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有聲

  當地宮前室的文物全部清理之後，發掘人員將清理的重點轉向了東耳室。

  南越王墓地下宮室平面示意圖

  東耳室位於前室東側，與西耳室相對稱，呈東西向長方形。前面有過道和前室相通。從外形看，這個耳室是用掏洞法建造而成，經初步測量，室內長5.24米、寬1.75米、高1.83米。整個室內未發現彩繪，東壁為象崗山原有的岩石，沒有另砌石壁，其他三面則為人工石砌而成。室頂用三塊大石板鋪蓋，石板的厚度為20-25厘米，朝內（下）的一面修琢平整，朝外（上）的一面則較粗糙，在石蓋板的上方，是象崗山原有的岩石覆蓋。發掘前，頂蓋石中間的一塊巨石斷裂掉落，斜插在室內當中處，並將部分隨葬器物壓壞或壓碎。由於石板過於龐大，根本無法從過道中運出，但如果不將這塊石板運出，清理工作則很難進行。要運出巨石，看來最可行的辦法是鑿穿墓室頂部象崗的原岩，從上面利用吊車將石板吊離。於是，圍繞著原岩需開鑿多大面積，是將三塊石板全部吊離，還是單獨吊出那塊已斷裂的石板的問題，考古人員之間的意見發生了分歧。北京來的考古學家白榮金的意見是，既然室頂的原岩不可避免地要鑿穿，不如乾脆來他個大揭蓋，也就是說將室頂原岩全部揭開，把三塊石蓋板全部吊離，這樣東耳室將變得通暢明亮，對發掘人員入室清理十分方便。白榮金的想法一提出，發掘隊長、考古學家麥英豪就提出相反的看法。麥英豪的意見是，如果要大揭蓋，並將三塊蓋石板全部吊離，無疑會對室內的隨葬器物產生很大的威脅，只要稍有不慎或某個地方出了差錯，室內的文物將受到人為的損壞，其後果不堪設想。同時，像這樣在嶺南首次發現的未遭盜掘的南越王家族的大墓，如果發掘清理完畢，勢必要在原址建立博物館，這個墓葬的形製作為重要的部分，理所當然地要儘可能地保持原貌，如果人為地將原建築拆除並重建，將削弱遺址性博物館的價值和地位。鑑於此情，麥英豪在反對白榮金意見的同時，提出了原岩的穿鑿洞不宜過大，只吊出那塊斷石，其餘兩塊蓋頂石不再吊離的意見，這個意見得到了發掘隊多數人員的認可並很快付諸實施。

  白榮金（右）與李季在發掘現場

  東耳室形狀與隨葬器物出土情況

  按照分工和操作步驟，發掘人員先在室內頂蓋石的斷裂部位用麻袋、木樁等搭成一層防護網，然後用鋼釺等工具開始「叮叮噹噹」地穿鑿室頂部的原岩。很快，一個東、西、南、北各長兩米並直通室內的方形洞口開鑿成功，發掘人員借來了吊車，小心翼翼地將斷裂的頂蓋石從室內吊離了出去。

  接下來的工作就是由外而內地逐步清理。

  大家首先在過道拐角和前室進入過道口處發現了兩個大小相同的銅環，從出土的情況看，兩個銅環鏽跡斑斑，每個銅環的一側都和一個鐵鼻扣在一起。據現場初步考證，這應是東耳室過道兩扇木門上的門環。不過木門早已腐朽，難以看出原有的形制，只有從銅環鐵鼻上殘存的木痕推知，原木門的厚度為4.5厘米。

  從整體看上去，東耳室應是放置宴樂用具的處所，內中的銅器、鐵器、陶器、玉石器、金銀器、漆木器、象牙骨器、動物遺骸等器物琳琅滿目，一眼望過去，讓人感到眼花繚亂，熱血沸騰，心情為之大振。而讓發掘人員最為激動和興奮的，當是室內那耀眼生輝、光彩照人的銅樂器和銅容器。

