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使南越

  南越王國在中原戰火紛飛的大動亂中建立起來了，而作為繼秦之後新建立的西漢王朝，在剛剛穩住了中原霸主地位之後，對這個偏處東南一隅的獨立王國，既不予承認，又無可奈何。因為當時的西漢王朝，其內外形勢相當嚴峻。就國內來說，呈現出一種凋敝、窘迫的景象，人口銳減，經濟凋敝。經過秦朝內征外伐及秦末戰爭的消耗，漢初的人口較之秦時有大幅減少。據史料載，秦朝兩千萬人口的主要消耗有：「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餘萬。十餘年間百姓死沒，相踵於路。陳、項又肆其餘烈，故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至漢祖定天下，民之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東方之六國，五損其二。」當劉邦滅項羽後，大封群臣，陳平得封曲逆（今河北定縣），後來劉邦過曲逆，看見曲逆的人口甚眾，不由連聲讚嘆，認為曲逆是個「壯哉」之縣，於天下唯洛陽可與比也！秦時曲逆有戶三萬，至漢初僅存五千，這麼一點人口居然能獲得劉邦的稱讚，可見，漢初人口的銳減已到了何種程度。

  北方民族控弦之士圖

  人口銳減帶來的直接影響是經濟凋敝。從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來看，經過秦末農民起義，特別是長達四年之久的楚漢戰爭，給整個社會經濟造成了嚴重破壞。人口銳減，土地大量荒蕪使很多農民成了脫離政府控制的流民，而且糧谷缺乏、谷價騰貴，戰亂最激烈的滎陽和關中一帶，饑荒嚴重，每石米高達一萬錢。史學家班固概括當時的經濟形勢是：「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在長達四年多的楚漢戰爭期間，劉邦忙於逐鹿中原，未對匈奴進行抗擊，而匈奴此時在冒頓單于的統治下，勢力鼎盛如日中天，「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對漢朝的北部邊境地區，乃至帝都所在的關中地區都造成了極大的威脅。楚漢戰爭後，劉邦開始將注意力轉向匈奴，並在國窮民困、準備不足的情況下，於公元前200年，倉促率領20萬大軍往征匈奴，結果被敵軍圍於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後用陳平之計方才解圍。這次出征，使劉邦認識到了漢初國力的真正水平，之後他果敢採用婁敬的「和親」之策，對匈奴採取了守勢，不敢輕言攻戰。

  劉邦在楚漢之爭中，為了合力擊敗項羽，先後分封了七個諸侯王，史稱「異姓諸侯王」。他們是：楚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韓王信、趙王張敖、燕王臧荼、長沙王吳芮。這些異姓王的封國跨州兼郡，占據了戰國後期東方六國的大部分疆域。他們手握重兵，各制一方，對中央權力的穩定與鞏固形成了很大威脅。公元前202年，燕王臧荼反；公元前197年，趙相國陳豨反，勾結匈奴，自立為代王；公元前196年，彭越反。各諸侯王不斷地反叛，使劉邦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對付、鎮壓國內各地的叛亂上，根本沒有餘力顧及五嶺以外的南越國。而這時的趙佗建立南越國及經營嶺南，已有一段時間，也具有了一定的實力，這又迫使劉邦不得不慎重考慮對南越國這個棘手的關係問題。

  長沙國南部地形圖（譚其驤繪）

  對於這個問題，劉邦是如何看待和處理的呢？

  史載，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在南越國趙佗統一南越兩年之時，劉邦傳下詔書：「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之五郡立番君吳芮為長沙王。」這份詔書表明：一是劉邦不承認趙佗的南越國，他要像秦始皇一樣，把嶺南百越統一到他的江山社稷之中。二是由於自己無暇、無力顧及南越國，便利用封侯的方式，即通過侯王的勢力進行控制，依靠長沙王吳芮吞併嶺南的南越國。

