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急上報發掘

  21日上午，由省、地、縣三家聯合組成的鑽探隊伍全部進入工地，繼續清理昨天發現的盜洞，以期將地下情況弄個清楚，探個明白。

  現場施工的民工把墓口浮土用鐵杴全部清理乾淨，考古人員陳錫嶺、劉柄等開始清理盜洞內淤土。盜洞直徑約90厘米，深入地下約1.1米見到槨板，正對盜洞的一塊槨板東段顯然是被盜墓賊斬掉了一截，導致這塊蓋板的西段失去重心，斜插著塌入槨室內，上部的填土也隨之而下，幾塊石板因失去支撐物而落入洞內，與淤泥攪在一起。當清理到槨底時，一股混濁的水流再度湧出，上面的考古人員無法看清槨室內的情況。

  

  盜墓賊既已把槨板斬斷，那麼這個賊娃子是鑽入了槨室，還是沒有鑽入？如果鑽入槨室，後邊箱裡的陪葬品是否已經被劫？棺材是否已被劈開？墓主人的屍體是安然沉睡，還是已被賊娃子拖出棺外，拋入槨室的某個角落而早已腐爛成泥？如果此墓已經被盜，裡邊是否還有倖存之物？一連串的問題被部隊和前來觀看的地、縣各級領導提了出來，並要求譚維四給個說法。譚維四沒有顧得上如此眾多的假設與提問，面對水流涌動的洞口，對雷修所的鄭所長道：「洞內情況不明，用你們的抽水機把水抽一下，看看槨室的情況再說吧。」

  一部小型抽水機很快運到現場，吸管插入盜洞之內，抽水機開始作業。洞內的水流由濁變清，源源不斷地流出，兩個多小時過去仍未見乾枯的跡象。「真是活見鬼了，這個墓坑到底有多少水，不要抽了，停機。」譚維四說罷，抽水機停了下來。

  吸管拔出，譚維四伸頭向盜洞看去，只見水位與抽水前基本持平，沒有明顯變化。譚維四抬頭對身邊的劉柄說：「我明白了，整個墓坑已積滿了水，並與地下水有關聯，這樣下面就成一個水庫了，再抽也白搭，我看這樣吧，聯合勘探就到這裡，李祖才負責找人把這個洞口回填，其他的人到辦公樓開會，看下一步如何行動。」

  眾人聽罷，沉默不語，個個臉上面露悲觀失望之色，無精打采地來到雷修所三樓會議室商量對策。恰在這時，襄陽地區革委會副主任秦志維、地委宣傳部部長張桓、地區文化局局長汪浩如，在隨縣幾位領導陪同下來到現場參觀，譚維四簡單匯報了鑽探情況後，與眾人一起來到會議室座談。

  來自各個方面的軍政人員圍坐桌前，目光集中到譚維四身上，似在期待著什麼。譚維四環視四周，充滿信心地說道：「大家已經看到，墓坑中北部出現了盜洞，上部塌陷的淤泥已進槨室，坑內有大量積水。根據馬王堆和我主持發掘的鳳凰山168號漢墓的經驗，保存古屍的條件需要深埋、密封、缺氧、藥物滅菌等等，現在這個墓已遭破壞，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不太可能出古屍了。但由於坑內情況不明，槨蓋板沒有揭開，還是有一點希望。規模這麼大的一座古墓，一般是槨有多室，棺有多重，如果盜墓賊沒有把槨室劈開，而多重內棺密封又好，出古屍的希望還是有的，至少百分之幾的希望是存在的。根據鳳凰山168號漢墓發掘的經驗和教訓，我們也應該適當準備，以防萬一。」說到這裡，譚維四停了下來，眾人的情緒顯然被調動起來，眼睛明亮了許多。

  墓坑內發現的盜洞

  「不過」，譚維四接著說：「在我看來，這個墓的重要性並不在此，比古屍更為重要的文物肯定是不會少的，發掘價值依然大得很。退一萬步說，即使是被盜掘一空，按照國家文物法規，這麼大規模的墓也要正式清理髮掘，何況不發掘又怎麼能知道墓中的情況呢？」

