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民與博興之間

  隨著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等兵書的出土，以及初步研究成果公之於世，中外學術界為之震動。這一事實和成果在廓清了孫武、孫臏不但各有其人，而且還各有兵書流傳於世的一連串迷霧的同時，也引起了人們對兩個孫子其人其事及其豐功偉績的廣泛重視和深化研究。尤其是對孫武與孫臏生平里籍以及著名的馬陵之戰等光輝戰例，又在更大、更廣、更深入的範圍內，掀起了一場又一場探索與爭論的熱潮。而在稍後關於西安方面爆出的所謂家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真與假的較量，在中國學術界也拉開了唇槍舌劍、風雲激盪的大幕。

  按一般的籠統說法，中國古代有身份的名人幾乎都能在官方權威的史書中找到詳細記載，而以孫武為代表的兵家人物卻是個例外，各古籍都沒有明確記載。即使偉大的史學之父司馬遷也只是以「孫子武者，齊人」做了交代，未能道出確切地點或方位，這就讓後世的研究者為之感到茫然，以至於孫武故里究竟在那裡，竟成為廟堂與江湖之間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當這個話題延續到20世紀中葉的時候，隨著銀雀山漢簡的出土以及中國旅遊狂潮的興起，有關孫武故里的爭論也隨之掀起了一陣狂潮，大有翻江倒海之勢。這中間除了《孫子》的內容更加真實和充實，研究者的思路進一步拓寬、研究課題更趨於具體細緻等積極因素外，更多的則是借名人以壯聲勢，借學術以圖金錢，即所謂的文化搭台、經濟唱戲，化腐朽為神奇，將死人變活人，並且要變成能夠賺錢的永不停歇的造幣機器式的大活人。這種背景與前景強烈地刺激了各方力量為爭奪孫子故里展開了一場又一場近似肉搏的酷烈交鋒。

  1999年10月，山東省濱州地區行署向省政府呈交了一份《關於惠民孫子故園開發建設問題的請示》報告，報告稱：

  為紀念我國兵聖孫武，加快《孫子兵法》的研究應用，進一步弘揚民族文化，發展地方經濟，1990年，惠民縣根據《孫子兵法》國際學術研究會的建議，多方籌資一千多萬元，開發建設了孫子故園一期工程，於1992年竣工並對外開放，現已接待遊客60萬人次……這一人文景觀已經初步發揮了較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促進了地方經濟和旅遊事業的發展……為此，懇請省政府把孫子旅遊城項目列入全省旅遊開發總體規劃，給予立項支持，並幫助解決故園二期工程建設急需的資金，使孫子旅遊城早日建成，促進山東旅遊業真正形成「齊魯大地，一山一水兩聖人」的大格局。

  山東省分管旅遊口的副省長杜世成[1]接到報告後，做了如下批示：

  （省）旅遊局同志：

  

  孫子文化資源開發問題，現在眾說紛紜，若都來開發勢必有誤。從我們旅遊角度出發，應定位於濱州。從聯合專家規劃開始，逐步形成統一的認識，逐步提出具體項目列入省重點。請酌。

  杜世成

  11月29日

  此時的杜副省長也許心中明白，他的這個批示，對惠民縣來說可謂一件高興與令人振奮的大事與喜事，但對於廣饒、博興等兩地，就是一件沮喪的事了。尤其是廣饒的官員和民眾，在沮喪之中有一股頗不服氣的感覺籠罩心頭。只是這種不服氣在較短的時間內尚無可奈何，不能改變杜副省長的這個決定罷了。

  惠民縣建造的孫子故園（作者攝）

  由於惠民縣在此前曾投巨資，興師動眾地召開了幾次大型「孫子學術討論會」，甚至「國際會議」，又藉助具有中國特色的宣傳機器發表了許多「孫子故里惠民說」的文章和宣傳報導，使「惠民說」於一個時期內在社會上廣為流傳，並影響到國際學術界和其他各界。但按廣饒方面的學者、官員和民眾的說法，風行一時的所謂「惠民說」還在研究、討論之中，並未成為最後的定論，如果要形成定論，那麼孫武子真正的故里在廣饒而絕不在惠民。為證實這一說法，廣饒縣曾於杜副省長做出這一批示8年前的1991年，不惜巨資和血本，針對惠民縣在爭奪孫子故里的戰鬥中，弄出的那個具有一定殺傷力的響聲，也頗不服氣地召開了一次由150多人參加的全國性的孫子學術討論會。會上，大多數被邀請的專家提出或傾向於孫子故里廣饒說，其中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李祖德、山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魯明等專家所提交的論文，在對惠民說提出質疑與批判的同時，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孫子故里在廣饒這一論點。至此，關於孫武里籍問題，在學術界產生了「惠民說」「博興說」「廣饒說」等三足鼎立、互相攻伐一時難分勝負的三大學說。

