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雀山漢簡的暗示

  就在諸多懷疑論者懷揣著不同的目的，將孫武、孫臏及其著作之事攪得一塌糊塗、亂上加亂之時，也有一些學者本著文化良知和嚴謹的學術探索的態度，認為《史記》中有關孫子、孫臏及其著作的記載是確切可靠的。

  與反動學術權威相對的是，在這一問題的論爭中，也產生了一批革命的學術權威，這批學者主要以明代的宋濂、胡應麟，清代的紀昀、孫星衍，及近人余嘉錫等為代表。如宋濂在其所著《諸子辨·孫子》中說：「武，齊人，吳闔閭用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葉適以不見載於《左傳》，疑其書乃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之所為，予獨不敢謂然。春秋時，列國之事赴告者則書於策，不然則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大國若秦、楚，小國若越、燕，其行事不見於經傳者有矣，何獨武哉！」

  另一位大學者胡應麟也於《四部正訛》中發表了類似的觀點，同時還指出：「秦漢間兵家稱述名流，大多遊俠之筆耳。《孫》《吳》《無忌》外，《萇弘》《范蠡》……率依託也。」清代的孫星衍對反動學術權威的歪理邪說更是深惡痛絕，他站在革命的立場上，用樸素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認定《孫子兵法》為孫武所著。並在《孫子略解序》一文中說：「諸子之文皆由沒世之後，門人小子撰述成書，惟此是其手定，且在《列》《莊》《孟》《荀》之前，真古書也。」

  樹人發表的文章影印件

  當代學者余空我，針對同代人樹人發表在《文匯報》上那篇認為《孫子兵法》是孫臏所作的文章，給予了質疑與嚴厲痛斥，余空我——也就是「你（樹人）坑我」——駁斥道：

  樹人同志做出「《孫子》不是春秋時代孫武所作」和「是戰國時代的孫臏所作」的結論時，他的主要指證是指《孫子》上的「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和「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他認為「如果像《史記》所說，《孫子》十三篇是在吳伐楚之前所作的，那麼當時越國尚小，吳越尚未交惡相爭」。這一說法是不符合史實的。就拿《史記》來說吧，《吳太伯世家》：吳王闔閭「四年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這時的吳越交兵尚在吳兵入郢以前四年。至闔閭十年「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吳越和吳楚交兵幾乎是同時交叉進行的。又按《越王勾踐世家》上說：「允常之時，與吳王闔閭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更足以說明「吳越交惡」絕不會在伐楚以後了。至於說「越人之兵雖多」，要知道這個「雖多」，並不等於說「越國當時是個兵多的國家」，而只是說即使越人動員了很多的兵力的意思，那是更容易理解的了。

  其次，樹人提到《兵勢篇》上的「五聲、五色、五味」的問題，認為「這樣一套完整的概念只是在戰國時代五行學說大盛以後才有的」。其實「五行」之說早見於《尚書·洪範》，如：「汩陳其五行。……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等等。「五聲」見於《周禮·春官大師》，「五色」見於《尚書·益稷》，「五味」見於《周禮·天官疾醫》，這些都是前《孫子》幾百年就出現了的詞語，何以要等到「戰國時代才能有」？這是令人很難索解的。至於說怎樣才算是「一套完整的概念」，因樹人同志沒有就這一點做詳細的說明，這裡只好存而不論。

  此外，樹人提到的如「謁者、門者、舍人」名稱的問題，說它「也不是春秋時代所能有的」。我的看法卻是：雖然這些名稱可能是職官的名稱，也可能只是「左右」的通稱。但原文把它擱在「守將左右」的後面，則認為通稱也未嘗不可。總之，問題的癥結，不在於某一名稱是否春秋時代所能有以及某些「思想」和「經驗」是否在春秋時代的可能出現，而在於這些疑問的提出，都無法否定《孫子》十三篇中有孫武傑出的軍事思想的存在。所以我們認為郭化若在《十一家注孫子》的《代序》中所提出的看法是值得重視的。

  郭在《代序》中所說的話，不僅把歷來對篇數的爭執系統地做了解釋。而就樹人所鼓吹的「引起歷代學者懷疑的第一點」即所謂「現今流傳的《孫子》十三篇就完全可能不是司馬遷所說的孫子」的問題也是個很好的解答。

