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中覓珍寶

  2001年4月4日，成都西郊金沙村發現了大型古蜀文化遺赴——金沙遺址。自金沙遺址發現的消息公布之後，所展開的大規模發掘仍在繼續。隨著地下文物的不斷出土，遺址的文化內涵以及與三星堆遺址的關係，也越來越清晰明亮。林向等考古學家的預言與推斷，也在一點點地得到證實。

  自2001年下半年開始，成都市考古所的考古人員，又對出土玉石器、銅器、象牙等器物的地點進行了普遍調查。與此同時，考古隊還集中精力，對遺址範圍內的摸底河南側金沙村一帶、原中房集團即將進行挖坑蓋房的所謂「梅苑」「蘭苑」「體育公園」等工地進行了文物勘探與考古發掘。並對摸底河北側的黃忠村、龍咀村周圍，及沿河地帶進行了大規模考古鑽探、文物勘探和考古發掘。

  經過兩年多的努力，到2003年9月，考古人員進行文物勘探的工地達66個，共分布探溝一千七百餘條，鑽孔五千餘個，布置5米×5米的探方兩千二百餘個，發現各類遺蹟單位近三千個，商周時期文化堆積面積近三十五萬平方米。基本弄清了遺址的大型建築基址區、祭祀區、一般居住區、墓地等幾大功能分布區，對遺址的性質、時代等也有了一定了解。從發掘鑽探中可知，整個金沙遺址面積在五千平方米以上。經成都市考古研究所與當地政府部門及開發商共同協商，對發現遺蹟的區域劃定了保護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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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對金沙遺址的報導

  金沙遺址發掘現場（作者攝）

  從考古人員勘探和考古發掘的階段性成果看出，金沙遺址有著嚴格的布局結構。遺址的東部是宗教儀式活動區；遺址的中南部是居住活動場所；遺址的中部則是住居區和墓地；遺址的北部，是先後進行過兩次大規模發掘的黃忠遺址，其主體遺存的時代為商代晚期至西周時期，據考古人員推斷應是金沙遺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金沙遺址幾十個探方同時開挖，據作者了解，發掘者主要是清理表面的小墓，真正的商代遺址還在地層之下

  發掘成果表明，遺址內文化現象極其豐富，共發現房址、窯址、灰坑、墓葬等近千座。其中有十餘座房址長度在20米以上，最大的一座6號房址長度為54.8米，面積達到了五百多平方米。這些大型的建築布局都遵循一定的規律。據考古人員分析可能屬於同一組建築，而這組建築極有可能就是金沙遺址宮殿區的一部分。無獨有偶的是，這一地區的位置分布，和三星堆遺址兩個祭祀坑與內城宮殿區的分布格局完全一致。發掘人員由此推斷，這可能是一處與三星堆遺址性質相同的大型的商周時期蜀文化中心區域，是三星堆古城毀棄之後古蜀國的又一都邑所在。

  從金沙遺址出土的文物數量來看，可謂數目眾多，種類豐富。已出土金器、銅器、玉器、石器、象牙、骨器、漆器等三千多件，另外有數以萬計的陶器和陶片。其中僅出土的金器就多達九十餘件，器物種類有金面具、金冠帶、蛙形金箔、太陽神鳥金箔、鳥首魚身金箔、金喇叭形器、金盒形器、魚形金飾及大量金器殘片等。在這些出土物中，以金冠帶、太陽神鳥金飾、金面具最具特色和文化價值，器物製作工藝達到了極高的水平，堪稱同時期金器加工工藝的經典之作。

  修復後的金冠帶

  最令人注目的金冠帶為一圓圈形，直徑約五十九厘米、寬約四厘米、厚0.02厘米。此器物表面鏨刻四組圖案，以其中的一人面紋為中心，分布兩側的圖案完全對稱。每組圖案由一鳥、一魚、一箭和人頭圖案組成，紋飾構圖簡潔，主要使用鏨刻技術，間或採用了刻劃工藝。考古人員發現，金帶上的圖案和鏨刻工藝，與三星堆遺址一號坑出土的金杖上的圖案幾乎完全相同，因而可進一步說明金沙遺址和三星堆遺址的關係極其密切，屬於一個連續的文化系統。為此，成都市文物考古所所長王毅通過研究對比後，曾明確對外宣稱：「這條金冠帶不是一般的裝飾物，它肯定是當時此地最高統治者戴在頭上，象徵著特殊權力和地位的裝飾物。金帶上的花紋也不是普通的圖紋，而是這個民族或統治階層的特殊徽記，具有特殊含義，並非一般人可以使用。這種花紋在其他的考古發掘中極少發現。金冠帶上的魚、鳥紋飾與三星堆遺址最高權力的象徵——金杖的圖紋驚人地相似，這幾乎可以肯定金沙遺址的主人與三星堆的統治者一樣，同屬於蜀王，而不是隸屬於三星堆統治者的藩王。而兩種文化也同屬一個文化系統，並且兩個遺址之間必然存在著某種特殊的聯繫。儘管具體聯繫的情況一時尚難以確定，但可以初步推斷這個遺址的主人肯定是古蜀國的最高統治者之一，與三星堆的統治者地位相當。」至於這條堪稱絕品的金冠帶出土的具體情形，據當時發掘的考古人員張擎事後回憶說：「金冠帶的出土使我們激動不已，但也讓我們深感後怕，因為這條金帶出自雨水管道的回填土中。要知道這些回填土是挖掘機從溝中挖出，又堆放在人來人往的露天，待管道修好後，再由人工進行回填夯築。我們就是從雜亂的回填土中發現了它。現在想來，這件寶物沒有在中間的流動過程中被不法分子趁火打劫，能完整地保存下來，真是不幸之中的萬幸呵。」斯言甚是。

