沒出鎮墓獸（楚墓大多數是有的）等等。有的同志認為，楚文化以荊州和長沙為代表而各具特色，比如荊州的楚墓多出弧棺，長沙楚墓多出方棺，而擂鼓墩M1號古墓則兼而有之。這一切，連同墓主和下葬年代等等，都是今後將要展開研究的問題。[1]

  墓主到底是誰，下葬年代又在何時呢？

  裘、李二人的觀點得到了大多數考古發掘者的贊同，在後來編撰的大型學術報告《曾侯乙墓》中，編撰者對各種觀點總結後說道：「在此墓出土的青銅禮器、用器、樂器和兵器上，『曾侯乙』三字計有208處出現。在考古發掘中，同一人名作為物主如此多地出現於一座墓的器物上，還沒有先例，不容忽視它對判明墓主的意義。」又說：「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墓中出土的銅鎛上面的銘文，載明該鎛是楚惠王贈送給曾侯乙的。楚惠王為曾侯乙鑄鎛，而『曾侯乙』三字又作為器物的所有者反覆出現於許多銅器上，這就只能說明，接受楚王贈鎛的曾侯乙，正是擁有這些銅器的曾侯乙，也正是此墓的主人。」[2]

  曾侯乙墓出土竹簡上的墨書文字，這批竹簡是目前中國所能見到的最早竹簡實物之一

  曾侯乙墓出土竹簡，長70～75厘米，寬1厘米左右，字書於篾黃一面，墨書篆體，每簡字數不等，最少的4字，最多的62字，共計6696字。在中國先秦古墓發掘中，一次出土這麼多字的竹簡，尚屬首見

  既然墓葬的主人是曾侯，那就應該有個曾國，據文獻記載和現代考古發掘，在隨棗平原及其附近地區，出土過大量春秋戰國時期的曾國銅器，其中一部分確認來自湖北的襄陽、孝感等地區。這些銅器的出土，以確鑿無疑的事實證明，春秋戰國時期，在隨棗走廊及其附近，確有一個曾國存在。但奇怪的是，史上著名的《左傳》《國語》《史記》等典籍，對春秋戰國時期隨棗走廊這一地區大小國家的活動都有過詳細記述，卻唯獨沒有提及從銅器銘文所知的存在了幾百年、活動範圍在漢水流域最為廣大的曾國。古籍中共有三個「曾國」都記載明確，一個在今山東蒼山西北嶧縣一帶，名鄫國，魯襄公六年（公元前567年）被莒國所滅。另一個繒國在今河南省中南部，何時滅亡無考。這兩個「曾國」都是姒姓國，在史學界已無爭議。隨縣境內在史籍上一直記載有一個隨國，如《左傳》《春秋》《國語》中都提到隨國，但從未提到曾國。可在這一帶出土文物的銘文中，唯有曾國的器物而不見一件隨器。許多年以來，無數鴻學碩儒懷著一種宗教般的虔誠和希望，企圖在不為世人熟知的古代文獻和出土資料中尋找到有關曾國的記事本末，但一代又一代過去了，儘管學者們殫精竭慮，在浩如煙海的故紙堆和斑駁鏽蝕的出土資料中，四處扒尋梳理，仍未發現關於曾國的隻言片語和蛛絲馬跡。也就是說，地下出土的文物與傳世文獻無法對號入座，世人所謂的神龍見首不見尾，畢竟還有個或大或小的尾巴可見。可這個曾國只存在於地下的青銅器中，在傳世文獻上連個小小的哪怕是細如遊絲的蝌蚪文也無從尋覓。這是歷史本身的誤會，還是後人的疏忽？神秘的「曾國之謎」真相到底是什麼？