  眾人聽罷，認為言之有理，譚維四表示要乘下午的火車趕往省博物館，儘快寫出勘探報告，向省委和中央匯報。

  3月25日，由譚維四執筆，省、地、縣聯合勘探小組署名的《隨縣城郊擂鼓墩一號大型古墓的發現與勘探簡報》印出，並及時送到湖北省委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韓寧夫案頭。雖是簡報，但對古墓發現的經過、位置、構築與規模等等都敘述得極為詳細明了。簡報寫道：「目前，北半部的坑壁和填土已絕大部分被平掉，南半部因有一水塔壓在南室的東南角上，坑口、填土及其夯層、石板均清晰可見。木槨規模相當龐大，整個墓坑的平面上都能探到槨板，從探鏟所取出來的木紋來分析，東室的蓋板為南北向鋪置，北室是東西向鋪置，南室的情況因水塔的原因不全清楚，大部也是東西向鋪置。槨蓋板寬約60厘米，厚約50厘米，估計木槨規模平面在200平方米左右。木槨與坑壁之間也滿填木炭。」

  墓坑填土層中鋪砌的一層大石板

  在論述古墓保存狀況、時代及其重要意義以及勘探小組的意見時，簡報做了如下描述：

  在北室的西南角和南室交界處填土中，發現有擾亂痕跡，經清理，一個直徑90厘米的圓洞直達槨板，將寬60厘米的槨蓋板斬斷了長約90厘米的一截，槨板上尚留有斬鑿痕跡，顯然這是一個盜洞。被斬斷的殘槨板的東部已經下塌，填土中部亦有4塊石板同時下塌，一塊小的落入槨室，3塊大的擱在側旁的槨板上，盜洞內和槨板下塌處的槨室內是淤泥，槨內文物受到了部分損失。

  從墓葬的構築方法（木槨、積炭、填白膏泥、青灰泥等）與江陵、雲夢、光化、宜昌等地的戰國、秦漢墓葬基本相同。填土中沒有發現晚於西漢的遺物，加上附近已發現有戰國時代的小墓，出土了一批青銅器。因此，我們認為此墓的時代可以初步斷為戰國墓或西漢墓，也有可能早到春秋晚期。

  規模如此之大的這一類型的春秋、戰國、西漢木槨墓，在我國是第一次發現，它的木槨就面積而言，比著名的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大6倍；比出土古屍的江陵鳳凰山168號漢墓大14倍；比信陽長台關一號楚墓大3倍，比出越王勾踐劍的江陵望山一號楚墓大8倍。且形制比較特殊，僅就這一點，在考古研究上就是十分重要的。[1]儘管有一個盜洞，但規模比較小，盜洞內又沒有發現晚於西漢的遺物，可能還屬於早期的民間的一種小型盜竊，與最近江陵天星觀發掘的楚墓那種盜洞直徑達3至3.5米，盜洞內有木支柱的大規模盜竊顯然不同。[2]又從湖北、湖南、河南一些被盜古墓出土文物的情況年來看，江陵望山一號楚墓未被盜，出土文物661件，二號墓被盜，仍然出了604件，且出了著名的楚簡；信陽長台關一號墓未被盜，出文物800餘件，二號墓兩次被盜，仍出土文物300餘件；長沙馬王堆二號漢墓被盜，仍然出土文物200多件，且出土了玉印，為一號墓、二號墓的時代提供了有力的依據；就是最近在江陵發掘的天星觀楚墓被大規模盜竊，仍然出了幾百件文物，僅青銅劍就有27把，還出土了極為重要的竹書。因此，我們認為擂鼓墩一號墓雖然被盜，仍將有大批極為珍貴的文物出土，這是毫無疑義的，決不能掉以輕心。

  綜上所述，擂鼓墩一號古墓的發現，是當前我國文物考古戰線的一次重大發現，必須高度重視，應立即組織嚴密的科學發掘。如不及時清理，是無法長期保護的。為此，我們建議有關領導部門向省委、省革委會和國家文物局提出報告，呈請批准，組織強有力的科學發掘隊伍，及早進行發掘。[3]

  看完這份數據齊全，頗具文采且暗含鼓動意味的簡報，韓寧夫神情振奮，當即大筆一揮，批示道：

  請告國家文物局。並同意組織強有力的發掘隊，從事發掘。

  韓寧夫

  3月25日

  當天上午10時左右，省博物館接到通知，派人將韓寧夫批示的簡報取回。省委領導如此重視，批示如此快捷，令具體辦事者感到很爽。譚維四滿臉興奮，正要按照省文化局副局長徐春林的囑託，起草奏請國家文物局閱示的報告，忽又接到省委辦公廳電話：「寧夫同志意見，要你先給國家文物局掛個電話，報告情況，申請發掘，正式報告隨後再送。」