  太陽神鳥金箔

  遺址內出土的另一件堪稱神品的金器——太陽神鳥金箔，器身為圓形薄片，空心部分是圖案，外徑12.5厘米，內徑5.29厘米，厚僅0.02厘米，重20克。從外形上看，與現代剪紙工藝制出的物品極為相似。據器物的發掘者朱章義、張擎等考古學家的研究，認為中心鏤空的圓形代表太陽，其外側十二道弧形代表太陽的光芒，整個器物形象地表現了運行中的太陽特徵。在器物外緣與十二道太陽光芒之間又鏤空出四隻飛鳥。鳥的形制相同，均引頸伸腿，首足相接，張開的喙微微下鉤，逆時針同向飛行。中心的太陽及光芒和周邊的四隻鳥，共同組成了一個圓形的極具動感的圖案。其構思新穎，極富現代氣息，在商周時期出土的文物中屬於極其罕見的神品，達到了同時期工藝技術的頂峰。

  關於這件器物所代表的文化內涵，學術界基本傾向於「太陽崇拜」說。遠古時期的人類對太陽的東起西落，還沒有像現代人這樣具有科學認識。他們看到能在天空中飛翔的只有鳥。因此，他們認為太陽的東起西落，是鳥背負著，在天空中飛行，而且由一隻鳥來背負著又大又熱的太陽飛來飛去，一定感到很累。所以想像中應有多隻鳥輪換著背負才比較合理，於是便有了白天和黑夜。在《山海經·大荒東經》中就有這樣的記載：「湯谷上有扶木，其葉如芥，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於烏。」通過這個記載可知這件器物表明了古蜀人對太陽的認識和崇拜。

  金沙遺址出土的玉琮

  金沙遺址出土的銅器均為小型器物，大多不能獨立成器。據考古人員分析判斷，應是大型銅器的附件。而在發掘中發現的少量銅尊圈足殘片和大型銅異形器殘片，則暗示著在未來的發掘中極有可能出土大型青銅器。此次出土的器物主要有銅立人像、銅牛首形飾、銅戈等。其中青銅立人像高約二十厘米，重641克。人體立於座上，頭戴有十三道光芒的太陽帽，長辮及腰，臉形瘦弱，兩耳有穿孔，雙手握於胸前，手腕上戴一銅飾物，腰系帶，內插一物。其造型特徵與人物形象和三星堆二號祭祀坑出土的大型青銅立人像極其相似。這一鮮明特徵再度反映了金沙遺址與三星堆遺址在文化脈絡上驚人的一致性。

  除金器與青銅器外，金沙遺址出土玉器一千餘件。這在所有出土文物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出玉器不僅數量多，種類豐富，而且製作工藝十分高超，普遍具有色澤溫潤、質地堅硬、美觀、持久、稀少之特點。主要器類有玉琮、玉璧形器、玉璋、玉戈等，尤以十節玉琮、玉璋、玉人面等最有代表性。這批玉器表面色澤艷麗，呈現出紅、紫、褐、黑、白等多種顏色，極富層次變化，打磨極其細膩規整，表面異常光潔，堪稱玉器中的極品。令考古人員格外注意的是，有幾件玉琮在出土時，射孔中均填滿了沙子。在太陽的光照下，沙子金光閃閃，異常明亮。考古人員聯想到「金沙」的得名或許就是因為古河道中有沙金的緣故吧。

  最令發掘者難以忘懷的是2001年2月12日上午。那天，天氣陰沉沉的似要下雨。考古人員張擎手拿微型攝像機正在聚精會神地拍攝發掘人員從散土中清理翻查出來的文物。9時30分左右，一位技工突然對張擎喊道：「來，來，快來這裡拍一下，我發現了一件寶貝呢！」張擎聞聲立即趕過去，只見這位技工手拿一件東西，正輕輕抹去上面的泥土。仔細一打量，原是一件青色的大號玉琮。張擎見狀大驚，急忙對正在現場檢查工作的成都市考古所所長王毅喊道：「王所長，快過來，不得了了，這裡發現寶貝了！」王毅聞聽急奔而來，從技工手中小心謹慎地接過玉琮一看，臉上立即露出驚喜之色。他捧在手中一邊觀察一邊情不自禁地說道：「曠世珍品，曠世珍品呵！」讚嘆聲中，眾考古人員紛紛圍了上來，共同目睹這件寶器的曠世風采。

