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棒鳥人的啟示

  不多時，楊定愛懷抱鴛鴦漆盒走了進來。現場仍在爭論不休，譚維四接過漆盒看了一眼，對眾人道：「不要吵了，證據找到了，就在這上面。」

  眾人圍上來一看，一個個目瞪口呆，想不到證據就密藏在這個漆盒的身上。

  只見在木雕漆盒兩側的方寸之處，分別繪有兩幅主題性人物畫。左側畫面是兩件鐘磬懸於一對獸形柱的鐘磬架上，旁邊一個鳥形人在持棒撞鐘；右側一鳥形人擊鼓，一人舞蹈。兩幅大小分別在7厘米×4.2厘米之間，周圍用綯索紋裝飾，如同現代油畫的畫框。從畫面看，持棒撞鐘的鳥形人當是一名宮廷樂師。可能古代畫匠對物象之間的關係處理方法把握得還不夠，或者是別出心裁，故弄玄虛，畫面上的鳥人造型奇詭，整個身體似乎飄浮在空氣之中，像一種單色的剪影，透出一種奇幻怪異的氣氛。儘管鳥人與鍾在畫中的大小比例有些失當，但卻為研究當年擂鼓墩古墓隨葬編鐘，尤其是下層大鐘演奏用具及方法給予了明確提示。毫無疑問，畫中的鳥人所持撞鐘之棒，落實到現實生活中，就是墓坑中室編鐘架前發現的那兩根茶碗口般粗細的大木棒，若撞下層編鐘，非此棒莫屬。至此，一個爭論不休的歷史之謎得以解開。後來，考古人員把鴛鴦漆盒上的兩幅圖，正式命名為《撞鐘擊磬圖》和《擊鼓舞蹈圖》。

  既然謎底已經揭開，墓坑中出土的木棒因年久日深，不堪重用，需要儘快弄兩根複製的木棒投入工作。因當地的櫟木最為結實厚重，譚維四找到縣文教局副局長周永清，派人到南山砍了兩棵櫟樹製成木棒，算是解決了測試和演奏的工具問題。

  由於鐘體合瓦形的獨特結構和不勻厚的鐘壁以及激發點和節線位置的關係，經過測試，所有編鐘都能激發出兩個樂音，且兩音間多呈三度和諧音程。中、上層各鐘的雙音清濁分明。當單獨擊發一音時，另一音並不鳴響，即或發出微微的聲音，對擊發的一音也沒有干擾，客觀上還有所潤色。雙音相比，以正鼓音音量稍大，音色最優，餘音略長，頻率較低。兩音之間多相距三度音程，與標音銘文所體現的音程相合。下層的大鐘聲音低沉渾厚，音量大，餘音長；中層里較大的鐘聲音圓潤明亮，音量較大，餘音較長，而較小的鐘聲音清脆，音量較小，餘音稍短；上層鈕鐘聲音透明純淨，音量較小，餘音稍長。鐘體大者發音比較遲緩，鐘體小者發音比較靈敏。

  鴛鴦盒左側描繪的撞鐘腹部擊磬圖

  鴛鴦形漆盒上的鐘磬樂舞圖（此圖以朱漆繪於鴛鴦盒腹部左側，畫面中鐘磬懸於一對獸形柱的鐘磬架上，旁繪一樂師握棒撞鐘，生動地反映出當年宮廷鐘磬樂舞的生動場面。這一圖像為我們研究當年編鐘，尤其是下層大鐘演奏用具及方法做了明確的提示）

  當65件鐘全部測試完畢後，音樂專家發現了一個奇異現象，即下層中間部位的那件「楚王鎛鍾」雖然也能發音，且音色音質頗好，但與其他另外64件顯然不屬於一個套系，很像下葬時臨時加塞進去的樣子。為什麼下葬時突然加入這麼一個「非我族類，其聲（心）必異」的鎛鍾？且還放置在如此顯要的位置？現場測試的音樂專家一時搞不清楚，只好暫時棄之不顧。想不到正是這件奇異的鎛鍾，為研究者進入歷史之門尋找墓主死亡的具體年代提供了關鍵的鑰匙。