  韓寧夫的果斷抉擇，令譚維四身心感到一陣輕鬆，當即通過長途電話向國家文物局文物處處長陳滋德匯報。陳滋德與譚早年相識且是老朋友，聽罷大喜，當場指示道：「你們按韓寧夫同志的意見辦，我馬上向王冶秋局長報告，有什麼意見，隨後聯繫。」

  正式申請報告很快出爐，湖北省文化局當天通過內部機要密件發出，4月3日，得到了國家文物局正式批准：

  同意發掘，由省博物館主持，省文化局組織工作。

  與此同時，湖北省革委會對報告做了批覆：

  同意發掘工作由湖北省博物館主持，調集文物考古力量全力以赴，認真做好發掘工作。

  湖北省博物館接到中央與省兩級領導機關的批覆，立即進行具體籌備工作。如同一場戰爭首先要制定作戰方案一樣，要進行田野考古發掘，首先要做的是制定發掘方案。在總結以往發掘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由譚維四主持擬定了《隨縣擂鼓墩一號墓發掘工作方案》，對各方面工作仔細規劃與安排，並提出了明確的目標和要求。

  4月6日，省博物館文物考古隊副隊長黃錫全、考古隊員郭德維、程欣人，武漢大學考古學教授方酉生，湖北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攝影師易光才等，一同到達隨縣發掘現場。黃錫全、程欣人、方酉生與早些天到達的樑柱等考古人員會合，組織人員在工地現場繪製剖面圖，取得大石板上、下填土夯層的資料，同時準備拆除墓坑南部的水塔。郭德維的任務則是察看現場，儘快制定一份具體發掘步驟與要求，擬定所需物資計劃。如果沒有一份科學而細緻的計劃與發掘方案，一旦大規模發掘開始，很容易造成首尾難顧的局面。若一場大雨下來，就可能導致墓坑垮塌，不僅影響工期，還可能造成事故，危及文物安全，後患無窮。這一步驟與方法亦即《孫子兵法》開篇《計》所說「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的道理所在。而此次幾位考古人員的擂鼓墩之行，就是為一個「算」字而來。許多年後，郭德維回憶道：「3月25日，我正在湖北當陽趙家湖發掘楚墓，突然接到單位發來的一封緊急電報，說在隨縣發現了大型木槨墓，比天星觀一號墓大三倍多，命我速回去籌備發掘工作。看過電報，簡直把我弄蒙了，這是真的嗎，會不會是電文譯錯了？要不是趙家湖工地距送電報來的集鎮相隔十多里地，步行往返需要兩個多小時，我真想跑去問一問。這個情況之所以令我犯疑，是因為天星觀一號墓是湖北省剛剛發掘完的當時最大的楚墓。此墓在江陵長湖邊，是荊州博物館發掘的，在發掘的關鍵時刻，即揭槨蓋板進行清理的時候，我受邀於3月6日至10日，在現場工作了5天，故對天星觀的情況較為了解。由天星觀一號墓的所在地及它本身名稱的由來，也可大體知曉這座墓的規模。它所在的地方叫五山村，因其境內有五座『山』而得名。所謂『山』者，是因這一帶是平原，高出平地的丘包即稱『山』。此五山是其境內的五座『大山』，後來經過考古人員勘察鑽探才知是五個楚冢，即楚墓的墳包，史書上和在考古學上稱為封土。天星觀一號墓是五山之中最大者，當地百姓稱其封土為『山』，可以想像出封土之大。既稱為山，又何以稱為天星觀呢？在清代的時候，封土之上曾修過一個道觀，取名天星觀，後來人們就稱此處為天星觀了。在一座墓的封土上修建一座道觀，可以想像封土的規模之大。經過考古人員發掘，知天星觀一號墓墓口為長方形，復原長41.2米，寬37米。這是一個很不小的數字，當年北京大學的《中國考古學》講義講到東周墓墓口長5米以上就算是大墓了，而天星觀一號墓墓坑，則是一般所謂大墓長度的8倍，按面積算，已將近這些大墓的80倍，可見天星觀一號墓的規模是何等驚人。如果隨縣發現的大墓比天星觀還要大3倍，那墓口又該有多大，封土又該有多高，那不是更驚人嗎？」