  6月10日，時在隨縣發掘現場的著名史家陳寅恪的弟子、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石泉，應邀向全體考古隊成員和其他學者做了《古代曾國——隨國地望初探》的學術報告。石教授以豐富廣博的學識和天才的預見，率先提出了「曾、隨為同一國家」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非凡見解。報告旁徵博引，環環相扣，列舉了湖北省隨棗走廊和豫西南、鄂西北之間的南陽盆地南部出土的大量有銘文的曾國青銅器，以及這一地區大量的歷史地理學調查資料。在將這批資料與古代文獻記載對比研究後，石泉說道：「近年來，一系列曾國器物在隨棗走廊及南陽盆地之出土，特別是最近發掘的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大墓的收穫，是考古界對研究荊楚地區古文化的又一項重要貢獻。考古材料中的曾國和文獻記載中的隨國，時限一致，地望（特別是在今隨縣一帶）重合，族姓相同，而在現有的曾器銘文與有關隨國的史料中，又未見此二者的名稱並存。凡此跡象，似只有把曾與隨理解為同一諸侯國的不同名稱，才講得通。」[3]

  京山銅器發現位置示意圖（引自《湖北京山發現曾國銅器》）

  隨縣曾國銅器發現位置示意圖（引自《湖北隨縣發現曾國銅器》）

  為解開這一千古之謎，李學勤在列舉了上述諸種事實後，認為：「姬姓曾國不但在《左傳》里有記載，而且有關的記事還很多，只不過書里的國名不叫作曾罷了。大家知道，當時有的諸侯國有兩個國名，例如河南南陽附近的呂國又稱為甫，山東安邱的州國又稱為淳于。從種種理由推測，漢東地區的曾國，很可能就是文獻里的隨國。大洪山以東有隨、唐、厲三國，姬姓的隨國最強，所以《左傳》說『漢東之國隨為大』。春秋前期，公元前706年，楚武王侵隨，隨侯做好了準備，楚軍不敢進攻。公元前704年，楚再伐隨，雖獲勝利，但未占領隨國，只結盟而還。公元前690年，楚武王第三次伐隨，死於軍中，由大臣與隨侯結盟。公元前640年，隨國又率領漢東諸侯叛楚。分析這一時期的形勢，漢東小國境域能北至新野、南至京山、並與楚抗衡的，只有隨國。」又說：「曾國絕不是唐國、厲國。北宋末年，今湖北孝感地方出土過一組西周銅器，記載周昭王南征的路線經過唐和曾。曾和唐、厲同時出現在一組銅器銘文中，證明曾不會是唐、厲。從各地曾器銘文看，京山、棗陽、新野幾個地點的曾國墓葬，都是曾侯子弟的墓，只有1970年湖北隨縣均川發現的一組銅器，器主「曾伯文」是曾國之君。最近發現的曾侯乙墓又在隨縣附近。國君的墓葬應在其國都，而據文獻記載，隨縣正是隨國的國都所在。考察銅器銘文，知道曾國的歷史相當長久。曾姬壺作於楚惠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63年），楚王熊章鍾作於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漢東地區經過春秋之世不亡的，唯有隨國。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評論說：『夫隨之為國，限在方城內，於楚尤逼，而能屢抗楚鋒，獨為後亡。』戰國初年漢水以東，如不是隨國，哪裡還再有一國姬姓諸侯呢？」

  棗陽曾國墓葬地點示意圖（引自《湖北棗陽縣發現曾國墓葬》）

  新野墓葬位置示意圖（引自《河南新野古墓葬清理簡報》）

  最後，李學勤補充道：「曾即隨，某些銅器的銘文還可以證明。京山出土的銅器中有兩件西周晚期的簋，銘文是：『惟正二月既死霸壬戌，黽乎作寶簋，用敬夙夜，用享孝皇祖父考，用丐眉壽永命，乎其萬年永用。』黽乎應該是曾侯的先世，『黽』字從『它』聲，古音和『隨』字十分相近，可相通假。這是曾也可稱為黽（隨）的又一證據。」[10]