  除鎛鍾外，其他64件編鐘作為成套的整體，最低音是C2，最高音是D7，可以旋宮轉調。全套鍾音色優美，音域寬廣，音列充實。用現代通俗語言解釋，編鐘的音階相當於現代國際上通用的C大調，音域跨越5個半八度，只比現代鋼琴的高低音部各少1個八度，中心音域12個半音齊全（現代使用的88鍵鋼琴，左右各去掉7個白健，5個黑鍵，中間64個黑白鍵就是曾侯乙編鐘的音域寬度）。從理論上說，這是一套可以奏出各種樂曲的樂器，能夠表現很多複雜的音樂技巧。但實際操作起來效果如何，還需要檢驗。於是，現場負責的郭德維組織人員用鋼管當橫樑，在臨時展廳里懸掛起中層的一組編鐘，王湘用橡皮槌試著敲奏。未敲幾下，優美的《東方紅》樂曲傳了出來，眾人聽罷，大為驚喜，滿臉興奮的王湘對譚維四說：「音樂是聲音的藝術，只看不聽不過癮，我看還是想辦法把編鐘架起來，搞幾支曲子演奏一下，既達到了測試的目的，也是對隨縣人民和當地駐軍一個完美的報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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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甬鍾圖示及各部位名稱

  同樣沉浸在激動與亢奮中的譚維四聽罷，認為此說有理，當場說道：「那好，我們幾個負責把編鐘找地方架起，老黃、老王、小馮、小王，你們就自己動手編排樂曲，做新中國第一代編鐘樂師吧！」言畢，眾人鼓掌歡呼，此事算是一拍即合。

  事不宜遲，從北京來的音樂專家黃翔鵬、王湘、王迪，以及當地音樂考古專家馮光生等立即行動起來。擺在幾個人面前的首要問題，就是弄清判明敲鐘的樂師需要幾人，以何種方式演奏。從故宮所藏「燕樂漁獵壺」和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戰國「刻紋燕樂畫像杯」上所畫的歌舞場面，連同出土的信陽編鐘，其敲鐘者皆為一人，且席地而坐。很顯然，擂鼓墩古墓出土編鐘與古代繪畫圖案和信陽楚墓所出之鐘大為不同，面前這套總長度超過10米的編鐘，無論如何不是靠一人席地而坐就可操作得了的，即使是全身站立，一人也難以操控整套編鐘。所謂常識並不是常新的，必須尋找適用於這套大型編鐘獨特的演奏人數和方法。根據墓坑出土的6件T形木槌和2根大型撞鐘棒，結合編鐘銘文考證，得出了如下結論：演奏編鐘的樂師共5人，皆立式。其中3人持小木槌於鍾架外（後）側，專司敲擊上層、中層鐘體之職；2人手持撞鐘棒立於鍾架內（前）側，像鴛鴦漆盒上的鳥人一樣，半側身用棒撞鐘，這個姿勢顯示了演奏者對觀看者的尊重。

  演奏方式已經確定，下一步就要實際操練，為配備相應的人手，譚維四專門打電話從省博物館群工部調來兩位女青年講解員，同時從駐隨縣炮兵師宣傳隊選調了三位業餘文藝戰士，與王湘等音樂專家組成了一個編鐘演奏樂隊，由黃翔鵬擔任藝術指導兼音樂指揮，日夜兼程地排練。

  原定登堂演奏的時間很快到來，此次演奏再度得到了駐隨縣炮師的熱情支持，師首長專門命令管理科抽調官兵打掃禮堂，並與考古人員楊定愛等一道對舞台加固維修。在確定能承載重負，萬無一失後，方通知考古隊將整套編鐘鐘體和鍾架一一拉到師部禮堂組裝起來。當編鐘出土時，大多數人是從墓坑上方俯視其物。而如今，當成套編鐘在禮堂舞台組裝而成後，人們或平視，或仰視，視角的轉換，造成的感覺和心中的震撼大不相同。編鐘幾乎占滿了舞台，較小的空間反襯出編鐘的宏偉壯麗。只見六尊佩劍青銅武士，呈直角三角形疊式站立，威風凜凜，氣宇軒昂，承托起編鐘的龐大身軀。整套編鐘如兩條巨龍盤旋交纏，駕雲吐霧，凌空飛動，在遼闊迷濛的蒼穹中起舞穿行，望之令人浩嘆。

