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饒縣的考古證據

  面對在新的時代和新形勢下興起的兩種不同的說法，廣饒人再也坐不住了。1991年，廣饒縣文化部門奉縣委、縣政府之命，專門邀請持孫武故里惠民說的吳如嵩到當地考察，想藉此機會弄清楚吳氏弄出的那個「惠民說」的背景。吳如嵩感到盛情難卻，如約來到了廣饒。就在這次考察中，吳氏對廣饒方面的有關人員說道：「對於孫武故里問題，我們沒有多少研究，只是快開會了（指1989年在惠民縣召開的《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要出本書，才臨時通知××軍區的同志查一查，他們一查不在今惠民縣，說是漢代樂安在今博興縣北，就在書中寫了今博興縣。但我覺得還沒有把握，後來又考證了一下，認為當年郭化若將軍說得不錯，應在惠民縣，就急忙通知上海出版單位，將博興縣去掉，重新弄了個山東惠民說。至於這個惠民是指惠民地區還是惠民縣，郭化若指的這個惠民，是大惠民還是小惠民，我們原來沒太注意這個事情。1978年的時候，我幫郭老寫孫武的文章，只寫惠民，沒考慮加『縣』字。我個人看法，無論叫大惠民還是小惠民，反正讓大家知道在惠民地區這一帶就是了。」

  《人民日報》等報紙刊載的文章

  吳如嵩這一模稜兩可的說法，不但沒令廣饒方面滿意，反而使對方覺得有些彆扭。若按吳氏弄出的「惠民地區這一帶」的說法，如果是行政區尚未變更之前，沒有人提出異議，但後來行政區域已經變更，廣饒已被劃到了這個地區外，就不能不進一步明確了。否則一提到惠民，必然讓人想到山東惠民縣，所有要尋訪孫子故里的遊客都將會蜂擁到惠民縣去四處搜尋，兜里的錢也只能撒在惠民縣的地面上，不會跑到廣饒來扔下一個子兒。長此以往，惠民縣人將端著這個聚寶盆走向發家致富的道路。而廣饒人民卻因失去了這一本萬利的搖錢樹，將面臨繼續貧困的悲慘命運。在這個是要發展還是要萎縮，要前進還是要後退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廣饒的最高領導層充分認識到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二者必居其一，不可調和，高屋建瓴、審時度勢地及時把握住了時機，於是，在1991年6月，廣饒方面不惜血本，在本土召開了一次規模宏大的由150多名學者參加的全國「孫子學術討論會」，這次會議無論是氣勢還是宣傳力度以及在社會上的震撼力，相比惠民當年弄出的響聲毫不遜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就在這次會議上，受邀而來的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的教授周維衍，以及全國著名的專家學者如駱承烈、孫開泰等，紛紛拋出了考證文章，認為孫武里籍如果定在惠民或者博興，人民群眾和廣大學者既不擁護，也不贊成，既不高興，更不答應，而老老實實定在今山東廣饒縣境就對了。

  按照周維衍的說法，能否以漢樂安縣城來考定這就是春秋時齊國孫氏「食采」之樂安？顯然不能。那麼，先秦的樂安究竟在什麼地方？這就是學者們最需要解決的問題。《通鑑》記載，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年），燕國以樂毅為上將軍，聯合秦、魏、韓、趙（三晉）之師伐齊，在濟水西大敗齊兵，進而攻下了齊都臨淄，齊閔王出走，楚國派淖齒去齊國，對齊閔王講了如下幾句話：「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知之乎？」這是說燕國聯軍和齊軍在臨淄西北的千乘、博昌之間數百里的地面上，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激烈戰鬥，結果齊軍大敗，「雨血沾衣」。千乘地面在今高青縣，漢設有千乘縣；博昌地面在今博興縣，漢設有博昌縣。這裡值得注意的是，淖齒並未提及樂安地面。對照今天的地圖就可以發現，在齊都臨淄北的地面上有高青、博興、廣饒三縣，這三縣恰恰是漢魏以來設置樂安縣和樂安郡（國）的地方，先秦樂安地面主體，必定是在這三縣的某個範圍之內。既然高青縣屬於先秦千乘地面，博興縣屬於先秦博昌地面，那麼可以推知，廣饒縣應該是先秦樂安地面，非此莫屬。這三縣地面，樂安（廣饒）最處東，瀕渤海，燕國聯軍自西北來，不為其所經，因此文獻記載只提到千乘、博昌，不及樂安。由此推測先秦樂安地面主體當在今廣饒縣，想來應是合乎情理的。