  此外，郭在《代序》中談到《孫子》的軍事思想時，很多地方把「春秋戰國」聯在一起，稱為「春秋期」，這也是有意思的。因為許多疑問的提出，都是由於把「春秋」和「戰國」兩個時期的界限劃得太「隔絕」了。實際上，我們所謂「春秋」，是指的孔子作《春秋》所記述的那段時期。起自魯隱公元年，訖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22—前481年）。所謂「戰國」是指的劉向所編的《戰國策》的起訖年代。始自《趙策》終於《秦策》，即自周貞定王十六年，止於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453—前227年）。兩個「時期」事實上是互相連接的，如果嚴格劃分起來，介乎其間的也只有自公元前481至前453年的二十八年那一段短短的距離。從人物、思想的發展方面來看，要說明這短短的二十八年裡（春秋末至戰國初）就有什麼截然的不同，那就很難使人信服的了。而歷來的學者往往在有意無意把它劃成似乎不可混淆的兩個時代，似乎戰國初可能有的思想，如果被劃在春秋末的話，就不可能有了，這是不夠科學的。《代序》在談《孫子》時，把「春秋戰國」聯繫起來作為一個整體看待，我認為是有意義的，其原因正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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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余空我對樹人的反駁，上溯宋謙、胡應麟、孫星衍等各家觀點，可以看出各說的紮實證據並不是很足，有些地方也的確難以令人完全信服。比如既然孫武著有世界一流的兵書戰策，又有司馬遷所說的「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的赫赫軍威戰功，應該算是名冠一時，至少是幾個國家都在矚目的英雄豪傑了。如此一個國際級大腕兒明星，居然不見於著名的《左傳》《國語》等書，的確讓人在心中總犯嘀咕。事實上，也正是爭論雙方所持論據的模糊和缺陷，才形成了自宋代以至現代的一千餘年間，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精英們對孫子其人其書的問題聚訟紛紜，爭吵不斷，直至把問題變得越來越錯綜複雜，越來越撲朔迷離，甚至引導後生學者誤入歧途，陷於一片混沌的泥沼之中不能自拔。

  余空我發表的文章影印件

  當然，在古典名著中，被懷疑的不僅是《孫子兵法》，其他如著名的《六韜》《尉繚子》《晏子春秋》等書，流傳的版本歷來也多被疑為後人「偽托」，並「真偽相雜」，為此也同《孫子兵法》一樣爭論了千餘年。想不到1972年銀雀山漢墓竹簡的橫空出世，在讓世人親眼領略了這批文化瑰寶的同時，也確證了所出的這批書籍至少在西漢初年已廣為流傳的事實。特別是《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的同時出土，如同一道閃電划過迷茫的夜空，使聚訟千年的學術懸案頓然冰釋。這批竹簡如一面迎風飄揚的旗幟，以鮮活亮麗和無可辯駁的存在，吸引人類驚喜目光的同時，也以自身具有的深刻內涵向世界昭示了如下答案：

  第一，漢簡的出土證實了《史記》有關孫子和《孫子兵法》記載的真實性。與《孫子兵法》十三篇同時出土的，還有一些與十三篇關係十分密切的至為重要的《孫子兵法》佚文殘簡，其中《吳問》一篇記述的是孫子與吳王的問答，其主要內容是：吳王問孫子曰：「六將軍分守晉國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孫子曰：「范、中行氏先亡。」「孰為之次？」「智是為次。」「孰為之次？」「韓、魏為次。趙毋失其故法，晉國歸焉。」

  簡文中所說的「六將軍」，即晉國六卿范氏、中行氏、智氏和韓、魏、趙三家。春秋時期，卿與將軍不分，平時為卿，戰時統率一軍，則以「將軍」相稱。

  據《史記·晉世家》載，晉定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90年），趙、韓、魏和智氏聯合趕走范、中行氏。晉出公十七年（公元前457年），四家世卿瓜分范、中行氏的土地。晉哀公四年（公元前453年），趙、韓、魏共滅智氏，盡並其地。

  從以上的記載中可以看出，《孫子兵法·吳問》產生的時間應在范、中行、智氏滅亡之後，否則，作者絕不會那麼準確預料到三卿的滅亡次序。對於趙、韓、魏三家的發展，作者認為韓、魏繼亡於智氏之後，晉國全部歸屬趙氏。然而這次他的估計卻全然錯了，說明作者既沒有看到晉靜公二年（公元前376年）三家最後瓜分晉公室，也沒有看到晉烈公十七年（公元前403年）三家正式建立封建諸侯國的重大歷史事實。由此可知，《吳問》是在智氏亡到趙、韓、魏三家自立為候的五十年內撰寫的。而孫武主要活動在吳王闔閭執政（公元前514—前496年）時期，與《吳問》撰寫時間相去不遠。因而，這篇文字的作者不論是誰，把孫武的言行記錄下來，都有時間上的便利條件。因此，把《吳問》視為記載孫武言行的可靠材料是沒有問題的。

