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棍奪鋤

  蔣英炬從北京返回濟南後，把王冶秋的指示向省博物館館長張學和館革委會主任郝兆祥做了詳細匯報。張、郝二人很快又將竹簡運京整理的意見向省革委會文化組領導人進行了匯報，並得到了同意送京的答覆。鑑於中央和省有關領導的明確態度，郝兆祥先後兩次打電話給臨沂方面說明情況，同時通知畢寶啟、吳九龍二人，令其迅速做好準備，將銀雀山漢墓出土竹簡和其他器物全部運往濟南，然後轉送北京。

  畢、吳二人接到命令立即行動起來，在同臨沂方面有關領導和業務人員協商後，根據出土器物的數量和具體情況，專門到木器廠定做了15個大小不同的箱子以作包裝之用。按照雙方商量的結果，文物押送濟南的一切費用由省博物館負擔，因上次蔣英炬來臨沂時已帶了部分款子交給畢寶啟以應急，現在正好派上了用場。從畢寶啟當時所做的記錄中可以看到，這些木箱在總體上分為裝竹簡的和盛放普通器物的兩種類型，其中竹簡箱的規格為：80厘米×12厘米×10厘米（盛放一號墓出土竹簡）；50厘米×37厘米×30厘米（盛放二號墓出土竹簡）。器物箱的規格為：90厘米×60厘米×40厘米（盛放大中型器物）；70厘米×50厘米×40厘米（盛放小型器物）。另外準備了鐵釘5斤，包裝紙3刀，鋸末100斤，草繩50斤，等等，以和木箱配套使用。

  臨沂白莊出土的漢畫像石上持刀欲搏的武士。歷史中常隱含著未來的信息，劍拔弩張者何止古代的武士？

  當各種裝載器具準備就緒後，已是4月24日。第二天，畢寶啟、吳九龍會同臨沂方面的劉心健等人開始清點一、二號墓的出土器物，並對大多數器物進行了清洗、晾曬等簡單的保護處理，防止運輸途中發生質變。

  4月27日，定做好的木箱已運至臨沂文物組，運載的汽車也安排妥當。臨沂地區行署、縣有關方面的領導人，先後對出土文物做了最後參觀和告別。萬事俱備，只待起運。此時的山東省博物館館長張學打來電話了解情況，並催促畢、吳要抓緊時間，儘快起程，將出土器物「及時、安全、順利」地押運回濟南。畢、吳二人滿口應允，一再表示第二天就裝箱起運。但是，令畢、吳意想不到的是，省、地、縣三方醞釀、壓抑了幾天幾夜的矛盾，終於在第二天爆發了。

  4月28日，吳九龍、畢寶啟一大早就來到文物組準備裝箱，但文物組的張鳴雪、劉心健等人卻突然告知，根據縣文化組軍代表鄭指導員和縣政治部張政委的指示，在裝箱前必須明確三個方面的關係：

  一、臨沂文物組為出土器物的擁有方，省博物館為借方，雙方代表在交接手續上簽字畫押；

  二、開列出器物移交的詳細清單並雙方簽字；

  三、共同裝箱、共同押運。

  

  面對突然開列的三個條件，畢、吳二人在大感驚訝的同時，覺得無法接受。按照二人的想法，根據國務院頒布的《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一切地下文物概歸國有，壓根兒不存在省、地、縣歸誰所有的問題，大家只有保護好文物的責任，應聽從上級的指示和安排。就這兩座墓的發掘而言，省博物館應是主要參與者和實踐者，現在中央急於對出土器物進行保護處理，省博物館就有責任和義務將東西運京。根據文物屬國家所有的法律規定，運走的文物根本就無須跟臨沂縣搞什麼所謂的交接手續。於是，對臨沂方面的要求，畢、吳二人當場做了嚴詞拒絕。見二人如此不識抬舉，臨沂文物組張鳴雪等人員在文物組副組長崔寔的指示下，也不再顧及雙方的面子以及合作的友誼，索性撕破臉皮，扯下面具，當面鑼對鼓地叫起板來。