  顧名思義，銅器是用銅或銅合金製成的器物，從世界各地的考古發掘證明，人類最早接觸的銅是天然形成的紅銅，這種銅被採集後多用於做一些小件的工具和裝飾品，使用範圍還極其有限。從近代考古發掘的斷代推論，世界上最早使用銅的地區在小亞細亞一帶，然後是埃及等相鄰的區域。考古人員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發現了公元前8000年的天然銅飾物，而世界上最早的冶銅技術大約出現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土耳其、伊朗境內，稍後的埃及也吸收了這種技術並應用於生活之中。在埃及的西奈半島上，就曾發現了熔煉銅礦石的高爐遺蹟。而作為同埃及文明相匹敵的中國，遠在新石器時代就開始使用小件銅器，夏代已能製作形制比較複雜的青銅容器，商周時期則出現了青銅器繁榮的局面，從而使青銅的冶煉技術達到了歷史上第一個高峰。1939年，考古人員在河南安陽武關村出土了重875公斤的商代后母戊鼎，曾使東半球的考古界為之震驚。當歷史的步伐邁到東周時期，青銅器的製作出現了新的工藝，如鎦金、錯金銀、鑲嵌和針刻等，從而形成了新的藝術風格。到春秋、秦漢時期，青銅器在繼承東周銅器風格的同時，在器類、造型和紋飾等方面又有新的變化，其藝術性更加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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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多數人已知的那樣，人類使用銅的歷史比鐵要早，這除了銅比鐵易於加工製造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容易找到可直接使用的自然銅。當然，銅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其最大的不足便是冶煉過程中極易產生氣孔。當這個缺陷被廣泛認知後，人們便嘗試著用摻入其他金屬的方法來改變銅的性質。經過各種試驗發現，在各種銅的合金中，以加入錫這種金屬的青銅最為優秀。實驗表明，當在銅里加入少量的錫時，銅合金就會帶上黃顏色；當加入錫的量增大時，銅合金就會變成紅色；繼續增大錫的含量，銅合金又會變成白色；如果錫的含量增加到25％以上，又會漸漸地從白色轉變為藍色；儘管隨著錫的含量不同，銅合金的顏色就隨之發生變化，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是，用錫和銅製造出的青銅具有堅硬不生鏽的性質。1974年在陝西秦始皇陵兵馬俑坑出土的銅劍，雖歷兩千多年水的侵蝕卻光亮如新、寒氣逼人，便是極好的例證。再如1980年在湖北隨縣[1]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套戰國時代的大型編鐘，此編鐘浸泡在水中不知多少個日夜，但出土時仍完好如初、光彩亮麗，曾引起了整個世界的震撼。

  黃淼章在為編鐘的出土設計辦法

  出土的銅鈕鐘形狀

  出土的銅甬鐘形狀

  甬鍾各部位示意圖

  經初步觀察和鑑定，象崗山古墓東耳室存放的銅器皆為鑄件，造型優美，有些銅器上有繁縟精美的紋飾，有的通體鎦金，特別是兩套銅編鐘，雖歷兩千多年的歲月侵蝕，但依然散發著獨特的魅力和逼人的光輝。

  兩套編鐘分為鈕鍾和甬鍾兩種，鈕鍾為一整套共14件，從小到大依次排列在北牆壁的下方，並整齊地懸掛於木製橫樑上。儘管木製橫樑早已腐朽，但殘留的木片和漆皮依然保持著當初入葬時的情形。從外形上看，依次排列的14件鈕鐘形制相同，這套鈕鍾通體泛著青綠色的幽光，方環狀鈕，口部做弧形，鐘體橫斷面呈橢圓形，每件鈕鍾均保存完好。與14件鈕鐘相連的一套5件的甬鍾，同樣是從小到大，依次擺放在耳室東側的地面上，只是未見橫樑木架。每件甬鐘形制相同，外表都有絲絹包裹的痕跡，表明入葬前曾人為地包裝過。甬部與鐘體同模鑄出，甬為圓筒形，實心，上小下大，甬身較長，上有兩道旋，底處飾一圓箍，寬展如座。斡作蹲獸狀，位於舞的邊緣處，呈彎鉤形。鐘體橫斷面呈橢圓形，兩側邊略呈弧形。鉦部、鼓部無紋飾，在鼓部的內壁四角加鑄凸起一小長方塊，以備調音時銼磨減薄之用。在清理時，考古人員對兩套編鐘輕輕叩擊，鐘體發出了莊重、清新、典雅的聲音，可見這兩套青銅鑄就的編鐘，雖經兩千多年的掩埋，仍風采依舊，聲韻不減當年。

  陶響魚。內部裝有粗製沙礫，搖之沙沙作響，可能是樂舞時擊拍用的「砂鑔」

  盒形陶響器。內部裝有粗製沙礫，搖之沙沙作響，功能與陶響魚相同

  鍾，作為中國最古老的金屬體鳴樂器之一，傳說早在黃帝時代就已經出現了，不過這個時候金屬的冶煉技術尚未發明，鐘體只能採取陶製。在考古興起之前，人們只是從《呂氏春秋》《禮記》《山海經》等古文獻上讀到傳說中的鐘，但很少有人見到實物，甚至有不少人懷疑傳說的可信性。直到20世紀50年代，陝西省的考古學家在長安縣客省莊龍山文化遺址中發現了一枚陶鍾，才使人們不再懷疑那古老的傳說。

