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營長神秘赴京

  由於臨沂方面拒絕派人北上，根據山東省革委會文化組的指示精神，省博物館決定委派本館吳九龍和修復室的青年修復專家楊正旗押運竹簡赴京，並作為山東方面派出的專家，與國家文物局組織的專家會合，共同對出土竹簡進行整理、保護和研究。

  鑑於時間緊張，博物館方面來不及訂購車票，1972年5月8日凌晨2點51分，吳九龍、楊正旗攜兩箱竹簡登上了由上海開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車。當吳、楊二人上車後，發現車廂里早已人滿為患，不僅座位全無，狹窄的過道里也滿滿當當，整個車廂瀰漫著嗆人的煙味和熏人的臭氣。無奈之中，二人只好把箱子放在兩個車廂相連的過道里，由於木箱有較強的承重能力，每人放一個在身下，既保證了安全，也算有了個硬座。

  主管全國文物工作的王冶秋

  列車在濟南站短暫停留後，又喘著粗氣緩緩向北馳駛，當越過著名的黃河鋼架大橋後，開始加速奔馳。略帶幾分涼意的暖風從打開的窗子飛躥而入，在車廂中來回飄蕩，讓人在微醺中昏昏入睡。面對暗淡的燈光和紛亂中漸漸沉寂下來的車廂，吳九龍對楊正旗說道：「你閉上眼睛打個盹吧，箱子我照看著。」

  「還是你先來吧。」楊正旗推讓著。

  「你知道，今晚我是睡不著的，一是惦記著咱的箱子，再一個是就要見到我的父母了，心裡感到熱乎乎的。」吳九龍說著，有些濕潤的眸子裡閃著激動的亮光，隨後又苦笑了一下，眼望漆黑的夜幕，在隆隆的列車行進中，斷斷續續地憶起了來山東前後所經歷的一段悲歡離合的往事——

  自打由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下放到浙江省軍區喬司農場勞動，隨後又被發配到嘉興農機廠當了一名車工之日起，吳九龍覺得也許他這一生都將與自己所鍾情的考古工作絕緣了。面對當時的政治形勢和自身所處的工作、生活環境，他不得不放棄學生時代的理想，一門心思干好眼前的工作。由於在北大讀書時自己學過繪圖，對工廠的圖紙很快就能看懂領會，進廠兩個多月便可作為骨幹力量開始和師傅們輪流頂班勞動了。1971年底，隨著政治形勢的好轉和國家籌辦「兩大文物展覽」的契機，在周恩來、王冶秋等人的努力下，圖博口下放的部分業務人員開始陸續歸隊。趁此機會，在國家文物局工作的考古學家謝元璐給遠在浙江嘉興的吳九龍寫信，希望他能歸口工作，繼續為新中國的考古事業做貢獻。謝在信中透露，除北京、上海、天津等三個直轄市明確規定不能進入外，其他省市都可自行聯繫歸口事宜。吳九龍是在北大讀書時，在隨老師和同學到山東臨淄春秋故城的發掘工地實習時和謝元璐相識的。當時謝作為著名考古學家，代表國家文物局負責這個考古工地的協調工作，吳只是一名普通學生，但就這樣兩個無論是地位還是年齡都懸殊的人，卻陰差陽錯地建立了深厚友誼。儘管後來二人天各一方兩茫茫，但友誼之情未了，來往書信未斷，在這個節骨眼上，吳九龍接到了謝元璐的來信，並準備按照謝的意圖開始行動。因為從事考古工作是自己終生的理想。自從當年由中學畢業考入北大歷史系後，吳九龍就曾設想進考古專業學習。一年後，歷史系開始分為中國歷史、世界歷史和考古等三個專業，吳九龍被劃到了歷史系。為了實現進考古專業學習並成為一名考古學家的夢想，他找到了對自己倍加關愛的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學家楊泓。經楊泓向當時北大考古教研室主任、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推薦，才改修考古專業，並因各方面優秀的成績當選為考古班班長。這位當年的一班之長，自然不能拋卻自己的追求和夢想，所以當冬天過去，春天再度來臨之時，他要從蟄伏的大地深處探出頭來，重新回到生機盎然的天地之中一顯身手，干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謝元璐（左）與考古學家蘇秉琦在山西侯馬考古工地留影