  畢寶啟當年的日記真實地記錄了省、地、縣三家文物工作者鬧分裂的情形（畢寶啟提供）

  劉心健、張鳴雪代表臨沂方面擺出強硬姿態，明確表示這兩座墓的發掘，完全是臨沂文物組自己的功勞，省博來的二人並不是什麼兩座漢墓發掘的主要參與者和實踐者，而是令人討厭的可有可無的幫閒者，是魯迅筆下「未莊」的閒人，或者說是挾省博以自重，像《三國演義》中的曹操一樣，不惜手段搶奪各路諸侯地盤和勞動成果的實踐者，是現代社會中美帝蘇修的忠實代表。對這樣的代表，不但不能讓其帶走一件器物，而且應宣布對方屬於不受歡迎的人，應立即驅逐出沂蒙山革命老區，拔掉這兩顆外來的釘子，剷除心中的塊壘。

  在這種急轉直下、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勢下，畢寶啟、吳九龍有些發蒙，心想怎麼會突然出現了這樣的反覆？但很快就明白了過來，這是在墓葬發掘中臨沂方面沒能主持的報復性反擊，是給自己一點顏色瞧瞧的具體體現，是壓抑在心中怨氣的總爆發。當然，除了這些，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這批文物的最終歸屬權落在誰家，是省博物館，還是臨沂文化局？按照畢寶啟、吳九龍的想法，當然是省博物館。但按臨沂方面的願望，應該留在當地。這一走一留，在不同的人心中產生的反應自然是不一樣的。從對方的強硬姿態與默契的配合中可以看出，臨沂方面是事先做了密謀的，目前的畢、吳二人已經成為他們整個同盟的對立面，並被赤裸裸地拋在了陽光之下，陷入了極其尷尬的境地。經過短時間的沉默與思考，畢、吳二人意識到如繼續跟文物組這幫人糾纏，即使由黑髮變成白髮也不會弄出個是非分明的結果，要想儘快解決問題並從中突圍而出，就要直接去找躲在背後暗中操縱的鄭指導員，只有和他講明國家文物方面的政策法令，才有可能一見高下，決出雌雄。想到這裡，二人懷揣著悲憤之情轉身向外走去。

  考古人員在清理出土的竹簡。左前為畢寶啟，左後為崔寔，右前為吳九龍，右後為楊佃旭（岳國芳攝）

  來到縣政府大院軍代表鄭指導員的辦公室，畢寶啟、吳九龍當面質問對方為什麼已經說好的事情突然又生變故，這樣做是何道理？鄭指導員對二人的到來似早有準備，他那沉穩、剛毅的目光在二人臉上橫掃了一遍，略做冷笑與不屑狀，然後單刀直入地說道：「文物組的同志們所說是有道理的，你們二人儘管代表省博物館參加了銀雀山漢墓的發掘，但你們沒有正式發掘手續，是屬於幫助工作性質的，真正的發掘者和有功之臣是臨沂縣文物組，而不是其他人。所以這批器物的保管權是屬於臨沂縣的，是屬於為了人民的解放事業拋頭顱、灑熱血的沂蒙兒女的，是屬於英雄的沂蒙人民的。現在中央要保護，省里要運轉，這一切行為就文物而言是屬於上調或借調的性質，是暫時的，而絕不是說這些器物就歸你們省博物館所有了。如果省博物館要占有這批文物，是於情於理於法都不相容的，是與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衝突和對立的。沂蒙兒女是既不喜歡，也不樂意，更不會答應的……」

  鄭指導員話至此處，早在一旁不耐煩的畢寶啟橫插過來道：「你在這裡口口聲聲說幫忙，可他們又說是幫閒，這幫閒還是幫忙我們並不在乎，在這裡我們出了多少力，出了什麼樣的力，你也許不清楚，但文物組的同志們是清楚的。如果不是昧著良心說話，文物組幾位同志的業務水平是不敢恭維的，要單獨發掘這麼重要的墓葬是有困難的，或者說按照有關規定是不允許的。但是，現在墓葬已經發掘了，目前這個發掘已經得到了省和中央的認可，對這樣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誰在中間出的力多，誰出的力少，誰發揮的作用大，你我雙方自然是心知肚明的，靠諷刺挖苦是不能抹殺我們所做功績的。現在，中央要出面整理、保護這批珍貴的文物，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省里讓我們出面轉運文物，這是地區和縣文化組都同意了的。怎麼時至今日又突然變卦，搞起了小孩子玩鬧，你們到底耍的什麼布袋戲？我想，你們這樣做，全國人民是不會答應的，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組織也不會坐視不管的……」

