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絲綢紡織工藝

  當鐵鎧甲被完整地移出墓室後，考古人員便集中力量進行絲織品的清理。

  1926年，山西省夏縣西陰村古代遺址出土的蠶繭，1.36厘米×1.04厘米，上部被切去（李光謨提供）

  西耳室眾多的隨葬器物，大都用絲織品包裹，約在2.8平方米的範圍內，還有整批的絲織物散亂地堆放在室內的西側。絲織物的表面有殘破的木板和竹笥、草笥的殘片等遺存。這表明絲織物入葬時是盛放在木箱或竹笥之中的。經測量，這堆絲織物的碳化堆積厚度達20-30厘米，據此估計，原絲織物不少於一百匹。如此眾多的絲織品能夠一次出土，這在嶺南地區乃至整個中國考古史上是少見的。遺憾的是，這堆多層疊放的絲織物，幾乎全部碳化朽毀，其質地鬆軟，色澤變深，毫無韌性，若用手指輕輕觸及即成粉末。所幸的是，織物的組織、結構還比較清晰，印染的花紋、色澤還可以通過儀器分辨出來。更為可貴的是，考古人員在絲織品的一邊發現了與印染有關的工具。這批絲織物以及印染工具的出現，為後人研究中國紡織業特別是嶺南地區紡織業的歷史與發展過程，提供了極其重要的實物證據。

  中國是世界公認的絲綢發源地，其育蠶、繅絲、織綢已有五千多年的歷史。1926年，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在山西西陰村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發現了半個用刀切割過的蠶繭，繭長15.2毫米，寬7.1毫米。這表明在五千多年前，中華民族的祖先就已經開始馴養桑蠶了。大約到殷周時代，野蠶已開始改由室內飼養，這就是說，野蠶已開始被馴養為家蠶。新中國成立後，考古工作者在距今約五千年左右的浙江吳興縣錢山漾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又出土了一批4700年前的絲織物。經過科學鑑定，證明這批絲織物所用的原料為家蠶絲，織造技術已經達到一定的水平。

  至於中國養蠶技術始於何時，從流傳至今的典籍看，較早的要算《夏小正》中的三月「妾子始蠶」「執養宮事」的記載。關於「宮事」二字，據南北朝時候的皇侃解釋即指蠶室。把養蠶業列為要政之一，可見當時桑蠶業已經有相當的規模。養蠶需桑，《夏小正》中的「攝桑、委揚」以及《詩經·七月》中的「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都講的是桑樹整枝的事。商代甲骨文中有原始織機的象形字，據專家考證，這是一種原始的「踞織機」。這種織機至今還在我國某些邊遠地區使用著，海南島黎族苗族自治州的黎族婦女，就是使用這種古老的織機織造黎錦。她們織造時上身和兩腿呈90度的姿勢席地而坐，雙腳直蹬機前橫木，經面繃排於橫木與腰帶之間，用挑花刀按腦中預想的紋樣在經面上編花，織入不同的色線紋緯。這種工具雖然簡單，卻可以織出美麗動人的彩錦。1950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陽殷墟出土的銅器上，發現了黏附其上的受銅鏽滲透而保存下來的絲綢殘片。經過科學分析發現，其中有的是採用水平很高的紡織技術織成的菱形紋的暗花綢，即「文綺」。這說明此時織造這種織物的織機已經有了很大進步，而且有了提花裝置。