  8月1日下午，借建軍節這喜慶的日子，一場別開生面、史無前例的編鐘音樂會在炮師禮堂拉開了序幕。不大的禮堂坐滿了軍、地各方人員，考古隊長譚維四作為主持人向觀眾簡單介紹了擂鼓墩古墓發掘經過和出土器物，特別對各種出土的樂器一一做了展示後，隨著編鐘清脆的聲音漸漸傳出，形勢浩大的編鐘音樂會就此開始。鑑於信陽楚墓出土編鐘奏響的《東方紅》樂曲，隨著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升入太空，響遍寰宇，國人振奮，舉世震動的先例，此次演奏的第一支樂曲仍然是傾注了中國人無數情感的《東方紅》。在黃翔鵬的指揮下，樂師手持複製的鐘槌和撞鐘棒，全神貫注地開始演奏。清脆洪亮的鐘聲響起，優美動聽的旋律迅速傳遍了整個大廳，注入觀眾的心田，令人如飲甘醇，如痴如醉。樂曲剛演奏到一半，陶醉其中又被極度亢奮之情驅使的觀眾開始鼓掌，接著人群一片歡騰，紛紛離座鼓掌高呼。掌聲雷動中，坐在前排的軍地兩方領導和代表，情緒失控，呼呼啦啦地衝上前台，緊緊握著譚維四的手，連聲呼道：「哎呀，出來了，不得了呵，千年古鐘復鳴了，真是不可思議呵！」

  用新架起的編鐘演出的情景

  譚維四一看許多人兩眼放光，如飲狂藥，開始向前台擁來，整個禮堂人群騷動起來，腦海中立即浮現出編鐘發現時那萬人涌動，人潮如海的可怕場面。心中打了個激靈，立即對幾位領導和代表高聲喊道：「不要亂了場子，趕快維持秩序！」一句話提醒了對方，軍、地領導立即站上舞台揮手示意並發表講話，前來的觀眾大多是部隊官兵、家屬和地方各機關挑選出來的先進工作者，素質優良，幾句話之後，皆如夢初醒，立即意識到自己此時身在何處，狂熱的情緒迅速降溫，眾人各自歸位，等待著台上繼續演奏。

  當《東方紅》樂曲演奏完畢，黃翔鵬開始指揮演奏其他編配的《楚商》古曲。此曲采自屈原《九歌·東君》，是楚人祭祀太陽神的頌歌。樂聲傳出，由弱到強，由慢到快，悠揚迴旋，將人們引入了那「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的遠古歲月，歡樂中伴著淡淡的哀傷，令人盪氣迴腸。接下來，便是流行於世的《國際歌》《歡樂頌》；美國電影插曲《一路平安》；日本歌曲《櫻花》，以及膾炙人口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瀏陽河》等等。一支支古今中外樂曲，或舒緩，或深遠，或小橋流水，或大氣磅礴，顯示了包容萬物，吞吐天下風雲的大國風範與豪邁氣象。鐘聲飄蕩，令人激情澎湃，熱血蕩漾，不禁為人類如此輝煌的藝術傑作而盛嘆。