  漢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三月，劉邦又傳詔，封齊信侯徭毋余為海陽侯，食一千八百戶。海陽之地，屬趙佗的南越國所轄的縣地，自然這也是虛封。當時，齊信侯徭毋余握有重兵，本人又勇猛善戰，自小熟讀《太公兵書》，自謂劉邦屬下文韜武略的全才。漢高祖劉邦的用意是故意給趙佗樹立第二個敵人，讓他的這個齊信侯率兵攻打南越國，進而把南越的疆土劃歸漢室所有。

  

  劉邦的這個主意想得可謂不錯，但現實情況就沒有他想的那樣美妙了。就當時的形勢而言，趙佗立國後，占據了得天獨厚的嶺南之地，生產逐步發展，百姓的日子也慢慢好起來，軍事方面已有帶甲兵百萬之眾，天時、地利、人和都對趙佗有利。僅憑長沙王吳芮和齊信侯徭毋余，又怎麼敢向南越國訴諸武力呢？對漢高祖劉邦的虛封，初時長沙王吳芮和齊信侯徭毋余受寵若驚，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齊信侯先悟出了其中之意，漢高祖想借他的手去奪取海陽之地。可當他權衡一下自己和南越王的實力，方感到南越的強大和自己的渺小，明白絕不可自討苦吃，拿著雞蛋去碰石頭，做賠本的買賣。至於長沙王吳芮，在受封的五郡中，有三郡已被趙佗占有，他實際只得了兩個郡的封地，以這兩郡的軍事實力他是不敢率兵攻打南越國的。相反，他還擔心南越王趙佗會逾嶺奪取他的封地。更為不幸的是，吳芮在受封長沙王的第二年，突發惡病，醫治無效，一命歸天了。世襲的王位由他的兒子吳臣繼承，漢高祖封他為長沙成王。吳臣繼位後，按照先父吳芮臨終時的密囑，一方面加強與南越國接壤的邊境防禦，一方面大肆招兵買馬，防備南越軍隊逾嶺北侵。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西漢王朝政治、經濟狀況的好轉，劉邦在對待南越王國的問題上也有了變化。在漢王朝依然沒有足夠的能力征服嶺南的情況下，為了不使嶺南危害一方，劉邦開始順水推舟，承認趙佗南越稱王的既成事實，並於漢十一年，派陸賈出使南越，頒布自己的詔命。

  《漢書·陸賈傳》載：「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陸賈是較早地參加到秦末農民戰爭行列中的知識分子。公元前207年，劉邦率起義軍由武關入陝，進軍咸陽，子嬰派重兵拒於屹關，劉邦用張良之計，「『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啖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於是，秦軍設防懈怠，士氣大減，劉邦達到了預期的目的，陸賈在農民起義軍中從此嶄露頭角。當秦王朝被推翻以後，陸賈繼續跟隨劉邦參加楚漢戰爭，並成為劉邦重要的親隨謀士之一。

  秦王朝在農民戰爭的疾風驟雨中覆滅了，代之而起的西漢王朝究竟採取什麼政策來進行統治，對這個迫在眉睫的重大問題，作為當時最高統治者的漢高祖劉邦，似乎並沒有認真地考慮過。劉邦的內心深處，本來就是一個流氓無產者兼法家思想的崇拜者，在思想意識上並沒有超出秦始皇時代的法治體系，重武輕文的文化傳統在他的思想深處可以說是根深蒂固，他平時最看不起儒家，甚至鄙視到將尿撒在儒生帽子裡。而陸賈卻深謀遠慮，對治國之道胸有成竹。圍繞著如何治國興邦的問題，陸賈以天下為己任，不顧個人安危，面折廷爭，同劉邦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史家司馬遷在《史記》中曾描述當時的情況：「陸生時時前說《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向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很明顯，陸賈的這番議論，道出了一個奪取政權與鞏固政權，必須採取不同的方式、方法的深刻哲理。先秦的法家思想是適應了當時社會變革的需要而產生的，在同舊勢力進行殊死的鬥爭，以及為實現全國統一的兼併戰爭中，都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法家思想也存在著致命的弱點，它的功利主義價值觀只強調進取，而輕視守成，好比鐘錶的發條越上越緊，易致崩裂。它使人形成一種崇尚武功、貪狠強力、寡義趨利、刻薄寡恩的價值取向，忽視一切倫理道德的規範、調節與穩定功能。而儒家思想則是在充分吸取了商周文化精華的基礎之上形成的，它提倡仁義道德，注重個人品德的修養實踐，主張德行並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個人奮鬥的最高境界。這套理論雖然很難用來奪取天下，卻可以用來守成天下。正如漢初政論家賈誼在《治安策》中指出的那樣：「夫併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

