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章 悲迴風

  就在金沙遺址的發現、發掘取得初步成果，並在國內外引起震動之時，三星堆遺址的出土文物已走進博物館，開始登台亮相，對外展覽了。

  1987年5月，四川省委宣傳部部長許川針對有關部門做出「進一步保護好三星堆遺址」的批示。隨後，四川省、德陽市、廣漢縣三家文化部門正式確定了三星堆遺址的重點保護區域和一般保護區域。同時決定拆遷遺址內所有的磚瓦廠。與此同時，三方提出了就地建立「三星堆遺址博物館」和籌建「三星堆工作站」的初步構想。

  此時廣漢縣打報告向省里索要的搬遷費仍沒著落，對於磚瓦廠的拆遷問題，在省、地、縣三方協商之時，廣漢方面藏而不露，當場答應。但協商過後卻並不直面鄉鎮官員和當地的工廠主及受僱的民工，並積極去做工作，而是把這個棘手的難題推到省文化廳頭上，迫使其出面挑頭親臨第一線做具體的落實工作。省文化廳深知這一工作的難度，便指示省考古研究所出面與當地具體協商解決。省考古研究所的負責人趙殿增接到領導的命令，自知使命難違，便做了一番思索與謀劃。他令陳德安以三星堆考古隊隊長兼工作站籌備處主任的名義，把此前由省、市、縣三方文化部門在協商中做出的搬遷決定，向當地磚瓦廠的廠主和民工們予以通報。按照這一指導思想和戰略方針，陳德安來到三星堆遺址保護區，把這一決定通知到各個工廠，希望對方儘快做出抉擇。這些磚瓦廠的頭頭腦腦及民工們，在經過反覆權衡之後，決定找領導討個說法。於是，幾家工廠的頭面人物湊到一起開了個會，決定進一步解放思想，放手發動群眾，把民工組織起來，齊心協力，先到縣再到省，挨家挨門上訪討說法。如果要磚瓦廠搬家可以，但必須拿出一筆搬遷費和安家費，否則不搬。在這種情緒主導下，各磚瓦廠迅速組織人員，組成了上訪隊，分乘兩台敞篷汽車一路鳴笛，浩浩蕩蕩地向廣漢縣城奔去。

  這支上訪隊來到廣漢縣文化局後，說明了原因和要求。負責接待的領導聽罷，顯出一臉同情與為難的表情說：「你們的磚廠搬與不搬，縣裡並不關心，主要是省里催著要辦，具體地說是省文化廳非要這麼辦。我們廣漢縣文化局是文化廳的下級單位，又是縣政府一個並沒有人瞧得起的科級小單位，平時『掃黃打非』還忙不過來，對於你們這檔子事，我們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有苦難言，想幫也幫不上什麼。你們若肚子在吃飽之後還有怨氣，又覺得還有本事折騰幾個回合，那就趕奔成都，找省里的領導當面鑼對面鼓地大戰一番去吧。」

  

  這位領導的一席話說得眾人大眼瞪小眼，最後還是一位白髮老者發話打破僵局道：「我看這事與廣漢沒啥子關係，都是省文化廳搞的鬼，大夥就不要在這裡乾耗著了，還是到省里去吧。」眾人聞聽此言，齊聲嚷著：「好，好，就按您老說的辦！」而後呼呼啦啦地爭先恐後湧出了廣漢文化局那幾間略顯寒酸與簡陋的屋子。

  三星堆磚瓦廠上訪隊乘車駛出縣文化局，一路急行來到了成都。拐了幾個彎之後，敞篷汽車順利地開進了四川省文化廳大院。上訪隊員從車上跳將下來，前呼後擁地來到了文化廳文物處辦公室。正在埋頭寫著匯報材料的一位處領導，發現自己的屋裡突然進來了黑壓壓一片如同電影裡上演的梁山好漢式人物，一個個臉色鐵青，二目圓睜，氣勢洶洶。這位處領導一時大驚，摸不清對方的來頭。但從來者的面部表情、穿衣打扮和行為姿態上判斷，像是一群民工。這位處領導平靜了一下有些緊張的心態，犀利的目光在眾人臉上橫掃了一遍，聲音低沉有力地問道：「你們來這裡有什麼事嗎？」

  人群一陣騷動，只見領頭的分開人群擠上前來答道：「呵，呵，是這樣，我們是為了三星堆磚瓦廠的事來的。」

  「磚瓦廠與我們有什麼關係，沒聽說文化廳要蓋房子呵？」處領導做不解狀反問著。

  「聽縣裡說你們文化廳不讓我們燒磚了，讓我們搬遷，我們來找你們理論理論，看這是咋整的事情呢！」領頭的上前挪了一步，漲紅著臉解釋道。

  「我們文化廳不知道這搬遷的事情。既然是聽縣裡說的，那你們就去找縣裡的人好了，到我們這裡來幹啥？」處領導有些不耐煩地說道。

  「那陳德安老師對我們說，省、市、縣已經決定讓我們搬家了，還要我們儘快搬遷，這沒有錢咋個搬法嘛！要我們搬可以，你們必須給錢，否則我們是不會受騙上當的。」

  處領導一聽，立即火起，放高了聲音道：「我剛才已經告訴你了，這個事與省文化廳沒有任何關係，誰讓你們搬的家，你們就去找誰好了，不要在這裡扯淡了。」

  對方聽罷，眨巴著眼睛望了處領導一眼，臉頓時漲得像個紫茄子，沉默片刻，以略顯沙啞、蒼涼的聲音道：「好吧，既然你們什麼也不知道，那我們也就不難為你了。常言說得好，昨天的路再長也短，今後的路再短也長，來日方長嘛，那咱們就走著瞧吧！」言畢，大手在空中猛地一揮，沖手下的隊員們重重地說了個「走！」字，率部走出文化廳辦公樓，乘上汽車，向省考古研究所疾駛而去。