  演出大獲成功，編鐘的神奇在社會上再度引起震動的同時，也引來了更多的人紛紛擁向炮師，要參觀編鐘，親自聆聽古老的樂曲。炮師營區每日人聲鼎沸，大呼小叫，各色人等想方設法鑽入禮堂以了心愿。未久，湖北省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書記韓寧夫等省領導人相繼來隨縣視察工作，藉機來到炮師禮堂觀看編鐘演奏。幾位領導在給予鼓勵和支持的同時，相繼做出指示，其中關鍵的一條是：擂鼓墩古墓的發掘和編鐘的演奏，已在湖北和全國造成了很大影響，許多群眾翹首以待，希望早日見到實物。要儘快結束在隨縣的展出與編鐘演奏，把全部文物運到武漢，在省博物館舉辦展覽，以滿足更多群眾的要求。考古隊不敢怠慢，立即收羅文物，準備撤攤打包回營。但事情遠沒有如此簡單，面臨的第一個難題就是看當地領導和群眾樂意不樂意，答應不答應。而作為隨縣領導和百姓，自然是很難樂意和答應的。

  8月底，展覽停止，在譚維四指揮下，文物開始陸續裝箱。就在正式攤牌之前，省、縣雙方開始暗中較起勁來。據負責發掘後勤工作的隨縣文教局副局長周永清回憶：「為文物去留問題，我曾同發掘隊長譚維四或商量或爭辯，有時唇槍舌劍。我真想把編鐘留在隨縣，有位領導對我說：你就是坐在車頭前，也要把編鐘留住。在留下編鐘的要求無法滿足的情況下，我又提出留部分文物在隨縣，但爭論的結果令我十分失望。」又說：「後來我才知道，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已與省委領導同志商量過，要把這批東西全部運到武漢去，省委領導同志表示同意，並已通知了隨縣縣委主要領導。最後，我不得不對譚維四同志說：『作為隨縣人，我對編鐘有著獨特的感情，作為黨員，我無條件服從黨的安排。』」[1]

  事實上，當發掘即將結束時，王冶秋意識到馬上就面臨著文物的去留問題。根據以往的經驗，類似這樣的問題往往複雜難辦，若不明確做出決斷，很容易造成扯不斷，理還亂的後果，對文物研究和保存將產生極大的危害。為防患於未然，王冶秋離開隨縣趕往武漢，與省委、省革委會主要領導人交換了意見，表示要把出土器物全部運到省博物館研究保存，湖北省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對此表示贊同。王冶秋回北京後，立即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宣部做了書面匯報，明確表示「決定待發掘工作告一段落後，將全部文物運到武漢進行整理研究」。中共中央很快做了同意的批示。於是，湖北省委電令隨縣縣委協助考古隊將編鐘等出土文物安全運往武漢。為防止隨縣方面節外生枝，也為了使文物運輸工作順利進行，7月11日，主管文教工作的湖北省委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韓寧夫親自驅車來到隨縣。次日上午，在縣委、縣革委會主要領導人陪同下來到擂鼓墩古墓發掘現場，就有關問題明確表態。韓說：「木槨就不要拆了，墓坑也不要回填了，就地原狀保留，要把棺槨保護好，由縣裡負責管理，將來逐步建成旅遊觀光點，對外開放。出土文物及資料，作為『集品』保存，運到省博物館，抓緊整理研究，妥善保管。」正是有了中央與省里的幾道強硬的指示，譚維四令箭在手，才放心大膽地指揮手下行動起來。

  9月5日早晨，天剛放亮，武漢空軍後勤部運輸營汽車二連及駐隨縣炮兵師汽車連共二十餘輛汽車，悄悄駛進隨縣文化館，開始裝運文物。見此情景，聞訊趕來的隨縣領導和文教部門的負責人，仍想做最後一搏，阻止將文物搬上汽車。譚維四一看對方的陣勢，深感不妙，又覺力不能敵，只得打電話報告省委，請求省委迫使對方丟掉幻想。省委秘書長接電後，親自打電話告知隨縣縣委主要領導人，令其配合考古隊裝運文物並安全護送出隨縣地界。當時不明就裡的隨縣文教局副局長熊存旭，眼看自己無力阻止譚維四等人的行動，立即跑到分管文教工作的縣委副書記程運鐵家中求援。時程尚未起床，熊一邊敲門一邊急促地說：「程書記，大事不好了，編鐘要運走，現在已經裝車了，趕快想辦法吧。」