  漫畫《孫武回家》東營市所轄廣饒縣即古樂安，系孫子故里。廣饒縣舊屬惠民地區，今歸東營市。廣饒近建孫武祠，許多專家學者稱：武聖從此回家矣（謝春彥畫，選自《漫畫世界》1991年第7期）

  與周維衍此說相呼應的著名歷史學家魯明補充道：最早記載孫武里籍的是司馬遷的《史記》，該文云：「孫子武者，齊人也。」齊地範圍較大，具體在什麼地方呢？從現有文獻記載看，在唐代以前，均查無實據，難以具體斷定。大概正是因為如此，而造成了學術界至今意見分歧很大。到了唐代，情況不同了。《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三下》和《古今姓氏書辨證》兩書均明載，孫武里籍為祖父田書「食采於樂安」，此說當有所本。這個「本」可能就是當時的各姓氏族譜。《舊唐書·高士廉傳》載：唐太宗詔高士廉等「刊正姓氏。於是普責天下譜牒，仍憑據史傳考其真偽……撰為《氏族志》……及書成，凡一百卷，詔頒於天下」，於是「譜系興焉」。《新唐書》也有同樣記載。而《古今姓氏書辨證》之《序》亦云：「《古今姓氏書辨證》數百十萬言，參訂得失，無一字無來處，是誠古人之用心也。」據此可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三下》和《古今姓氏書辨證》所載孫武祖父田書「食采於樂安」，當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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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春秋的「樂安」故地究竟在哪裡呢？查「樂安」這一地名，至今為先秦典籍所不見。而最早記載「樂安」地名的則是班固的《漢書·地理志》。要查先秦「樂安」所在地在何處，當首先從這裡開始。

  《漢書·地理志上》的記載是：

  千乘郡：縣十五，千乘，東鄒，涇沃，安平，博昌，蓼城，建信，狄，琅槐，樂安，被陽，高昌，繁安，高苑，延鄉。

  齊郡：縣十二，臨淄，昌國，利，西安，鉅定，廣，廣饒，昭南，臨朐，北鄉，平廣，壹鄉。

  據此記載可知，樂安是漢千乘郡十五縣之一，縣置。博昌，即博興，也是千乘郡十五縣之一，縣置。千乘郡大致相當於今博興縣、廣饒縣北半部一帶。而廣饒縣是漢齊郡十二縣之一，縣置。齊郡大致相當於今臨淄、廣饒縣南半部一帶。漢代的樂安、博昌、廣饒是分屬兩個郡、同時存在的三個縣置，又都在齊國都城臨淄北，今博興、廣饒縣境。西漢，上距春秋戰國不遠，只隔一個秦朝15年，上距春秋末年也不過270年。這是文獻記載最早的，也是離孫武祖父「食采於樂安」之最近的文獻記載。漢代的地名當是沿襲春秋戰國地名而來。因此，《漢書·地理志》記載的「樂安」與孫武祖父「食采於樂安」之「樂安」，兩者或同一、或相去不遠的可能性、可靠性、準確性比較大。因而可以認為，孫武故里博興說和廣饒說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兩說相較，就目前已發現的資料，不論是文獻的，還是考古的來看，廣饒說的材料應更勝博興說一籌，這樣說的理由是：

  一、「博興說」的主要根據及其不足

  1.上引《漢書·地理志》千乘郡有樂安縣的記載。漢確有樂安縣故城，在今博興縣境。以後所記樂安故城均指此樂安故城而言。然而，問題是，漢代的樂安故城是否即是春秋時期田書「食采於樂安」之「樂安」？「博興說」只是靠推理而論定，至今既未見更早的文獻記載，又未見相應的考古發掘資料的證實。因而這既是「博興說」的最主要根據，又是「博興說」的最大疑點。這個疑點能否解除，只有等將來在博興漢故城下能否發現先後承繼的先秦古城來解決。

