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墓葬之謎

  就在王丹華主持清理工作開始不久，相應的整理研究工作也已展開。在王冶秋的斡旋、努力下，自1972年開始，從故宮博物院調來羅福頤、顧鐵符兩位著名古文字學專家臨摹竹簡，並與吳九龍一起對出土竹簡初步開始辨認、省識、校錄等工作，為以後整理研究工作的全面展開做了鋪墊。

  此時，剛剛掙脫了鎖鏈的中國考古事業如同得到天助，「嘩」的一下進入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二個輝煌時期。就在銀雀山漢墓發掘前後不長的一段時間，考古人員又於湖南長沙發現、發掘了馬王堆漢墓，在新疆吐魯番地區發現、發掘了唐代文書。隨著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與發掘，一個「考古中興」的局面業已形成。鑑於上述地區出土文物的重要性以及在國內外引起的廣泛矚目和震動，經周恩來總理批准，王冶秋親自主持，於1974年10月，相繼在北京成立了「銀雀山漢墓竹簡」「馬王堆漢墓帛書」「吐魯番唐代文書」等三個整理小組，全國各地大批著名專家、學者被從不同的單位和不同的地區抽調到國家文物局，集中力量共同對早已湮沒的古代文化信息展開了大規模的破譯、詮釋與研究工作。一時，國家文物局辦公大樓內，學者雲集，專家如雲，文物局內部招待所全部被各地來京的專家學者占滿，有許多學者因一時找不到鋪位而索性在自己的整理室內過夜。儘管條件如此艱苦，但每個專家學者臉上都洋溢著快樂與幸福，因為這樣的局面預示著黑暗的盡頭，光明與希望的到來。每個人都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願獻出平生所學，以迎接偉大時代的到來。在眾多的專家學者中，參加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工作的主要有中華書局楊伯峻、劉起釪、魏連科；中國歷史博物館史樹青；中山大學商承祚、曾憲通；故宮博物院羅福頤、顧鐵符；中科院歷史研究所張政烺；北京大學朱德熙、孫貫文、裘錫圭；山東省博物館吳九龍等。隨著這項工作的不斷進展，銀雀山漢墓竹簡文書的玄機奧秘被層層揭開。

  1974年，在紅樓參加古文獻整理小組的部分學者

  銀雀山漢簡整理小組成員李家誥（一排左三），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成員周世榮（二排左二）、李學勤（二排右五）、馬繼興（二排右六）、於豪亮（一排右三），以及新疆唐代文書整理小組唐長儒（二排左五）、馬雍（二排左三）等專家從全國各地雲集北京（周世榮提供）

  從整理的情況看，一號墓出土的竹簡，因長期在泥水中浸泡，又受其他隨葬器物的擠壓，連綴竹簡的編繩早已腐朽。但從殘簡遺留的痕跡，可窺其簡冊的形制大多以先削好的單條竹簡，採用三道絲繩編連的方法進行。在上下兩端編連時，各留出約1—2厘米的空白作為天地頭，中間加一道編連，待簡文連成冊後再用毛筆蘸墨書寫而成。每枚竹簡書寫一行，每行字數多在35—36字之間，最多的40多字，少的也有20多字。竹簡上的文字全部是用毛筆蘸墨書寫的隸書，字跡有的端正，有的潦草，顯然不是出於一個人的手筆。但字跡除個別文字漫漶難辨外，絕大部分都顯得較為清晰。由於發掘時竹簡受損程度較嚴重，每簡的字數差別較大，如在編輯的4942個號碼中，自3000號以下，多為僅存兩字至三四字的斷簡。簡書的每篇篇題，多寫在簡文第一簡的簡背，全篇結束後又於尾部標有全篇總字數，也有的篇題書於篇末，或篇首篇末均有，但這樣的情況只在《孫臏兵法》中的《八陣》一篇出現。有的由於內容殘損，未見篇題，後由整理小組根據篇文內容擬加，並加以［］以示區別。為便於檢尋，整理小組讓每篇文章自成一卷，以尾簡為軸心，文字朝內自左向右捲起，卷後其首簡背面的篇題即呈現於外，看上去一目了然，檢尋起來極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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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雀山一號漢墓平面圖及剖面圖

  銀雀山漢簡整理小組通過對竹簡認真釋文並加以分類校勘，將其重點內容分為以下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 周秦諸子