  作為流氓無產者出身的劉邦，本人沒有什麼理論修養，但他也有他的英明之處，這個英明之處就在於他能夠審時度勢，及時採納臣民的建設性主張。所以，他聽了陸賈的嚴詞批評後，不僅不惱，反而很慚愧地說：「愛卿說得有理，那就請你寫下秦王朝所以失敗，我所以成功的原因，以及古時候國家興亡的故事，拿給我看看吧。」

  陸賈《新語》書影

  陸賈見劉邦願意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張，就將自己的理論見識做了概略的論述，以十二篇成書，名曰《新語》。其書主旨在於崇王黜霸，歸本於修身用人，多引《春秋》《論語》之文。每成一篇，陸賈就講解給劉邦聽，劉邦聽後對每篇都大加讚賞，左右侍從們見主子賞識，也就跟著高呼「萬歲」，陸賈由此作為一顆治國安邦的政治思想理論新星在西漢王朝的早期升起了。

  通觀陸賈的《新語》，不能不讓人感到作者確實是一位朝氣蓬勃的政治家。他蔑視那些「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的隱士者流，整個理論繼承了荀況反對天命論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並明確地指出：「世道衰亡，非天之所為也，乃國君者所取也。」他強烈地抨擊了泥古守舊、重古輕今的思想，主張「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述遠者，考之於近」，「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為法，因世而權行」，這些充分反映了陸賈銳意革新、進取的思想傾向。

  陸賈通過對歷史經驗的反覆比較和總結，認為凡「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治國的，其結果都是國滅身亡。他列舉了歷史上許多這樣的例子：「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仗眾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鄰國之仇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弒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此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陸賈對秦亡教訓的分析準確而深刻。他指出：「秦始皇帝設為車裂之誅，以斂奸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愈煩天下愈亂，法愈滋而奸愈熾，兵馬愈設而敵人愈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故也。」因此，陸賈認為，自春秋而至秦，「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是導致國家敗亡的基本原因，值得警惕。與此相反，「虞舜治天下，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寂然無治國之意，漠然無憂民之心，然天下大治。周公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貢來臻，越棠之君，重譯來朝。」這就是陸賈提出「無為而治」治國方略的歷史依據。經過將近十年戰亂破壞而建立起的西漢王朝，其時社會經濟極端貧困。這種破敗不堪的局面，決定了緩和階級矛盾和發展生產力必然成為漢初的突出任務。陸賈認為，「無為」是暴政的對立面。當時西漢政權應實行「無為」政治，別無出路。因此，他大聲疾呼：「夫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于謹敬。」關於「無為」政治的理想境界，陸賈有一段頗為生動的描述。他說：「是以君子之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名之徵；犬不夜吠，鳥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強弱相扶，大小相懷，尊卑相承，雁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陸賈的《新語》為漢初的「休養生息」政策奠定了理論基礎，對漢初政局的穩定和生產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據《漢書·藝文志》載，陸賈曾著有《楚漢春秋》和賦三篇，均已散佚。世傳《新語》十二篇，與《史記》及《漢書》本傳所記篇數相符，而與《漢書·藝文志》所載二十三篇不合。其篇目及內容，自唐以來大抵如此，是否系陸賈作品，歷來人們認識不一。應該說，陸賈原作者有之，後人摻雜者亦有之，但基本上反映了陸賈的思想。