  2.《水經注·濟水注》的記載云：「濟水又東北徑高昌縣故城西。」《地理志》曰：千乘郡有高昌縣。……濟水又東北徑樂安縣故城南。……樂安與博昌、薄姑，分水俱同西北，薄姑去齊城六十里，樂安越水差遠，驗非尤明。班固曰：千乘郡有樂安縣。……濟水又經薄姑城北。《濟水注》的這一記載是「博興說」繼《漢書·地理志》之後的又一條重要根據。此後，許多史家以此為據，將樂安故城定在博興縣境。而這一條根據，清人又提出了疑問。

  3.唐駱賓王《致博昌父老書》。《新唐書》《續山東考古錄》和清《博興縣誌》均載，「唐總章三年（公元669年）博昌縣移治所於樂安故城」，「又聞移縣就樂安故城」。這證明樂安故城是存在的，古博昌與樂安相鄰，西漢時皆在今博興境內，據說，其故城遺址就在今博興縣城。這是「博興說」的又一條重要根據。然而，此樂安故城實際上仍然是指今博興境內的漢樂安故城，並未解決此樂安故城是不是先秦春秋時之「樂安」故城的問題。

  以上這三條根據，歸根結底都是指的漢樂安故城。然而，漢去春秋不過二百餘年，去戰國也不過幾十年。這同漢以後八百餘年的唐代「樂安」相比，自然具有更大的可靠性，更接近春秋樂安故地的實際。因此「博興說」同「惠民說」相比，顯然更有說服力。然而，同「廣饒說」相比又如何呢？

  二、「廣饒說」的主要根據

  「廣饒說」的主要根據，就已有的材料（文獻的和考古的）看，有三條：

  1.《水經注·濟水注》的記載有錯簡。《濟水注》載，濟水是先經「樂安縣故城南」之後，再「徑薄姑城北」而東去的。清沈炳巽撰《水經注集釋訂訛》卷八指出：此載有錯簡。在「濟水又東北徑樂安縣故城南」句下云：「按此經舊在高昌下。今據薄姑、利縣俱南達臨淄，而樂安故城在博昌縣東北，則此經當在利縣之後、甲下之前。」樂安本漢廣饒、鉅定二縣，屬齊郡，其故城並在今縣東北。後漢時琅槐入博昌，故杜預、郭璞皆言濟水至博昌入海。據以上研究可知，濟水應先「東北過利縣西」，然後「又東北徑樂安縣故城南」。按照《水經注》所說的濟水流經的方向、先後越過的縣境和路程推算，樂安故城應在今廣饒縣城北二三十里處，而不是在今博興縣境內。

  那麼這個樂安故城是否就是先秦春秋戰國時期那個樂安故城的所在地呢？這是「廣饒說」能否成立的一個關鍵所在。

  廣饒縣草橋遺址（作者攝）

  2.草橋古城遺址的發現，為「廣饒說」提供了重要依據。草橋古城遺址位於廣饒縣城北近三十里的花官鄉草橋村，地勢較高。東距傳說中的齊桓公會盟諸侯的「柏寢台」八里，西南至利縣故城（今博興縣利城村）二十里。古濟水流至城址西南又折東而去。

  這個遺址於1956年廣饒縣第一次文物普查時被發現，1980年縣文物工作者又進行了複查。在複查中，看到該村西部有土築古城牆遺蹟和護城河（當地群眾稱之為「城壕」）各一段。1991年5月10日至13日，縣文物工作者與山東省考古研究所專家合作，採用挖探溝和鑽探眼的考古方法，對古城部分城牆、城壕殘跡進行了技術調查。調查情況表明，該遺址確係一故城遺址，最晚始建於春秋戰國時期。對照《欽定四庫全書·水經注集釋訂訛》《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春秋大事記表》和《樂安縣誌》等史書記載，認定該城址為故樂安城遺址。