  只見這件青色的玉器為十節玉琮，高約二十二厘米，重1358克，青色，上下共分十節，外方內圓，上大下小。全器上共雕刻出四十個神人面，每一個人面均雕刻出冠飾、眼睛和嘴，冠飾和嘴上還雕刻有比髮絲還細的微雕。這件器物和長江中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的良渚文化玉琮十分相似，但也有一定的不同之處。從整體上看，良渚玉琮有粗獷之感，一般內壁較為粗糙，打磨不精。而這件玉琮卻精雕細刻，內壁打磨十分光滑，看上去比較內斂。特別令考古人員感到不可思議的是，著名的良渚文化是長江中下游地區的一個新石器時代文化，而金沙遺址則是位於長江上游的一個商周時期遺址，兩者之間的時間差異達1500-2000年左右，在地理位置上也相隔數千公里。如此大的時間、距離之差，其中間的文化傳承關係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頗令人費解。據王毅、朱章義、張擎等考古人員後來考證，這件器物的製作者可能不是金沙遺址的古蜀人，而是良渚文化的先民。也就是說，這件器物在商周時期已經是一件擁有一千多年歷史的文物了。至於這件器物是如何歷經一千多年而保存下來，又是如何輾轉數千公里而流傳到成都平原，並經古蜀人之手埋藏於金沙遺址之中，則成了一個難解的謎團。

  出土的石虎

  金沙遺址出土的石蛇

  出土的石人

  同三星堆遺址有所差別的是，在發現大量精美玉器的同時，金沙遺址還發現了近七百件形態各異、用途不同的石器。其品種主要有璋、璧、虎、蛇、龜、跪坐人像等。據發掘人員研究，這些器物大多已不具有實用性，而與祭祀宗教活動密切相關。尤其是跪坐人像和動物形石刻圓雕作品，造型優美，栩栩如生，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時代較早、製作最為精美並和祭祀活動有關聯的石雕藝術品。其中幾件跪坐人像，高15-25厘米不等，總體形象是頭髮中分，長辮及腰，雙手反縛並有繩索捆綁。兩耳穿孔，嘴部和眼眶塗抹鮮艷的硃砂，如同現代女性一樣吊耳環、塗口紅，表情各異。據分析推斷可能是奴隸或戰俘的象徵。令考古人員大感興趣的是，這幾件跪坐人像均出土於金沙遺址的祭祀區，並和玉器、銅器等一起出土，說明它們同樣是作為祭品被埋於地下的。這一祭祀的形式，又可說明成都平原已具有了高度的文化和文明程度。而同一時期，中原地區商周王朝的國王和貴族們殺人祭祀還是一種普遍現象。這在甲骨文中有很多的記載，考古發掘中也發現大量的實物。二者的文化差異如此之大，是學術界在此之前所未曾想到的。

  金沙遺址出土的玉璧與石璋等器物

  就整個金沙遺址的發掘而言，除發現各種大小不一的器物外，更重要的是發現了遠古時代的建築遺存。其中在位於摸底河北岸的黃忠村「三和花園」工地內，一次性發現了17座大型房屋建築基址。房址均為木（竹）骨泥牆式建築，多數為長方形排房。這些排房在建造時，一般是先開挖牆基，再做其他各部件的安置。牆體多採用木骨泥牆或加立柱的方法。由於時代過於久遠，晚期破壞比較嚴重，發掘時牆體和地面均已不存，僅有牆基槽和柱洞尚依稀可辨。那些被埋在黃土之下數米，開口都在第五文化層之下的六座房址，布局較有規律，均為大型排房建築。雖然因發掘場地限制，有三座房址未能發掘完畢，但可以肯定這六座房址為同時規劃和修建的一組建築。這一組建築基址的發掘總面積在一千平方米以上，是西南地區所發現的最大的一組建築群。從幾十年的考古情況看，以木骨泥牆為主體的宮殿式建築基址在西南地區極少發現。據發掘者推斷，這種成組的大型排房建築絕非一般平民所能擁有，只有古蜀國最高統治階層才有能力組織人力、物力來修建這一工程浩大的建築物。結合金沙村出土的大量同時期祭祀用品和專用祭祀場所分析，這一組建築基址很可能是金沙遺址的中心宮殿區，也就是當年古蜀國的國王臨朝聽政、發號施令，以及群臣集會的國之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