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脈總相連

  從地理位置看，無論是開明王建造的「赤里街」，還是張儀修築的龜化城，繼之唐、宋之後崛起的新城，都和金沙遺址近在咫尺。也就是說，金沙遺址是已發現的成都城最古老的城址，是整個長江上游和中國西南地區繼三星堆遺址之後，又一處最為重大的考古發現。它的意義不只是對一座城市的研究至關重要，更重要的是它極大地拓展了整個巴蜀文化的內涵與外延，為探索古蜀文明發展的歷史提供了大量難得的實物資料。

  透過金沙遺址的考古發現，結合成都平原先秦考古發掘與研究成果，考古學家初步認為，金沙遺址的時代上限可至寶墩文化（公元前2500-前1700年）時期，下限可至春秋時期。其主體文化遺存的時代當在中原地區的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金沙遺址附近區域，以前曾發現過大量商代至西周時期的文化遺存，如位於金沙遺址北部的黃忠村遺址，就曾發現過與金沙遺址主體文化同一時期或稍晚的墓葬、陶窯和大型建築遺址柱洞等。而在金沙村的東部、南部也曾發現同一時期的文化遺蹟多處。從考古學的劃分來看，此前發掘的三星堆遺址，文化最燦爛的時期約為商代中期。也就是說，金沙遺址的主體文化處於古蜀文化分期的中段。它晚於三星堆文化而稍稍早於成都市區1985年年底發現的另一處古文化遺址——十二橋文化。

  有了金沙遺址的發現與發掘，結合成都平原的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的研究，就可以把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戰國時期的歷史文化脈絡連接起來。這對蜀文化的發生、發展、演變過程的歷史追索和學術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義。因為有了這樣的發現和研究成果，遂使此前不被國內學術界當一盤菜來看待的偏遠落後地區，一躍成為中國文明的起源與發展研究的重要區域之一。當然，金沙遺址的意義不只這些，通過對其不斷的發掘與研究，還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和範圍內揭示金沙遺址與三星堆遺址二者之間的關係，並有助於加深對三星堆遺址以及兩個器物坑性質和出土器物文化內涵的認識，破譯古蜀文化遺留給後世人類的許多未解之謎，對建立整個商周時期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學年代序列和文化譜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和決定性的作用。

  就金沙遺址本身而言，其豐富的文化遺存、精美的器物造型、發達的冶煉技術和高超的制玉、制陶工藝，以及複雜的聚落布局，包括宮殿區、宗教禮儀活動區、一般居住區和墓地等遺蹟現象的發現，凸顯了金沙先民高度發達的文明，揭示了中國青銅時代西南地區較為發達和最具魅力的區域文化。這一獨特而富有鮮明個性特點的文化，作為中國青銅文化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又當之無愧地成為世界青銅文化大家庭中的一朵奇葩，在極大地豐富了中國與世界的多元性青銅文化寶庫的同時，也成為繼三星堆遺址發掘之後世界學術界關注和研究的熱點之一。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祭祀活動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獨特的思想、文化與具體的操作儀式。金沙遺址所在的商周時期正是祭祀活動最盛行的黃金階段。這種活動構成了當時古蜀國社會生活中最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據朱章義等人員的考古勘察，金沙遺址祭祀區規模宏大，所探明的面積已達到了一公頃以上。從已發掘的區域看，祭祀活動頻繁，方式獨特，品種繁多，文化堆積厚度高達四米以上。從出土的祭祀遺物所展現出的特點來看，各個小型區域出土的文物相對固定，沒有大面積混亂局面出現。這種格局當是由不同時間、不同內容的宗教祭祀活動所致。除此之外，考古人員還在金沙東北八公里處的羊子山，發現了同時期的三層祭祀台。這一切充分反映了古蜀國祭祀活動的頻繁和宏大氣派。

  