  未等畢寶啟說完，鄭指導員一揮手打斷說：「老畢同志，現在不要爭論是誰發掘的了，依我看，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省、縣雙方都出了力，都有功勞，你們都是人民的功臣，祖國感謝你們，沂蒙人民感謝你們。至於出土的器物，這是全黨、全國人民的財產，是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勞苦大眾的寶貴財富。正是為了黨和人民的財產不受損失，才要登記一下，留個底子，萬一有個三長兩短，也有個原始證據可核對和查找。關於這個問題，根據你們的意見，我再請示一下地區文化組的曹副政委，看他有什麼指示。」鄭指導員說著，很快接通了曹副政委的電話，簡要敘述了畢、吳二人的意見。

  曹副政委聽罷匯報，明確指示道：「銀雀山漢墓的成功發掘，是省、地、縣三級行政人員、文物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結果，大家都出過力，大家都要負責任，至於誰出力多，誰出力少，大家不用明說，心中都有數。現在要把這些出土器物拿到中央去整理、保護，大家都要支持，要從大局出發，不要相互扯皮。對於要運走的器物，可以統一搞個表，說明共有多少東西，目前損壞的程度，損壞了多少，以及器物的下落去向，等等。這樣搞了，不管現在還是將來，無論是對黨、對人民，都好有個交代，對大家也都有益處。」

  鄭指導員將這道指令記錄下來，又將電話遞給了畢寶啟。曹副政委向畢簡單重複了一遍自己的意見，並希望能給予配合。鑑於對方所說的一大堆道理和看上去較為誠懇的態度，畢、吳二人表示同意在清單上簽字。但到了下午，縣文物組副組長崔寔突然拿出「手續」，強行讓畢、吳二人簽字，畢、吳認為自己並未參加清點文物，對文物的多少心中無數，且老崔的這種做法也不符合曹副政委的指示精神，於是拒絕簽字，雙方再次叫起板來。這次叫板的內容並不局限於文物的去留，還牽涉到了方方面面的問題。畢、吳二人於氣憤中又跑到縣政治部找張政委理論，並提出了三條意見：一、文物組的領導人片面聽取匯報，無理批評我們；二、他們說自己有能力發掘這個墓，我們不該參加；三、他們要和我們共同商量撰寫一個發掘簡報上報。關於這三點，我們認為：一、是某些人錯誤匯報，欺騙領導；二、文物組到底有沒有能力發掘，大家心中都清楚得很，我們不爭功，但實際情況要說明；三、上報的簡報我們同意，但不能無限期地拖下去，越快越好。

  初步整理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左）與小型漆器

  對於以上三點意見，張政委表示一定要認真對待，和其他同志研究後給予一個滿意的答覆。畢、吳二人見話已至此，只好告辭，但合計之後又覺於心不甘，便直接找地區文化組的曹副政委匯報。二人在述說了事情的前後經過後，又強調了如下意見：一、文物組故意刁難；二、他們欺騙領導，說假話，情況不實；三、為了上下同志間的團結，我們可以忍讓；四、領導指示還要辦，裝箱一事我們不參加了，但要爭取時間，不能延誤。