  1.《六韜》十四篇

  2.《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簡本只得十篇，包括《墨子》《管子》等篇）

  3.《晏子春秋》十六篇

  4.《孫子兵法》十三篇

  5.《孫子》佚文五篇

  6.《尉繚子》五篇

  第二部分 佚書叢錄

  1.《漢元光元年曆譜》

  2.《孫臏兵法》十六篇

  3.《論政論兵》之類五十篇

  4.《陰陽時令占候》之類十二篇

  5.其他（如算書、相狗、作醬法等）十三篇

  考古人員和整理人員從一號和二號兩墓出土的陶器、錢幣、銅器和漆木器等器物的形制、紋飾、風格等特點以及墓坑形制等方面分析，斷定這是兩座西漢前期的墓葬。而鼎、盒、壺等陶器組合的出現，進一步證明了這一推斷。此前曾提及的一號和二號墓出土的半兩錢及一號墓出土的三銖錢，更是確定這兩座墓葬年代的有力佐證。尤其是三銖錢的出土，作為一種特殊的標誌更加有力地證明這一推斷的正確。據《漢書·武帝紀》記載，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始鑄三銖錢，到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停罷」，流通的時間僅為短短的四年，由此可以進一步斷定，一號墓的年代，上限不會早於建元元年。在這座墓葬里出土了半兩錢，卻沒有發現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始鑄的五銖錢。由此可以推斷，該墓葬年代的下限不會晚於元狩五年。即一號墓的確切年代當在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118年之間。

  考古人員在二號墓的發掘中，除了出土半兩錢以外，還發現了一份完整的《漢武帝元光元年曆譜》，這同樣是判斷墓葬年代的重要依據。當年由吳九龍從墓坑棺槨中完整捧出來的這份歷譜，其簡長69厘米、寬1厘米，約當漢代的3尺。簡上存有絲綸痕跡四道，出土時散亂殘折。此簡移送北京後，整理小組人員吳九龍將殘簡進行清洗、分離和照相，並對書寫的文字進行考釋，由著名學者羅福頤做了臨摹，此後請中科院自然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員陳久金、陳美東兩位專家按照摹本排比其簡首數字。通過兩位天文曆法學家的研究，「知其干支順序皆橫向排列，並發現一簡上有十月至後九月的字樣，方知這是漢代改用三統曆以前的歷譜。細觀此歷，只見前半部有少數殘損，所幸的是十月至後九月一簡中雖有殘損，但尚未斷折，據其他竹簡摹本干支加以編連排比，補其缺失，再以宋人《資治通鑑目錄》審校，其結果與元光元年歲首的晦朔大致相合。由此初步斷定，出土的這部分殘簡就是《漢元光元年曆譜》」。

  陳久金在野外考古現場考察（陳久金提供）

  銀雀山二號墓出土的《漢武帝元光元年曆譜》，是中國考古史上所發現的中國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古代歷譜，歷譜中還附記了與農事有關的節氣時令徵候等，它較《流沙墜簡》著錄的漢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歷譜，要早七十餘年。在此之前，漢代太初以前所用的曆法究竟是什麼樣子，由於缺乏實例，始終是一個未解之謎。由於銀雀山漢墓中出土的元光元年曆譜，為建元六年尚未改元時所制翌年（公元前134年）的實用歷，不但可以校正以往推算的歷史年代千年來沿襲之謬誤，而且為學術界提供了研究古六歷的重要實例，對研究整個古代曆法具有其他文獻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和價值。

  由於有了《元光元年曆譜》作為標誌，年代上限應斷定為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即銀雀山二號墓的年代，當在公元前134年至公元前118年之間，起始年代比一號墓晚了6年。

  墓葬的年代已經確定，所葬竹簡產生的年代，下限究屬漢初哪一階段，學術界尚有爭論。據吳九龍、畢寶啟執筆的《銀雀山漢墓發掘簡報》稱：「根據竹簡中有漢武帝元光元年曆譜，據此推斷其產生年代下限最晚亦在漢武帝即位的第七年（公元前134年）。」但有的學者認為這樣論述不夠確切，其時間跨度太大。在這批漢簡中，有105枚計1000餘字的《孫子兵法》殘簡，通過對這些殘簡的研究，可以深入思考許多問題。據竹簡《九地篇》殘文與傳本相校，可發現漢簡本作「衛然者，恆山（下缺）」，傳本此句作「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前者不避漢文帝劉恆名諱，則可知其產生年代非但不在武帝元光年間，而且跨越了漢景帝在位期間的16年（公元前156—公元前141年），上溯到文帝劉恆即位（公元前179年）之前，即西漢王朝開國或呂氏專權時期，這就比《簡報》的推斷提前了許多年，而這個推斷似乎更接近事實本身。