  郭德維又說：「當時電報沒有講明說大的3倍是指墓坑、封土還是木槨，如果是墓口就自然沒有這麼大的倍數了。不過就天星觀一號墓的底部和木槨而言，也是湖北省乃至整個中國東周墓葬中所罕見的。木槨長8.2米，寬7.5米，深3.16米，面積61.5平方米。作為楚墓來講，確實是相當可觀了。那麼隨縣發現的大墓能比這個還要大3倍嗎？會不會是幾座墓連在一起，誤認為是一座墓了呢？記得有一次，一個縣文化館的考古人員到紀南城考古工作站報告，說他們那裡發現了一座特大型墓葬，催我們趕快派人去勘察。我們一聽很興奮，急忙跑去一看，原來是一座山的南北兩側，相隔百餘米，同時發現墓磚墓門，他們因此認定，這就是一座大型墓葬的前門與後門。這座大墓占了整整一座山頭，若果真如此，真可稱得上是特大型了。面對這麼大的一座墓葬，他們感到無力發掘，只好請我們去想辦法。我們幾個考古人員到了那裡一看，都忍不住笑了。原來是兩座小墓分別埋葬在山的兩側，二墓恰好埋在一條線上了，不明就裡者就認為是一座大墓的前門、後門了。隨縣發現的大墓會不會發現類似的情況？一方面儘管是滿腹狐疑，但另一方面，內心卻又非常希望這消息是真的。作為一名考古工作者，此前我已參與發掘過為數不少的墓葬，並且很多是楚木槨墓，除天星觀一號墓外，還參與了出土著名越王勾踐劍的江陵望山一號墓，以及出土西漢男屍的江陵鳳凰山168號墓等重要墓葬的發掘，而且此時就在趙家湖發掘楚墓，也已有不少重要發現。現在聽說隨縣發現了如此重大的墓葬等待我去發掘，心裡實在是痒痒的，有一種抑制不住的興奮。常言說，軍人是為戰爭而生的，當兵的總想打仗，打大仗，打硬仗，戰死疆場，馬革裹屍，是一種悲壯的榮耀。而作為考古戰線的一兵，我自然也極希望能參加考古陣地的重大戰役，有重大斬獲。於是我懷揣著滿腹的希望，將趙家湖的工作、手頭資料交代妥當，便匆匆取道江陵返回省博物館。通過當晚的碰頭會，我了解到勘探的情況，知道電報所言並非虛妄，精神大振。」

  當郭德維一行來到隨縣擂鼓墩現場後，對墓坑及周圍環境做詳細考察，雖對墓坑中間的那個盜洞有些擔憂，但又感到作為考古發掘場所，卻是一個難得的理想之地。儘管身處起伏的山岡之上，因部隊已在這裡駐紮了十幾年，道路早已開通，暢通無阻，大小汽車可以直接開到墓坑邊。因是山岡，地層由紅白色砂礫岩構成，雨過路面即干，泛不起淤泥。發掘時所需的電源也極易接通，營區中的雷達修理車間本身可以發電，這就避免了因停電帶來的麻煩。同時郭德維還了解到，這個不大的山岡上並非雷修所一家駐紮，相鄰的還有一個空軍雷達教導隊，與雷修所屬同一系統的兄弟單位，主要是舉辦不定期的培訓班，其教室、營房、食堂、床鋪等等，可容納幾百人食宿，巧合的是此時教導隊未收學員，完全可借給發掘人員暫用，這就解決了以往野外發掘搭工棚、安地鋪、支鍋埋灶的大麻煩。還有一個其他地方沒法比擬的優越條件，墓坑位於雷修所營區內，發掘時只要把院門一關，派上幾個崗哨守住，安全問題就有了保障。真可謂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全部占據，是考古人員打著燈籠都難找的發掘之所。需要詳細考慮的就只剩發掘本身，以及所需要的物資和器械問題了。

  當此之時，無論是駐軍還是地方政府官員，都迫不及待地希望儘快發掘，並真誠地表示：「事情宜早不宜遲，趕快動手，我們這裡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只要你們來開挖，我們盡全力支持。」