  陸賈曾在劉邦面前時時說稱《詩》《書》，在《新語》里也大談仁義，似乎是一個儒家之徒。從班固的《漢書》開始，舊史家均把陸賈置於儒家之列。《四庫全書》在談到《新語》時也說：「漢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此之醇正也。」這個論斷現在看來也不盡然，應該特別注意的是陸賈所說的「仁義」與孔孟的「仁義」並不完全相同。特別是與孔孟仁義相聯繫的那煩瑣的禮儀，陸賈幾乎沒有提及。比較起來，陸賈則更重視老學。秦漢以前，「無為」同「仁義」是互不相容的。陸賈根據漢初社會現實的需要，卻把這兩個分屬於道家和儒家的東西結合在了一起，但主次是分明的。西漢史學家、思想家司馬談在評論道家時說：「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綜觀《新語》，陸賈的思想正與司馬談所言之道家相合。顯然，漢初道家與先秦道家並不完全相同，陸賈的思想並非老莊思想的翻版。陸賈在繼承老學「無為」思想的基礎上，加以發展，並摻入了儒、墨、名、法、陰陽各家及黃帝之學的思想，使老學變得比較符合漢初社會的需要，形成了著名的黃老學派。這是道家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折，也是老學思想的一次重大改造。而這個任務正是由陸賈完成的。漢初，在君主和大臣之中，崇尚黃老思想者不乏其人，黃老思想成為漢初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陸賈則是漢初黃老學派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同時也是漢初第一個有政治著作傳世的傑出政治家。

  雲夢睡虎簡秦簡局部

  陸賈的思想體系得到劉邦以及眾多臣僚的讚賞。以此為轉折，漢王朝君臣反覆總結秦王朝滅亡的教訓，並引以為戒，逐漸認識到，秦始皇並非不欲為治，秦的速亡，正是由於舉措（兵役徭役）太暴，用刑太過的緣故。要想實現長治久安，在當時的條件下，只有輕徭薄賦慎刑，才能緩和社會矛盾，鞏固政權。在這一思想方針的指導下，以劉邦為首的西漢統治者，陸續採取了如下一些重要措施：

  一、罷兵士歸家鄉。規定跟隨劉邦入關滅秦的關東人願意留在關中為民的，免徭役十三年，回關東的免徭役六年。軍吏卒無爵或爵在大夫（五級爵）以下的，一律晉爵為大夫；大夫以上的加爵一級，並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賦。歸農的軍吏卒，按照爵級高低，授予田宅。這些被遣散的軍吏卒，除少數高爵的上升為地主外，大部分還是一般農民。這些農民由於在和平安定的環境中獲得了一份土地，又不需要服徭役，提高了生產積極性，成為漢初穩定農村封建秩序、恢復農業生產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命令在戰亂中聚嘯山澤的人各歸本土，「復故爵田宅」，使地主歸鄉，農民返籍。「故爵」無疑指秦代的封爵，秦爵與田宅密不可分，「復故爵田宅」是對秦代中小地主既得利益的法律承認，有利於消除秦朝吏民的反抗情緒，這項安撫政策在漢初穩定封建秩序方面是成功的。

  三、宣布因饑荒自賣為奴婢者，一律「免為庶人」。這裡限定的「自賣」只是當時奴婢買賣的一種形式，其他還有「略賣」「出賣」等。如果再從自由民淪為奴婢的渠道論之，形式就更多了。因此，這項法令並不是要廢除奴隸制，而是有限地釋免一些「自賣」者，儘管如此，它對解放社會生產力還是有益的。

  陸賈持節赴嶺南像

  四、重農抑商。中國自古就是一個農業大國，重農有其歷史必然性。重農抑商作為國家的一項基本國策始自商鞅變法，商鞅認為工商業嚴重妨礙「重農」政策，因為在商品經濟獲得一定發展的前提下，從事工商更容易獲利。對此，史學家司馬遷曾概括指出：「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在工商業的利導下，大量農民紛紛脫離農業轉而從事工商，這在農業生產力不甚發達的情況下是有害而無益的。正因為如此，劉邦君臣繼承了這一政策，並具體規定：不許商人衣絲、操兵器、乘車騎馬，不許商人從政做官，並加倍徵收他們的人頭稅。

  五、減輕田租，十五稅一。據《雲夢秦簡·田律》可知，秦代的田賦徵收禾稼（糧食）、芻（飼料）、粟（禾稈）等，即每頃收芻三石，粟二石。後來，董仲舒批評秦政說，秦代「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說明秦朝的賦稅很重，漢初則力求輕徭薄賦。