  自內向外觀看的渾天儀（引自《陳久金集》）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較明顯的證據是，從出土竹簡字體來看，其抄寫年代當在秦到文景時期，這又比《簡報》的推斷提前了若干年。從另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出，漢簡本《孫子兵法》的抄寫年代，比早期著錄《孫子兵法》的《史記》《敘錄》和《漢書·藝文志》，都要早幾十年至二百餘年。可知漢簡本《孫子兵法》更接近孫武手定的原本，因而也得以讓現代人首次有機會窺知西漢早期《孫子兵法》一書的真實情形。

  一號漢墓出土的具有重大研究價值的《孫子兵法》竹簡書，其整簡和殘簡近300枚，計2600多字，超過宋代刻本《孫子》全文的三分之一。通過校釋，竹書《孫子兵法》與宋本《孫子》內容基本相符，但也存在明顯的差異，主要表現在：

  銀雀山二號漢墓平面圖

  1.文字簡約。如宋本《虛實》篇「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竹書作「能與敵化之謂神」。

  2.竹書多用借字、古字。借字如胃（謂）、皮（彼）、立（位）、冬（終）；古字執（勢）、縣（懸）、恿（勇）等。宋本則一般都改用本字、今字。

  3.竹書不避皇帝名諱。如前所述，竹書《虛實》篇中另有「兵無成勢，無恆形」，其中的「恆」字宋本作「常」，當是漢人避文帝劉恆名諱所改。

  4.竹書用字有較宋本優勝處。如宋本《形》篇「勝者之戰民也」，竹書句首有「稱」字。稱者，權衡、較量也。結合上下文意，似竹書更符合孫子軍事思想。

  至於所發掘的銀雀山兩座墓葬的主人，由於缺乏完整的具有說服力的資料，考古發掘者與漢簡整理小組人員都難以做出確切的判斷。在一號墓出土的兩個耳杯底部刻有隸書「司馬」二字，刻工較粗，據此墓的發掘者吳九龍、畢寶啟等學者的估計，這個「司馬」應是墓主人的姓氏，不會是官銜。因為按照一般習慣，不會把官銜隨意刻在器物上。但是從墓葬出土的大批兵書來看，可以推斷墓主當是一位關心兵法或與軍事有關的人物。在二號墓出土的陶罐上，其肩部刻有「召氏十斗」四字，據吳九龍、畢寶啟推斷，「召氏可能是墓主姓氏，但從1951年湖南長沙西漢劉驕墓曾出土署有『楊主家般』四字漆盤的情況來看，也可能是贈送人的姓氏」。

  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孫子兵法》竹簡（山東省博物館收藏）

  出土耳杯的杯底刻有「司馬」二字，似乎傳達出墓主人的信息

  按照出土漢簡整理小組人員、著名古文字學家羅福頤在《臨沂漢簡分類考釋序》中所說：一號、二號漢墓為「夫婦合葬墓。一號是男墓，二號是女墓，不僅因其隨葬竹簡內容，更有槨內柩的方位符合男左女右的成例可以為證。漢代合葬並不一定同壙，曾見《漢書》上有過記載。一號墓隨葬二漆耳杯，底均刻畫有『司馬』二字，始為墓主的姓氏。以其無一件兵器而多兵書，則其身份推想可能是將軍幕府中的謀士或幕僚，而絕非武夫」。