  草橋古城遺址的發現，為孫武里籍樂安故城在今廣饒縣境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證據：一是古城相符；二是時代相符——先秦春秋戰國時期；三是和記載中的「濟水又東北徑樂安縣故城南；又東北過利縣西；又東北過甲下邑，入於河；又東北入海」大致方位相符。

  3.《水經注·濟水注》在「濟水又東北徑樂安故城南」句下注引「班固曰：千乘郡有樂安縣。應劭曰：取休令之名矣」，所謂「取休令之名矣」，一語道破了漢樂安故城的真正含義，即在今博興縣境的漢樂安故城只是取其美善好聽的名稱而已，並非真正的樂安故城，即非先秦真正的樂安故城。這清楚地說明，漢樂安縣城當築於漢代，與春秋孫氏「食采」之樂安並沒有先後承襲的關係。比較合理的推測應是：孫氏「食采」之樂安，是一廣袤的地面，而漢代興起的樂安縣城，或在這一地面之上，或是與這一地面相鄰近。這兩種情況都有可能，而後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些。

  草橋古城遺址鑽探示意圖（東營市博物館提供）

  草橋古城遺址的發現，更加證明了漢樂安縣故城城名是「取休令之名矣」，非先秦真正的樂安故城。而博興境內的漢樂安縣城的出現，可能有兩種情況，或從草橋古城——先秦之樂安故城搬遷而來；或當草橋樂安故城因某種原因毀壞後，又到今博興境內重建古城，仍取其原「樂安」的城名。這兩種情況都與「取休令之名」有關。結合參加此城發掘的著名考古學家朱玉德等撰寫的《草橋古城遺址部分城牆、城壕考古鑽探調查報告》可看到下面兩種情形：

  一是草橋古城牆「探溝中地層極少，僅有9—10層是文化層，這兩層文化層的形成不明確，且疊壓於第一期的城牆之上。第二期的城牆是在9—10文化層之上而建，第三期的城牆是在第二期城牆廢棄後的基礎上修補而成」。參加鑽探的人員對此有這樣的說明：「在一期與二期中間，即9—10層，為淤積黃土層。這兩層含物太少，較純淨，其形成原因可能是沖積而成。」所謂「沖積而成」，可能是西漢時期濟水泛濫、故城被洪水淹沒所致。因而草橋的先秦樂安故城毀壞後，又往西南到今博興縣境重建樂安縣城，仍取其原「樂安」之美善名稱。

  二是草橋古城的「第二、三期的夯土牆為漢或以後時期」。由於只是「鑽探調查」，尚未進行全面發掘，因而第二、三期的夯土牆的斷代跨度時間很長。如斷定是「漢以後」的時期，則漢樂安縣城可能是又回到草橋先秦古城址的9—10層的淤積層之上重建的樂安城。

  總之，從已發掘的城牆文化層堆積第一、二期之間的淤積層情況看，亦說明漢樂安縣故城可能是草橋古樂安城因洪水泛濫被淹沒廢棄後遷至博興境內重建的。

  由此，魯明認為，從以上「博興說」和「廣饒說」兩說主要根據的分析比較看，「廣饒說」的根據更多些，理由更充分些，也更符合春秋樂安的歷史實際。孫武故里在廣饒，應當是將現有資料（文獻的和考古的）分析比較後所應得出的比較合理、正確的結論。

  當然，魯明也在他的論證中特別提及草橋遺址的考古發現，只是「部分城牆、城壕考古鑽探調查」的情況，尚未對古城遺址進行全面發掘。「以上分析也只是初步的，是否正確還有待將來全面發掘的新資料去證實。一旦將來，或在廣饒草橋古城址，或在博興縣境漢樂安古城址，能夠發掘出一錘定音的春秋戰國時期『樂安』古城的確鑿證據，則無疑如1972年臨沂銀雀山漢墓一舉挖出兩部孫氏《兵法》竹簡，從而結束了2000多年來孫氏《兵法》是一部書還是兩部書的爭論一樣，孫武里籍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因而所有熱心於這方面研究的學者，都急切地希望孫武里籍樂安的確鑿證據早日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