  至於銅製鍾最早出現於何時，考古學界尚有爭論，不過從已出土的實物看，遠在公元前16世紀至公元前11世紀的商代，就已出現了不同形制和種類的鐘，目前，已有大量的商代青銅鐘被發現。到周代，鍾在古樂器的「八音」分類中已被明確定為金之屬。可以說，鐘的歷史發展沿襲到周代時，已出現了以青銅為主體的第一個高峰。也就在這個時候，青銅質地的編鐘由零散開始走向組合的、龐大的、整體的道路，伴之而來的音樂文化、金屬冶煉以及鑄造工藝也開始大踏步向前邁進。西周時期，編鐘一般呈六件組合或八件組合；到春秋中晚期，編鐘已出現了由13件、14件組合甚至幾十件組合的情形。下葬於戰國初期的曾侯乙墓，竟有64件青銅編鐘分三層懸掛於一個鍾架上，形成了一個龐大、壯觀、輝煌的編鐘陣容。如此規模的陣容，說明了古代人類自商周之後音樂思維的逐漸完善和飛躍。

  自戰國至西漢時期，鐘的形制、規模更具多樣化和地方特色，特別是中國的西南地區，對於編鐘的製造，可謂是五彩紛呈，爭奇鬥豔。象崗山古墓發現的這套編鐘，後來經專家鑑定，為南越國自鑄的一套具有嶺南地方特色的樂器，是中國古代編鐘史上的一朵艷麗的奇葩。

  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眾些。（引自屈原《招魂》，清·門應兆作）

  編鐘之所以在中國器樂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受到歷代統治者的厚愛，除這種樂器本身可演奏旋律，並且音色中帶有金屬的明亮、純厚、穿透力強、餘音繚繞，給人以高雅、莊嚴、神聖、輝煌之感外，更重要的還在於它一開始就作為一種權力、威嚴與財富的象徵。《樂記·魏文侯篇》中曾將這種象徵意義做了詮釋，文中說：「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這段話的大意是說，鐘的聲音鏗鏘有力，鏗鏘有力的鐘聲能夠表達君王的號令，在這種號令中就產生了軍隊宏偉強悍的氣勢和勇氣。有了這種氣勢與勇氣，一切征戰廝殺都會取得成功。故當君主一聽到鐘聲響起時，就想起了軍隊的勇武與武將們的功績。在春秋戰國時期的《管子·五行》中，對鐘的作用和象徵意義則詮釋得更加明了，在這部著作中，曾有「昔黃帝以其緩急，作立五聲，以政五鍾……」等句。這段話的大意是說：昔日的黃帝根據眼前政事的緩急輕重確立了五種聲音，以這五種聲音來校正判別不同的五種大鐘之聲。同時，根據確立的五種聲音，為五種大鐘訂立了名稱……如果這五種聲音調和了，就可以確立五行和五官。五行確立了，就可以校正天時。五官確立了，可以校正人的體位。只要人和天都在五種大鐘的聲音中調正了，則天下也就相安無事、太平和諧了。由此可見，鐘聲的偏正，在古代人們的思想中，對於「天時、地利、人和」是何等的重要。關於此種重要性，司馬遷在《史記·樂書》中也有所描述：「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這或許就是歷代統治者為什麼喜好鐘的最初原因。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鍾這種樂器，在表面上看來已成為古代統治者治國興邦的精神依託。而作為禮樂中群器之首的鐘，凡一切與它相關的音樂與社會現象，都將為他們的政治服務。因此，在統治者看來，只有治國安邦的鐘鼓樂舞在一個國家得以充分發展，才能扼制住淫邪放縱和不祥的音調。

  當然，這種外表的象徵意義只不過是歷代統治者的一廂情願和自欺欺人罷了。同象崗山古墓發現的編鐘一樣，這種用青銅鑄就的樂器，在鐘的主人面前曾無數次地被敲響，它的聲音在粉飾著封建帝王將相驕奢淫逸、糜爛墮落的生活的同時，也粉飾著統治者虛偽而醜惡的面目。同中國歷代帝王將相、達官顯貴一樣，他們只知在那輝煌燦爛、鏗鏘作響的黃鐘大呂面前做著一個又一個美夢，卻無法知道正當他們浸淫在那渾渾噩噩的美夢之中時，那成排成組的編鐘漸漸演變成一組喪鐘，並最後一次為它的主人鳴響。象崗山古墓的編鐘想來也是以其淒婉悲壯的音調，奏響了最後的一曲蒼涼輓歌，而它的主人也正是在這輓歌聲中走進了這座黑暗的墓穴。

  注釋

  [1]因本書寫作時間較早，部分行政區劃如今已發生改變，為尊重作者原意，書中部分地名以作者寫作時的行政區劃為准。——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