  吳九龍要走的消息很快在工廠傳開，由於他在工廠的出色表現，從廠領導到普通工人都勸他留下，他的師傅不無動情地勸道：「九龍啊，不管怎麼說，嘉興是魚米之鄉，在我們這裡娶個姑娘安個家不錯了，你就留下來吧……」面對同事們的盛情挽留和三個直轄市不能進入的硬性規定，吳九龍心中猶豫起來。正在這時，在北京家中的母親突然患病昏厥，而父親正遠在外地幹校接受勞動改造，處於自身不保的境地，對這一切自然無從知曉。幸得鄰居發現並及時送醫院搶救，才算保住了性命。得知這個消息後，吳九龍在加深了對母親擔憂與掛念的同時，也堅定了離開嘉興的決心。於是，他主動給山東省委下放幹部分配辦公室寫信，說明自己的情況，要求到山東省工作。之所以做這樣的選擇，一是因為山東離北京較近，二是自己曾在山東臨淄實習，和省博物館文物組的人員熟悉。如果到了文物組，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較之在其他省市都將順利和愉快一些。不久，吳九龍收到了山東方面的回信，大體內容是同意安置，但對「文革」畢業生的分配方向，原則是要下放到農村教中學，以便更直接更有效地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儘管這個消息令吳九龍有些不快，但想到學校每年尚有寒暑兩個假期，可以借這個難得的自由時間，回北京探望一下多病的母親，也可緩解積鬱在心中的擔憂與掛念之情。想到這裡，便打點行裝，辭別了嘉興那塊為之灑下青春汗水並給予自己溫暖與安慰的熱土，匆匆向泉城濟南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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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吳九龍風塵僕僕地來到山東省委分配辦公室時，仍懷著一線希望，向一位專管接待的負責人敘說了自己依然想干考古工作的想法。這位分配辦的負責人原是一名剛離開部隊不久的轉業幹部，聽完後冷冷地回答道：「山東這個地方歷史不長，只有學可教，沒有古可考，你們這些臭知識分子整天婆婆媽媽真是難伺候。話說得乾脆一點，你如果樂意留下，就到農村去好好給我教書，且只有老老實實地教，不許向學生宣傳反動思想和散布資產階級流毒，否則，我這裡不留。」

  面對這位負責人沒頭沒腦、不可一世的蠻橫與霸道之態，吳九龍感到自己的人格和尊嚴受到了侮辱，內心充滿了憤怒與不屑，他沉默了一會兒說道：「1965年，我在北大讀書時，跟著老師來山東實習過，多少了解一點情況，也有了些感情，今天只是表達自己的一點願望罷了，如果此事不成，就按您說的辦吧。」吳九龍於無奈之中在答應對方要求的同時，也提出了一個附加條件，那就是趁此機會回北京探望一下病中的母親。想不到這個請求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對方的恩准，並給予了十天寬鬆的時間。

  走出分配辦的門口，悲喜交加的吳九龍腦子裡亂鬨鬨的，總覺得這次交涉的結果不盡如人意，也令人心有不甘。他懷著試一試的想法，在去火車站之前，又來到了山東省博物館，找到此前相識的文物組負責人楊子范請求幫助。楊子范熱情地做了接待，在答應盡一切力量給予幫助的同時，又讓吳到省革委會文化組找一位叫高壽安的負責人求助。這高壽安是一位剛從幹校勞動改造中放出來的老幹部，中等略胖身材，滿頭白髮，和藹可親，給當時正茫然的吳九龍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若干年後，每當吳九龍回憶起這段往事的時候，總是對這位老人心懷感激之情。二人見面，高壽安真誠地對吳九龍說：「你們分配的事不屬於我管，如果博物館樂意收留你，我就和楊子范同志共同去做省革委會分配辦的工作，假如我們從中周旋得當，你的運氣又不錯，或許這個願望是能實現的……」