  面對如此慷慨激昂的熱情，郭德維在表示感謝的同時，認為畢竟隔行如隔山，對方對考古這一行並不了解，或者看得過於簡單，或者看成單純的取寶，只要把墓坑挖開，取出裡面的東西即大功告成。但考古工作又有特殊的規矩和程序，並不如此簡單。就當時的社會狀況而言，實行的是計劃經濟，物資十分緊張，哪怕一刀衛生紙、一塊肥皂都要「計劃」。特別是木材、鉛絲、汽油等，被列為戰備物資，控制極嚴，須由國家最高權力部門按照指標層層下批，要想獲得並非易事。在一時無法解釋清楚的情況下，郭德維覺得有給對方潑一點冷水的必要，好讓大家有個心理準備，免得掉以輕心，貽誤發掘進程。於是說道：「此事看起來容易，做起來就不是大家所想像的那樣簡單了，比如說木料問題恐怕就是個棘手的問題。」

  「木料沒有問題，我們這裡能找到。」當地官員極為乾脆地承諾道。

  「能找到什麼樣的木料呢？」

  「你們需要什麼樣的，需要多少？」對方問道。

  「無須太多，初步估算得需要杉條15立方米，5厘米的板材25立方米，2厘米厚的板材3立方米，一共約43立方米。」郭德維說完，眾人吃驚地瞪大眼睛相互望望，然後用疑惑的口氣問道：「你不是在開玩笑吧，真的需要這麼多嗎？」

  「恐怕這些還不一定夠呢。」郭德維說著，把所需的地方和理由一一列出，眾人感到言之在理又深覺其難，遂面面相覷，不再言語。

  許多年後，據當時在場的縣文教局副局長周永清回憶：「郭德維提出的木材問題，確實把我們嚇了一跳，哪裡想到會用那麼多，真是出乎我們的想像。木材是國家控制的，要上面撥下指標才能弄到，平時是弄不到的，你本領再大也不行。我們文教局為了解決部分中小學的危房，一年也只有幾十立方米木料的指標，有個松木就算最好的木材了，杉條就根本見不到。這讓我們咋個搞法？」

  「其實，杉條還是有的，只是不在文教局系統。」同樣是許多年之後，郭德維這樣解釋，「上面撥來的指標就那麼一點，需要的單位太多，如果給了我們，其他單位就真的是一點也見不到了。但我們若沒有這個東西也就開不了工，怎麼辦？最後經當地政府出面與相關單位協商，從建設部門借了一部分杉木條。至於5厘米厚的安全板，經過文教局副局長、當時任發掘辦公室行政管理組組長的周永清與相關領導協商，從縣文教局準備維修教室的40立方米中，先借給我們25立方米。不過，這個借用是有條件的，建築隊的杉木不能鋸斷。文教局的板子厚度為6厘米，與我們計劃中的標準差一點，但不能改薄，更不能損壞，並保證用後如數歸還。我們只好一一答應下來，如果不答應，就借不到手，工作無法開展。但當發掘工作展開時，也就顧不了那麼多了，根據現場需要，有的杉條鋸斷了，有的厚木板改薄了。記得在一次清理東室器物時，楊定愛要鋸杉條，副隊長黃錫全很心痛，說不能鋸。楊定愛就拿隊長譚維四的話壓他，說，譚館長說了，該鋸還得鋸，硬是鋸斷了3根，黃錫全氣得乾瞪眼也沒有辦法。真是感謝上蒼有眼，沒有辜負有心人，發掘的結果出乎所有人的預料。那麼多、那麼重要的珍寶一出土，領導們都看眼暈了，高興壞了，哪裡還管杉木鋸斷不鋸斷，改薄不改薄，歸還不歸還了。我們手裡有了貴重文物也就好說話了，膽子也大了，到發掘結束時，借來的木料大多數用來打制了巨型箱子裝文物了。面對這種狀況，縣計委只好設法到省里找領導跑『計劃』，為所借單位補償，我們也按計劃內支付了木料費用。但到最後一看，弄來的木料不但沒有剩餘，反而還需20立方米用來包制箱包裝文物。各級領導一高興，就指示相關部門辦，隨縣計委領導見挖出了那麼多寶器，也很興奮，二話沒說，立即批准。由周永清率領工人，借用了當地駐軍某師和雷修所等處的5輛大卡車和部分官兵，駛往隨縣西部的大洪山原始森林，將所需木材砍伐而歸。——當然，這都是後話了。」