  畢、吳二人說完之後，迅速來到郵電局掛通了濟南的電話，將發生的新情況向省博物館館長張學做了匯報。

  4月29日上午，曹副政委傳達省文化組負責人金松源的意見：「有什麼問題將來解決，要共同參加裝運，可以辦理手續。」

  下午，吳、畢二人同縣文物組的劉心健、張鳴雪等一起裝箱。

  晚上，裝箱工作仍在進行。約19點30分，鄭指導員突然來到文物組，冷冷地說：「老畢同志，你們要有事，就先去忙吧，箱子我們裝，你們放心好了。」

  畢寶啟聽罷一愣，抬頭問道：「是領導決定和指示的嗎？」

  鄭有些不耐煩地拖著長腔說：「不要問這些了，話說得明確些，就是我們的人負責裝箱和運送，沒你們什麼事了，你們只管走自己的人就是了。」

  畢一聽此言，頓時火起，很是惱怒地說道：「你的意思是讓我們屎殼郎搬家——滾蛋？」

  「我沒這麼說，那是你自己這麼想罷了。你們是不是屎殼郎我不管，反正裝箱的事你們就不要插手了，免得再節外生枝，製造混亂。」鄭指導員答。

  畢寶啟爭辯說：「下午裝箱是根據尹局長傳達的兩點：一、大家一起裝箱；二、明天早晨一起起運。現在你們又要中途變卦，既然這樣，那你們就自己運去吧，老子這就走人，不過購買器物費和運送費呢？」

  「我們負責。」鄭滿臉堅定地回答。

  畢寶啟抬高了嗓門說：「那好，我前兩天已把省博物館出的一筆款子給了劉心健，劉心健是不是把款還給我？」

  正在裝箱的劉心健轉了個身，抬頭答道：「現在財務都回家了，拿不出錢，明天一大早我保證給你送去，你們就放心走吧。」

  「那我們就回去了，再見！」畢寶啟說完拉起吳九龍向外走去。

  「不要說什麼再見了，我們的關係一回就夠了。」鄭指導員望著剛轉身欲走的畢、吳二人，搶補上一句頗有些挖苦的話。

  「你們夠了，我們也不想再見。」一直未發話的吳九龍接過鄭的話頭做出反擊。

  「不要再跟這個不講理的糾纏了，我們走。」畢寶啟說著，拉著吳九龍急轉身向外走去。

  「知道走就好，我們失去的只是鎖鏈，得到的卻是屬於沂蒙人民的珍貴文物。」鄭指導員望著畢、吳二人的背影不依不饒地又搶補上了一句。

  二人回了下頭，瞥了一眼對方，沒有吭聲，略顯狼狽地走了出去。

  4月30日，畢、吳二人在地委第三招待所等待劉心健送款，但直到下午兩點多鐘也不見劉的影子，畢寶啟焦慮之中對吳說：「那幫人他娘的吹大話容易，拿款卻像登天一樣艱難，豈不怪哉？！」在感到劉心健不會來送款的情況下，畢寶啟憤怒地罵道：「看來這個狗東西是不會來了，我們做自己的打算吧。」於是二人商定分頭行動，吳九龍由兗州乘火車返回濟南匯報情況，畢寶啟於臨沂乘汽車去探望在莒縣工作的妻子。此時的吳、畢二人並不知道，正當他們焦急地等待劉心健送款之時，運送銀雀山漢墓出土文物的汽車，已駛出層巒疊嶂的沂蒙山區，奔馳在通往濟南的平坦大道上了。

  畢、吳二人被撇開之後，臨沂方面開始單獨行動起來。跟隨汽車押運文物的分別是曾參與漢墓發掘的楊佃旭、縣文化館幹部劉大田、縣宣傳隊負責道具的小黃等三人。按照尹松若局長的指示，押運人員除攜帶由臨沂地區、縣兩級文化部門出具的介紹信之外，更重要的是攜帶文物清單。當文物移交後，省、縣雙方要在清單上簽字畫押，以作為省革委會文化組、省博物館向臨沂縣借調文物的憑證。行前，尹局長特意叮囑楊佃旭道：「到了濟南後，除了移交文物，對方要問其他方面的事情，你們只能回答三個字——不知道。當然，不是讓你回答一個不知道，而是要你們一問三不知，也就是說每人一次，連續回答三個不知道。如果對方問為什麼不知道，你們就說你們三個人都不是文物組的，除押運文物外，其他一概不知。」面對這個神秘得如同讖語的囑咐，懵懵懂懂的楊佃旭只好點頭稱是。

  尹局長望著楊佃旭那一臉木然的表情，知道對方沒有也不可能理解自己的戰略，便不放心地再次對楊佃旭說：「剛才我的話，一定要嚴肅對待，決不能有半點馬虎。

  「聽明白了。」楊佃旭挺起了胸脯，斬釘截鐵地回答。

  30年後，楊佃旭指著銀雀山漢墓大廳牆壁上的竹簡摹本感慨萬千（作者攝）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山東省博物館，現已成為文保單位