  吳九龍心懷一線希望告別高壽安，踏上了北去的列車。第九天，當他返回濟南到省革委會分配辦報到時，那位粗俗霸氣的負責人依然神氣十足，卻又不忘賣好地說道：「看你小子還有點理想，我這次就特批你一回，到博物館報到去吧。」吳九龍聞聽驚喜交加，嘴上連忙稱謝，但腦子尚未糊塗，心中暗想，如果不是楊、高二人鼎力相助，現在要去的地方絕不是博物館，而是一個偏遠山區的鄉村中學了。真是一個兩面三刀的變色龍呵。吳九龍心中發著恨，拿了報到通知書，昂首挺胸走出了分配辦。

  由於有了此前的鋪墊，來到省博物館報到後，吳九龍被楊子范點名要到了文物組，在招待室暫住了兩個晚上之後，即赴臨淄春秋故城發掘工地，參加山東省博物館文物組等單位正在進行的考古發掘。此時正是農曆年的年尾，這一年的冬天山東奇冷，雪也分外多，鑑於越來越惡化的天氣，整個發掘工地加緊縮小範圍，以儘快揭示預期的秘密。吳九龍身穿一件破棉襖，外套粗布罩衣，在寒風呼號、大雪紛飛的夾擊下，同其他考古隊員一道，於泥水中不斷追尋、探索、破譯著一個又一個千年秘密。待一天忙活下來，衣服早已濕透，因無其他衣物可替換，濕透的罩衣、棉襖要等到了晚上用火爐烘乾後，第二天再接著穿上去工地勞作。這樣的生活大約持續了半個月後，吳九龍奉命向省博送圖。當時全國各地正在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而這個建設跟文物遺址的保護又有很大矛盾。許多遺址如果讓農民們任著性子挖下去，勢必遭到破壞；如果不讓挖掘或修築灌溉設施，又會出現大片農田澆不上水的情形。臨淄齊國故城的文物保護工作在這種兩難的矛盾中，已反覆折騰了多年，並漸漸引起了當地民眾對政府和文化職能部門的不滿。為了儘可能地減少這一矛盾，做到興修水利與文物遺址保護、發掘兼顧，國家文物局在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即指示發掘人員主動縮小保護與發掘範圍，並以最快的速度制出縮小後的圖表送北京，以便做出批示。因情況緊急，發掘隊決定派吳九龍先將圖送往省博物館請領導們過目，然後送北京報批。吳九龍受領任務後，不敢怠慢，騎上一輛自行車頂著漫天大雪，先從臨淄發掘工地到達張店火車站，再搭乘火車奔赴濟南。因大雪下得緊，積雪過多，火車於半夜時分在中途停住不能動彈，經詢問列車人員得知，原來火車鐵軌的一個道岔被凍住，扳道工使出渾身的力氣，怎麼也弄不動那已埋在大雪中的道岔，因而火車只有趴在原地不動。經過幾個小時的折騰，列車總算又挪動著笨重而疲憊的身軀，衝進了茫茫雪野。饑寒交迫、又困又乏的吳九龍，眼望窗外漆黑的夜幕，心中渴盼著列車早一點到達濟南，但那列火車卻如同一頭行將倒斃的老牛在寒風中左右搖晃，就是不肯加速前行……

  正這樣朦朦朧朧、時斷時續地回憶著，列車喇叭突然響起，北京站就要到了。

  5月8日上午9點10分，列車到達北京站。吳九龍、楊正旗二人肩扛木箱，手裡提著簡單的行李走出站口，花八角錢雇來一輛三輪車，拉著人和木箱直奔位於沙灘紅樓的國家文物局。不巧的是，王冶秋外出開會未歸，吳九龍便找到在文物局文物處工作，並一直關注自己成長的老一輩考古學家謝元璐說明情況。謝聽後大喜，在將竹簡驗看之後，立即讓吳帶上竹簡照片直奔中華書局。此時，中國歷史、文物界的一流學者張政烺、啟功等剛剛得到平反，並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正雲集中華書局做標點二十四史的工作。待見到張政烺後，由謝元璐簡單地說明了情況，吳九龍將照片拿出來展示，張政烺看罷說：「快請啟功先生看看。」於是著名古文獻專家、文物鑑定專家、書法家啟功被從另一間屋子請來，開始觀看照片。過了一會兒，啟功猛地抬起頭，神情激動地對張政烺說：「這個東西不得了，要趕緊想辦法整理、保護，不能再耽擱了。」緊接著又轉身對吳九龍說道：「你們先回文物局等王冶秋，我們幾位過一會兒也趕過去，大家一塊想辦法，看怎麼個搞法合適。」吳九龍答應著，隨謝元璐乘車返回。

