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鋒後的交鋒

  對於魯明將「博興」與「廣饒」對比後，仍傾向於廣饒的學說及觀點，曾提出惠民說的吳如嵩、陳秉才，儘管由於「名額限制」未能出席在廣饒召開的學術會議。但事後得知，立即做出了反對的姿態，並反擊道：魯明這種簡單的推論方法不是考察地理歷史沿革的正確方法。因為先秦兩漢的地名並不是這樣陳陳相因而無任何變化的。人們很容易舉出相反的例子，例如春秋的曲沃，秦代則稱左邑，到了漢代又改稱聞喜；又如春秋的犬丘，秦代稱廢丘，到了漢代又改稱槐里。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因此，認定漢樂安即孫武故里的意見，不過是一種想當然的幻想式的說法罷了。史實表明，自西漢至明清，歷史上出現過樂安縣、樂安國、樂安郡、樂安州四種不同的行政區域和地理區域。不僅如此，同是一個樂安縣或樂安郡，在不同的朝代其地理區域也不一樣。因而，問題要得到解決，就必須回到《新唐書》和《古今姓氏書辨證》本身上來。宋人歐陽修和鄧名世依據什麼材料提出了樂安問題，這是需要追尋的一個重要前提。清代著名學者孫星衍在其校訂的《孫子十家注》附錄的《孫子敘錄》中，曾寫下這樣的按語：「紹興四年，鄧名世上其書。胡松年稱其學有淵源，多所按據。《序》又云：『自五經子史』以及《風俗通》《姓苑》《百家譜》《姓纂》諸書，凡有所長，盡用其說，是其書內所云，皆可依據也。」既然是「皆可依據」，那麼，今人要討論孫武的里籍，也就只能從此入手，尋找結論。

  那麼，《元和姓纂》所說的樂安，是指春秋時的樂安，還是指唐代的樂安呢？這是問題的要害。從它的編寫體例可以斷定，這個樂安乃是指唐代的樂安。它所列三個「孫武之後」的地名都是指的唐代地名。唐代有富陽即今浙江富陽，唐代有清河即今山東清河西。此書如果不是記述「孫武之後」而是敘述前代某人與孫武有關聯，那就用前人所處朝代的地名。如記述東漢孫堅、孫策、孫權就是一個顯例。它用的地名是「吳郡富春」。富春是東漢地名，唐代則改稱富陽，均為今浙江富陽。同是一個富陽，一處用唐代地名，一處用古地名，其編寫體例是十分明確的。這難道還不足以證明「樂安」乃是指的唐代的地名嗎？同時，這難道還不足以證明持「博興說」者用漢樂安去推論秦樂安、齊樂安是找錯了方向嗎？

  吳、陳二人繼續指出，《新唐書》和《古今姓氏書辨證》取材於《元和姓纂》等漢唐典籍，因此，可以肯定地說，其所載「食采於樂安」也是指唐代樂安，而不是在春秋時代齊國有一個什麼叫樂安的地名。當然，這絕不是說《新唐書》所載地名都用的是唐代地名。在地名使用上，它既用古地名，也用唐代地名，同是孫氏這一條就可得到證明。如說周代的姬（孫）耳「食采於戚」，「戚」是古地名，唐代無「戚」地，即今河南濮陽北。說周代姬（孫）嘉「世居汲郡」，周代無汲郡，用的是唐代地名，唐天寶元年設汲郡，即今河南汲縣。後於乾元元年改衛州。

  《元和郡縣圖志》書影

  樂安乃唐代地名，這個問題已很清楚了，剩下的唯一問題就是唐代的樂安地望問題。《元和姓纂》成書於公元812年，而早在七十年前的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唐朝政府改平原郡為樂安郡，治所在厭次，後於乾元元年回改棣州。《新唐書》寫田書用樂安之名，與寫姬（孫）嘉用汲郡之名一樣，都是天寶元年唐朝政府新改設的行政區域，又都是乾元元年廢改的地名。要考察唐代樂安郡的設置情況及其地理位置，《元和郡縣圖志》卷十七棣州條可說明一些問題：

