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撞響古鐘

  歷史常含有未來的東西，擂鼓墩古墓所採用的填土方式，與顧鐵符所說的信陽楚墓完全相同，儘管有了盜洞的干擾，但墓中文物特別是眾多的青銅器，還是完好如初地保存了下來，此次出土的龐大編鐘就是一個證明。當然，信陽楚墓出土的編鐘，與擂鼓墩古墓出土的編鐘相比，無論是數量、形體，都沒有如此之多、如此之龐大，且鑄造工藝也遠沒有這套編鐘精緻完美。只是擂鼓墩古墓出土的編鐘生不逢時，沒有趕上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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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信陽楚墓出土的編鐘能夠演奏遠古的曲子，黃翔鵬、王湘等音樂專家深信眼前的這套編鐘演奏古曲就更不在話下，且產生的音響效果一定要比信陽編鐘好得多。於是，隨縣文化館大廳內，王湘等人在文物展出負責人郭德維的陪同下開始測音。由於白天編鐘要展出，只能等到晚上觀眾散去之後方可進行，但上半夜四周嘈雜，難以測准，只有等下半夜才能開始。在擂鼓墩古墓清理時，考古人員在編鐘鍾架旁發現了6件呈T形，通長62厘米的木槌，兩根茶碗般粗細，長達215厘米的木製撞鐘棒，只是當時木槌與木棒分別浸在泥水中，清理者並未立即認識到它的用途，直到在縣文化館測音時才突然想起。惜出土的鐘槌經過千年泥水浸泡已不堪用，測音人員便用自己攜帶的橡皮頭小槌擊奏上層的鈕鍾和中層甬鍾，這樣既不會改變鐘體的頻率，又避免了使用木頭鍾槌的碰撞噪聲對儀器干擾。據在場的考古人員回憶：「編鐘敲響後，那種非常透明，透明得像水滴一樣的音色，還有它那綿長的餘音，一下把大家都鎮住了，真是太美妙了，美妙得有些不可思議，像在夢中一樣。隨後大家就一鼓作氣，測試其他的鐘，發現上層的小鍾清脆明亮悅耳，中層的鐘比較圓潤。也就是這次測試，解決了在音樂界某些大腕頗為懷疑的「一鍾雙音」的懸案。[1]

  在測音過程中，王湘等人發現每件鐘正鼓、側鼓部位有不同的標音銘文，敲擊這兩個部位，擊發出來的樂音也不相同，而且同一件鐘兩個不同部位的樂音，基本都是相差三度左右。當時在場的黃翔鵬激動地喊道：「妙，妙極了！又一套雙音鍾，小三度呵！」

  在此之前，黃翔鵬、王湘等人曾跟隨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呂驥組織率領的一個民族音樂調查小組，到陝、甘、晉、豫四省進行過一次先秦音樂文物測音調查活動。在歷時三個月的歷程中，搜集了一大批田野考古發掘新材料，並從出土的先秦編鐘身上，發現了典籍沒有明確記載的奇妙情況——一個編鐘居然能發出兩個樂音，即隧部（口沿正中）可以敲出一個樂音，鼓部（口沿兩旁）也能敲出一個樂音，側鼓音比隧音高出一個小三度。對此種新奇現象，音樂專家稱其為「一鍾雙音」，此類鍾又命名為「雙音鍾」。調查結束後，黃翔鵬草成了一篇題為《新石器和青銅時代的已知音響資料與我國音階發展史問題》的論文，其上半部在《音樂論叢》1978年第1期公開發表，並鼓吹這種一鍾雙音的現象是中國音樂、聲學、鑄造技術史上一項了不起的偉大創造云云。這一別開生面的說法立即在音樂界引起了軒然大波，許多音樂學家對此表示懷疑，認為編鐘是體鳴樂器，靠的是板振發音，一個物體何以會發出兩種不同頻率的樂音呢？當年音樂專家對信陽楚墓出土編鐘進行測試時，曾有這樣的結論：「十三個鍾測定之後，依次將它們的音名及音分差記錄下來，並經過換算，求出它們的頻率。……附帶要提出的是，在測每一個鐘的時候，我們除了敲打鼓的部分之外，也敲打了它的鉦的部分。經閃光測音機指出，敲每一個鐘的鼓和它的鉦，所發出聲音的音高是一樣的。」[2]

  當測試人員敲擊中層的大鐘特別是下層編鐘時，遇到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麻煩，橡皮槌敲上去如同一堆棉花套撞在碾砣上，或如下雨天人在泥濘中行進，只有「噗噗」的悶響，而無清脆悅耳的聲音傳出。按照理論推斷，下層編鐘發出的聲音應該更加洪亮雄渾才符合規律。測試人員加大力氣敲上去，仍是軟綿綿的悶響，而測試儀器上顯示的數據與上層小鐘相差無幾，甚至還不如。眾人深感迷惑，不知問題出在何處，有人認為橡皮槌畢竟彈性較大，根據信陽楚墓出土編鐘的演奏方法，應該用木槌敲擊，而擂鼓墩古墓編鐘旁側，同樣出土了木槌，由此可見需用木槌敲擊方能奏效。因出土的木槌質地已朽，不堪重用，於是有人找來一根與木槌同樣粗細的小木棒重新敲擊。當敲擊中層的大鐘時，效果稍好一些，再敲擊下層的大鐘，雖無棉花套撞石頭的「噗噗」之聲，但也只能發出「咚咚」的沉悶低沉的聲響。出於對文物安全的考慮，測試人員不敢再隨便找東西敲擊，大家四顧茫然間，沉浸在酷暑中滿頭大汗連續作業的王湘說道：「是鍾本身的問題，還是我們的方法有問題？按理說這鐘是沒有問題的，是不是還有別的敲擊工具沒有發現？」