  周永清講述當年自己在曾侯乙墓發掘中所做的幾件工作（作者攝）

  郭德維回到省博物館後，根據掌握的情況，以譚維四擬定的《方案》為依據，很快擬定了一份《隨縣擂鼓墩一號墓發掘步驟與要求》，對發掘的具體步驟、質量要求、安全保證、可能遇到的問題及其對策等等，逐一做了詳細的設想與安排。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兩份技術性文件，對墓葬的順利發掘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方案既定，省文化局立即決定先墊款一萬元購置發掘物品，由省博物館考古隊員楊定愛具體落實。當時楊定愛正從武漢赴鄂州博物館途中，欲勘察一處古墓現場，一下火車，鄂州博物館人員迎上前來，告之譚維四隊長電話告知立即回返。楊定愛返回省博物館，受領任務，懷揣一萬元現金赴隨縣，與縣文化館文物幹部黃漢懿會合，先行採購最為急需的發掘物品。其他發掘款項由譚維四與空軍後勤部聯繫，力爭儘快解決落實。

  注釋：

  [1]馬王堆一號漢墓開口長為20米，寬17.9米，總面積為358平方米，但坑壁有4級台階，台階一級一級內收，因而到底部的範圍就成了南北長7.6米，東西寬6.7米，總面積50.92平方米的墓室。因擂鼓墩古墓沒有台階，墓坑直上直下，坑內就是槨板，以放置槨板的坑壁算，擂鼓墩顯然比馬王堆底部墓室大出許多，而且不是簡報所說的6倍，而是7倍。不過，衡量一座墓的大小，是以墓口為準，還是以墓底的墓室為準，學術界尚有不同意見。

  [2]天星觀一號楚墓位於江陵縣觀音壋公社五山大隊境內，東臨長湖，西距楚故都紀南城約30公里。清時曾在該墓封土上修建過「天星觀」道觀一座，因此而得名。五山大隊境內自東向西弧形排列5個大土冢，一號墓位於「五山」東側，是「五山」之中最大的一個，海拔40.4米。墓葬東北面緊靠長湖，封土的2/5及填土的一部分已崩垮。為了搶救地下文物，荊州地區博物館於1978年1月8日至3月28日對該墓進行了發掘。

  據發掘報告稱，該墓墓坑平面呈長方形，坑口南北殘長30.4米，東西殘寬33.2米。坑四壁設15級生土台階，台階逐級內收，形制規整。第15級台階以下至坑底，四壁陡直。坑底平，呈長方形，南北長13.1米，東西寬10.6米。坑口至坑底深12.2米。

  在發掘中，封土去掉4.3米後，在封土中心部位發現近似橢圓形的、形狀不規整的青灰泥堆積，直徑約8米。挖去封土後，在墓口平面、封土青灰泥堆積底部，露出規整的盜洞口，形狀橢圓，南北3.34米，東西2.7米。盜洞底部（槨蓋板以上）盜墓者用6層圓木壘砌四方形井架，長1.5米，寬1.34米。洞內填土為青灰泥（垮塌的封土，雨水長期淤積而成），含竹木等雜物較多，並出土了一批鐵質盜墓工具和陶器，槨蓋板上的盜洞為長方形，長1.5米，寬1.2米。槨內五大室，四室被盜，僅存北室。內棺蓋被推置一側，屍骨無存。但經過發掘，墓中仍出土各類器物2500餘件和一批有重要價值的竹簡。

  盜洞出土各類鐵器形制較早，陶鬲為秦式鬲，因此推測該墓為秦人所盜，被盜時間大約在戰國晚期（公元前278年以後）至秦朝。

  [3]本著所引簡報與文件，均來自湖北省博物館檔案室。另據譚維四解釋：按照國家文物局對田野考古工作規程的要求，對已發現和要發掘的古墓必須進行田野編號。一般方法是，原本有名稱者或史籍有記載者，依本名編序號。如無名稱可考者，先冠以地名，再依發現或發掘先後次序給以數碼代號。此墓史籍無載，原本無名，只能依地名編號。儘管墓坑位於山岡東團坡之上，因史籍無載，所指不明，且東、西兩個團坡已被推平連成一片，無法以此冠名。而離此地約一公里的擂鼓墩在古今地圖及地方志上均有記載，且名稱的由來還有一段動人的傳說。考古人員因以之冠名，將此墓編為隨縣擂鼓墩一號墓。後來考古人員經過勘探，在擂鼓墩周圍發現了200餘座墓葬，發掘大、中、小型墓葬30餘座。其中尚有8座與曾侯乙墓相同，甚至比曾侯乙墓還要龐大的春秋戰國時代古墓長眠於地下，以此構成具有豐厚文化積澱和內涵的擂鼓墩墓群區。1988年1月，國務院將這一墓群區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