  下午四點多鐘，王冶秋回到文物局，吳九龍、楊正旗在謝元璐的引薦下，來到王冶秋的辦公室做了簡單匯報，隨後開箱驗看了竹簡。王冶秋看罷，臉露驚喜之色，但很快又由晴轉陰，只見他眉頭緊鎖，面色沉重地說：「想不到損害這麼嚴重，這個墓到底是怎麼挖的？九龍呵，你說說看，弄成了這個樣子，叫我怎麼辦，怎麼辦？誰負責挖的這個墓？……」王冶秋一邊說，一邊不住地抖著手，沖吳、楊二人發起火來。

  面對王冶秋焦急、憂慮、嗔怒的態度，吳九龍心中有話想說但又覺得不好表達，他不能說出發掘中的前因後果，畢竟發掘已經結束，歷史不可能再給一次重新發掘的機會了，目前急需要做的不是對發掘者打不打屁股的是非清算，而是如何儘快保護和整理竹簡，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失。關於這一點，王冶秋也是心知肚明，他的話只是由著性子，發發牢騷罷了，一個愚昧、荒唐加無知外兼亂鬨鬨的年代，自然要產生一些荒唐、無知和亂七八糟的事情，這是歷史老人對人類自身的無知和缺乏理性的報復和警示。這樣想著，王冶秋緊鎖的眉頭慢慢舒展開來，焦躁不安的心緒也漸漸趨於平和，那迷惘的眼睛突然為之一亮，溫和地對吳九龍說：「哎，有了，二樓，先到二樓，走，咱去看看。」說著將手高高舉起，沖門口猛地一揮，心性十足地帶領謝、吳、楊三人向二樓走去。

  此時王冶秋腿部有病未愈，走路時一瘸一拐地有些吃力，但他拒絕別人攙扶，一個人堅持蹬上樓梯並在二樓找到了一間內有自來水管的屋子。他伸手將水龍頭擰開，一股清冽的水「嘩」地流了出來。「好，就在這裡吧！」王冶秋精神抖擻、聲音洪亮地說著，又很快轉身對謝元璐道：「老謝呵，你看是不是就在這裡？」

  「目前也只有這裡了。」謝元璐深知此時文物局的條件，苦笑了一下，輕聲回答。

  「那你找辦公室的同志收拾一下這個屋子，弄幾張桌子和清理竹簡用的東西，準備工作吧。」說完又扭頭對吳九龍道：「九龍啊，你們先找老謝安頓下來，我儘快調集專家前來整理，你們要積極配合工作，有什麼問題、什麼困難直接跟我說，我幫助解決……」吳、楊二人急忙點頭稱是。

  當天，在中華書局工作的啟功、張政烺等史學界大腕兒來文物局找到王冶秋，針對銀雀山漢墓出土竹簡的保護以及未來的研究等問題做了探討，這些老學者對竹簡如此重視，讓王冶秋很是感動。

  當年竹簡整理人員工作的地方，2001年國家文物局撤出紅樓，現該樓已改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陳列館

  2002年秋，楊正旗向作者講述當年押運竹簡赴京整理的經過（作者攝）

  第二天，紅樓二層的那間屋子已收拾完畢，一位姓常名惠的七十多歲的專家被找來。這位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的著名魯迅研究專家及文物鑑定、保護專家，到來之後立即帶領吳、楊二人投入了工作。當他看到吳九龍工作起來不慌不忙、頗有些條理的樣子，不禁問道：「九龍呵，你是哪兒畢業的？」