  王氏的話一出口，一下提醒了身邊同樣感到困惑的郭德維，郭的腦海里立即顯現出在墓坑清理時，依靠在鍾架上的兩根兩米多長的木棒。當時大家以為此棒是下葬時為了固定編鐘，防止倒塌而專門增設的兩根支撐柱，其作用像頂門棍一樣，只是後來因水的流動而使其移動了位置，看不出支撐的原狀了。當郭德維與其他考古人員欲拆卸編鐘時，一個年輕隊員手拿木棒正準備向外傳遞，腳下突然被什麼東西絆了一跤，一個踉蹌差點摔倒，手中的木棒順勢撞上了下層一口大鐘，隨著「咣當」一聲響動，整個墓坑四室的清理人員都驚異地抬起頭，為這件大鐘的安危捏了一把汗。當時負責清理的郭德維在將年輕人訓斥一頓的同時，仔細查看了鐘的各個部位，發現並無異常。正是通過對此次事件的回憶，郭德維驀然意識到，依靠於編鐘架上那兩根茶碗口般粗細的大棒，並不是什麼支撐柱，很可能就是用來敲擊下層編鐘的大型鐘槌，或者叫撞鐘棒。想到這裡，郭德維到文化館院內找來一根粗木棍，將上面的塵土擦拭乾淨，輕輕地朝懸掛著的一件大鐘口緣叩了一下，一種渾厚的聲音立即傳了出來，眾人眼睛為之一亮。在大家的鼓動下，郭德維兩手攥緊木棒，大著膽子用力向大鐘的鼓部撞去，「轟」的一聲，洪亮渾厚的聲音頓時響徹了大廳，眾人神情為之一振，測音儀上立即顯示出高於此前近一倍的數據。一直在旁觀察的王湘興奮地喊道：「出來了，出來了，這次聲音算是真的出來了！」

  「這麼大的鐘，用小東西怎麼能撞得響呢，看來非得用這樣的傢伙撞擊不可呵！」現場有人附和道。「這個事還是要慎重點為好，弄不好會把鍾撞碎，那事情可就大了。」也有人當場表示了不同看法。

  因涉及文物安全，誰也不能輕易做出結論，更不敢貿然採取行動。當天夜裡，郭德維又用木棒試探性地撞了兩下，便不再動作。第二天，關於下層編鐘是否非用大棒敲擊的問題，由郭德維提出，譚維四召集考古人員和音樂專家來到縣文化館大廳共同研究探討。有人認為必須用橡皮槌，有人認為用鐵棍砸，有人根據典籍中所稱的「金石之聲」，斷定非用石頭敲擊不可，否則所謂的金石之聲從何而來？一時間，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此時，郭德維令一名參加展覽的年輕考古隊員，到駐地臨時倉庫把兩根從墓坑中室清理出的木棒扛到現場。郭指著木棒說：「我認為非用這個東西敲擊不可，否則無法解釋這兩根木棒為什麼依靠在編鐘架上。」

  撞鐘棒與鍾槌

  眾人圍上前來，對兩根茶碗般粗細的木棒詳細查看起來。只見兩根木棒形制一致，通體黑漆為地，並繪有三角雷紋和雷紋，兩端經修削，近多稜柱體，中部36厘米長的部位略微內收，似是專為人手把握所特製，棒身下端底面有撞擊留下的痕跡。

  「可能就是這個東西，用鐵棍砸，石頭敲都是不對的。」有人看了之後開始附和郭德維的說法。

  「這可是珍貴的文物，不是小孩子戳尿窩，你說是就是，有什麼證據？與編鐘一起出土的東西多了，是不是都可當作敲鐘的東西來用，這個不能稀里馬虎，拿文物當兒戲，一定要慎重。萬一弄出亂子來，我看要吃不了兜著走。」有人給現場剛剛興起的熱情當頭潑了一頓涼水，搞得大家昂起的頭又一個個垂了下來，左右環視，不知如何是好。一直在旁側默不作聲的譚維四驀地想起了什麼，有些激動地大聲喊道：「楊定愛，你去倉庫把那個鴛鴦漆盒給我取來，速去速回。」楊定愛不知這位考古隊長布袋裡耍的什麼戲，也不便多問，站起身出了大廳，搭了一位領導停放在院內的吉普車，向駐地疾駛而去。

  注釋：

  [1]後來，作為音樂考古學家的馮光生專門對頗為神奇的「一鍾雙音」現象做了研究，從技術發展的角度將其分為「原生雙音」「鑄生雙音」「鑄調雙音」三個階段，而這三個階段分別屬於自然存在、有意獲取、精確調製的發展過程。他認為曾侯乙編鐘的雙音技術屬第三個階段的巔峰時期，幾乎達到該技術的極限。從編鐘的鐘腔可以看到：相對側鼓部有一條明顯的「音脊」。此時的工匠不但掌握了這一最為敏感的調音部位，而且以加厚和減薄並用的辦法來調節鐘的雙音，如此方法，可謂是古代音樂史上一項具有創造性的天才的傑作。

  [2]王世襄執筆《信陽戰國楚墓出土樂器初步調查記》，載《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1期。

  [3]鑑於擂鼓墩古墓出土編鐘的事實，黃氏論文的下半部於《音樂論叢》1980年第3期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