  程運鐵急忙穿衣下床，打開門揉搓著眼睛說：「老熊呵，不就那麼幾個破銅爛鐵嗎？運走就運走，要它幹啥？運走還省事了呢！」

  熊存旭一看對方並不把此事放在心上，或者是放在心上又自知無能為力，不便阻攔，又急轉身一溜小跑來到縣委書記常東昌家中述說。常書記聽罷，長嘆一聲，無可奈何地答道：「老熊呵，這批東西怎麼留得住呢？我是縣委書記，省委書記說了話，我能不聽嗎？我是黨員，只好下級服從上級。林彪逃跑時，毛主席不是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嗎？這事我是無能為力了，就隨他們去吧。」

  既然縣委主要領導人已表示無能為力，其他隨縣的大小頭目自然不能強行阻攔，只好眼睜睜地看著考古人員和部隊官兵一箱又一箱地往汽車上裝文物。此情此景，對每一個隨縣官員和群眾而言，可謂百感交集。熊存旭站在一旁，兩眼泛著紅光，一邊跺腳，一邊徒嘆：「奈何、奈何？！」

  許多年後，周永清對這天早晨的一幕記憶猶深：「編鐘等文物啟運之日，細雨霏霏，幾十輛汽車裝滿文物就要啟程了，數千人佇立街頭目送車隊緩緩駛去，充分體現了隨縣人民濃濃的編鐘情。我和所有人的心情一樣，我為隨縣出土了一批反映我國先秦文化藝術成果的文物而高興、自豪，又為這批文物沒能留在隨縣而惋惜。」

  仍然是許多年以後，發掘時的隨縣攝影師余義明回憶說：「熊存旭副局長敢打敢沖，勁使了，但沒有成果。東西還是被拉走了。此後，熊存旭、楊相來與我三個人專門去找省軍區司令員，此人曾經來隨縣看過墓坑，與我們熟悉，他當時說有什麼困難去找他云云。當我們真的去找他後，他說自己不管這個事，搞得我們很傷心。多虧我們當初還拍了一些照片，留下了資料，為後來這個墓坑與出土文物展覽創造了條件。否則，那可真叫賠了夫人又折兵，更讓人傷心透頂了。」[2]

  無論是傷心還是戀戀不捨，還是跺腳對天長嘆，擂鼓墩古墓出土的15000餘件文物，最終還是在1978年9月那個酷暑即將消退的秋天裡，被裝上解放軍派出的汽車，安全運往湖北省博物館。[3]

  熊存旭在講述當年曾侯乙墓出土器物被運走情形時，仍含悲憤之情（作者攝）

  接下來，考古人員要做的，是根據出土文物透露的信息，儘快揭開墓主人和墓葬年代之謎，給學術界和全國人民一個滿意的交代。

  注釋：

  [1]周永清《隨縣人民的編鐘情》，載《神奇的擂鼓墩》，隨州市政協學習文史資料委員會2002年編輯出版。

  [2]關於拍照之事，有不少不為外人所知的插曲，這些生活細節從另一個側面折射出歷史印痕以及發掘中的真實映象。在採訪中，潘炳元對作者說：「當時發掘清理人員很緊張，我們幾個負責照相、攝影的人員同樣緊張不安，每天連軸轉。就在墓中出器物的時候，我患了闌尾炎，當時工作離不開，每天都要拍照，我忍痛照了兩天，晚上收工，我從工地回到宿舍，再也動不了了。大夥一看說壞事了，趕快上醫院吧，譚維四趕緊找了個車，考古隊員樑柱背著我車上車下地進了縣醫院，當天晚上就動手術。開刀後發現傷口快化膿了，醫生說一化膿性命就保不住了，我也不知真假，反正事已至此，只好聽天由命吧。想不到一個星期就出院了，我又開始在工地忙開了。又過了一個星期，我感到不對勁兒，傷口痛得不行，一看，開始漏水了，告訴醫院，醫院給打青黴素之類的藥。後來漏水更嚴重，一看不行了，才轉到武漢湖北醫學院附二院醫治。醫生打開傷口，取出線頭，一看都化膿了，所以漏水，用棉簽蘸水在傷口裡面攪，那個痛呵，我幾次被痛得昏過去了。弄了一陣子，又抹了些什麼藥，縫起來，傷口不漏水了。過了幾天，我感到不痛了，就又回到了發掘工地。此時挖得差不多了，我又忙了幾天，把以前沒照的東西全部補拍一遍，這才算完事。當墓坑內的東西全部取出後，又在坑旁邊搭了一個木架子，有15米高，我站在上面對墓坑拍了最後一張照片，這野外發掘的事就算結束了。（2007年4月10日上午，作者在湖北省博物館宿舍潘宅採訪記錄。）