  陳德安在整理修復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器物

  陳德安正在省考古研究所與修復人員一道清理從三星堆發掘出來的器物，聽說兩輛汽車拉了三星堆磚廠的幾十人要找自己興師問罪，立即意識到是為搬遷之事而來。在一時摸不清對方意圖的情形下，他立即向趙殿增做了匯報。趙、陳二人對可能的情況做了分析，認為無論是採取軟的還是硬的兩種極端方法，都不利於對局勢的控制，只有採取和稀泥與搗糨糊的方法予以周旋，才能不把事情引到自己身上，並能順利地將這幫人儘快打發出門。按照這一戰略方針，陳德安主動下樓迎接，將來人讓入會客室，並仔細聆聽了對方興師動眾來成都的意圖。在一番唾液紛飛與亂鬨鬨的陳述、辯解、痛責、咒罵之後，眼看到了中午吃飯時候，經向趙殿增請示，陳德安強打精神，小心謹慎地帶著上訪隊的幾十名隊員，來到大門外一家飯館欲設宴款待。上訪隊員們一見，甚為感動，連呼「這一圈下來，總算遇到了與人民大眾心連心的好人，也總算找到了一個說理的地方了」。同來的領頭人受這種情緒感染，滿含感激之情地對陳德安道：「陳老師，我們來不是要為難你，本來我們是想到省文化廳反映一下情況，看能不能給點錢，結果你們的那位領導火氣很大，一下就把門關了。我們到這裡來主要是看看您，順便問一下您，這事到底咋辦好。」

  陳德安望著面前這群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掙扎在貧困線上的父老鄉親，心中湧起了一股難以名狀的情愫，頗動感情地說：「你們的確是不容易，但這磚廠最終是要搬的。據我所知，現在縣裡已打報告給省里，爭取財政撥款，只是不知道哪一天能撥下來。你們回去後，也不要帶著人到處轉了，這對整個社會的穩定以及你們個人都沒有什麼好處，穩定是大局嘛！各位好好地活著，慢慢地等著吧，事情最終是會得到解決的……」

  陳德安的一席話，說得大家心中熱乎乎的。飯罷，陳德安欲掏錢買單，那位上訪隊的領頭人一把拉住陳的衣袖道：「你看看陳老師，怎麼還用你來掏錢，應該是我們來請你呀！」說著，令人跑到前台結了帳。望著面前一張張飽經滄桑的臉龐和一雙雙渴求得到尊嚴、幸福、民主、自由的眼睛，陳德安心中在翻起了一陣酸楚的同時，也夾雜著一絲淡淡的愧疚。

  兩個月後，四川省省長蔣民寬到廣漢視察工作，在視察三星堆遺址時，廣漢縣委書記葉文志提出了磚廠搬遷經費落實問題，希望這位即將調往北京的省長給予特事特辦的關照。回到成都後，蔣省長指示財政方面立即撥款給廣漢，以支持三星堆磚廠搬遷事宜。廣漢方面接到這筆款項後，為所有的磚廠進行了搬遷賠償與重新安置。

  從此之後，三星堆遺址的保護方案得以落實。1988年1月13日，三星堆遺址被國務院正式批准為全國重點保護單位，從而得到了更高規格和更具安全度的保護。

  既然遺址已成了「國保」單位，兩個祭祀坑出土的器物大部分已得到了清理、修復，那麼蓋博物館的事就成了一件緊迫的議題。因為從整體形勢來看，只有把博物館蓋起來，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才有可能重新回到廣漢。於是，在廣漢縣主要領導的指示下，各個行政職能部門，按照各自的分工與受領的任務立即行動起來，經過一番努力，總算有了一點眉目與希望的曙光。

  1988年6月2日，四川省文博界的行政官員與專家學者聚集在廣漢外賓樓，與廣漢縣的有關領導，首次討論博物館的館址和館名問題。經過一番爭論，相繼出台了如下幾種方案，其中館址為：

  1.在廣漢金雁湖公園的對面，占地面積30畝。

  2.在廣漢城桂花街的城南。

  3.在三星堆遺址內。

  館名的方案為：

  1.蜀都博物館。

  2.三星堆遺址博物館。

  3.三星堆博物館。

  4.廣漢三星堆蜀都博物館。

  根據以上幾個方案，各路來客展開了討論。多數專家學者認為，有關館址的第1、2兩個方案，沒有代表性，是不可行的。關於館名的幾個方案，凡與會的有識之士一致認為1、4兩條，不能審時度勢和正確地對待現實狀況和研究成果，具有盲目性。因為三星堆遺址剛剛揭開冰山的一角，真正的文化性質和內涵尚不清楚。儘管有學者們推斷具有古蜀都邑的可能，但沒有一件確切的證據可以證明這就是古蜀國的國都。況且從考古鑽探的情況看，遺址內一直沒有發現大規模的陵墓。這也是一個令許多主張蜀都的學者頗感心虛的軟肋。如此一種現狀和學術研究成果，就直呼蜀都或廣漢蜀都，實在有夜郎自大、自吹自擂，甚至是胡思亂想的味道。經過為期三天三夜的激烈討論，方案終於被確定下來，最後定名為三星堆遺址博物館，館址建在三星堆遺址之內。

  方案既定，廣漢方面迅速報到省里審批。1988年8月11日，四川省編制委員會批准在廣漢建立三星堆遺址博物館，隸屬廣漢縣文化局（後升格為副縣級單位，直接隸屬於縣政府）。1990年3月3日，廣漢縣政府邀請有關方面舉行三星堆遺址博物館設計方案論證會。會上從十八個設計單位中選出了三個方案，其中兩個為德陽設計院的方案，另一個為西南設計院的方案。經當地官員、文博、建築等方面的專家評定，最後選定西南設計院的「蝸牛」方案。儘管這個蝸牛狀的東西明眼人一看就是美國著名建築大師萊特設計，並於1959年坐落在紐約第五大道上的古根海姆美術館的模仿之作，但廣漢並不是紐約，這個「蝸牛」當然不如紐約萬丈高樓叢中的那「一粒貝殼」來得自然和從容。因而這隻「孤獨的蝸牛」從外觀看上去就顯既單薄小氣，又瘦弱不堪，外形簡陋，內部空間狹窄，但根據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則，在沒有更好、更多選擇的情況下，只好矬子裡拔將軍，決定選用這一方案——這就是後來建成並用於對外展覽，並被人們笑稱鴨子河邊一隻蝸牛的三星堆博物館主體建築。