  擂鼓墩古墓的主人是曾侯乙，曾國與隨國為同一國家之說，經南北兩位歷史學家首倡，在學術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和者甚眾，應者雲集。曾參加擂鼓墩古墓發掘的方酉生在表示支持「曾、隨同為一國」說的同時，還根據對歷年來在湖北隨縣、安陸、京山、棗陽以及河南新野等地出土曾國銅器銘文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按方氏的說法，從文獻記載看，周王朝幾次將一些姬姓王室宗親以及異姓功臣，分封到各個邊疆地區去「以藩屏周」。當時，分封到漢水流域的姬姓國家有唐、隨、聃、巴、厲等國，後來隨成了諸姬姓國中的老大，稱霸漢東，鼎興一時。周王朝原來分封的本意是「以藩屏周」，即讓這幾個姬姓宗親國家監督控制南方的苗蠻，包括住居在荊蠻之地的楚國在內，以鞏固周王朝的統治。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現實情況發生了巨大嬗變，日趨強大的楚國像一頭虎虎生風的雄獅在江漢平原四處捕獲獵物，吞噬周圍的小國。曾國與楚國只有一條漢江阻隔，面對楚國咄咄逼人的氣勢和周王室的日趨沒落，無力與其相抗，深感凶多吉少的隨國越來越難以擔當周王室對自己的厚望，最後只好調轉屁股背周附楚，唯楚王的馬首是瞻，才勉強生存下去。如此所作所為，與當初周王室分封時鎮撫南方、拱衛周室之意，顯然是背道而馳了。面對這種在正統者看來大逆不道的行為，《春秋左氏傳》為了維護周天子的宗主地位，就用周禮來貶低它，將曾國貶低稱為隨國。所謂「隨」，即牆頭之草，隨風而倒，有奶便是娘，無奶就跳牆之意，含有譏諷、敵愾的意思在內。因而，所謂的隨國，實際上就是姬姓的曾國，曾國和隨國實際上是否同一個國家的問題，只是叫法上不同而已。也許周天子當初封的是曾侯，而以後建都於隨這個地方，隨著曾國撇開周室依附於楚，南淪為楚的附庸，別人就叫他隨侯、隨國，但他自己則一直稱曾侯。今天的隨縣就是古代曾國的延續，曾侯乙墓的發掘算是正式解開了這個千古之謎。

  由於有了方酉生等重量級人物的加盟，使「曾、隨一國」之說廣為流傳，成為各種學說的主流，後來出版的《曾侯乙墓發掘報告》，湖北省博物館的主要撰寫者對這一學說同樣表示了熱切關注和支持，認為這一學說比之其他說法「理由比較充分，矛盾比較少」。從這部重約五公斤的大型發掘報告中可以看出，要想對擂鼓墩古墓出土文物和相互之間的關聯有清晰明確的了解，就必須弄清春秋戰國時代楚國與隨國（曾國），以及周王朝與其他各諸侯國紛亂複雜的政治關係，否則，古墓的器物之謎和在學術界綿延久遠的「曾國之謎」將無法破解。那麼，這一時期的楚國與隨國以及名義上由中央王朝控制的天下是怎樣的一種情形呢？

  注釋：

  [1]湖北省博物館檔案室存檔。

  [2]《曾侯乙墓》，湖北省博物館編，文物出版社1989年出版。

  [3]石泉《古代曾國——隨國地望初探》，《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1期。

  [4]兩件「曾侯鍾」，據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卷六《曾侯鍾》記載：「皆得之安陸。」金文出現在商代中期，資料雖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金文下限斷在秦滅六國，也就是秦用小篆統一中國文字時。宋代人收藏銅器極重視銘文，如呂大臨《考古圖》等，也有專門摹刻銘文者，如王俅《嘯堂集古錄》，即把銘文中的字編為字典，另有王楚和薛尚功《鐘鼎篆韻》等。薛尚功，字用敏，錢塘（今杭州）人，宋代金石學家、文字學家。紹興中，以通直郎僉定江軍節度判官廳事。通古文字，著錄考證其所見商、周、秦、漢金石文字，成《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收入宋法帖二十四卷。其中所收的2件夏器、209件商器、253件周器、5件秦器和42件漢器中除夏器多不可靠外，商器也多為周器。另有《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收錄上古至漢代彝器511件。除摹寫器物銘文外，還有考釋，並記載原器出土地點及收藏人。薛氏後來又著有《廣鐘鼎篆韻》七卷（今已不傳）。