  余義明對作者說：「發掘中，拍照和攝影的事確實不是那麼順利，我們隨縣教育局周永清副局長專門安排我前去發掘工地照相，這實際上是一個帶有政治性的任務。哪家派了攝影師到現場，所拍攝的資料就是誰家的，以後發表文章也好，辦展覽也好，對外宣傳也好，這批資料的主動權就在自己手中。若不派人照相，以後的一切事就難辦了。潘炳元為什麼要帶病堅持在工地拍攝，這是一個重要原因，如果省博物館的攝影師倒下了，照片拍不出，那他們以後的工作，特別是編寫發掘報告和辦展覽等等，麻煩可就大了。所以，對我來說，感覺已經不是我個人的事了，可以說是全縣人民的囑託，我把這個任務看得很重，也儘量想方設法去完成它。一開始時大家合作得還算愉快，後來就有矛盾了，特別是老潘（潘炳元）住院以後，矛盾更激烈，因為有些場面我們拍了，老潘拍不到，省博物館的老譚就設法拖延。當漆器出土後，我要拍，譚維四不讓我拍，說商量好了再拍。等到凌晨2點還沒有消息，我怕老譚搗鬼，急了，拿一塊磚頭去砸老譚的門，老譚說這深更半夜的，大家都睡了咋辦？我說我去喊。於是，一個個敲門，把拍電視的、拍電影的，還有省博物館的老潘（潘炳元剛從醫院回到工地）都弄起來了。後來老譚答應拍一個星期。拍金器、玉器時，省博物館保管部的白紹芝親自陪著，兩天兩夜後，白紹芝不陪了，後來打條子領器物，白天拍完後再送到白紹芝那裡去。這樣，斷斷續續地拍，總算把所有的器物都拍了一遍，我也算圓滿地完成了任務。現在隨州方面舉辦的展覽、印的書籍畫冊，以及對外宣傳等用的照片等等，都是我那個時候拍的。如果那時不想方設法拍下來，現在要辦這些事至少有一多半是不可能的。（2007年4月13日上午，作者在隨州余義明攝影工作室採訪記錄。）

  [3]1978年10月1日，湖北省博物館舉辦了《隨縣擂鼓墩一號墓出土文物展覽》，觀者如堵，滿足了省內部分人員的好奇心。1979年3月26日，湖北省革委會在隨縣政府禮堂召開了《隨縣擂鼓墩一號墓保護髮掘有功部隊慶功授獎大會》，對相關部隊進行了慰問。會上，武漢軍區空軍政治部與炮兵政治部首長分別宣讀了為有關單位及個人記功授獎的命令：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軍區空軍雷達修理所記二等功；為空軍雷達教導隊、炮兵某師修理所、空軍後勤部運輸營汽車二連各記三等功。另有6個相關單位受到嘉獎。同時，為鄭國賢、王家貴、解德敏、劉秀明、黃果吉、楊自華、姜建軍、宋寶聚、朱道靜、杜文杰等10位官兵各記三等功一次。另有李長信、張進才等38位官兵受到嘉獎。國家文物局給大會發來賀信表示祝賀。會上，省、地、縣領導及解放軍武漢軍區空軍和炮兵機關首長分別為立功受獎單位和個人頒發了軍功章、獎旗、獎狀和獎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