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絲縷玉衣

  當考古隊員李季在棺槨的南端清理幾堆散亂的陶璧時，偶然發現了一塊四角鑽有小孔的薄玉片。這塊薄玉片的出現，並未引起李季格外的關注，他當時只是簡單地認為，這只不過是一塊斷石砸散的器物碎片而已。但當他詳細觀察後，猛然感到這一發現非同小可。這個薄玉片的出現，是否意味著這是墓主用玉衣做殮服的一個重要信號？他不敢肯定，也不願否定。因為在此之前，與南越國相鄰的長沙國，從已發掘的長沙王、王后墓（長沙象鼻嘴1號漢墓和陡壁山漢墓）及軟侯利蒼家族墓（長沙馬王堆漢墓）來看，墓主都沒有穿著玉衣殮服。根據這幾座大墓的發掘情況看，有的學者認為，南方漢代墓葬的墓主用玉衣殮服的可能性極小。就在象崗古墓發掘之初，考古人員也曾考慮過墓內是否有玉衣殮服的問題，但鑑於長沙幾座漢墓的發掘現實，考古人員在渴望有玉衣出現的同時，也不敢抱太大的希望。

  當李季首次發現了這一非同尋常的玉片後，考古人員心中久存的希望之火驟然點燃，也就是說，這座墓室存有玉衣殮服的可能性極大。在高度的興奮與渴望中，麥英豪指示李季沿一條直線迅速向棺槨位置清理，以此驗證心中的期盼是否能成為現實。李季遵照指令，一邊清理其他器物一邊按直線向前推進，當接近棺槨並將棺槨的朽灰泥土用小毛刷一點點細細清掉後，一堆期待已久的白色帶孔的小玉片凸現出來。

  「玉衣，真是玉衣！」未等李季說話，眾人便急切地叫喊起來。眼前的事實無疑向考古人員證實了墓主確是身穿玉衣躺在這冥宮之中的。大家知道，既然以玉衣殮葬，墓主人尊貴的身份已不言自明，除了南越王，誰會有這樣的氣派？

  夏鼐在墓坑內觀察隨葬的玉衣殘片

  主棺室發現玉衣的消息很快報告給仍在廣州的考古大師夏鼐，夏鼐聞聽驚喜異常，立即驅車趕到發掘現場。他在仔細觀察了室內顯露的各種跡象後指出：「棺槨已朽，應注意從板灰及附件的位置獲知其原尺寸的大小，要勤記錄、多繪圖與拍照，儘可能把各種跡象詳記下來，以便為以後的研究提供真實而科學的依據。」與此同時，夏鼐還建議當玉衣清出輪廓後，最好整件取出，以便在室內修整復原。

  根據夏鼐大師的指示，考古人員在清理完棺槨周邊的漆木屏風等器物後，集中白榮金、杜玉生、冼錦祥、李季等最精幹的力量，進行棺槨部位的清理。隨著清理工作的不斷深入，玉衣的輪廓也漸漸凸現出來。只見玉衣緊貼棺底，幾塊大玉璧覆蓋在玉衣的胸腹間，另外還有組玉佩、金銀飾物等覆壓其上。玉衣的兩側依次排列著幾把長劍，頭下置珍珠枕。可能因為斷石和棺槨朽腐散架後擠壓的緣故，玉衣保存狀況極為糟糕，整體已被坍壓成扁片，平均厚度只有3-4厘米，且多數玉衣片已散亂不堪，除兩袖、褲筒、手套等部位的輪廓尚隱約可辨外，面罩和雙鞋則零亂得難以分出原有的順序和層次……儘管如此，考古人員依然情緒亢奮，喜不自禁，因為這畢竟是嶺南地區乃至整個中國南部地區首次發現的一件漢代玉衣殮服。1968年，考古學家在河北滿城劉勝夫婦的墓中出土了兩件金縷玉衣，曾轟動世界。而今天，象崗古墓發現的玉衣也必將令世人再度為之矚目。

  玉衣是漢代皇帝、諸侯王和高級貴族死後的殮服，史書中稱「玉匣」或「玉柙」，但它的形狀究竟是什麼模樣，自漢代以後就無人知曉了，這個謎團曾困惑了人類一千多年。196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滿城縣的一座小山丘中，發現了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和他的妻子竇綰的墓葬。在劉勝和竇綰的屍體位置上，分散著許多小玉片，經過考古人員白榮金等人的精心清理、修整和研究，終於復原出兩套完整的玉衣。劉勝和竇綰玉衣的出現，使現代人類第一次看到了歷史記載中的玉衣的真面目，從而解開了這個千古之謎。

  

