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個重要信息

  在西耳室眾多的青銅器之中，除鼎、鍾、提筒等器物外，還發現了11件青銅製成的匜，其中有兩件較大。匜通體呈方形，直口，小平底，中間窄兩頭寬，底部平坦，體通長27厘米、寬24厘米、高11.5厘米。出土時兩匜重疊套放，中間填以纖維質的襯墊物，表面有絲絹及竹笥殘片。兩匜的襯墊物色澤微黃，質地細密，極薄，呈片狀並帶有銅鏽綠斑，部分碎片捲曲摺疊，發現時，考古人員唯恐弄壞而沒有展開。從外形上看，各碎片厚薄不均，較厚的為多層疊壓所形成。面對這些形狀特別的碎片，現場的考古人員馬上意識到這可能是一種紙，如果真的是紙，那就是一個重要發現。為此，發掘隊決定將少量樣品送往北京故宮博物院，通過文物專家顧鐵符鑑別，並轉交中國社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潘吉星做技術鑑別。潘吉星受領任務後，先用4-8倍放大鏡對其表面結構做了觀察記錄，而後親赴廣州了解樣品出土的具體情況，並以和先前同樣的方法對紙狀物做了現場觀察。觀察結果表明，紙狀物的基本成分是排列方向不規則的纖維，絕大部分纖維處於分散狀態，但纖維分布不甚均勻，各處疏密不等，因而厚度不一。從表面上看，纖維上有銅鏽綠斑，各碎片均呈灰黃色，而厚的碎片由若干層壓疊而成。同時在紙狀物碎片上，還可看到少數未松解的小股繩頭或線頭。潘吉星將紙狀物樣品與已知植物纖維，在放大鏡下做對比觀察，發現測試的出土物樣品與已知植物纖維紙在表面纖維分布和交結方面有同樣的物理結構。當他把測試樣品與已知植物纖維紙同在顯微鏡下分析對比時，所得結果與低倍放大鏡下的觀察結果相同。這個結果表明，出土的紙狀物測試樣品表面由分散的纖維構成，它們按不規則的方式和方向做密集的交織，其表面物理結構與紙完全一致。這一點，在高倍顯微鏡下所看到的情景更為清晰。遺憾的是，由於象崗古墓室內曾長期為地下水所浸泡，墓內壁上仍可見有明顯的水線，墓內銅器、絲麻織物、玉衣和玻璃等，都因地下水的長期浸泡而遭腐蝕和破壞，因而使潘吉星難以判斷紙狀出土物植物纖維細胞的微細結構，也無法測量其單個纖維的長寬度。儘管後來潘吉星還一度動用電子顯微鏡，但仍沒有找到有效方法和手段具體判斷樣品中的纖維屬於植物纖維中的哪個種類，只有那些分散的纖維交織在一起的未松解的小股繩頭或線頭，可判斷為麻纖維。這是唯一可辨別出的一種纖維種類。

  西耳室器物分布平面圖（下層）

  39.箭囊 59.木器零件 60.陶鼎111、117.陶罐112.金花飾 113.礪石 114-116、118.鐵劈刀 193.玻璃璧 194.玉璧195.玉環 214、216-219、222、236-240、242-246、249.銅節約215.漆骰子 220.銅銜 223.漆盒、算籌 224.陶罐蓋233.鐵鎧甲 234.銅鏡 235.銅帶扣241.鐵銜鑣 247.封泥 248.銅泡釘250.石料 251、253.竹笥（內裝車馬飾等） 252.鐵箭杆 256.木轅飾257.木弓 258.連體玉俑 259.玉舞人 260.水晶印 261.金泡飾件262.封泥

  相傳紙的發明者蔡倫像

  不過潘吉星對樣品纖維的宏觀結構，在放大鏡和顯微鏡下，甚至通過用肉眼觀察，仍做出了如下技術判斷：（1）樣品不是任何纖維的紡織品，因其表面沒有紡織品所特有的成股纖維之縱橫交織的規則經緯紋，而同墓出土的絲絹和麻布雖已腐爛，卻仍明顯可見其成股纖維的規則經緯交織；（2）樣品的植物纖維是分散的纖維，做密集的不規則交織，不見有同向排列現象。通過高倍顯微鏡分析可以初步判斷，樣品中的植物纖維不是單純一種，而是由一種以上的植物纖維組成，或者是以某一種植物纖維為主，而雜以別的植物纖維。