  但這個說法卻遭到了吳九龍的反對，按吳的說法，這兩個墓深度不一樣，一個略高，一個略低，頭向也不太一致，且還錯位，不太可能是夫妻合葬墓。因為如果是夫妻合葬墓，按常理應該是一樣高低，方位平行。但這個觀點同樣遭到了部分學者的質疑，從兩個墓的先後順序看，二號墓要比一號墓至少晚6年，也就是說當一號墓的主人入葬6年之後，二號墓的主人才剛剛死掉，此時一號墓的地面標誌不會全部消失乾淨，如果不是與此墓關聯密切的人，不會緊挨著它的旁邊再開挖一個墓穴。即使對方要這樣做，恐怕一號墓主的後人也不會答應，只能是夫妻合葬墓才會相隔如此之近。由於一號墓已被封土埋掉，其穴位外貌只能看個大概，所以當二號墓開挖時便出現了稍有錯位的現象。又由於同樣的原因，一號墓的深度已不可測，二號墓的深度也就出現了比一號墓低下50厘米的情況。這個情況雖不能確切證明一、二號墓就是夫妻合葬墓，但也並不足以否定其是合葬墓的可能。這個觀點，後來也得到了吳九龍的認可，他在沒有更充分材料的情況下，不做肯定，但也不再堅持原來的否定意見。

  關於一、二號墓是不是夫妻合葬墓的問題，由於材料的缺乏，看來是難以弄清楚了，好在後人更加關心的是另一個問題，那便是這兩座墓出土的器物中，占比重最大，也是最具學術價值的書籍。望著這堆用竹簡刻就的書籍，不能不令人想起另一堆書籍和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汲冢書》的故事。據《晉書·束皙傳》載，晉武帝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從各種典籍來看，《汲冢書》確為一個名叫不準的盜墓者首次發現，據當代史家李學勤考證，盜墓地點為河南汲縣以西，「以地誌，在抗戰前發掘的山彪鎮大墓一帶，由竹簡內容和伴出土器物可定為一座戰國墓葬」。據說，當這位叫不準的盜墓賊在月黑風高夜中打開墓穴之後，發現竹簡遍地，為了尋找墓中的金銀財寶，不准乾脆以他認為最不值錢的竹簡為火把，對墓中財物進行了大肆劫掠。後來此墓被盜情形為官方聞知，開始派人追繳被盜文物，以及清理墓內殘餘遺物。其中發現的竹簡除被燒毀的一部分外，尚有相當大的一部分被收繳，所得竹簡經束皙等當時的鴻學碩儒整理後，編輯成《竹書紀年》《周書》《穆天子傳》等佚書共七十五卷（篇），其中《竹書紀年》占十二卷，或說十三篇，主要敘述夏、商、西周、春秋時晉國和戰國時魏國的史事，可謂一部魏國的編年史，也是先秦史上最為重要和最具學術價值的古文獻之一。

  通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用書籍隨葬並不只是銀雀山漢墓主人的特殊愛好，有這個愛好的在歷史上大有人在。結合文獻與考古資料可知，以「生平之物」隨葬，是古代的一種風氣。所謂「生平之物」，當然是死者生前日常用品和心愛的珍貴物品，從秦皇漢武陵墓地宮中那一堆又一堆窮奢極欲的物質財富中可以感受到這股風氣的強勁。據文獻載，用書籍隨葬，古人謂之書殉筆葬，此風由來已久，這個葬式最早起於何時何人已難以考證，但不是一種制度，因為在西漢以前不見記載，後來才漸漸有所記錄。如東漢周磐臨死前，令他兒子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以置棺前。另據《晉書·皇甫謐傳》載，晉朝時的史學大家皇甫謐，臨死前的遺囑是讓後人用《孝經》一卷為他隨葬。但這似乎仍看不出是一種制度，僅屬個人愛好罷了。這個時候，無論是活人還是將要死去的人，對書籍都是很看重的，所以就有了零零碎碎的一篇或一卷書簡隨葬事例在民間流傳。

  書籍真正變得「不值錢」，是印刷術比較普及之後的事了。印刷術始自唐代，唐以前，書籍的流通全靠手抄。買賣書籍的店鋪叫「書肆」，據參加銀雀山漢簡整理考釋的著名史家楊伯峻考證，這種書肆可能起於西漢末。從考古發掘的情況看，在馬王堆三號墓墓主所生活的西漢前期，書籍既賴傳抄，可能當時還沒有藉以流通的書肆，那麼書籍的難得就可以想見了，因而書籍也就自然地變成了一種可貴而高雅的「平生之物」。