  南越國宮殿（復建）

  劉邦君臣通過上述「與民休息」的措施，總算把秦末以來動盪不安的社會局面穩定下來，陸賈成為漢初政治舞台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劉邦認為陸賈是出使南越的最佳人選。據史料記載，陸賈到達南越國的都城番禺後，只見趙佗態度傲慢，頭髮束成一撮，豎在頭上，伸開兩腿，像簸箕一樣坐在大殿裡。作為一位有著長期出使經驗的政治家和辯士，陸賈對趙佗的這番舉動好像早有預料。他不動聲色，先將趙佗與中原的關係作為會談的切入點並進言道：「你本是中國人（指中原地區），親戚兄弟、祖先墳墓都在真定（今河北正定）。而今你一反天性，背叛父母之國，不念祖宗，放棄中國傳統裝束，想要靠區區弱小的南越跟天子對抗，成為敵國，大禍怕就要來臨。自從秦王朝失去控制，諸侯豪傑紛紛起來，只有漢王劉邦率先入關，占領咸陽，項羽背叛盟約，自立西楚霸王，諸侯成為他的臣屬，可以說甚為強大。然而漢王劉邦從巴蜀出兵，用皮鞭笞打天下，遂誅滅項羽，僅僅五年時間天下平安。這不是人為的力量，而是天意如此。天子（指劉邦）已知道大王在南越稱王，卻不出兵協助誅滅暴秦和西楚，朝廷文武官員都主張派出大軍，向大王（指趙佗）問罪，但天子憐憫百姓在戰亂頻仍中已經十分痛苦，才消原意，並且派我前來授給大王王印和互相通好的符節。大王應該恭恭敬敬地到郊外迎接，北面稱臣。想不到你竟想憑藉基礎未穩的南越，倔強到底。漢朝廷如果得到報告，恐怕要挖掘焚燒你祖先的墳墓，屠殺你宗族，然後派一位偏將軍，率領十萬人馬南下進攻，到那時，你的部下殺你投降，易如反掌。」

  趙佗接受漢廷冊封雕像

  趙佗茅塞頓開，趕緊跳起來，規規矩矩地坐下，道歉說：「我在蠻夷中生活得太久，忘了中國禮儀。」然後向陸賈請教說：「我比蕭何、曹參、韓信如何？」

  陸賈說：「大王的賢明和能力，跟他們相仿。」

  趙佗又問：「我跟皇帝相比誰賢明？」

  陸賈說：「皇帝起自豐、沛，討伐暴秦，誅滅強楚，為天下百姓興利除害，繼承五帝三王的偉大勳業，統治天下，中國人口以『億'為單位計算，土地方圓萬里，物產富饒，號令統一，自從開天闢地以來從未有過。而大王之眾不過數萬，而且遍地蠻夷，不是山巒崎嶇，就是海濱水涯，一片荒涼，不過是漢的一個郡而已，大王怎麼能跟漢相比。」

  趙佗朗聲大笑說：「可惜我不在中國（指中原），所以在這裡為王。假使我在中國，安知不如劉邦？」

  此時趙佗自比於劉邦的夜郎自大與他見陸賈之初的「魋結箕踞」以及接著「蹶然起坐」等都是一致的，他滿足於獨霸嶺南，但又不能得罪漢廷，他以這種井底蛙式的表現，向漢廷暗示他「欲自外乎蠻夷」，「無遠大志」，以此求「杜兼併之禍於無形」。可見趙佗還是相當明智的。

  最後，趙佗接受了漢朝的冊封，「願奉明詔，長為藩臣」。趙佗欽佩陸賈的才幹和「威儀文采」，挽留他在嶺南住了幾個月，並對陸賈說：「南越這個地方，我連個談話的對手都沒有，自先生來此，讓我聽到了許多聞所未聞的新鮮事。」當陸賈臨走之時，趙佗送陸賈價值二千金的財物，算是餞行。

  陸賈出色地完成任務回到長安，劉邦很是高興，升陸賈為太中大夫，以資獎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