  又經過了近一年的折騰，籌建博物館的事總算有了一個大體的輪廓。前期的基本工作已經做完，可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這個「東風」包含的內容，除了缺少金錢之外，還有一點不可或缺，那就是凡在「國保」遺址之內建造博物館，必須有國家文物局的批文方能動工興建。鑑於這一關鍵性的高級別門檻不過不行和非過不可，廣漢方面本著夜長夢多，事不宜遲的處事原理，於1991年春，令文化界的老將敖天照與博物館籌備處一位臨時負責人同赴北京，向國家文物局領導當面匯報，陳情蓋博物館所具有的重大歷史與現實意義。

  當敖天照等二人到達國家文物局，找到分管的副局長沈竹並陳述了理由後，沈竹一時拿不準是可以蓋還是不可以蓋，便把文物處處長黃景略找來徵求意見。黃景略聽罷，直言不諱地對沈竹和廣漢方面的敖天照道：「這蓋遺址博物館可不是鬧著玩的，也不是你們想蓋就可以蓋的事，首先要把遺址的內容搞清楚，連裡邊的文化內涵都搞不清，還怎麼蓋館？蓋起來後怎麼展覽？怎麼對外解說？讓觀眾看什麼？聽什麼？你們說是個城，可這城的陵墓在哪裡？沒有陵墓能不能說是城？如果找不到陵墓，城牆的具體位置至少應該搞清楚，可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弄明白。五年前我去三星堆工地時就跟趙殿增說過，如果是城，更要好好地探一下，儘量弄清這個城是怎麼回事。如果四川方面在鑽探上有困難，我可以幫著從洛陽請幾個探工。洛陽探工在鑽探陵墓與文物古蹟方面很有經驗，全國好多地方都是我幫著給找的洛陽探工。可你們的趙殿增沒當回事，只說是地下有土坯、有城牆，可到底這土坯或城牆是咋回事？北城牆在哪裡？是被鴨子河沖毀了還是沒有沖毀？是在河北邊，還是在河南邊？這一切到現在也沒搞清楚。這樣一個發掘狀況就要建遺址博物館，你們說說這個三星堆是什麼遺址呵？是古蜀的什麼人生活住居的地方呵？搞考古嘛，有它的特殊性，有些問題不見得全部搞清楚，也可能永遠搞不清楚，但總得有個差不離吧？否則你們說這是古蜀魚鳧王或杜宇王或開明王的都城，或者是他們共同生活、工作和戰鬥的地方。過幾年又說是不對了，不是那麼回事了，這不讓人笑話嗎？你們廣漢縣搶文物比較積極，地下出土的東西還沒有清理、修復，報告也沒有發表，你們就敢扣押文物不放，要是出了事你們的領導能負得起這個責任嗎？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為了一點本地區的利益就什麼也不管不顧了，國家的法律法規也不要了，這能行嗎？當官太狹隘了不行，太本位主義了不行，光想著自己升官發財，不管別人死活不行。」

  黃景略（右）向作者講述當年敖天照、劉家勝進京要求建博物館的往事

  黃景略說到這裡，停頓了一下，點支煙在手上，環顧了一下沈竹與敖天照二人道：「依我看，這蓋博物館也不是不可以，既然是遺址博物館，就要把遺址儘可能地搞清楚。那樣吧，你們回去跟省考古研究所商量，至少把城牆的事弄明白，什麼時候把這個事搞清楚了，再申請蓋館的事，否則這個館不蓋也罷。」

  聽罷黃的發言，敖天照解釋道：「省考古研究所和我們聯合在這方面也做了些工作，去年一年基本就是圍繞著城牆的問題做的工作，特別是對東城牆的局部進行了發掘，發現了土坯磚，大致了解到城牆的始築年代和夯築方法、城牆建築結構等。與此同時，省、縣雙方還共同投資了140萬元，在鴨子河南岸修建了三星堆遺址防洪大堤。這項工程既保護了遺址的安全，也保護了土壤的流失。總起來說，工作還是做了一些的。」

  敖天照說完，眾人沉默了一會兒，沈竹接過話題道：「工作是做了一些，但總是要把這遺址的事情儘量搞清楚一點才好。我看剛才黃處長說的不是沒有道理，你們回去就再繼續做一下工作吧。」敖天照等二人聽罷沈竹副局長這帶有一錘定音性質的發言，雖心中壓著火氣，但不好當場發作，深知自己無力回天，只好哼哼哈哈地點頭答應著，頗為尷尬與惱怒地走出了國家文物局。

  回到四川後，敖天照等二人將北京之行向省、縣有關領導做了匯報。省、縣領導深感無奈，只好再和省考古研究所趙殿增協商，令陳德安、陳顯丹出面組織人力物力，繼續對三星堆遺址進行勘察發掘。經過了近一年的努力，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特別重要和關鍵的是，在遺址的西部發現了城牆，經過部分試掘和解剖，發現了大量與城門有關的柱洞和其他建築遺蹟，從而使三星堆古城牆在學術界首次獲得了確切的肯定。