  「北大。」吳九龍答。

  「噢，我們還是同學呢。」常惠微笑著說。

  「可不敢這麼講，您是前輩，我是晚輩，這活還靠您多指導呵。」吳九龍出於對這位老專家真誠的尊重，頗為謙虛地回答著，二人的感情自此變得越來越親近。

  不久，王冶秋來到清理竹簡的房子，對吳九龍等人說：「跟你們說過的王丹華同志今天報到來了，這可是吃過洋麵包、喝過洋墨水的專家，這竹簡清理的事，就以她為主好了。」說到此處，轉身對一位女士做著介紹。大家看到，面前這位女同胞，大約四十歲的年紀，中等偏瘦的身材，齊耳短髮，面色略帶倦意，屬於典型的知識分子模樣。見王治秋在眾人面前夸自己，王丹華面帶羞澀，不好意思地對王冶秋，也是對大家說道：「看看，王局長又吹上了。」說罷微笑著和大家一一握手，自此算是加入了這個特殊的陣容，並開始主持整個銀雀山漢墓竹簡的清理、保護工作。隨著工作的進展和彼此感情的交流，吳九龍、楊正旗對王丹華的人生經歷，也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王丹華（左）與楊正旗在整理竹簡（楊正旗提供）

  作為當時為數不多的歸國女留學生，王丹華的留學與研究方向都和王冶秋有很大關係。新中國成立後，王冶秋作為文物界最早也是最主要的領導人之一，對文物的保護修復一直惦念在心，他既看重中國傳統的文物保護修復技術，同時又十分重視現代科學技術在文物保護上的運用。面對新中國成立後百廢待興、文博人才特別匱乏的現狀，王冶秋和文物界的領導者們都意識到，要掌握現代科技，就必須進行專業人才的培養，而培養的途徑除國內的大學和舉辦各種形式的培訓班之外，還要走國外培養的路子。只有兩條腿走路，才能產生視野開闊、技術過硬的一流人才。在這個思想的指導下，自1955年起，文博系統開始利用各種機會選拔人才到國外留學。由于波蘭的哥白尼大學設有文物保護專業，而且波蘭的文物保護技術水平在當時甚至以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都名列世界前茅，因而有許多國家的留學生到哥白尼大學攻讀文物保護專業的學位。在王冶秋的力主下，1955年，中國文物系統選派優秀青年業務人員王丹華、胡繼高二人前往哥白尼大學留學。

  1958年，中國掀起了「大躍進」浪潮，許多海外留學生站在對岸，觀望東方撲面而來的洶湧潮頭，懷著真誠與幼稚的心愿，迫不及待地要求提前回國，加入「高歌猛進的大躍進」浪潮之中。遠在波蘭的王丹華、胡繼高，也在這股大潮的衝擊下，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動與興奮之情，立即致信國家文物局黨委，請示是否只選學幾門課程，以便提前打道回府，報效祖國和人民。王冶秋和其他局領導人研究後，認為這種想法是「胡鬧台」，極為不可取，必須打消。便立即回函王、胡二人，令其不要一聽到颳風就認為要下雨，人家要上吊，你也急忙找繩子。祖國需要的是人才，而絕不是一瓶不滿、半瓶晃蕩的「二混子庸才」。需一切從長計議，仍按波蘭學制規定進行系統學習，並攻讀碩士學位，如果拿不到學位證書，就不要回國。

  王、胡二人遵照這個指示，決定打消剛剛生發的「胡鬧台」的念頭，並轉變找繩子的上吊思想，繼續在海外求學，一直堅持讀完碩士課程。在決定畢業論文的選題時，王、胡又專門請示國家文物局，請求指導主攻方向。王冶秋和其他領導人商討後認為，從已出土的大量文物來看，漆木器脫水和古紙保護最為急需，也最為重要，希望二人分別選一題目作為主攻目標。根據這一指示精神，胡繼高選擇了漆木器，王丹華選擇了古紙保護，經過刻苦學習，最後二人均以滿分五分的成績通過了論文答辯，並獲得了碩士學位。回國後，二人被同時留在中國文物博物館研究所工作。隨著不斷的工作和具體實踐，王丹華深深體會到當年進行系統學習的重大作用，並領悟到王冶秋等領導者的真誠與遠見。假如當時為追逐時髦和浪潮，半途而廢，勢必在後來許多出土文物的保護問題上處境尷尬甚至無奈，而擺在面前的這批竹簡就是最好的明證。