  大約從商周時代開始，政府中已經設有專門管理織造的官員。據《周禮》記載，周代有「典絲」之職。絲綢的品種也大為增加，見於文獻記載的有繒、帛、素、練、紈、縞、絹、綺、羅、錦等。在織造方法上，既有生織、熟織，也有素織、色織，而且有多彩的織物「錦」。河北藁城台西村商墓出土的一批銅器中，有一件銅觚上殘留一些絲織物的痕跡，能辨認的有五個類別，即紈、綃、紗、羅、縐。絲織品的織法也日益繁複精緻，除平紋以外，還出現了斜紋、變化斜紋、重經和重緯組織及提花技術。瑞典遠東博物館收藏有一件中國商代青銅鉞，上面黏附著平紋底上加織菱形花紋的提花絲織物的痕跡。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商代銅器和玉器上，也黏附有絲織物，其中一件為平紋底，上織斜紋花、回紋圖案，每個回紋由25根經線、28根緯線組成。回紋的外圍線條較粗，自然地成為一組幾何紋骨架，圖案對稱、協調，層次分明，做工精巧。該實物再一次說明當時已經具有多綜片的提花機，能夠織出複雜華美的提花織物。這種提花技術的應用，是中國古代在世界紡織技術發展史上的一大貢獻。

  亞歷山大在伊蘇斯的英姿。這幅壯觀的馬賽克鑲嵌畫，於1831年發現於龐培，是公元2世紀的羅馬人用細石和玻璃鑲嵌物構成，複製了馬其頓公元前300年左右的圖畫。該畫長5.12米，寬2.17米。畫的左側，未著頭盔、身披鎧甲的亞歷山大騎著戰馬，手握利器勇往直前。站在戰車之上、頭纏黃色波斯頭巾的大流士三世，與所率親兵戰將皆露驚恐之色，似乎無力抵擋亞歷山大的凌厲攻勢

  正因為有了以上的紡織技術，早在公元前6—前5世紀，中國美麗的絲綢就傳到了歐洲。公元前3世紀，印度孔雀王朝月護王的一位大臣在《政論》一書記載了公元前4世紀中國絲織品向印度運銷，印度商人又把它運到歐洲的事。那時的希臘、羅馬諸國以古代西伯利亞地區的一個專做販賣絲綢生意的部落「賽里絲」代稱中國——即「絲國」之意。一位羅馬作家曾讚美說：「絲國製造寶貴的絲綢，它的色彩像野花一樣美麗，它的質料像蛛網一樣纖細。」據考證，「賽里絲」名稱應當與「絲」「綺」等與絲綢有關的漢語發音有關。西方人知道賽里絲的時間最早約在公元前5—前4世紀，公元前416—前398年，在波斯宮廷做醫生的希臘人泰西阿斯最早提到賽里絲的名稱。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在東征時，於公元前329—前323年間直抵阿姆河上游葉赫什河旁的霍闡，在今阿富汗境內築有巴爾克城和希拉特城，在那裡征伐的亞歷山大部將尼亞科斯和奧尼西克里特當時就已知道，再向東行進便是賽里絲了。正當這支大軍欲繼續東征時，偏偏亞歷山大病重，這些東征的希臘軍人，不得不退至西亞地區，從而失去了了解中國的機會。阿帕洛杜勒斯（公元前130—前87年）曾記述說，巴克特里亞歐多台墨王的領土在公元前201年已擴展到了賽里絲。不過當時所見的賽里絲人碧眼紅髮，或許都是西域人。根據各種傳聞，西方人開始在他們的著作中描繪中國，公元前1世紀，古希臘地理學家兼歷史學家斯特拉邦在其17卷的《地理書》中稱中國人「將亞麻皮弄細而製成絲綢」。同一時代的羅馬詩人維吉爾（公元前70—前19年）在其《農耕賦》中說，絲是某種樹葉經過梳理後採集的細線。許多西方人甚至想像賽里絲人長壽，每人可活200歲以上。

  托勒密像

  許多年過去了，經過堅持不斷地打聽，歐洲人終於得知，絲是一種從樹上采來的「羊毛」。羅馬帝國時代的作家老普林尼，在其成書於公元77年的《自然史》中說，賽里絲人這個民族「以他們森林裡所產的羊毛而聞名遐邇。他們向樹木噴水而沖刷下樹葉上的白色絨毛，然後再由他們的妻室來完成紡線和織布這兩道工序」。從這位作家的記述看，歐洲人經過千百年的時光，用種種渠道打聽來的答案依然是不準確的。他們把絲稱為一種羊毛，又以為絲是一種長在樹上的白色絨毛。實際上，蠶絲是一種動物蛋白纖維，而不是植物纖維。但平心而論，作家老普林尼的這個記述與過去相比，畢竟與真理接近了一步，因為蠶是一種與桑樹為伴的昆蟲。