  但以上三說，無論是哪一說，都存在一個共同的、關鍵的問題，這就是唐宋三部書（《元和姓纂》《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古今姓氏書辨證》）中所記孫氏後代的「樂安」究竟是什麼時代之「樂安」的問題。這個問題是三說的關鍵，即確定孫武里籍的關鍵。如果是唐樂安郡之「樂安」，則「惠民說」成立。如果不是，則後兩說中的一說可能成立。因此，要解決孫武里籍究竟在哪裡的問題，無論是哪門哪派的研究者，都需要將唐宋三部書中有關孫氏後代在「樂安」的記載弄個明白。

  唐林寶撰《元和姓纂》卷四的記載是：

  北宋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三下》卷七十三下的記載是：

  齊田完，字敬仲，四世孫桓子無宇，無宇二子：恆、書。書字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生憑，字起宗，齊卿。憑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為亂，奔吳，為將軍。

  南宋鄧名世撰《古今姓氏書辨證》卷七的記載是：

  齊田完，字敬仲，四世孫桓子無宇，二子：常、書。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生憑，字起宗，齊卿。憑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為亂，奔吳，為將軍。

  且不說唐宋三部書中的孫武與樂安的記載是否可靠，但它終於給後人提供了孫武出生之地的一些線索。按照常理，孫武的祖父孫書因伐莒有功而「食采於樂安」，那麼孫武的故里也當在「樂安」。但是，問題的複雜就在於查遍先秦典籍，卻不見有「樂安」這個地名。於是有的學者認為既然在先秦無「樂安」這個地名，那麼它就是指《新唐書》中的唐代「樂安」。而唐代樂安郡的治所在今山東惠民縣，孫武故里也就應在今山東惠民縣了。此觀點被稱為「惠民縣說」。也有人認為，「樂安」這個地名雖然在先秦史籍中沒有記載，但在東漢班固所撰的《漢書·地理志》中最早出現。西漢時的「樂安」縣在今山東的博興縣，根據「漢承秦制」和「秦承齊制」，那麼孫武的故里當在山東博興縣，是為「博興說」。而「廣饒說」的來源在哪裡呢？據查，在民國時期編撰的《樂安縣誌》和《續修廣饒縣誌》里，首次提出了孫武故里在今廣饒縣之說。

  廣饒縣孫武祠

  按照廣饒方面的說法，學術界對孫武里籍的探考，在清之前儘管有些隻言片語的記述，但留下的史料不多，現代人很難見到全貌。而到了民國三年（公元1914年），當時的山東省樂安縣改稱廣饒縣。民國七年（公元1918年），由當地學者陳同善主修的《樂安縣誌·人物誌》（因該志下限為清宣統三年，故仍稱為《樂安縣誌》）中，曾記載孫武里籍在今廣饒縣，志文中稱：「孫子，各書謂武，齊人，而田氏祖屬。祖書，以功賜姓，食采樂安。此地以樂安名而見於載籍之最古者，事尤前於漢之以樂安名國、名郡，則元之用以名今縣所屬，或亦有因。推是，則武或邑人。」到了民國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由另一位當地學者王寅山總纂的《續修廣饒縣誌》，同樣記述了這一內容。整個民國時期，有關孫武里籍問題，只有「廣饒說」一家，別無分店。

  到了1957年，「惠民說」開始出現。這一年的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著名孫子研究專家郭化若將軍編著的《今譯新編孫子兵法》一書，在開篇《孫子兵法介紹》一文中稱：「孫武，齊國樂安（今山東惠民縣）人。」當時郭只是在括號里弄出了惠民縣這個提法，沒有相關的考證材料，外人尚不知所依據的是什麼材料。