  滿城漢墓出土的兩套玉衣，外觀和人體的形狀一樣，分為頭部、上衣、褲筒、手套和鞋五大部分，各部分都由許多長方形、三角形、梯形、圓形等玉片組成，玉片上有小的鑽孔，玉片之間用纖細的金絲加以編綴，考古界將它稱為「金縷玉衣」。在這兩套玉衣中，劉勝穿的玉衣形體肥大，頭部的臉蓋上刻畫出眼、鼻和嘴的形狀，腹部和臀部突鼓，褲筒製成腿部的樣子，頗似人體。而竇綰的玉衣比較短小，沒有做出腹部和臀部的形狀，這可能是由於表現女性人體凸凹與當時的傳統觀念相違背的緣故。劉勝玉衣全長1.88米，由2498片玉片組成，用於編綴的金絲約重1100克。

  滿城漢墓發掘情形

  玉衣作為漢代高級貴族特有的殮服，有其發生、發展和消失的過程。從考古資料考察分析，早在東周時期就有在死者臉部覆以綴玉面罩、身上殮以綴玉衣服的習俗，這種「綴玉面罩」和「綴玉衣服」的現象應當算是「玉衣」的雛形。自田野考古學在中國興起後，從1954年到1955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陽中州路（西工段）發掘的春秋晚期和戰國時期的墓葬中，在有些死者的臉部發現了許多帶孔的玉石片，有的玉石片做成眉、眼、鼻、口的形狀，並按五官的位置排列，以象徵人的臉部。根據《儀禮·士喪禮》記載，古時覆蓋死者的臉部用「布巾」「冥目」，裹首用「掩」。而此次考古工作者於東周墓中死者臉部發現的玉石片，原來可能是縫綴在「布巾」「冥目」一類覆面織物之上的。至於玉衣的頭罩，則應是從裹首的「掩」演變而來的。

  白榮金修復的滿城漢墓出土金縷玉衣

  戰國時代死者臉上的綴玉覆面和身上的綴玉殮服，雖然和漢代的玉衣有一定的淵源關係，但還不是真正的玉衣。類似滿城漢墓出土的、形制完備的玉衣，最早出現於何時，史無明文記載。在考古發掘中，曾多次出土漢代的玉衣，但保存完整的只占少數，多數僅殘存或多或少的玉片。從考古資料看，已出土的玉衣為數在22套以上，其中屬於西漢的共11套，屬於東漢者至少有11或12套。在西漢玉衣中，有準確年代早於滿城漢墓的，有咸陽楊家灣漢墓和臨沂劉疵墓。楊家灣漢墓的年代為文景時期，劉疵墓屬於西漢前期，但這兩座墓都缺乏明確的斷代根據，只能確定其上限應為文帝時期，下限可能達到武帝初年。至於文帝以前的玉衣則沒有發現過。

  就文獻記載而言，《史記》所述訖於漢武帝天漢四年，而未見關於玉衣的記載。成書於武帝時期的《淮南子》一書，在論述厚葬時仍然只承襲《呂氏春秋》中所謂「含珠鱗施」的說法，也未見「玉衣」一詞。由此推測，葬以玉衣的習俗，在漢武帝時期可能才流行不久，或尚未形成一種制度，因而知道的人不多，《史記》也未載其事。

  古代琢玉與制玉器的程序和方法（引自《天工開物》，明·宋應星著）

  從漢代社會經濟發展情況考察，玉衣的出現不大可能在西漢初年。高祖時，由於經濟貧困，「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惠帝、呂后年間，雖然「衣食滋殖」，但經濟尚未恢復。文帝時期，雖然經濟有所發展，而「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史記·孝文本紀》載，文帝本人也規定，「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所記是否完全符合實際，當然值得懷疑，但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經濟尚不富裕的事實。經過「文景之治」，到了武帝初年，漢王朝通過七十年左右的休養生息，社會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致使「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的狀況。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統治階級的生活日益驕奢淫逸，生前窮奢極欲，死後則實行厚葬。正是在這樣一種歷史大環境下，封建貴族以玉衣作為殮服的風氣開始出現了，到武帝時期已發展到頂峰。也正是自武帝以後，玉衣開始由中央朝廷手工業作坊統一製作，皇帝把它作為禮物賞賜給各地的諸侯王及朝中受寵幸的大臣。當時中央設置了一個專門製作喪葬品的機構，稱為東園匠，玉衣就是在它的監督下製作的。玉衣的製作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所用的玉料要經過開料、鋸片、磨光及鑽孔等，每一片玉的大小形狀都必須經過精心設計和細緻加工，這需要有高超的工藝技術水平。整個玉衣製作過程所花費的人力和物力相當驚人，據推算，漢代製作一件玉衣，約需一名玉工費十餘年的功夫。