  既然古城牆已發現並被學術界認定，從東、西城牆的間隔與規模等跡象推斷，此地作為古蜀國某個時代的都城是不會出現大的偏差的。至於是屬於魚鳧還是杜宇，或者是開明，仍然難以做出最後的結論。儘管如此，廣漢方面還是再度打起精神，要解決蓋博物館的最後一道障礙——錢的問題。在首先以東道主的身份召開了一場一百餘人的「國際學術討論會」之後，又通過某種關係和日本《朝日新聞》接上了頭，並由日方出面以「慶祝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為由頭，要把三星堆遺址出土文物運到日本東京、廣島、長崎等地進行展覽。同時，也付給廣漢方面一部分實惠。此時，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都在省考古研究所的倉庫或修復室，要想使這批東西漂洋過海到日本展覽，就必須得到國家文物局的同意，否則將難以成行。為了促成此事，廣漢方面再次派出敖天照和博物館籌備處負責人劉家勝赴北京進行匯報兼遊說。敖、劉二人深知此事辦成的可能性甚小，但還是硬著頭皮隨著顛簸動盪的火車，心中「嘭嘭」打著小鼓來到了國家文物局，找到了副局長沈竹。待說明情況後，沈竹覺得此事有些棘手，再次讓經驗豐富的黃景略出面答覆。黃耐著性子聽完敖、劉二人的一番敘述後，反問道：「這事你們覺得合適嗎？」

  劉家勝思索了一會兒道：「這個事嘛，我們也沒經歷過，不知道合適不合適。不過我們要蓋博物館正缺錢，如果能到日本展覽，我們就可以得到一部分錢。要是在那裡搞個巡迴展出，讓日本民眾普遍都看一下，門票賣得就多了。日本人說這個博物館就由他們出錢給蓋，這樣的好事可是打著燈籠也難找呵！」

  黃景略聽罷點點頭，沉默了一會兒道：「錢是個好東西呵，這年頭不但有錢能使鬼推磨，要是錢多了還能讓磨推鬼呢！日本人的提議就能讓你們置國家民族尊嚴於不顧？以前我就對你們的領導明確指出，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既不屬於廣漢，也不屬於四川省，而是屬於整個中華民族。當然，也可以說是屬於世界人類的，但它首先是屬於中華民族的，所有權歸中國政府和人民所有，然後才是整個世界人類的。這麼珍貴的文物，我們國家上到國家主席，下到普通老百姓，整個十二億人民大眾都沒能看上一眼，你們就為了幾個錢把東西運到日本去，這還有一點民族尊嚴和情感嗎？如果把這堆東西真的弄過去展覽，你們準備找誰陪同一道去？除了你們縣裡幾個地方官員，是不是還有1941年日機轟炸成都時死難烈士的後代也一道過去？至於這個中日邦交正常化嘛，當然要比不邦交、不正常好一些，總比打起來要好嘛！但不能搞成一旦邦交不正常，日本人就駕著飛機往四川扔炸彈；一旦邦交正常了，四川人的腰裡不是別著匣子槍，也不是高唱著什麼『大刀向鬼子頭上劈去』的歌曲，而是掖著老祖宗留下的珍寶，跑到日本國土上去討好，這不是不肖子孫是什麼？當年魯迅先生說的沒錯，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想一想真恨不得一頭撞死算了。」

  趁黃景略打火點菸的空隙，敖天照頗有些不服氣地道：「照你這麼一說，這國與國之間還不能有正常的文化交流了？我們偉大的鄧（小平）總設計師說過，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才是硬道理，要摸著石頭過河。這過河可以，怎麼過海就不成了？要是不能過海撈錢，這博物館還怎麼蓋？」

  黃景略吐口煙霧，平靜了一下剛才有些激動的心情道：「我的理解是，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可別人把你賣了，你還幫著人家點錢，這同樣也不像社會主義。你們要摸著石頭過河，是鴨子河還是大渡河，我管不了，但要摟著三星堆的文物過海，我可以管。那就是在考古資料沒有發表，發掘報告沒有出版，中國人沒有看一眼之前，是絕對不能放行的。」

  「那我們該咋辦？」看到黃景略如此慷慨激昂，情緒激動，沒留半點活動的餘地，劉家勝插話問道。

  黃景略望望敖、劉二人，站起身以平和的語氣道：「說了這麼多，其實一句話就可以概括，中華民族的文物，還是讓中國人先來開開眼吧。至於蓋博物館的事，國內有錢。要是各方面都符合法律法規，國家文物局可出一部分幫著你們蓋。」

  敖、劉二人聽罷，不知是喜是悲，木呆呆地坐了一會兒，懷揣著悲感交集的紛亂心情黯然神傷地離去了。

  儘管二人走了，但黃景略對此事仍惦念在心，總感覺不太踏實。在天高皇帝遠的地方，有些事情是沒有譜的，往往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都會憑空冒出來。如果當地官員經不住金錢的誘惑，想個點子，鑽個空子，欺上瞞下，把東西裝上輪船漂洋過海也是可能的。為防萬一，黃景略報請領導批准，專門以國家文物局的名義起草了一份文件，下發到四川省有關部門，徹底斷絕了部分當地領導欲攜三星堆珍貴文物赴日展覽念頭。

  廣漢方面一看赴日展覽的事這次又被國家文物局給攪黃了，大為光火，盛怒之下便不再顧及建館的事宜是否得到了上級有關部門的批覆，於1992年8月28日，在三星堆遺址北部，靠近鴨子河的河灘上，舉行了聲威浩大的三星堆遺址博物館奠基儀式。

  此後，在成都方面一批社會活動家和致力於和平建設人士的斡旋下，1993年4月，國家文物局下發了「關於建立三星堆博物館有關事項的批覆」的文件，最終同意了廣漢方面的申請，在三星堆遺址建立三星堆遺址博物館。

  1994年7月，由中央、省、縣三方投資興建的三星堆遺址博物館主館土建工程竣工。同年9月，三星堆考古工作站陳德安等考古人員，在遺址內發現了苦苦追尋了十幾年的南城牆。至此，除北城牆可能被鴨子河沖毀外，三個方向的城牆全部找到並通過發掘得到了確切的證實。已探明的三星堆古城區範圍面積達到了三平方公里以上。