  除祭祀的功能之外，金沙遺址出土的遺物還具有多元性特徵，與周邊地區古代文化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從出土的玉鉞、玉戈及玉器上的多種紋飾可以看出，商周時期成都平原和中原地區的關係十分密切。具有良渚文化特徵的十節神面紋玉琮、玉箍形器等珍貴器物的出土，儘管其中內含的許多未解之謎沒有得到破譯，但卻以鮮活的實物例證，證明了長江上游和下游地區早在三四千年以前就已經有文化交流的歷史。而出土的一件玉圭形器，周身陰刻的連體獸面紋，就與中原地區西周早期銅鼎上的獸面紋基本一致。出土的銅容器圈足上的紋樣，以雲雷紋為底，上面再飾以夔紋。這些都是受中原商文化與周文化影響的結果。至於那些凹刃鑿形器、玉斧形器、有領玉璧形器等出土器物，則與東南亞地區青銅時代出土的同類器物及裝飾風格非常相似。這就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商周時期成都平原和東南亞地區的古代文化之間已有了交往和相互影響，對於探索商周時期成都平原與東南亞地區青銅文化以及其他諸文化的關係，有著其他遺址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就金沙遺址與三星堆遺址的文化特徵以及性質比較而言，金沙遺址出土的金器、銅器、玉石器等珍貴文物絕大部分都是禮儀性用器，與宗教祭祀活動有關，其總體風格與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器物相一致。如金面具、金王冠帶、銅立人像、銅環形器、銅方孔形器、玉璧、玉璋、玉戈、玉鑿、石蛇等，均與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同類器物在造型風格和圖案紋樣上基本相同。這一相同的文化特徵，表明該遺址與三星堆遺址有著極為密切的淵源關係。金沙遺址出土的金面具和三星堆出土的青銅面具在造型和風格上基本一致。兩者均保持著遠古祭禮的神秘威儀，特別是那條令人怦然心動的金冠帶所鏨刻的細膩的魚鳥花紋，與三星堆金杖上的圖案仿佛出自一個工匠之手。有的學者認為此金冠帶和三星堆的金杖可能為同一個蜀王所擁有，只不過金杖是握在手裡，而金冠帶則是環繞在皇冠之上的飾物罷了。金沙遺址出土的青銅小立人像，則是三星堆青銅人像大家族中的孝子賢孫及接班人的具體體現。

  最不可思議的是，金沙遺址大量象牙和動物骨骼的出土，也同三星堆祭祀坑的象牙與動物骨骼無甚區別，加之兩處器物的埋藏均較為集中，因此當這批器物被發掘並集中展示時，就構成了一種考古學文化的基本面貌。凡是目睹過金沙遺址考古學文化面貌的學者，無一例外地認為，它跟三星堆遺址一定有著密不可分的隱秘聯繫。三星堆文明的猝然消失，作為一個難解之謎曾引發了學術界長久不息的論爭。金沙遺址的橫空出世，則使這個懸念和謎團終於有了破譯的可能和撥雲見日的亮色。同此前林向等學者們想像大同小異的是，三星堆文明由於突如其來的洪水或戰爭消亡之後，這個王國的倖存者於死裡逃生之後，陸續遷徙到了以金沙遺址為中心的寬闊地帶，並使三星堆文明在血與火的洗禮中得以延續和重建。可以說，金沙遺址是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後在成都平原腹地的再次復活，是商代中期正處於鼎盛的古蜀王國在遭遇了一場狂飆突進、天崩地裂的突變之後，於劫難的灰燼中重新燃起的希望之火，是在偉大民族復興的號角中崛起的又一股新生力量。這股力量在古老而神奇的成都平原上，自強自立，生生不息，綿延不絕，創造出了一個又一個人類文明的奇蹟，最終使古蜀文化呈現出了一派光芒四射的大景觀、大氣象、大輝煌來。

  當然，金沙遺址所顯現的文明特徵也有與三星堆文明不盡相同之處。如金器的多樣化，石跪坐人像、石虎、石蛇等數量眾多的石圓雕像。這在三星堆未見出土，在國內則屬於首次發現。除此之外，那數以噸計的象牙更是罕見。三星堆遺址以青銅器見長，而金沙則以玉器見長。金沙出土的玉器不僅數量眾多，且十分精美，其中大型玉琮的出現又讓人想起良渚文化，並對二者的文化交流進行思考和追索。那巨型卜甲的發現則又把金沙遺址同稍晚的十二橋文化連接起來……當然，從文明的產生和發展規律看，這些現象的出現並非偶然，都是可以按照科學規律得到合理闡釋的。因為任何一種文明都不是孤立和突然生長起來的。它必有內部和外部的推動力量，也必然離不開大地的滋潤和它身處那個環境中的文化浸淫。據考古人員透露，整個金沙遺址的發掘尚未過半，許多未知的文化面貌和因素亦未被揭示出來。要對這一面積宏闊、內容龐雜、文化精深的古代遺址，在短時期內做出全面的分析和判斷還為時尚早，即使是經驗豐富的考古學家也無法預測和斷言此處是否埋藏有類似三星堆青銅神樹和大立人像那樣巨型的商周時期的青銅製品，或者還有比三星堆遺址更多、更美、更珍貴、更具學術研究價值的器物發現？這一切都有待進一步的考古發掘和研究。或許正如著名考古學家林向所期望的：「我們仍將寄希望於未來的考古發現。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這裡將爆發出更加驚人的考古新聞。讓我們以恆久的耐心，飽滿的熱情，科學的態度，在新世紀的燦爛光照里努力工作吧。」

  尚未發掘的金沙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