  棣州，樂安。禹貢青州之域，又兗州之域。春秋為齊地，管仲曰：「北至於無棣。」秦並天下，為齊郡。漢為平原、渤海、千乘三郡地。曹魏屬樂陵國，晉石苞為樂陵公是也。隋開皇十七年，割滄州陽信縣置棣州，大業二年廢入滄州。武德四年又置棣州，六年又廢。貞觀十七年，又置移於厭次縣，即今州理是也。天寶元年改為樂安郡，乾元元年復為棣州。

  這則史料表明一個歷史事實，即厭次縣在春秋時是齊國之地，在唐朝先後成為棣州治和樂安郡的郡治。後世的學者之所以肯定樂安是孫武的故里，也是以唐代樂安郡為依據的。例如辨偽大師孫星衍自稱孫武的後裔，他在《家吳將曲考》中說：「吾家自明忠愍公名興祖者，以佐命功封燕山侯，起家定遠。當元明兵燹之際，譜系無所考，惟忠愍公以官封祖父文虎，中書參知政事護軍樂安郡公，則吾家為樂安孫氏，系出陳子占後，明也。」

  

  他從其祖父封「樂安郡公」作為推斷自己是孫武后裔的重要證據，正是依據了唐人的說法。因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所列孫氏宰相後裔的爵位即有孫俊為樂安子、孫成為樂安孝男、孫儲為樂安郡侯，以祖籍為爵秩之名正是古代封爵的通例之一。

  以上所述與我們的判斷完全吻合。我們既證明了《元和姓纂》《新唐書》《古今姓氏書辨證》所指樂安乃唐代的樂安，而不是春秋時有什麼樂安，現又證明唐代當時確有一個原屬齊國之地的樂安，因此，查明這個樂安的今地，孫子的故里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吳如嵩、陳秉才上下古今敘述了一大堆枯燥的史料和證明這些史料的史料，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樂安郡的治所在厭次，厭次即今山東惠民縣，惠民縣就是當年田書的采邑所居……總之，今山東省惠民縣是兵聖孫武的故里，可以刀斷斧削地確認了。」

  對吳、陳二人所堅持的「惠民說」表示擁護的惠民縣學者王丙臣，除了將書面上的史料又翻騰出來做了一番旁徵博引的補充外，還利用身在惠民的便利條件，深入民間做了大量的調查取證，從另一個側面給了吳、陳二人配合與聲援。如至今惠民縣境內還流傳著一些有關孫武后代居住地方的傳聞遺事，王丙臣為此舉例說：

  1.據今惠民縣城南門街和城郊劉皮家、袁侯、孫廟一帶老人們回憶，在袁侯村西頭建有孫武廟一座。南門街孫玉鳳一家自稱是孫武后代，其土地證上有「北至廟基」的記載。孫武廟不同於關帝廟，若非確有因由，群眾是不會修建的。

  2.今惠民縣城北省屯鄉的「堡武家」原莊名就叫「孫武家」，莊裡的人說自己是孫武后代。

  山東省惠民縣城郊外古城堡遺址，據說此城址為漢代所建（作者攝）

  3.今惠民縣城西梁家鄉石頭孫村，傳有「孫子乳名叫石頭」，後代為紀念孫子而將莊名命名為「石頭孫」的遺事。

  4.今惠民縣城東桑落墅鎮北有古鎮遺址，並距城三里許有孫、田、陳村；城西石廟鎮有個村叫「孫田吳（武）」，其附近相鄰的村分別有東西陳、大田、小田、葉田、田新。想來這種布局不會是偶然的巧合。