  三星堆博物館奠基典禮

  1995年1月至6月，由廣漢縣文化局原局長肖先進牽頭，以陳顯丹、樊一、夏大正為主創人員的三星堆遺址博物館「古城古國古蜀文化」內容設計和形式設計兩個方案通過審定。1996年8月，三星堆遺址博物館內部裝修及陳列布展，外部園林建設及附屬建築修建等各項工作全面展開。1997年7月4日，經四川省有關方面討論決定，將原定的「三星堆遺址博物館」更名為「三星堆博物館」，同時把開館時間定在1997年10月26日，即在成都召開的第五屆中國藝術節開幕的次日。

  當這個決定下達後，廣漢方面極度興奮，一邊加緊對外部園林和附屬設施的建設，一邊向省政府打報告索要正在省考古研究所修復的三星堆遺址出土的文物。為此，省政府辦公廳專門召集省文化廳、省考古研究所與廣漢方面的負責人開會協調，並請考古研究所儘快交出文物。儘管這時省考古所的趙殿增已不再擔任主要領導職務，但他制定的基本戰略決策沒有大的變化。當年陳德安等人為把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器物拉到成都，忍受了巨大的屈辱與折磨、忍讓與妥協，一路費盡心機，過關奪隘，總算突出重圍，成功地進行了戰略轉移，其悲壯蒼涼的情景仍歷歷在目，並像夢魘一般纏繞在腦際揮之不去。既然這勝利的果實已經牢牢在握，就不能輕易讓別人取走。於是，繼趙殿增之後而上任的考古研究所負責人，仍然延續了趙殿增當年制定的基本戰略戰術，以「文物正在修復，已修復的部分文物大多都在國外展出尚未運回」為屏障，把廣漢方面的請求和省政府協調人的要求暫時擋了回去。

  就在省縣雙方較勁爭雄的空隙，考古人員在工作站內修復出土的青銅神樹

  當此之時，三星堆出土的文物的確是在緊鑼密鼓的修復之中，同時有一少部分文物正在國外展出。這個展覽由國家文物局和中國歷史博物館組織，名稱為「中國文物『人與神』特展」。由於三星堆文物巫術特色較重，看上去頗有些神里鬼氣的意味，便特地挑選了青銅大立人像、縱目人面具、太陽器、牙璋、銅尊等二十多件器物隨團展出。這批文物於1995年6月始，先後在德國的埃森和慕尼黑、瑞士的蘇黎世、英國的倫敦、丹麥的路易斯安娜等城市的文化藝術場館巡迴展出，至1997年秋季才全部結束，時間長達兩年余。當參展的文物運回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後，所內人員聽說這批文物在海外展出的兩年多來，受到了外國人的喜愛與歡迎，所到之處均引起極大轟動時，顯得異常激動和興奮。有人專門為此發表文章，以極大的熱情禮讚和謳歌道：「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用自己的文化瑰寶敲開了不列顛博物館的大門。」

  1996年9月，三星堆出土文物在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展出時情形

  日本人拍攝的三星堆出土玉璋

  巡迴展覽是大獲成功。前幾年由於國家文物局黃景略等人的阻撓而吃了閉門羹的日本人，一直暗中窺視著鄰邊這個號稱禮儀之邦與泱泱大國的一舉一動。獲此消息，他們立刻火速派出精銳人員秘密潛入成都，悄悄地與當地文化官員磋商，以「三星堆文物既是中國的，更是世界人類的共同財富」為藉口，提出希望三星堆文物能在日本展出。磋商結果，中國方面同意於三星堆博物館正式開館之後，打破三星堆文物沒有單獨到海外展出的先例，允許這批出土文物中的精品赴日本展出。

  當大部分條件談妥後，日本方面派出一個先遣隊來到成都，先行察看文物，計定包裝計劃，商討運輸線路、文物保險等事宜，並專門帶來了攝影師，為預展的文物拍照，做展出前的預熱、宣傳工作。此時，三星堆出土的部分文物正在省博物館展廳對外展出。中國方面派出由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修復專家楊曉鄔等人負責監督和協助日方的拍攝工作。

  當拍攝工作開始後，日方工作人員連同攝影師，一副狂傲驕橫、目空一切、恣意妄為之態，壓根兒就不把考古研究所派出的專家楊曉鄔等人放在眼裡。按照楊曉鄔等專家的要求，展廳中的文物在拍照時，必須在地上加鋪軟墊，且由中方人員親自動手移動文物。因為就這批文物的材質、習性以及修復後器身各部位的承受力等等，楊曉鄔等修復專家了如指掌。在移動時他們會注意到每一個部位、每一個細節，不至於造成大的閃失。但幾個日本人特別是年輕氣盛人高馬大的攝影師卻不吃這一套。他將幾張白紙鋪在展廳的硬質水磨石上，置楊曉鄔多次建議於不顧，並膽大包天地撇開中方人員，開始和同伴把一件又一件文物，搬來倒去來回調整位置以便拍照。當攝影師對著一件玉璋拍了幾張之後，感覺不甚滿意，於是放下相機親自上前拿起玉璋來回翻騰，以便調整出一個最佳的角度。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他一恍惚間，沉重的玉璋突然脫手，「咣」的一下掉在了鋪有兩層白紙的水磨石地面上。隨著「砰砰」幾聲清脆的響動，玉璋當場被摔成幾截，四散於地下。眼看著文物被摔碎，中方人員無不驚駭，一個個瞪大了眼睛看著對方和腳下的器物，心中迸發出痛楚與怨恨之情。但日本的那位攝影師仍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一樣，滿不在乎地站起身，準備繼續拍攝這件玉璋。在他的心目中，或許這件經自己之手親自摔碎了的中國文物，更富有刺激性和拍攝靈感，就像當年他的同胞在南京大屠殺中的表現一樣。但此時的成都畢竟不是當年的南京。楊曉鄔等人當場以東道主的身份高聲喝令對方停止一切操作，開始針對這件玉璋做各方面的善後處理工作。正在眾人面帶驚恐之色分頭忙碌之時，無事可做又頗感無聊的日本攝影師，從身旁一個同人手中要過了中日雙方簽署的文物保價單，當翻到這件玉璋時，保單上清清楚楚地填寫著3500萬美金。這位攝影師看罷，嘴猛地大張，眼珠往上一翻，腿一軟，高度1.83米、重約一百公斤的身子，如同被颶風驀然拔起的電線桿，在空中搖擺晃動了幾下，「撲通」一聲跪到了地上，手裡那沓保價單飄飄悠悠地落到了被摔碎的玉璋上。

