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樂場所神秘的主人

  在青銅編鐘的旁側，由耳室的前部往後排列著兩套共18件石制編磬。石磬的排列順序由小到大，依次平放在地面上。考古人員通過粗略的觀察發現，石磬通體呈曲尺形，兩面光素，股邊短而寬，鼓邊長而窄，股鼓相接處上部成角狀，下邊呈弧線形，頂部各有一圓孔，以作懸掛之用。不過在石磬的上下左右，考古人員並未發現可供懸掛的木架或木架的痕跡。看來石磬入葬之初就沒有打算要懸掛而是擺放在地面上的。除此之外，考古人員還發現，這兩套石磬不但未見絲織物包裹的痕跡，且石質較差，大多都呈灰白色。可能由於墓中長期浸水以及墓底酸性土的侵蝕，石磬整體上保存狀況相當差，尤其是貼於地面的那一面，腐蝕極其嚴重，甚至有的地方已成粉末狀。

  懸掛於木製橫樑上的青銅鈕鍾（編鐘）與石磬出土情形

  當考古人員依次清理石磬、銅編鐘時，發現在青銅鈕鍾和甬鍾之間，還放置著銅瑟枘、銅琴軫等樂器，這兩種樂器皆已腐朽，根據古代一瑟四枘的編制可以推斷，墓室內還有髹漆木瑟兩件。銅琴軫的琴木早已朽毀，僅存37個銅構件分散在三處，其中一處有7個軫並列，另一處有24個軫堆放在一起，又一處有6個軫散亂不堪，已看不出當初的順序。考古人員對照此前在湖北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五弦琴、十弦琴和長沙馬王堆3號墓出土的七弦琴來分析判斷，得出了如下結論：那一處有7軫並列的遺物，應是一件七弦琴。至於其他30個軫，至少應有十弦琴3件或五弦琴6件。遺憾的是，由於這兩種樂器的漆木胎早已朽毀，對於此種樂器入葬時的形狀以及數量也只能做一個大體的估計了。

  在東耳室所有的青銅器物中，形體最大也最為顯眼的，當是室內後半部中間位置的一套銅提筒，從形制上看，這套提筒是古代嶺南人用來盛酒的器物。提筒分三件，按大小順序套在一起。三件提筒均保存完好，只是缺少頂蓋，出土後經考古人員分析，可能上面分別有木蓋，由於年久日深，木蓋腐爛無痕了。

  瑟枘琴銅構件

  銅提筒

  相套在一起的三件銅提筒，外部的一件最為碩大，通體像人們平時見到的圓桶，只是頭部比圓桶還要大，外有形紋圖案，通高50厘米，口徑46.5厘米，筒壁口部厚0.2厘米，底部圈足部分厚達0.35厘米。大提筒內部的兩個小提筒，其形狀基本與外部的大提筒相同，只是形紋圖案更顯得別具特色。只見這組圖案有飾羽人船四隻，形象大同小異。四船首尾相連，船身修長呈弧形，兩端高翹像鷁首鷁尾。首尾各豎兩根祭祀用的羽旌，船頭兩羽旌下各有一隻水鳥。中後部有一船台，台下置一鼎形物。中前部豎一長竿，竿上飾羽纛，細腰，下著羽毛狀短裙，跣足。其中一人高立於船台之上，左手前伸持弓，右手執箭，似屬主持祭祀的首領形象。船台前三人，頭一人亦左手持弓，右手執箭；第二人坐鼓形座上，左手執短棒擊鼓，右手執一物；第三人左手執一裸體俘虜，右手持短劍，好像正在殺人。船尾一人掌櫓，每隻羽人之船飾以水鳥、海龜、海魚等水生動物。從主要人物活動看，似是兩股不同的勢力在相互攻伐，得勝的一方殺俘虜以祭河（海）神。嶺南臨海，山林密布，除生活在這裡的各種部落相互攻伐外，海盜時常出沒叢林大海，形成了嶺南一大隱患。這個提筒以及圖案的發現，為研究嶺南冶金史和當時的社會制度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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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形銅提筒主紋線描圖