  羅福頤在鑑定書上簽字

  隨葬品既是墓主生前所習用和珍愛的東西，自然也和墓主生前的思想傾向有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還可能反映出當時一個階級或者階層的思想風貌。這種反映，在隨葬的書籍中尤其敏感。按楊伯峻的說法，因為東漢的周磐是一介儒生，且是《尚書》經師，所以要用《堯典》隨葬。皇甫謐的思想中混雜儒道兩家，所以要用《孝經》隨葬。再如1959年發掘的武威磨嘴子六號墓，據考古人員的推測，墓主很可能是一個傳授《儀禮》的經師，所以用平素所誦習的半部《儀禮》隨葬了。與銀雀山漢墓差不多同時發掘的長沙馬王堆漢墓，其三號墓也出土了大量帛書和地圖之類的文物，因為這個墓的墓主是軑侯兼長沙國相的兒子，自然有力量雇用抄手抄書。從出土帛書中可以看到，其品類比較雜，抄本也不統一，其中《老子》一書即有兩種不同抄本。墓主以這些書籍隨葬，表明他在生前是喜好這些東西的，這和歷代帝王將相以大批寶物隨葬，內容雖有不同，但其為個人珍愛的「生平之物」這一點則是相同的。

  在銀雀山漢簡出土前後的20世紀70年代，整個中國都在「批儒評法」，學者們對古代文獻的一個基本評判就是屬於儒家還是法家。有學者從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帛書中，看出和《老子》同抄的還有頗具法家思想的佚書《經法》等，認為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漢初「外黃老而內法術」的政治路線。而有學者根據銀雀山漢墓出土的書籍以兵家為多的特點，將這些兵書的思想劃入法家範疇。儘管這個劃分未免有些知識分子的投其所好，併兼有武斷和書生意氣的性質，但如此多的兵書戰策同時在一個墓中出土，這和戰國以來兵書的風行與暢銷是吻合的。

  戰國以來，特別是秦漢之際，武裝鬥爭和封建割據在全國範圍內激烈地進行著。就秦漢時代論，一方面，以陳勝、吳廣為首的勞苦大眾、無業游民、流寇盜賊加流氓無產者，正火燒火燎地反對秦二世和趙高政權；另一方面，六國國王和大臣世將的後代，懷揣著復仇與復國的雙重夢想乘機舉兵攻秦。不論哪一個營壘，哪一個武裝集團，其主帥戰將和謀主軍師都急於吸取前人關於戰爭的經驗和理論，以應用於眼前的鬥爭實踐並在實踐中加以發展。這種新的形勢造成了兵書的盛行，而閱讀兵書戰策也很自然地成為當時的一種潮流，如韓信的屬將大都能引用兵書來提作戰原理及戰略戰術等問題。那位在秦漢之際較為著名、總愛以大儒自居的陳余，也停止了「軍旅之事未嘗聞之」的老調而高談兵法並和來人辯起難來。蕭何是劉邦集團的總後勤部長，兼管兵員補充和給養供應，但對兵法戰策也頗為精通。據《漢書·藝文志》載，當時流行的兵書計有182家之多。自流氓無產者出身的劉邦成了氣候並統一天下後，開始「命韓信申軍法」。韓信於182家中「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據說韓信本人也借著兵書戰策在人民群眾中暢銷的大好時機，也鼓搗出了《韓信三篇》兵法刊布於世，並派手下在軍內外廣泛推銷，有時還強行攤派，此書居然風行一時，躋入各大書鋪的排行榜居高不下。據野史說，韓信本人從這部兵書中賺了一筆數目可觀的版稅，並用這筆稿酬買了幾隻名雞放在床鋪上撲棱了好長一段日子。作為劉邦手下最著名的戰將，韓信在全國尚未解放的隆隆炮聲中，就曾要挾劉邦而做過齊地的父母官，以他對兵書的喜愛和自己的軍事素養，自然對齊國之地特別是統治階級內部產生影響。不管是出於實際應用還是臣僚部下的阿諛奉承，兵書的大量抄寫和流傳，當與韓信主齊與本身的影響有一定的關係。從銀雀山漢墓竹簡兵書的發現來看，像《孫臏兵法》這種佚書出土於山東臨沂地區，應該說並不完全是一個偶然現象或巧合。

  當然，銀雀山漢墓出土竹簡除自身的學術價值外，還揭示了兩千多年來一直爭論不休的一個大問題，那就是，當年的秦始皇究竟焚毀和禁絕的是哪些書？是見書就焚？還是有其政治目的地選擇？選擇的標準是什麼，可操作或不可操作的空間有多大，等等，這些都或多或少地在銀雀山出土竹簡中得到了詮釋。