  當王丹華查看木箱和案板上的竹簡時，見多識廣的她還是大吃了一驚。出土竹簡呈深褐色，絕大部分與灰白色黏土連在一起，形成了一團又一團不規則的竹塊，有的竟十餘根重疊糾纏在一起，並伴有若干殘片竹屑，狀如亂麻，極難分離。由於竹簡的含水率高，纖維組織被破壞，質地脆弱，完全失去了竹子的韌性，如同一堆腐朽的爛竹柴，只要水紋一有大的波動，便會使其折斷，若用手指輕捻即成粉末狀。又由於竹簡出土時遭到了人為的毀壞，越發加重了清理的難度。面對本身條件如此糟糕和令人望而生畏的一批竹簡，王丹華儘管覺得極其為難，但也只好拿出平生所學，鼓起勇氣與常惠、吳九龍、楊正旗等，在做了一番周密的計劃和準備後，按照十個大的步驟小心謹慎地操作起來。其清理的主要過程為：

  1.把與泥水混合的竹簡分別盛於5隻平底搪瓷盤中，短簡編為1—4號，長簡編為5號，用蒸餾水浸泡。

  2.提取無字殘簡，反覆進行清理試驗，根據試驗情況確定方法、步驟及使用的材料。

  3.提取粘連成塊的竹簡，浸泡在盛蒸餾水的搪瓷盤中，然後進行分離、清洗，一部分用極薄的牛角片輕輕分離，一部分先後使用表面活性劑、滲透劑進行浸泡，而後再輕輕分離。由於竹簡極為脆弱，用手觸摸時稍不留神就會折斷，必須謹小慎微，尤其注意避免字跡被泥水粘掉。

  出土的《孫子兵法》殘簡

  4.用無色有機玻璃板托起浸泡在蒸餾水中的竹簡，傾斜控去流水，持小號羊毫毛筆，用其筆尖順竹絲輕輕洗去粘泥。由於竹簡的質地已極疏鬆，多刷幾筆字跡就會脫落，簡片也往往會散開，這就要求在洗滌泥垢中需特別小心，不得觸傷墨跡。

  5.由於清洗過的竹簡極為脆弱易折，在脫離水面時不能承受水的吸引重力，必須用薄玻璃片托起，一根根裝入編號的玻璃管內，用蒸餾水浸泡。塞口之後，平放在墊襯塑料泡沫的平底搪瓷盤中。

  6.每10枚為一組，給予編號，然後分別從玻璃管內取出，放入平底盤中，以2%—3%草酸溶液進行脫色。脫色後，字跡變得清晰起來。

  7.將脫色竹簡按順序平放在托板上，進行拍照，隨後立即用蒸餾水浸泡多遍，使之潔淨。已經拍照的竹簡，其編號應與玻璃管的編號絕對相符。

  8.已拍照的竹簡，放入盛蒸餾水的平底盤中，用特製的薄玻璃將其托起，當調整好位置之後，正面再合加一條玻璃片，以絲線分三道輕輕綑紮，然後放入裝有蒸餾水的玻璃管內。

  9.向玻璃管內注入五氯酚鈉溶液，用以防霉防腐。

  10.熔蠟封口。

  對於以上10個步驟，大多數能在國家文物局二樓完成，但也有少數項目如照相等，要到故宮博物院照相室才能完成。王冶秋得知後，認為文物局到故宮這段路途必須多加小心，一旦發生意外，後果不堪設想。於是，以後再到故宮拍照，王丹華、吳九龍則乘坐王冶秋的專用坐騎——伏爾加轎車往返，這樣自然就安全了許多。