  第二天一大早，楊、黃等人懷揣著高度的責任心與使命感，驅車向濟南奔去。到達省革委會文化組辦公樓前時，已是下午兩點多鐘，經通報，由文化組負責人金松源親自出面接待，並對這批器物的處理情況做了兩點重要指示：

  一、這批文物，特別是記載先秦文獻的竹簡非常重要，正因為重要，才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雖說文物都歸國家所有，但東西是在臨沂出土的，歸屬保管權應屬於臨沂，換句話說就是國家的這份財產正由臨沂人民保管著，省里和中央只是暫時整理和保護，絕沒有永久性占有的意思。現在竹簡需馬上送中央整理、保護、研究，其他的器物你們願意弄回去就弄回去，不願意弄，就和竹簡一同交省博物館暫時保存、保護。

  二、準備派人到北京參加竹簡的整理工作，省、縣各一人。你們回去後轉告尹局長，看派誰去合適，最好派一位懂業務的同志去，一邊工作，一邊向專家們學習，將好的方法、經驗帶回來，再應用到具體的革命實踐中去。這個同志將作為一顆種子在當地生根發芽，把自己學到的知識傳授給更多的同志，以後竹簡回了臨沂，不但對竹簡的保護可以發揮有效的作用，對一直比較落後的臨沂地區的文物工作也會有一個積極的促進。

  金松源說完後，又專門修書一封讓楊佃旭回去交給尹局長，書中內容同以上兩條基本相同。由於有了老金的口頭保證和這封信，老實巴交的楊佃旭心中不由自主地翻起一股熱浪，他從懷中掏出的那份早已被熱汗漬得皺巴巴的文物清單，開始在手中莫名其妙地不停地抖動。隨著金松源談話的結束，楊佃旭腦海中也展開了激烈的思想鬥爭，其主題是：要不要讓老金在這個借調性質的交接清單上簽字？按行前尹局長的吩咐，一定要讓對方簽字畫押，唯其如此，文物的主權才能得以正式確定，臨沂方面才能高枕無憂。否則，面對這變幻莫測的時勢，其後果難料啊。但此時，當楊佃旭看到老金又是保證、又是修書的真誠態度，感到不好意思再讓對方簽字了。楊佃旭一咬牙，決定不當小人做君子，不再讓其簽字蓋章。於是，他那哆嗦的雙手，重又將那張皺巴巴的借調清單連同老金的手書疊在一起，塞於汗漬漬的上衣口袋裡，面帶笑容，謙恭溫順地彎腰點頭道別。未等對方的屁股離開那把已被摩擦得油光發亮的椅子，楊佃旭便將那雙粗糙的大手在半空中猛地一揮，斷喝一聲「走！」，遂率領手下兩個弟兄，走出辦公室，咚咚地衝下樓去，爬上汽車，一溜煙向省博物館駛去。這個時候的楊佃旭沒有意識到，歷史賦予臨沂方面的一次重要機會，就這樣隨著車輪捲起的滿天塵土飛揚而去了。

  待楊佃旭一行來到省博物館，剛和相關的人員接上頭，對方便問道：「我們去的兩個人回來了嗎？」

  楊佃旭想起老局長的叮囑，輕輕搖搖頭說：「不知道。」另兩人也分別跟著搖搖頭說「不知道」「不知道」。

  對方並不知道其中的貓膩，又接上一句：「這兩人上了哪兒？」

  「不知道。」楊佃旭回答，其他兩人隨聲附和。

  「哎，你說這兩個人是咋回事？一點音信也沒有。」對方顯然是屬於二百五之類的人物，彪乎乎地有些不識時務，仍不依不饒地進行著無聊的盤問。

  「不知道，我們知道的就是三個字，叫作不——知——道，即使你今天鍘了我的頭，也還是這三個字。」楊佃旭在看似玩笑中流露出不耐煩的神色，對方還想繼續追問，但看到三人不再願意搭理自己，只好知趣地打住了。