  玉璋被摔碎情狀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玉璋摹圖

  幾年之後，當時在場的中方人員還清晰地記得這個經典的場景。他們共同的感覺和印象是：這個攝影師像抗戰影片中出演的已走上末日的日本鬼子一樣，「嘩」的一聲就倒下了，特別是平時高高昂起的頭顱，如同被突然掐斷了頸部的谷穗，「噗」的一下垂了下去，再也抬不起來了。為此楊曉鄔曾慨嘆道：「鬼子就是鬼子呵！」

  此前這位猖狂的攝影師絕沒有意識到，這件通長65厘米的玉璋，竟是國寶級的極品文物。他不可能知道，在三星堆兩個祭祀坑出土的所有玉璋中，不僅是這件器物形體較長，製作工藝精美絕倫，更重要的是這件玉璋兩面均飾有人像和其他形態的圖案，揭示了古蜀人祭祀活動的秘密，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學術價值。正因為如此，它才與同坑出土的青銅大立人、青銅神樹等器物，均被視為極品，對外展出的保險費也達到了3500萬美元，折合人民幣近3億元的天價，成為中國所有單件出土文物保價價位之最。而同一時期舉世聞名的秦始皇陵兵馬俑中的極品——將軍俑，對外展出的保價僅為500萬美元，馬俑為250萬美元。由此可見這件玉璋的價值之高。

  國寶級的極品玉璋已被摔碎，不可一世的日本人倒地不起，接下來的工作就是中日雙方重新談判。最終的結果是日本方面針對這次重大損毀文物事故給予了經濟賠償。這次事件之後，與日本方面的合作仍在友好與愉快的氣氛中繼續進行，雙方都在耐心與默契地等待三星堆博物館開館之後，中國的文化瑰寶敲開日本博物館大門的那一天。

  當與日本方面的糾葛與前期合作暫告一個段落之後，時間已到了1997年的10月。此時的三星堆博物館一切布置妥當，真正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這個「東風」當然就是兩個祭祀坑出土的文物。但儘管廣漢方面派出博物館的人員在省政府、文化廳、考古研究所三方之間來回穿梭，但毫無成果。而攻擊的重中之重——省考古研究所，卻如同一塊巨型橡皮一樣不軟不硬。整個考古研究所從領導到專家再到修復文物的技工，在涉及文物時要麼相互推諉，要麼裝聾作啞，沒有半點交出的意思。在焦急與無奈中，廣漢方面高層領導決定一方面從考古研究所發表的資料中尋找突破口。凡是在公開或內部報刊、書籍、音像製品中發表的器物資料，全部進行登記造冊，並在冊後附上原文。在向省政府遞交報告和當面陳述時，就以這份登記冊和所附的原文為準，以便利用大家都看得見摸得著、實實在在的鐵證，堵住考古研究所領導那整日放言「正在整理之中」的嘴巴。另一方面，向省考古研究所保證，只要對方交出文物，每年可享受博物館門票收入20%的分紅，以用於文物的修復和今後三星堆遺址的繼續發掘和研究。

  廣漢興建的三星堆博物館

  省文化廳與省考古研究所經過一番磋商，在權衡了利弊之後，也做出了決定。考古研究所出面承認已經修復完成了對方登記冊上的文物，但這些文物在修復後仍需一段時間的觀察和保養，方能拿出來對外展出。同時對20%門票收入分紅這一提案給予了堅決拒絕。

  當這種拉鋸戰持續到1997年10月20日的時候，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四川方面接到了中央的正式通知，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於兩天之後的10月22日抵達成都視察工作，其中有視察新建的三星堆博物館的日程安排。面對這個通知，四川省高層領導經過詢問具體操辦的下級官員，在得知三星堆博物館內部除了幾個亮著的燈泡和幾隻在牆角無目的地來回爬行的蜘蛛外，只有極少的一部分文物。省領導聞聽此言，立即感到了責任重大與時間的緊迫，當場做出批示，令省文化廳、省考古研究所立即無任何條件和理由地交出已修復的文物，運至三星堆博物館緊急布展，以高質量的文物和陳列方式，迎接李瑞環同志的視察。

  省里的一批官員連同廣漢方面的幫手，高舉著領導的批示，如同舉著尚方寶劍來到了省考古研究所。當批示展開後，省考古研究所領導知道大勢已去，沒有繼續抵抗的必要了。於是急忙請示省文化廳領導是否按批示辦理。這位廳領導聽罷，命令考古研究所按批示辦理，但儘量少交，絕不能全部交出去。省考古所領導於無奈中命人打開了保存文物的倉庫。有些出乎意料的是，當倉庫打開後，整個局面立即被手拿尚方寶劍的省政府官員和廣漢方面的人控制，凡修復完工的文物幾乎全部被拉走，只有20%未修復的顯然是拿不到檯面上去的器物被當作破銅爛鐵留了下來。處於被動地位的省考古研究所，在這次文物爭霸中再次失手，落了個一敗塗地的下場。儘管後來省文化廳的領導得知這種淒涼的景況後大為光火，責怪陳德安等人失職。但事已至此，形勢比人強，省考古研究所已無力回天，只能聽憑事態的發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文物爭奪戰，以李瑞環的到來為契機，就這樣偃旗息鼓，再度合上了它的高潮大幕。