  正當王丹華、吳九龍等專家傾盡全力對竹簡進行清理時，竟出現了一段包含著詭譎色彩的意外插曲。山東省博物館軍宣隊代表張營長突然來到北京，把吳九龍、楊正旗二人悄悄找到自己居住的旅館，寒暄過後，從一個小木箱裡掏出一捆竹簡神秘而嚴肅地說：「這是臨沂那伙人偷偷留下的，這次我奉領導之命專程送來，館領導的意思是你們拿回去，悄悄放進正在整理的那一堆竹簡中，別讓其他人知道，更不能讓王冶秋知道，一定要做得神不知鬼不覺，就像電影裡上演的日本鬼子向高家莊進行掃蕩一樣，『打槍的不要，悄悄地進村』。一旦聲張出去，讓王冶秋等領導知道，要追究起來可就麻煩大了，弄不好大家都要吃不了兜著走。」對於張營長的言談與神色，吳、楊二人開始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待對方敘述了事情的經過，方才明白內中緣由。

  原來，當楊佃旭隨車押運銀雀山出土文物奔赴濟南後，臨沂縣文物組的張鳴雪突然將一個靠牆角的黑色小缸搬了出來，缸中尚有一部分竹簡正浸泡在水中。由於這個小缸所在的地方比較隱秘，在此之前的裝箱中，竟被文物組的幾個人故意匿藏了起來（畢寶啟、吳九龍說是故意匿藏，楊佃旭說是無意中遺漏的，此事尚有爭議）。等去濟南的楊佃旭走後，張鳴雪將小缸搬出來滿臉興奮地對身旁的劉心健說：「嘿，小劉，你來看，他們非逼我們把東西全部送走，想不到大夥還是在這裡藏了一把，這可真是天不滅曹呵！」

  看到張鳴雪搖頭晃腦、得意忘形的樣子，劉心健想起了發掘中的不快，此前和畢寶啟、吳九龍較勁時結成的對外聯盟迅速解體，由外戰的外行變成了內戰的內行，他懷著極度的厭惡之情白了對方一眼道：「哼，別高興得太早了，誰知道是福還是禍，一旦讓人抓住把柄，你跳進黃河也洗不清。」說完，頭轉向一邊，不再理睬對方。

  張鳴雪似乎還沉浸在莫名其妙的興奮與激動中，他並不理會劉心健的態度，依舊不識好歹地說：「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明日我把它清理出來，看看是福還是禍。」