  後有研究者認為並非如此。史家徐揚傑認為：「壽縣在春秋時叫州來，屬蔡國，又叫下蔡，公元前493年，蔡避楚逼，遷都於此。不久，楚滅蔡，其地屬楚。戰國末年，楚國也曾遷都此地。『國姬』壺當是楚王祭祀其祖曾姬的禮器，可能是楚滅蔡後，或楚遷都後攜帶去的。」又說：「有的同志根據銅器中有『曾姬』一名，認定曾為姬姓。這是持隨即曾說的同志認為最過硬的證據。……我們認為，『曾姬』一名，恰好是曾非姬姓之證。照春秋的通例，國君夫人以至大夫夫人的稱號，是在國名、國君稱號或夫人諡號的前面，綴以本國姓氏。以國君夫人為例，如息侯娶於陳，陳媯姓，稱息媯；江公娶楚成王之妹，楚〇姓，稱江〇；鄭武公娶於申，申姜姓，稱武姜；秦穆公娶晉太子申生之姊，晉姬姓，稱秦姬，又稱穆姬。……這樣的例子在《左傳》中俯拾皆是。正像根據秦姬一名不能判定秦為姬姓，息媯一名不能判定息為媯姓一樣，曾姬一名也不能判定曾為姬姓。根據以上的通例，曾姬無疑是娶於一姬姓國的曾侯夫人。按照同姓不婚的周禮，曾、姬通婚，曾必非姬姓，與隨不同姓。」因而曾決不是隨。（徐揚傑《關於曾國問題的一點看法》載《江漢論壇》1979年3期）另有史家曾昭岷、李瑾認為：古籍多處記載姬是眾妾之總稱，漢高祖為漢王時，得定陶戚姬，《史記·集解》引如淳曰：「姬音怡，眾妾之總稱也。」而據壽縣所出曾姬壺而說曾為姬姓國，湖北有個姬姓曾國，再延伸為曾國即隨國等結論，顯然不當。（曾昭岷、李瑾《曾國和曾國銅器綜考》，載《江漢考古》1980年1期）

  報導最後說：「1965年11月，武漢市礄口的廢品庫中又清理出一件銅鼎，通高17厘米、口徑16.5厘米，腹內壁上鑄有「隹王十月既吉曾伯從寵自作寶鼎用」銘文，湖北過去發現的這些曾國銅器，證明在湖北境內確有一個曾國存在。綜上所述，這次在湖北京山發現的『曾侯』銅器，應當屬於在湖北境內的姬姓曾國。」（載《文物》1972年2期）

  報導總結說：「隨縣出土的銅器，從紋飾來看，有瓦紋、重環紋、竊曲紋、鱗紋等，均系西周晚期新興的花紋。從器形來看，與上村嶺虢國墓地的Ⅳ式鼎、Ⅱ式甗、ⅠB式簋、Ⅰ式匜近似，與湖北京山曾國銅器也比較接近。以上四批銅器雖各有其某些特點，但大致時代不會相差太遠。因此，隨縣出土的這批銅器的時代應在西周與東周之交。再從這批銅器來看，曾國與黃國的銅器並存，而黃國於春秋魯僖公十二年（公元前648年）滅於楚，可見這批銅器的年代，至遲不跨過春秋初年……湖北境內是否有過曾國存在，還未見文獻記載，但近年來在京山、隨縣卻兩次出土曾國銅器，宋代安陸出土的『楚王熊章鍾』也鑄有關於『曾侯』的銘文，這說明在西周末年到春秋初年，曾人的足跡已及於鄂北一帶。隨縣出土的這批曾國銅器，和京山所出曾器一樣，有黃國的銅器共存，再次為研究西周晚期江漢諸小國的關係提供了資料。」（載《文物》1973年5期）