  楊曉鄔在捆綁包裝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大型銅人，準備赴日本展出

  繼李瑞環到來之後，1997年10月26日，三星堆如期開館。從此三星堆遺址特別是兩個祭祀坑出土的文物走出深閨，讓中國和世界人民一睹它的曠世風采。就中國的情形而言，上至國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都相繼走進博物館展覽大廳，面對罕見的稀世珍寶一飽眼福。既然三星堆博物館已經開館，部分中央領導和普通百姓也都見識了所展國寶的風采，已經達到了國家文物局黃景略處長要求的「讓中國人先看，然後才是外國人」的目的，那下一步就該是帶著瑰寶去撞擊日本博物館大門的時候了。於是，根據此前達成的協議和默契，日本方面不再以中日建交多少年這張牌為由頭，而是以「《朝日新聞》創刊120周年暨朝日電視開播40周年紀念大會」為引子，邀請四川方面攜瑰寶前往祝壽。由於事情複雜，牽涉到諸多方面，必須由幾家合作才能成行。四川省文化廳、考古研究所與三星堆博物館摒棄前嫌，在三方將各自的利益分享以及應盡的義務等談妥之後，從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挑選出包括青銅大立人、青銅神樹等最為珍貴的285件精品，於1998年4月首次漂洋過海，開始在日本的東京、京都、福岡、廣島等地巡迴展出——這是舉世矚目的三星堆文物出土之後，真正以專題的形式，用大規模、高質量、高品位的展品，首次敲擊海外博物館的大門。

  1998年4月，三星堆文物在日本展出GG

  在此次展出的285件文物中，曾被日本攝影師打碎的那件玉璋儘管後來被修復專家楊曉鄔重新修復，但還是沒有隨同其他的同伴一道踏上日本國土。當時考古研究所許多人曾說：「這件玉璋有其獨到的靈性，它是不情願讓日本人看到自己的尊容，才出此下策，不惜以粉身碎骨的代價斷了對方的念頭。而打碎它的那位攝影師已觸犯了神靈的威嚴，是要遭到報應的。」當負責護送文物隨展的楊曉鄔來到日本，順便問起那位攝影師的近況時，對方告訴他，那個倒霉的傢伙回來之後就被老闆解僱了。由於他的失誤已被日本同行所知，很長時間沒找到工作，後來就瘋了。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正是東京街頭櫻花盛開的季節。當楊曉鄔於當年的11月再度赴日準備接回展出的文物時，那個攝影師已經自殺身亡了，不祥的讖語似乎得到了應驗。

  在日本的巡迴展出於同年的12月6日結束。當這批文物重新回到三星堆博物館時，短暫的合作隨之結束，三家分晉、裂土割地的格局業已形成，接下來就是新一輪的爭奪戰。

  廣漢方面望著三星堆博物館自開館之後，前來參觀的人流如鴨子河暴漲的河水洶湧而來，深感這座無煙工廠的威力和實惠，已遠遠超越了當年在三星堆建起的十幾個磚瓦廠。在春風滿面、彈冠相慶、開懷暢飲之時，他們仍沒有忘掉當年在三星堆兩個祭祀坑出土的文物中，還有20%留在了省考古研究所。如不把這批漏網之魚全部打盡，當然算不得完璧，也不能稱得上是全面勝利。於是，廣漢方面發出了對省考古研究所最後一戰的口號，聲言要不惜一切代價讓對方無條件地交出最後一批三星堆文物。

  省考古研究所聞聽此事，雖然大為惱火，但考慮到目前的情勢，經研究，向廣漢方面提出要修復、移交剩餘的20%的文物是可以的。但唯一條件是把當年由廣漢方面提出的，把博物館每年門票20%的收入作為紅利由考古研究所享有。對方一聽，給予嚴詞拒絕，並表示道：那些都是老皇曆了，今天再提起就明顯有些不識時務了。

  接下來的日子，雙方邊打邊談，各有進退，一路下來又耗掉了幾個年頭的時光。到了2001年，隨著金沙遺址的發現和媒體的炒作，三星堆遺址與三星堆博物館也隨之升溫。廣漢方面藉此東風，又在原有的基礎上辟出一個新館，希望把留在考古所20%的文物修復後擺在新館展出，並再次委派高規格的代表團找考古研究所談判。與此同時，廣漢方面還調整戰略戰術，一舉打通了省文化廳的各個關節，並通過文化廳向省考古研究所直接施壓，以達到促使對方無條件就範的目的。但省考古研究所從領導到普通職工，好像突然增添了陽剛之氣與不屈的血性，聲言要修復文物，就必須拿出足夠的錢來，否則，一切都是廢話。對於這個要求，廣漢方面自然不會輕而易舉地答應，雙方再度陷入了欲進不能、欲退不休的膠著狀態。

  2001年，三星堆文物在美國西雅圖博物館展出

  而此時，省考古研究所設立的三星堆工作站，因缺少經費的支持，已有幾年沒有在遺址區內開展勘察或發掘的業務，工作站本身的立足生存已成了亟待解決的燃眉之急，考古勘察與發掘便無從談起了。省考古研究所主持三星堆文物修復的原首席專家楊曉鄔，已在無休止的論戰中，黑髮人熬成了白髮人。此前，經過了十幾年的探索、學習以及與修復界高手的相互交流，楊曉鄔已對三星堆出土文物的內涵與精髓，有了比較全面而深刻的把握，並把出土器物按照不同的內容與內涵排出了系列。如在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銅面具，他站在修復的角度，已排出了A、B、C等多個系列。其中A型青銅器製作的年代最古老，做工和用料也最為精細，越到後來做工和用料就越粗糙，工藝水平也越低下。如果對這些技術上的差異與藝術上的內涵不能正確把握，就無法對出土文物進行修復。即便是照著葫蘆畫瓢式地強行排列組合和進行修復，也只是「死」文物一件，根本無法體現商周青銅器那種特有的宏闊厚重、華美壯麗、撼人心魄的神韻、靈性與風采。而要將殘碎的文物恢復出原有的神韻與靈性，就必須用心靈和生命與它們溝通交流。而要溝通交流就需要時間和真誠的投入。如果沒有生命熱血的融入，要做到這一切是不可能的。遙想當年，三星堆文物到日本巡迴展出，楊曉鄔把文物護送到東京之後，按照中方的安排，他應該返回中國。在即將登機的那一刻，他站在候機廳朝東京市中心的方向望了一眼，想起與自己朝夕相伴十餘年並親手修復的文物，如同想起了自己養育的孩子孤零零地漂泊他鄉，竟一時淚流滿面，嗚咽不止。像這種真情和心靈的相通相融，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具有的。