  按照省文化組負責人老金的指示，運至濟南的器物除竹簡暫時留在省博物館外，其他的可以拉回臨沂整理、保存，但楊佃旭認為這樣來回折騰沒有必要，也得不償失，乾脆全部在省博卸下，回去時既省心又省力。在這個思想的指導下，他率領手下兩個弟兄，忙前跑後、氣喘吁吁、滿頭大汗地將車中文物一箱箱或扛或抬全部弄了下來，又幫著對方以學雷鋒的姿態扛進倉庫，大有被人賣了還熱心地幫人點錢的架勢。在這個明眼人一看就感覺甚為不妙的決策指導下，銀雀山兩座漢墓出土的文物，全部輕而易舉地落入山東省博物館囊中。由於楊佃旭沒有搞明白到底哪頭炕熱，不知輕重地做出了拱手相讓的抉擇，臨沂方面不戰而敗。此前無論是軍代表方面，還是文物組的崔寔、張鳴雪、劉心健，抑或文化局局長尹松若等所做的一切努力、算計、爭吵、陰謀與陽謀，都隨著楊佃旭手中木箱的落地而付之東流了。

  畢寶啟在當年山東省博物館竹簡存放庫房前述說往事（作者攝）

  第二天早晨，當楊佃旭率領手下弟兄乘車離開濟南時，隨著旭日的照耀和暖風的吹拂，汗漬不斷消失，他那發燙的頭腦也漸漸冷靜下來。其時，楊佃旭猛地意識到，昨天自己至少在兩個關鍵問題上產生了重大失誤：一是不該為了顧及對方的面子，而沒有讓老金在借調手續上簽字；二是不該將竹簡以外的文物無條件地留在省博物館。想到這裡，楊佃旭懊悔不迭，暗罵自己竟如此糊塗，有心掉轉車頭返回濟南要回文物，反敗為勝，但又覺得有些鴨子吞筷子——不便回脖，因而始終猶豫不決。就在這反反覆覆的內心搏鬥中，汽車駛出了平坦大道，開始進入沂蒙山腹地。隨著一陣陣盤峰越谷、穿雲鑽霧的急劇顛簸，心中的念頭也漸漸被一腔無奈隔絕開來並拋之腦後了。

  回到臨沂後，楊佃旭把省革委會文化組金松源的手諭交給尹松若局長，並婉轉地匯報了濟南一行的全過程。儘管在「兩個不該」的問題上，楊做了輕描淡寫的處理，但在轉述老金要求臨沂派人到北京參與整理竹簡的意見時，卻不遺餘力地進言，希望採納老金的建議，直接派人加盟。在楊佃旭看來，這是繼自己弄出的極為糊塗和不理智的「兩個不該」之後，關乎銀雀山漢墓出土文物命運的最後也是最為關鍵的一招，是歷史賦予憨厚老實的沂蒙人民的最後一次契機。如果順水推舟，派人北上，就有機會對竹簡的去取存留堂而皇之地進行監控，並有可能牢牢控制住竹簡的所有權，讓這批珍寶的窺伺者無機可乘。唯如此，臨沂方面才能反敗為勝，挽回頹局，保住半壁江山。至少不至於落個雞飛蛋打，賠了夫人又折兵的悲慘下場。但是，此時臨沂縣文化系統的最高長官尹松若同志，並未認識到問題的嚴峻，也沒有意識到上帝老人對一直多災多難的沂蒙人民的一點小小惠顧將被自己的疏忽與不作為而白白地葬送。他仰靠在椅背上，兩隻眼睛似睜非睜地思考了一會兒，說：「我們這裡人少活多，哪有合適的人可派，東西既然都被他們弄走了，我們就不要再摻和了，他們愛怎麼弄就怎麼弄去吧，管他娘的呢！」僅僅幾句話，就把心懷愛戀之心的上帝老人送回了西天。臨沂方面在喪失了歷史賦予的最後一次機會的同時，也喪失了這批珍貴文物的監護權，這給沂蒙人民帶來的是無盡的悲涼與傷痛。儘管三十年後沂蒙兒女不好意思地將這傷痛委婉地透露給了時任共和國總理的朱鎔基，此時大權在握的總理縱然有心相助，但面對歷史形成的痼疾，亦無回天之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