  [8]據湖北省博物館《湖北棗陽縣發現曾國墓葬》報導：「1972年8月，棗陽縣熊集區茶庵公社段營大隊第五生產隊社員，在村內住宅旁偶然發現了銅鼎三件、銅簋四件和銅壺兩件，並送交茶庵公社保存。1973年春，該公社又將此銅器轉送棗陽縣文化館收藏。1973年9月，湖北省博物館派人前往現場調查，發現這裡是一座古代墓葬，因遭受自然沖刷，而將隨葬器物暴露於地面。經過對墓底的清理，又出土了兵器、車馬器等小件銅器280件。」又說：「段營大隊所在的山丘名叫崗上，崗上很早以來就是一個居住地點。墓葬位於崗上北部坡緣。它的南面連接丘陵地，北部則是滾河的沖積平原。墓葬距滾河約一公里許。墓坑僅存底部，方向90度。墓底長方形，長3.3米、寬1.5米、殘存深0.1～0.4米。底部填土為夯過的帶黑白斑點的五花土。葬具有一棺一槨，都已腐朽……隨葬的容器放置在東端，車馬器主要放置在棺的南側，戈放在東端，矛放在棺的北側，鏃放在棺的南側。出土的隨葬器物共289件，全部都是銅器。鼎，3件，大小有序……最小的一件上腹部飾竊曲紋和凸弦紋各一道，內壁鑄有銘文21字：「唯曾子仲謏，用其吉金自作彝，子＝孫＝其永用之。」

  報導總結說：「棗陽茶庵曾國墓葬，所出的銅器花紋、器形都具有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特徵，與湖北京山、隨縣，河南新野出土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國銅器相比，風格基本一致，所鑄銘文字體、內容亦很接近，此墓出土的銅戈、銅矛也像春秋早期的，所以此墓的時代應為春秋早期。……近年來在湖北京山、隨縣、棗陽及河南新野，連續四次發現曾國銅器，這是一批研究曾國歷史、地理的重要實物資料。湖北三次發現曾國銅器的地點和宋代發現過曾國銅器的安陸，地處桐柏山與大洪山之間的溳河谷地和滾河谷地一帶，與河南發現曾國銅器的新野亦為比鄰。這一窄長的地帶是古代從南陽盆地通往江漢平原的東部交通線，從地理形勢來看，可能都為曾人活動過的範圍。根據《國語·晉語》『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和《國語·鄭語》『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的記載，第一，說明西周時期申、西戎與繒為近鄰。而申一般認為在今河南南陽盆地，至於申附近的繒（曾）在什麼地方？現在還沒有確切的說法。近年來四批曾器的出土，證明在申（國）之南確實有個曾國的存在；第二，談到了繒（曾）的強大，從曾國銅器幾次出土的地域和其墓葬的規模、隨葬品的製造技術等情況來分析，這個曾國與文獻記載也是相符的。」（載《考古》1975年4期，執筆者楊權喜）

  報導總結道：「這些銅器的形制和花紋雖然保留有不少西周晚期風格，但更多地表現出春秋早期的特徵，從整體看和郟縣銅器以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湖北京山出土的曾國銅器風格尤為相近，因此此墓的時代當屬春秋早期。……此墓出土的銅甗銘文，為我們了解古代曾國歷史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此墓出土於新野城郊，北距南陽、唐河不過百里左右，與文獻記載恰相符合，說明春秋初期新野地區當屬曾國境內，或者就是曾國的一個重地。」（載《文物》1973年5期）

  [10]李學勤《曾國之謎》，載《光明日報》1978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