  這個提法悄無聲息地過去了十七年之後的1974年，北京大學哲學系工農兵學員和大興縣紅星人民公社理論組，為配合「批林批孔」運動，在合著的《孫子兵法新注》和《讀一點法家著作（二）》中再次提到孫武「是齊國樂安（相當於今山東惠民縣）人」。1975年，杭州大學歷史系與駐浙某部防化連合編，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先秦法家軍事著作選注》中，又提出了「孫武，齊國樂安（今山東惠民）人」的說法，這個說法在附加的括號中沒有「縣」字。可能這個提法引起了郭化若的注意，1977年，郭在《孫子今譯》的《前言》中再度沿用「惠民」二字，但後面卻抹掉了「縣」字。對於這個提法，按廣饒縣學者的說法，這「惠民」二字若是指「惠民地區」的話，雖然未見有其考證材料，但人們還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因為當時惠民地區下轄有廣饒、墾利、利津、桓台、鄒平、高青、博興、霑化、濱縣、無棣、惠民、陽信等12個縣，域地面積比較大，有誰能說不包括某一個縣份呢？只是到了1983年，由於行政區劃變更，先後有廣饒、墾利、利津三縣和博興、霑化縣的各一部分區域劃歸東營市管轄；桓台、高青二縣劃歸淄博市管轄。原惠民地區的域地面積被劃分出了近一半，黃河以南、距齊國古都臨淄較近的縣份，差不多都劃分出來了，這樣再籠統地稱孫武里籍在「惠民」，那就需要進一步探考了。

  廣饒縣孫武祠中的孫武像

  郭化若的提法，隨著惠民地區行政區劃的調整，儘管有「進一步探考」的必要，但學者們似乎對此並不感興趣，沒有人出面及時地給予探考。直到1989年春，著名孫子研究學家吳如嵩、陳秉才在出席惠民縣召開的「首屆《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時，提交了一篇《孫武故里考疑》的論文，此文後來收集在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孫子新探》論文集中。吳、陳二人的《孫武故里考疑》一文，重新啟用「惠民縣說」，並就這一說法做了補考。文章稱：《元和姓纂》所說的樂安，是指春秋時有一個樂安，還是指唐代的樂安呢？這是問題的要害。從它的編寫體例可以斷定，這個樂安乃是指的唐代的樂安。它所列三個「孫武之後」的地名都是指的唐代地名。《新唐書》和《古今姓氏書辨證》取材於《元和姓纂》等漢唐典籍。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其所載「食采於樂安」也是指唐代樂安，而不是在春秋時代齊國有一個什麼樂安的地名。我們既證明了《元和姓纂》《新唐書》《古今姓氏書辨證》所指樂安乃唐代的樂安，又證明唐代當時確有一個原為齊國之地的樂安，查明這個樂安的今地，孫子的故里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樂安郡的治所在厭次，厭次即今山東惠民縣，惠民縣就是當年田書的采邑所在。也就是說，孫武里籍是唐朝的樂安郡。

  吳如嵩、陳秉才的這一說法，立即在學術界掀起了波瀾，並引起了部分學者的強烈反對。在此後的不長時間，博興縣的舒榮先、牛萬政二學者，懷著對吳、陳之說頗不服氣的心態，在《博興文史資料》1990年5月第5輯上發表了《孫武里籍山東博興》一文，首次提出了「博興縣說」。此文稱：有明確記載的樂安建置是西漢時期，漢樂安縣在今山東博興，而漢樂安是沿襲齊樂安而來的。春秋—戰國—秦—漢，這一時期，制度、建置、地名多有因襲，比較穩定。漢承秦制，是千古定論。而秦的郡縣制也並非獨創，不少是承襲戰國七國制度而來。《左傳》載，齊景公曾賜晏嬰一個千家之縣，這說明當時齊國已行縣制。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云：「晉齊縣制齊整，優於楚國的大縣。」這又說明春秋末年列國也普遍實行縣制，只是各國大小不同，齊國較楚國實行的是小縣制。今博興境內西漢時置五縣一國，反映了漢承秦制，秦襲齊制，樂安本是齊國孫氏世襲的一個邑，後來置為縣，齊樂安—秦樂安—漢樂安，一脈相承地因襲下來，地名和位置皆無什麼變化。以上論證和推斷，基本可以肯定齊樂安在今山東博興境內。為了說明問題，不妨對樂安故城做點考察。《新唐書》《續山東考古錄》和清《博興縣誌》均載：「唐總章三年（公元669年）博昌縣移治所於樂安故城。」唐駱賓王《致博昌父老書》則說：「又聞移縣就樂安故城……」這證明樂安故城存在。古博昌與樂安相鄰，西漢時皆在今博興境內。

  注釋：

  [1]杜世成後任山東省委副書記、青島市委書記。2007年4月18日，因涉嫌受賄犯罪被刑事拘留，2007年4月29日被逮捕。2008年2月4日，由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