  《孫臏兵法》竹簡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三十四年。丞相臣斯昧死言：『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焚書」之策，最先是由歷史反革命分子、秦國的丞相李斯所提出，由搖擺不定的資產階級右翼秦始皇親自劃圈批准的。在《史紀·李斯傳》中，所記載焚禁之書，與《本紀》所載基本相同。

  由此可知，李斯建議對書籍的處理情況是：所焚燒、收禁的，主要是「以古非今」的儒家經典《詩》《書》五經和百家語，秦以外各國的史書，醫藥、種樹等純講生產和科技，沒有政治傾向的書籍，還可以保留下來。按照漢代學界大腕兒王充的解釋，李斯所說以及後來所焚的書，包括《書》《詩》《易》《禮》《春秋》等，這些書籍，有一部分沒有燒，收藏在官府，專門供教授、博士生導師和院士們研究。可惜後來項羽懷著復仇、復辟的心理，率領一夥由強盜和流氓組成的軍隊，在攻入秦都咸陽之後，將大批的宮殿、官府、署衙焚毀殆盡，這些僅存的只供學者們研究的書籍，也就隨之煙消雲散了。

  自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在強大的封建地主階級的專政面前，秦王朝統治下的那些只知動口不知動手的教授兼博士生導師們，當然不敢明目張胆地「以古非今」，反對秦政權所實施的封建統一的國家制度了。在秦首都咸陽以外，儘管民間仍有人偷偷收藏和誦習《詩》《書》以及其他儒家的著作，如《史記·儒林傳》曾載楚漢相爭，劉邦舉兵圍魯的時候，「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等等，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事情已經不多了。如果結合銀雀山墓葬的入葬時間和地點做一些分析，問題也就更加清楚突顯出來。

  秦始皇帝焚書坑儒圖

  銀雀山一號漢墓入葬的時間，如《簡報》所言，其上限不會早於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限不會晚於漢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這就是說，離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的「焚書」已經過去了九十多年，而這麼長的時間之後，隨葬的眾多的竹簡中，為什麼獨不見儒家的經典？這顯然與秦始皇焚書有一定的關係，按當代史家宗彥群的說法，臨沂一號漢墓的墓主雖不能斷定是什麼碩學鴻儒，但所藏著作在當時來說已經不算少了。流傳於世的宋代刻本《孫子兵法》據統計只有5973個字，但寫在銀雀山漢墓簡牘上的《兵法》竹簡就有300多枚，若編綴起來則是規模不小的一捆。而一同入葬的《管子》《晏子》等書的字數則要多得多，寫在竹簡上編綴起來就會有十大捆。隨葬的這些著作的簡編，合起來的數量雖到不了通常說的「學富五車」的五車，但也絕不能算少。如此看來，墓主人可稱博學了。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博學的人，在他的藏書中為什麼獨獨沒有儒家的經典呢？把這些現象綜合起來，可以做出這樣一個解釋：隨著新興的革命的封建制逐步戰勝腐朽的反革命的奴隸制，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的前夜，法家著作的影響越來越大，民間收藏法家著作已十分普遍。這個說法的一個佐證是，生活在戰國後期，晚年被他的老同學用毒藥所害的韓非，就曾經描述過他目睹的盛況，「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秦始皇在焚毀儒家經書的同時，又採取了韓非提出的「以法為教」的政策，用法家思想取代反動奴隸主階級的儒家思想，並進行了一場血淋淋的毫不含糊的專政，將儒家思想強行裝進了高高的大紙帽子之中，令之難有跑出來興風作浪的機會。西漢前期，從漢高祖劉邦到漢宣帝劉詢，統治者又大抵因襲秦政，同時還要繼續打擊舊貴族復辟的殘餘勢力，它的政治措施按《漢書·元帝紀》的說法就是「以王霸道雜之」。漢武帝雖然採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獻策，實際並未全面施行，直到漢宣帝時還是如此。西漢前期的儒家既未定於一尊，而秦時遭滅頂之災，元氣尚未恢復，民間自然很少學習儒家經典了。臨沂一度為舊魯地和齊地的邊緣地帶，遠離秦都咸陽，且為受儒家思想影響最深的地方。就是這樣一個儒家思想傳播的老巢和根據地，在90多年後的西漢前期，儒家經典的流傳仍然沒有能恢復「焚書」前的規模。由此可見秦始皇「焚書坑儒」政策對當時的儒學和儒家思想的打擊是多麼沉重。