  5.今惠民縣城南靠近原唐朝樂安郡治（先棣州）古城遺址地方也有不少孫姓莊子，如孫家集、孫家溝等，他們自稱是孫武后代。

  通過以上這些活靈活現的傳聞遺事，王丙臣認為「不難看出孫武后裔在惠民縣是不少的，後代的多源並存也是合乎情理的。」

  對吳如嵩、陳秉才的論證以及王丙臣並非畫蛇添足的調查補充，復旦大學教授周維衍頗不以為然。他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孫武故里在今惠民說殊難成立」的口號，在這口號響起的同時，毫不客氣地放言道：主張「惠民說」的同志認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所載孫氏「食采於樂安」的「樂安」是指唐代的「樂安郡」。在我看來，這個「樂安」並不是指唐代的「樂安郡」，而是先秦的地名，該地的主體應該在今廣饒縣。《新唐書》提到的孫氏「食采」之地共三處，即「戚」「富春」「樂安」。其中，「戚」「富春」都不是唐代的名稱，而是先秦的地名，何以見得「樂安」就一定是指唐代的「樂安郡」？況歐陽修文中所表示的「樂安」，其年代屬性又是那樣明確。另外，吳如嵩等同志認為，「在現存的史料中，先秦並不存在『樂安』這一地名」，由此推斷《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說的「樂安」，必「是指唐代的樂安郡」。這樣考慮和認定問題也並不妥當。千百年來，由於種種原因，歷史文獻散佚之多是不言而喻的。唐、宋時人所掌握的史料，今天已不復存在的比比皆是。不能說我們現在見不到了，就認定以往也並不存在。歐陽修撰《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是由數十種世族譜系著作匯總撮要而成的，其中多數采自隋以前的史料。在敘述春秋「食采」之地時，只是按原始素材照文錄用，何嘗去考慮辨別先秦有沒有「樂安」而改成唐朝郡名？即使是唐人的著作，在講到先秦「食采」之地時，也不會用上唐代地名的。這是文士寫作的一般常理。因此，我們不宜武斷地認為現今文獻中沒有「樂安」，先秦時也一定不存在。已傳《銀雀山漢簡釋文》有「城安在共樂安強」的文字，漢簡雖然殘缺，無法斷定其本意，但「樂安」是個先秦地名是顯而易見的。既然樂安是指先秦時樂安地面，那麼其位置就在今天的廣饒。

  現住在惠民縣城南門外的孫德祿一家，據說孫德祿（右）是孫武的第81代孫（作者攝）

  周維衍此言既出，吳如嵩又找來了「軍科」的另一位重量級孫子研究專家霍印章共同進行反攻，二人除咬定「孫武故里『惠民說』不可動搖」外，還出重拳反擊道：根據《春秋左傳》杜預《注》，先秦根本沒有樂安這一地名，而杜預是魏晉時人，他給《左傳》作注時三國尚未完全統一，漢魏的樂安縣猶存，其注稱樂安自然指漢魏樂安無疑，與「先秦樂安地面」毫無關聯。可以斷然地說，在杜預的頭腦中連想都不會想到「先秦樂安地面」這一概念。問題十分清楚，孫子故里在樂安是唐人和宋人考證出來的，要弄清樂安的地望，還必須回到唐宋史料中來，認真進行分析研究，這是探討樂安所指的唯一正確途徑。「廣饒說」離開這一途徑，到實地「踏勘」和《水經注》中尋覓「先秦樂安地面主體」，其說自然不能成立。「博興說」也離開這一途徑，用「漢承秦制」「秦承齊制」的邏輯去推論先秦齊國的「樂安邑」，而先秦並沒有「樂安邑」的存在，也沒有樂安這一地名，後世的樂安又相當多，不能主觀指定某處樂安即孫子故里，因而此說失去了直接的證據，也無法成立。「惠民說」則與上述二說不同，它的合理性完全在於繼續遵循唐人和宋人的途徑，到《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和《古今姓氏書辨證》的根據中尋找探求樂安地望。

  霍、吳二人對周維衍做了特別教訓道：只有深入探討《元和姓纂》一書中關於郡望名稱的體例才能得到正確的理解。該書中的郡望名稱，既有郡名又有縣名以及州名和國名，既有唐代地名（新望）又有古代地名（舊望），粗看似乎雜亂無章，細讀則確有規律可循。因為該書是為唐代卿大夫「條其源系，考其郡望」而作，「於唐人世系則詳且核矣」，故在郡望名稱上有下述三個鮮明特點：一、郡縣並用，以郡為主。二、新舊並采，以新為主。三、州郡並稱，以郡為主。從而可以認為，《元和姓纂》中的樂安指的是唐代樂安郡，也就是今山東惠民縣。