  「整一個喪門星，我看你是不見棺材不落淚，沒有禍你也會惹出禍來的。」劉心健扔下一句秤砣一樣塞人的話，撇了下嘴，扭頭走出了屋子。

  張鳴雪感到自己討了沒趣，大跌面子，禁不住心中火起，衝著劉的背影大聲說道：「狗東西，你不要西北風颳蒺藜——連風（諷）帶刺！」見劉心健頭也沒回，張鳴雪更感跌份兒，氣惱之下，喊了聲：「管他娘的是福還是禍，老子就是見了棺材也不落淚。」說著彎腰臂，「呼」的一下將缸搬起，口下底上對著一個鐵盆子傾倒起來。按張的設想，如此做法必能將缸中竹簡傾巢倒出，但連倒三次都未能如願。此時的張鳴雪如同受到了羞辱，索性抱著黑缸在空中掄了三圈，又在地下晃了三晃，這一掄一晃，缸中的大部分竹簡已零落成泥碾作塵，再往外一倒，只聽「嘩」的一聲響，缸中殘簡加泥水全部傾覆於鐵盆中。當張鳴雪將這批被遺漏的竹簡清理出來時，其數量已十不及一。本來這慘重的損失足以令人扼腕，想不到臨沂方面的領導者竟像什麼也沒有發生一樣對此置若罔聞，沒有人再去理會。後來在尹松若局長的指示下，竟作為臨沂縣考古的重大成果，堂而皇之地參加了1972年8月在臨沂地區藝術館舉行的全地區文物展覽。就在這次大張旗鼓的展覽中，受邀前去捧場的山東省博物館領導人，突然發現自己的眼皮底下竟出現了銀雀山漢墓竹簡，在不可思議的同時對參展的竹簡提出疑問，待弄清楚了事情的前因後果後，對臨沂方面私藏竹簡隱匿不報並沒事人一樣公開展覽的態度表示強烈不滿和憤慨。在省博領導人看來，臨沂方面的這個做法，是對省和中央文物部門權威的公然挑釁，是對文物保護法的蔑視與肆意踐踏。為了保證這批竹簡儘可能地完整，在學術研究上少受損失，省博物館領導人以上報省革委會和中央相要挾，迫使臨沂方面撤展，交由省博物館派人送往北京。於是，便有了張營長攜簡赴京，並計劃通過吳、楊二人做內應，在外界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將殘簡悄悄放於正在整理的竹簡中的一幕。至於這樣做的理由，正如軍代表張營長所言，主要是怕王冶秋知道後提出批評。儘管此事錯在臨沂，但臨沂屬於山東的一部分，而山東省作為一個地域上的整體，文化方面是一個系統，所有的領導者都是一根繩上的螞蚱，只是這螞蚱有大小之別罷了，一旦出了事，對誰都沒有好處。本著家醜不可外揚，打掉了牙和血吞，以及寧讓國家吃虧，決不讓自己倒霉的戰略意圖，採用三十六計中的瞞天過海之計，將這一看似棘手的事情擺平搞定。對於張營長提出的這一要求和計策，吳、楊二人儘管覺得不夠光明磊落，但想到這瞞天過海總比借刀殺人要好，在這到處都在借刀殺人或者乾脆親手殺人的世道里，弄個瞞天過海也沒有什麼大的罪過，況且再光明磊落也無法彌補這些竹簡的損失了。想到這裡，吳九龍、楊正旗各自嘆口氣，按張營長的意圖，將送來的殘簡收拾好，在無外人知曉的情況下，悄悄放於整理室中，並同其他竹簡一起進行了整理和保護。這個意外插曲也算是有了一個令山東方面比較滿意的了結。

  《孫子兵法》竹簡及摹本

  經過近兩年夜以繼日的工作，銀雀山漢墓竹簡的清理工作基本結束。據初步統計，一號墓出土編號竹簡共4942枚，完整竹簡每枚長27.6厘米、寬0.5—0.9厘米、厚0.1—0.2厘米。殘損竹簡長短不一，無法一一統計。二號墓出土竹簡共有32枚，每枚長69厘米、寬1厘米、厚0.2厘米。由於二號墓發掘時方法得當，保護有力，出土竹簡基本保持了整體的完好。

  從總體上看，銀雀山漢墓竹簡出土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以及殘損之嚴重，都是十分罕見的。因此，銀雀山竹簡的成功清理，為後來的學術研究創造了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前提條件，為搶救保護這批珍貴文物做出了重要貢獻。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清理工作一經完成，即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王冶秋等文化界、文物界的領導人，以及著名專家學者商承祚、夏鼐、蘇秉琦、羅福頤、顧鐵符等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除中國新聞媒體做了報導外，日本報刊也曾給予了長篇累牘的宣傳報導，稱這項工作不僅為中國的「考古中興」寫下了輝煌的一頁，也為世界各國特別是中東和遠東地區出土的同類或類似竹簡、漆木器等古老器物的清理，提供了典範。這一方法在為後來的清理工作提供了寶貴經驗的同時，也對中國的文物保護事業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事實上，繼這次銀雀山漢墓竹簡成功清理之後，在全國各地又陸續出土了安徽阜陽漢簡、湖北睡虎地秦簡、湖南長沙走馬樓三國竹簡等大批價值連城的竹簡，而這些竹簡的清理工作，無一不是以銀雀山漢墓竹簡的清理方法為樣板進行的。當然，對王丹華、吳九龍、楊正旗和王冶秋等領導人而言，一切都是後話了。現在急於要做的是立即對竹簡內容進行研究，以便儘快揭開那充滿無窮魅力與強大誘惑的玄機奧秘。

  甘肅武威磨嘴子出土的《王杖詔書令》簡冊（文物出版社提供）

  馬王堆漢墓帛書（文物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