  碩大的銅提筒被黃淼章等考古人員抬出地宮

  據考古人員研究，象崗山古墓出土的這類銅提筒，是一種極具地域特色的器物，考古發掘證明，這類銅提筒僅發現於中國的雲南、兩廣和鄰近的越南北部地區，在象崗山古墓發掘之前，以上所列的中國西南部三省區共發現23件，越南共發現三十多件。從器物的造型和紋飾上看，兩廣和越南出土的基本相同，但從時間上推斷，越南開始使用銅提筒的時間可能更早，延續的時間也較長。兩廣出土的銅提筒則大多集中出現在南越國時期，並且都是提筒發展中的早期形式。由此歷史淵源便可基本斷定，這類銅提筒的起源地應在越南，兩廣銅提筒是受到越南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的。據考古學家麥英豪先生考證，南越國的統治勢力已達今越南北部地區，兩廣銅提筒中的一部分可能是通過貿易手段輸入進來，也可能是越南某些部落首領用以盛放貢品進獻到南越王宮的。

  除提筒這種專門用來盛酒的器物以外，在東耳室的後半部還出土了銅壺、銅鍅等同樣是用來盛酒水的器物。在銅鍅之下，有兩套共12顆長方形的棋子，一套為水晶做成，另一套為青玉做成，每套6顆，經考古人員分析，這就是古代被稱為「六博」棋戲的棋子。「六博」棋戲在漢代十分流行，且經常用於宴會中做戲，可惜現在關於這種棋戲的弈法已經失傳了。

  鎦金銅壺

  銅鍅（盛酒器）

  句鑃

  從整個東耳室出土的大多數器物看，很明顯，那盛酒的容器、伴奏助興的鐘、磬、琴、瑟和用於娛樂的「六博」，都標誌著這是一個盛大豪華的宴樂場所，也折射出這個場所的主人所具有的高貴的身份。尤其在鍾、磬旁邊那個早已腐爛成灰的殉葬人，很可能就是墓主人帶進來的一名「樂師」，當主人進入另一個世界後，也依然讓這位「樂師」一同進入這幽暗的墓穴為自己的享樂奢華服務。看來這位墓主人確是氣派非凡、霸氣十足，具有唯我獨尊、視天下人如草芥的派頭。

  那麼，墓主人到底是誰？難道真的是人們千百年來苦苦探尋的南越王趙佗？如果不是趙佗，誰會有這番氣派？

  當考古人員在東耳室清理到最後一種器物時，蒙在墓主人臉上那塊神秘的黑色面紗終於揭開了一角。

  考古人員最後清理的是存放於東耳室後壁的一套青銅句鑃，這套句鑃共由八件組成，在嶺南地區屬首次發現。此器出土時多數大小相套，器形基本相同，主要特點是器體碩重，胎壁較厚，柄、身合體鑄出，且柄做扁方形實柱體，上寬下窄，舞面平整做橄欖狀。從外形上看，器體上大下小，口呈弧形，一面光而無文，另一面則陰刻篆文「文帝九年樂府工造」，其文分為兩行，其下每件又分別陰刻「第一」至「第八」的編碼。號為「第一」的句鑃最大，通高64厘米，重40公斤，以下依次遞減，到號為「第八」的句鑃時，通高只有36.8厘米，重10.75公斤。句鑃，作為吳越的一種樂器，在象崗古墓發掘前，於安徽、江蘇、浙江、湖北等地均有出土，個別銘刻中還有自名「句鑃」的字樣。此次在象崗山古墓發現的刻銘「文帝九年」的句鑃，當是南越國樂府所鑄。根據史料記載，只有南越國第二代王曾自稱「文帝」，這個「文帝九年」應是西漢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而這個時候南越第一代王趙佗早已死去，在位的則是第二代王趙胡。如果史書中記載的南越第三代王趙嬰齊的墓確實被孫權大軍盜掘，那麼此墓屬於趙胡或趙胡時代其他家族主要成員的可能性極大，因為在趙嬰齊之後繼位的第四、第五代王，正逢刀光劍影的動盪亂勢，不可能從容不迫地建造如此規模浩大的墓穴，只有趙胡或他同時代的高級貴族才有可能做出這種罕世之舉。難道這墓中的主人真的是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的南越國第二代王趙胡嗎？

  全套句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