  對這一教訓式的警示，周維衍很快做出了回應並進行了較為強硬的反攻，他宣稱：我僅就您研究《元和姓纂》概括出的所謂三個重要結論，簡單談幾句。第一，所謂「郡縣並用，以郡為主」。郡望是講郡名的，何來稱縣？當然談不上什麼「郡縣並用」，您把郡望和里籍混為一談，沒有搞清楚郡望的真正含義；里籍有郡有縣，郡望只是指郡。就是您所列舉的「孫武之後的六個郡望——樂安、東莞、吳郡富春、富陽、清河、洛陽」中，富春、富陽、洛陽是縣，但卻不是郡望。「郡縣並用，以郡為主」，作為在郡望問題上研究《元和姓纂》所得出的第一條重要結論，有犯常識性錯誤之嫌。第二，所謂「新舊並采，以新為主」。注重郡望的本意在於顯耀家世，祖上哪一個是名宦，出身於哪個世家大族，這個地方有哪些大姓，等等，這就要按譜溯源，何以去立「新望」？即便是唐代的新貴，他也不會立什麼「新望」的，總想找一下祖上值得誇耀的人。您說以新望為主，不妨請在《元和姓纂》中舉出若干來，看來很難如願。因此，您的那種說法是難以令人信服的。第三，所謂「州郡並稱，以郡為主」。這第三條結論也是由於您混淆了郡望、里籍和歷官所在而引申出來的。既然是郡望，哪會用州？如指唐代的政區，應該說是以州為主，不是以郡為主。就以大作所列舉的《元和郡縣圖志》來說，是以州列目的，只是在州的名下附識郡名，而且也不是每個郡都記……您之所以概括出上列的三個重要結論，本意在於說明「食采於樂安」的「樂安」是唐代的「樂安郡」。現在立論於《新唐書》已站不住腳，想從《元和姓纂》中找到新的根據，但《元和姓纂》又不見「食采於樂安」的文字，於是斷定《新唐書》記載來自《元和姓纂》，進而大談《元和姓纂》的體例，擺「迷魂陣」，得出了三個所謂「以郡為主」的結論。可是，這又是多麼經不起檢驗呀！

  就在周維衍、吳如嵩等各路學者、各路門派為孫武故里到底在今何處而殫精竭慮、費盡心思，以滿腔的熱情，不惜才華和心血考證調查，論述講演，並為此爭得面紅耳赤、唾沫四濺，甚至各派別之間懷揣不同的目的冷嘲熱諷，相互攻訐打擊，而孫武故里依然是真假難辨、是非不明，呈膠著狀態之時，像在中國任何領域、做任何事情，總會產生和稀泥的平庸之輩一樣，沒有人看清是從哪個角落或哪個陰影里，又橫空蹦出了一個名叫徐勇的蒙面之人。此人快速向殺得正酣的各門各派投放了一個頗有些扯淡的「模糊說」煙幕彈，並公然叫囂道：由於文獻及文物資料尚嫌不足，以上各說似乎還都是一家之言，難以完全駁倒其他觀點而形成一致的認識。目前正確的做法應當是對此問題採用「模糊理論」，即在現有論據還不能得到最後確認，誰是誰非尚難以判定時，最好的選擇就是暫時不做出最後的選擇。換言之，就是將結論暫時停留在已知與未知最前沿的交叉點上，放棄無謂的爭論，把精力轉向其他相關領域的研究。但同時注意不斷地搜集新的資料，積極尋找繼續前進的突破點，一旦條件成熟了，再做出新的結論。

  徐勇的「模糊說」或稱「糊塗說」並沒有使爭論各方為此駐足並停止爭吵與交鋒，相反是愈演愈烈，大有不決勝負絕不收兵之勢。恰在此時，又有媒體突爆猛料，宣稱迷失遁跡兩千多年的孫武墓被一位年輕學者發現，此墓就在江蘇吳縣陸墓鎮孫墩浜村南。這一爆炸性的消息一經傳出，立即使正陷於孫武故里之爭的各路學者停止了交鋒廝鬥，都齊刷刷地調換角度，轉向這一新的熱點陣地，並以各種各樣的心態，窺其在亂象紛紜、城頭變幻大王旗的虛張聲勢下，不知是真還是假的神秘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