  事實上，省考古研究所倉庫中殘留的那一部分文物，並不是廣漢方面有些人所想像的僅僅是一堆並非珍貴的破銅爛鐵。恰恰相反，這一少部分文物同樣是整批文物陣容中的精華，如著名的青銅神壇，就是這批文物中的極品或絕品。遺憾的是神壇在出土時已被燒成炭化狀，上半部全部被燒掉，已無跡可尋，能夠修復的僅是四個側面了。但就這四個側面，以及側面上栩栩如生的圖像，其學術研究價值是三星堆兩個祭祀坑出土的任何一件器物都無法與之匹敵的。當然，除青銅神壇之外，尚有頭頂之冠被燒焦的一件青銅大立人像沒有修復。另外還有一件比已經修復展出的那件俗稱「千里眼」、面部寬138厘米的青銅縱目人像還要龐大、厚重，氣勢還要雄渾、威武的青銅面具——這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大的青銅面具。只是這個面具的下半部有幾個地方殘缺，需要用鑄造法進行修復。而鑄造的工藝又極其複雜煩瑣，所需費用也相當昂貴，這就需要有相當數量資金的投入方能完成。當年到日本展出之前，被後來自殺謝罪的日本攝影師弄碎的那件國寶級、保價上億元的帶有圖案的玉璋，也同樣藏於考古研究所的密室之中……所有這些，除了大量資金的投入之外，還需要有與器物心心相印的專家來承擔修復之責。而此時，能與這批器物心靈相通、血脈相連的楊曉鄔就要退休了，與他一道共事的幾個助手，則另有其他的修復項目和個人興趣，整個心思並不在這批器物之中。這批器物也就自然很難得到及時有效的修復。正如楊曉鄔所言：「這批珍貴的器物，可能還要在倉庫中放下去，也可能是遙遙無期地一直擱置下去了。」

  ——這就是展現在世人面前的三星堆遺址出土文物的命運，以及十七年來圍繞這批珍貴文物所展開的硝煙不絕、紛爭不斷的結果。

  幾乎成為共識的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幾乎都將自己的文物和國家命運、民族命運聯繫在一起，視它為國家的象徵。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德國占領了法國的巴黎，希特勒的士兵從凱旋門徑直向羅浮宮走去。即使把法國所有的領土都占領了，倘若拿不下羅浮宮和羅浮宮的文物，仍然不能算是占領法國和得到法國——無論是希特勒還是他的士兵都深知這—點。可是，當納粹官兵瞪著猩紅的眼睛端著刺刀衝進羅浮宮時，看到的只是徒空四壁，一件珍寶也沒得到。因為，法國政府已經組織法國人民，尤其是那些普通的公務員和市民，提前把這些珍寶都轉移了。法國人說：「戰爭是政治家們的事，和平也是他們會議桌上的事。我們也有自己的事要做……」於是，當巴黎即將淪陷的最後時刻，法國人就被組織起來進入羅浮宮，悄悄地轉移了這些珍寶。他們把轉移出來的珍寶藏在山洞裡、私人住宅里、地下室里……直到德軍撤走，才把三十多萬件珍藏一件都不少地陸續送回到羅浮宮。這一震驚世界的壯舉，法國人感到很平常。因為他們深知，只要羅浮宮毀滅不了，法國就不會毀滅；只要羅浮宮的文物還在，法國文化的血脈就不會被割斷，人類文明的香火就會綿延不絕。羅浮宮成了法國命運的象徵，是—個不可戰勝的民族的象徵。

  然而，在中國，在中國大地上出土的珍寶呢？那維繫著民族情感與巴蜀文化血脈的三星堆出土文物又是如何呢？想來不能不令人為之扼腕哀嘆。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隨著金沙遺址的發現與發掘的進展，三星堆遺址與出土文物已經引起了世界性關注。2003年5月10日，新華社對外播發了這樣一條消息：

  金沙遺址再次震驚世界

  新中國成立以來四川省規模最大的一次科學考古發掘──金沙遺址考古發掘工作再次取得突破性進展，三千多件珍貴金器、玉器、石器、青銅器、象牙器和數以萬件陶器、陶片的出土震驚了社會各界。該區域占地200畝的地下，已探明有數萬平方米的文化遺存堆積，神秘的金沙遺址的地下分布情況正逐步明朗。

  據考古專家稱，金沙遺址極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後在成都地區興起的一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古蜀國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時期的都邑所在。通過對金沙遺址的發掘與研究，對建立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學文化序列和對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以及破解三星堆文明衰亡之謎等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據初步研究的結果表明，古蜀國統治者在成都附近的活動從原來認為的2500多年之前，向前推進到3000多年之前。

  另據可靠消息，由於金沙遺址近期不斷地有驚世發現，已引起國際社會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極大關注，國家文物局近日已決定將金沙遺址和三星堆遺址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四川省和成都市政府部門已決定重新投入經費起動已停止幾年的三星堆遺址的勘察與發掘，並對原出土的文物進行全面修復和展出。金沙遺址的發掘和保護也將按照三星堆工作站的模式，在此處建立長期的考古工作站和興建一座大型遺址博物館。

  或許，這是一個自1986年三星堆兩個祭祀坑發掘以來，向外界傳遞的最令人振奮，也是最自然和正常的信號。這標誌著近二十年來，在與文物相關的各方經歷了如此多的風霜雨雪、明爭暗鬥的角逐拼殺之後，一段非正常的悲愴蒼涼的歷史有可能宣告終結，從而在法制規範的社會大背景下，走上以國家利益為最高目標的理性、祥和、自然的坦途。但願這一美好的願望能在新的世紀光照中成為現實。

  2003年12月22日於北京逸園

  2011年6月27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