  明代宋應星《天工開物》記載古代盛產玉石的于闐國河流方位及采玉石者的相貌特徵

  從河北定州北莊東漢中山簡王劉焉墓出土的部分玉衣片看，背面墨書「中山」兩字，說明朝廷作坊的工匠們為各地諸侯王、列侯製成玉衣後，為便於區別，就將諸侯國的國名書寫在玉衣片上。而那塊書寫「中山」兩字的玉衣片，表示此件玉衣主人是中山國君。再有定州40號漢墓墓主是西漢中山孝王劉興，或許是他身材較矮小的緣故，金縷玉衣過於肥大，因此在穿用時不得不把褲筒下部過長的部分拆下，墊蓋在他的腹部下方。由此可見，漢中央朝廷玉器作坊製造的玉衣是按統一規格製作的。在製作過程中，有著嚴格的朝廷等級界限，從編綴用金、銀、銅、絲、玉、石原料的使用等幾方面可明顯地體現出來。

  關於玉衣採用的材料，從文獻記載看，有著嚴格的規定，一律為玉料，不曾有使用漢白玉石料的記載。但實際發現的事實則不同，是既有玉料，也有石料，石料應以劣玉看待，是等級不同的表現。西漢時期，王、王后、列侯都用玉料；而在東漢，只有王用玉料，王后、列侯（如浮陽侯劉氏）及夫人等用漢白玉石衣，一律銅縷。

  玉衣在使用上，除了按照諸侯王、列侯以及功臣貴戚等不同等級頒賜給或金縷、銀縷、銅縷玉衣、石衣之外，絕不允許私自製造，違者治罪。《後漢書·朱穆傳》載：「宦官趙忠喪父，歸葬安平，潛為玓瑤，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使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屍出之，而收其家屬。」這個故事說明當時限制是很嚴格的。《前漢書·王子侯表》載，西漢諸侯王、列侯等總數約四百人，如果把東漢時期諸侯王、列侯等計在一起，人數要達千人以上。這樣一支龐大的貴族隊伍，其玉衣的製作，僅靠東園匠是難以勝任的。有些玉衣，特別是後人所看到的那些出土的漢白玉石衣，不一定都是朝廷所製作和頒賜，或許是由各郡國所建的由中央朝廷特許的作坊所製造。這或許正是文獻中沒有石料玉衣記載的緣故，或者也正是考古工作者近年在河北定縣的許多大墓中曾發現大量做工粗劣的銅縷漢白玉石衣的真正原因。

  玉衣葬服在經歷了一個萌芽、發展、鼎盛時期後，於東漢時代漸趨衰落，它的衰落與東漢晚期的政治衰敗有著密切的關係。東漢時厚葬盛行，一些京師貴戚、郡縣豪吏競相靡費，喪葬逾制已成風氣。漢光武帝建武七年、明帝永平十二年、章帝建初三年、和帝永元十一年及安帝永初元年都曾下詔禁止奢侈厚葬之風，但不能止。在奢侈之風的衝擊下，玉衣的製作，有朝廷作為頒賜而製作，也有私自僭越偽造的。偽造者，不按制度，粗製濫造，以石代玉，以鎦金銅縷代替金縷或銀縷等都出現了。從玉、石衣在一些較大型東漢墓中發現的情況看，其制度已相當紊亂。到了東漢晚期，由於政治腐敗，經濟凋敝，發諸帝後陵，盜取、劫掠、燒取金縷玉衣之事也就隨之發生了。《後漢書·董卓列傳》載：「……及何後葬，開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此風一開，世人爭相仿效，最終出現了兩漢帝王陵寢到三國初年都被盜掘的災難性事實。而在這些盜墓者心中，玉衣是主要的獵獲物。到三國魏文帝曹丕時代，鑑於統治者用玉匣作為葬服容易引起後人盜掘和過於奢靡浪費，曾於黃初三年（公元222年），下了一道終制詔，指出：「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禮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乃至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是焚如之刑，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於是禁止使用珠襦玉匣。曹丕終制詔後，從考古發掘資料看，似乎未發現貴族墓葬中出現以玉匣為葬服的實例。玉匣葬服從文景時期出現，到魏黃初三年結束，約四個世紀的時間。隨著玉衣的禁用，口含珠玉也被禁止，九竅（眼、耳、鼻、口、前後陰）玉塞也就不用了。可見，漢代的葬制，由於東漢滅亡，到了三國時期，開始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厚葬之風一時被剎住，代表封建帝王高貴權力的玉匣葬服已不再用，玉匣葬制也就自然地成為一段歷史往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