  

  到了公元2世紀大秦王安敦執政時代，保薩尼亞斯在寫作《希臘志》時了解到，中國的絲產自於一種被稱為Ser的昆蟲，即蠶。他說：「賽里絲人用作製作衣裝的那些絲線，它並不是從樹皮中提取的，而是另有其他來源。在他們的國內生存有一種小動物，希臘人稱之為『賽兒'，而賽里絲人則以另外的名字相稱。」他說：「這種小動物與蜘蛛相似。」毫無疑問，這種小昆蟲就是蠶。保薩尼亞斯雖然比他的前輩更準確地了解了絲的來源，但他顯然仍是通過間接途徑了解到絲的生產過程的。他接著說：「賽里絲人用籠子來飼養這種小蟲，這種小蟲製造出一種在它們的足上纏繞的細絲。一季蟲需要養五年，前四年一直用黍做飼料，直到第五年才必用綠蘆葦來飼養。這種小動物十分喜歡綠蘆葦，拼命地吃，直到破肚子死去，絲就留在其肚子中了。」較晚的希臘地理學家、天文學家、數學家托勒密在《地理學指南》一書中介紹了較為準確的情況，他說：「賽里絲地方面積很廣，人口也稠密，東接大洋，適於居住的地區在東端，西面一直擴展到伊馬厄斯和大夏國為止。他們是態度謙和、彬彬有禮的文明人。」有研究者認為，這裡說的伊馬厄斯，就是帕米爾高原的慕士塔格峰，大夏國即亞塞拜然和阿富汗一帶，由此可以看出，托勒密對賽里絲地理位置的判斷大致是不錯的。

  當絲織物傳到歐洲後，對絲綢的追求很快成為當地貴族的時尚。據說羅馬帝國的愷撒曾穿著中國絲綢做成的袍子去看戲，引起了劇場的轟動。1492年，哥倫布在遠渡重洋去尋找新大陸時，為了鼓勵海員們的士氣，曾宣布：誰首先發現陸地，另賞一件絲綢上衣。據此可見當時絲綢的珍貴程度。

  張騫出使西域圖。全圖以山巒分隔故事情節，分為四個小圖。右上為漢武帝在甘泉宮拜金像，底部是張騫辭別漢武帝，左上角是張騫所遣副使經過萬水千山最終抵達大夏國（初唐·敦煌莫高窟323窟北壁壁畫）

  赫德森在《歐洲和中國》一書中說到公元2世紀時的倫敦，絲綢風行的程度「不亞於中國的洛陽」。生活在朱里亞·克勞狄王朝時代的普林尼粗略估算後認為，羅馬帝國每年向阿拉伯半島、印度和中國支付的購買絲綢的錢款在一億賽斯特左右，折合黃金約十萬盎司。公元14年，羅馬帝國皇帝提比略依照元老院建議，下令禁止男性公民穿戴絲綢服飾，據說是為了遏止奢靡。

  中國養蠶繅絲的方法，大概在秦漢以前已傳到朝鮮，之後又東渡日本。張騫出使西域，也帶去了絲綢，後來的西方商人們千方百計想把蠶種搞到手。據說，古時新疆和闐地區瞿隆旦那國，曾利用通婚的方式，讓中國公主把蠶種藏在帽子裡偷偷帶到西域。大約在6世紀，養蠶法傳到了東羅馬，至14世紀傳到法國，16世紀傳到英國，19世紀才傳到美國。