  既然樣品為纖維組成，又排除其為紡織物，那麼，按照潘吉星的推斷，樣品的屬性只有兩種可能：它或者是纖維堆積物，或者是紙。但就潘吉星在象崗古墓所看到的纖維堆積物而言，它與紙狀物同出於西耳室內，不過纖維堆積物放在平板玻璃銅牌飾上，而不是與銅匜在一起。通過對這些纖維堆積物的標本用放大鏡仔細觀察，發現纖維堆積物是絲絹殘跡和動物質毛類，較厚，多做單向排列，沒有層次，與紙狀物樣品呈現分散的纖維有明顯不同之處。除此之外，潘吉星還在該墓內看到堆放在一起的粗麻繩，這些麻繩雖已被水泡爛，仍可見其明顯的繩紋，而不是分散的麻纖維，與同墓內的紙狀物也不相同。由此可見，象崗古墓出土的紙狀物由植物分散的纖維組成，做密集的不規則異向排列交織，有若干層疊壓在一起，可逐步逐層揭開。它既非紡織品，亦非纖維堆積物或任何其他自然纖維構成物，但卻與紙的表面有同樣的纖維物理結構。因此，潘吉星把它判斷為早期的植物纖維紙。這類紙與1957年西安灞橋出土的西漢紙有不少相同處，屬於同一個技術等級。

  古代造紙流程示意圖

  在陝西省歷史博物館展出的灞橋紙

  根據文獻記載，中國造紙是東漢和帝元興元年（公元105年），由中常侍蔡倫發明，這個說法，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被學界所公認。但是，到1957年時，考古學家在陝西西安灞橋的一座古墓里發現了西漢古紙，其製造時間比蔡倫造紙說提前了一百多年，這說明紙的出現應在東漢之前。1974年，在甘肅居延也發掘出西漢時代的麻紙，1978年，在陝西扶風縣太白鄉又發現西漢古紙。這些考古發掘中發現西漢時代的紙，證明了蔡倫的發明是在這些早期紙的基礎上所創造出來的。據專家考證，中國南方雖然至少在晉代已經能造紙，但與中國南方毗鄰的林邑、交趾（越南）、真臘等地，直至宋、元、明時代尚不會製紙。而東南亞的孛泥、爪哇、滿刺加到鄭和時代尚不用紙。由此可見，中國紙是沿陸路而非海路傳到印度去的。至於造紙法何時傳入印度，學界尚有爭論。但15世紀鄭和下西洋時，隨行的馬歡在榜葛剌（孟加拉）已經看到當地用樹皮製成的白紙，光滑細膩，「如鹿皮一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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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耳室出土的「帝印」封泥

  灞橋紙出土於西北，象崗紙發掘於嶺南，兩者類似，又屬於一個時期。因保存條件不同，象崗紙受到地下水的長期浸泡而使強度大減，纖維細胞組織遭到破壞，但它與灞橋紙一樣不容置疑。灞橋紙和象崗紙同屬漢武帝時期，它們有可能是各自獨立發明的，也可能是通過技術傳遞，一方受另一方的影響而完成的。到底哪一種更具歷史的真實，這除了需要對它們繼續進行技術分析以外，當然還要了解漢武帝在位前後中央政權與南越趙氏地方政權之間的各種關係，以及當時的南北經濟與文化交流情況，才能予以辨明。

  就在象崗紙出土不久，考古人員又在一件銅傘柄飾旁和一個銅匜之內，先後發現了兩枚上有「帝印」字樣的封泥。這兩枚封泥的出土，再次為考古人員提供了一個重要信息。「帝印」當指皇帝之印，這種直書「帝印」的封泥，在此之前的中國考古史上從未發現過。按常規推斷，封泥是緘封隨葬品的信物，此墓中發現「帝印」的緘封，說明墓中的主人曾僭號稱帝，而部分隨葬品也是這位稱帝的墓主生前親自緘封的。那麼，這位僭號稱帝的人到底是趙佗還是趙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