  生還者說

  銀雀山兩座漢墓一次性出土類別、字數如此之多的先秦古籍，這是自西晉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河南汲縣經盜墓賊不准盜掘的那座古墓出土《竹書紀年》等大批竹書之後的近1700年間，最為重大的一次發現。據史載，汲冢出土的古籍，大部分又重新散佚。而銀雀山漢墓出土竹簡，大部分得到了整理與保存，特別是大批兵書的出土，其意義當更為獨特和重大。自宋之後的近一千年來，學術界許多大師巨擘都曾把《六韜》《孫子兵法》《尉繚子》《管子》《晏子》等古籍，統統說成是後人假託的偽書和不值一看的臭狗屎，壓根兒不能當作真正的學術著作來研究。這次在銀雀山西漢墓中發現的大批竹簡書，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這批古籍至少在西漢早期就已存在並開始廣泛流行的事實。尤其是失傳一千多年的《孫臏兵法》的面世，使學術界聚訟千餘年的孫武、孫臏是否各有其人並各有兵法傳世的歷史懸案豁然冰釋。

  《人民日報》文章

  1974年5月底，銀雀山漢墓竹簡的整理工作基本結束。6月7日，新華通訊社向世界播發了長篇通訊稿，對銀雀山漢墓發現、發掘，以及對出土器物、竹簡書等研究成果，做了大篇幅的報導。中國最權威的報紙《人民日報》在頭版用大字號標題做了全文轉載，其標題和內容是：

  我國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指引下取得又一新成果

  著名的《孫子兵法》和失傳的《孫臏兵法》等竹簡

  在山東臨沂銀雀山發掘的西漢前期墓葬中發現

  對於研究先秦儒法鬥爭歷史和古代軍事思想

  提供了重要的新資料

  新華社一九七四年六月七日訊 我國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山東臨沂銀雀山發掘的西漢前期墓葬中，發現了著名的《孫子兵法》和已經失傳一千多年的《孫臏兵法》等竹簡四千多枚。這批先秦古籍的發現，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國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取得的又一新成果。

  現存的《孫子兵法》的作者是孫武，司馬遷在《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說，孫臏是孫武的後世子孫，各有兵法傳世……由於《孫臏兵法》失傳，上述疑案長期得不到解決，這次《孫臏兵法》和《孫子兵法》同時發現，使這個長期爭論的問題得到了解決。

  ……新發現的這批竹簡中，有大批先秦典籍，但卻沒有儒家的書，這座墓葬在秦始皇焚書以後不久，這就證明秦始皇焚書是有嚴格政治選擇的。他所焚禁的是儒家的反動經籍，沉重地打擊了「是古非今」的反動復辟勢力。這也是對叛徒、賣國賊林彪攻擊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有力批判和揭露……對於研究先秦儒法鬥爭歷史和古代軍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新資料，同時對古代文字學、隸書的演變和書法的研究，也很有價值……文物出版社把這批竹簡的影印材料和有關研究文章，編輯成《孫臏兵法——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等書籍，準備陸續出版。

  隨著這一消息的發布和在世界範圍的傳播，人們驚奇地發現，這批文化瑰寶中有相當一部分古籍對生活在20世紀的現代人類是久已失傳的佚書，即使是兩漢時期的司馬遷、劉向、班固等學術巨擘也無緣一見。這批竹簡在悄然無息地掩埋了兩千多年之後又橫空出世，不僅豐富了中國古代史的內容，訂正了流行史書中許多錯誤的記載，同時洞開了一個湮沒日久的古老神秘的世界，並由此引發歷史煙雲中一道道乾涸的河床重新泛起狂濤巨瀾。而在這條長河中曾呼風喚雨、顯赫一時的姜子牙、管仲、晏嬰、伍子胥、孫武、孫臏等風雲人物，又以鮮明的個性和不同的姿態，攜帶著歷史滾滾風雷與一幕幕悲歡離合的往事，再度躍入現代人的視野，並以全新的音容笑貌向我們一步步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