  張騫出使西域圖局部

  西耳室出土的朱染菱紋羅

  儘管中國絲綢已有五千多年的歷史，但由於蠶絲是動物纖維，由蛋白質組成，極易腐朽，因此古代絲綢究竟發展到了什麼樣的水平，後人很難了解其全貌。直至20世紀70年代長沙馬王堆漢墓的發現與發掘，才揭開了冰山的一角。

  這次象崗古墓出土的織物，經絲綢專家王?和助手呂烈丹的研究發現，是以絲、麻兩種纖維為主，其中又以蠶絲纖維占絕大多數。織造的絲、麻原料，可能屬於本地自產，尤其是比較粗糙的麻布，產於南越國境內的可能性較大。除織物外，在西耳室中還出土一笥絲綿，證明當時的工匠已知利用繅絲後的碎亂蠶絲製綿，同時也說明南越國很可能有繅絲工匠及作坊，如此才能將繅絲後的碎絲集中並加以梳理、打製成綿。

  漢代是中國紡織工業大發展的時代，從紡織原料的煉製、繅絲並捻，以至平紋織作、提花、染色、塗層、定型整理等各種工藝技術來看，都已發展到空前的高度。在織作機器方面，出現了生產率較高的斜織機、多綜多躡紋織機，並誕生了提花機的雛形。因此，漢代能夠生產多種多樣的織物，從一般的絹類平紋組織到高級的菱紋羅、絨圈錦均能織造。在染色方面，以硃砂塗染的織物色澤鮮艷，經久不變，故頗為流行，而且成為貴重的織物。上述漢代常見的織物，如絹、紗、綺、錦、紋羅及編織物「組」，在象崗古墓中均有出土，連工藝頗為複雜的絨圈錦也有發現。這些織物的製作，除一般織機外，還需要有提花裝置。從這些織物的工藝來看，與中原所出織物十分相似，但史籍中沒有漢廷向南越國賜絲帛的記載，僅《漢書·南粵傳》有漢文帝賜衣「百褚」一句，而象崗古墓中出土織物不僅品種多而且數量大，以絹做各式器皿的包裝，其耗費尤為驚人，簡直已經有視絹帛如草笥的氣勢。就南越國而言，如果當時沒有自己的織造業，如此大量用絹是難以想像的。由此推測，當時南越國至少已經有了官營的織物製作作坊。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土絲織品最多的西耳室中發現了兩件青銅印花凸版，其紋樣與長沙馬王堆一號墓的金銀色印花紗相似，尺寸稍大。這套印版的發現，說明南越國宮廷作坊中已有印花工藝，墓中的印花紗應是當地印染的。

  印花凸版。出土的兩件印花凸版呈扁薄板狀，背面各有一穿孔小紐，大者長5.7厘米，最寬4.1厘米，正面花紋近似小樹，有旋曲的火焰狀紋，線紋凸起，十分薄銳，凸起的花紋與底板垂直距離約1毫米。小者長3.4厘米，最寬1.8厘米，凸版輪廓近似「人」字形，正面有凸起的雲紋

  夏鼐復原的漢代斜織機（引自《王?與紡織考古》，王?著，趙豐編，杭州東聯圖文公司2001年出版，下圖同）

  四川雙流縣現存的丁橋織機

  象崗古墓出土織物的原料、色澤、圖案、工藝等，有很大一部分與中國同期織物十分相似，它們有可能是漢王朝賜給南越國的禮品。但是，也有一些織物，如超細絹、黑油絹、雲母砑光絹、繡紗等，尚未見於其他地區，故此也不能排除這一部分織物是在當地製作的可能。從墓中用絹數量之大、耗費之多來看，如果沒有當地的織作，如此靡費濫用是不可思議的。《漢書·地理志》也曾說，嶺南南端海南居民亦「桑蠶織績」，而且是苧麻的產地之一。由此看來，漢代南越國完全有可能擁有自己的織造作坊。如果這個推斷成立，對於研究漢代嶺南的手工業經濟，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