  此外，竹簡本中另一篇《見吳王》則記述了孫子吳宮教戰等傳記材料，不但與《史記》《吳越春秋》等記載相吻合，而且有些情節較《史記》更為詳盡，據漢簡整理小組專家吳九龍等推斷，出土的篇章很可能就是當年太史公所依據的古本史料。由此可見，《史記》關於孫子的記載並非空穴來風，而是當時的流行之說，至少在當時人們並不懷疑孫子是春秋末期的吳國將領，同時也是《孫子兵法》一書的作者。

  第二，漢簡本《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的同時出土，以無可辯駁的鐵證破除了孫子、孫臏同為一人的謬說，粉碎了孫子就是伍子胥等神經病式的妄言。在出土的編號為第0233號的竹簡中，有「吳王問孫子曰」等字樣，在第0108號竹簡中，有「齊威王問兵孫子曰」等文字，這些鮮活可見的文字不但充分證明有兩個孫子，且同時昭示一個服務於吳國，一個服務於齊國，這兩個服務於不同國度的孫子，就是太史公在《史記》中所記載的孫武和孫臏。此二人處於不同的時代，也各有兵法傳世。因此，那些鼓吹孫武、孫臏同為一人的謬論和歪理邪說，也就不攻自破了。

  第三，漢簡的出土證明，《孫子兵法》確係十三篇。明顯的證據是，在一同出土的《見吳王》篇中，其中兩次提到孫子書為「十三扁（篇）」。另外，在十三篇簡文出土的同時，還發現了一塊記錄有竹書篇題的木牘。儘管這塊木牘已破碎成六塊小片，但從其行款及殘存的內容來看，簡本《孫子兵法》確為十三篇，且其篇名與傳世本基本相同，只是在個別的篇名與篇題上與傳本有些出入。

  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證據是，就在銀雀山漢墓竹簡發現六年之後的1978年夏季，考古人員在青海省大通縣上孫家寨——五號漢墓的發掘中，發現了一批木簡。與木簡同時出土的還有三面銅鏡和一些五銖錢，一枚私印，印文為「馬良」。經觀察分析，三面銅鏡花紋皆為四乳四螭紋，銅錢與洛陽燒溝I、II型相同，由此推斷該墓時代當為西漢晚期。結合隨葬品的組合和木簡情況推斷，考古人員認為墓主人馬良當為一個軍事將領，因史書無傳，其身世無從查考，但在出土的木簡中，其中有一部分是與《孫子兵法》有關的兵書。例如，有簡文曾明確提到：「孫子曰：夫十三篇……」（061號）這個記載比銀雀山竹簡還要明確，從而進一步說明《史記》所記述的孫武有《兵法十三篇》是完全有根據的。另外，在殘簡當中，還有一支上書「囗可與赴湯火白刃也」（001號）等字樣的文字，這與《史記》記述孫武見吳王闔廬時所說一段話的末句「雖赴水火猶可也」相似。因這一句話不見於銀雀山竹簡，從而又可以作為銀雀山竹簡的補充。

  與此同時，青海大通孫家寨漢墓殘簡還提供了一些《孫子兵法》的重要佚文，例如：

  「《軍斗令》，孫子曰：能當三囗」（047號）

  「《合戰令》，孫子曰：戰貴齊成，以囗囗」（355號）

  「《囗令》，孫子曰：軍行患車錯之，相（？）囗囗」（157號、106號）

  「子曰：軍患陣不堅，陣不堅則前破，而」（381號）

  「□者制為《軍斗》」（346號）

  「囗制為堅陣」（078號）

  「行殺之，擅退者後行殺之」（063號）

  據參加整理這批殘簡的考古人員說，類似以上的簡文，在出土的竹簡中還有許多。此簡文是不是《漢書·藝文志》所提到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尚無確切根據，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漢代初年，《孫子兵法》十三篇已經作為一部單獨、完整的著作而流傳於世了。至於班固弄出了一個《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如果不是無中生有、憑空捏造、故弄玄虛，那最大的可能就是西漢末年劉向等人在整理過程中，把與《孫子兵法》相關的材料，如上孫家寨漢墓部分殘簡，以及在銀雀山漢墓中同《孫子兵法》十三篇一同出土的《黃帝伐赤帝》《地刑（形）二》等孫子後學的解釋發揮之作也收入其中，致使篇目大大地擴充起來了。而曹操在為《孫子兵法》作注時曾明確指出，「孫子者，齊人也，名武，為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可見當時的十三篇早已成為定本，而不是幾十篇捆綁在一塊的羊雜碎式的大雜燴。曹操之所以為《孫子兵法》作注，正如他在《孫子序》中所言，是不滿於一般注釋之作的「未之深究訓說，況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後來的杜牧不解其意，妄下論斷，誤以為曹操刪削八十二篇而成十三篇，以致謬種流傳，貽害了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