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的魔杖

  曾被誤認為是「金腰帶」而風靡一時的金杖自一號坑出土後，經清理、修復後，全長1.42米，直徑2.3厘米，淨重約五百克。從製作工藝看，系先用金條錘打成金皮後，再包卷一根木杖而成。出土時金皮已被壓扁變形，木杖因年代久遠早已蕩然無存，只是金皮內尚存炭化的木渣，依此推測原來內里應有木杖。

  金杖上的圖案

  這根金杖之所以引起學者們的高度重視，除了本身是用黃金做成的器物之外，最為珍貴和富有研究價值的是在杖的一端，有長46厘米的一段圖案。這段圖案經修復專家楊曉鄔用特殊的化學藥品清洗除污，極清晰地發現圖案共分三組：靠近端頭的一組，為兩個前後對稱、頭戴五齒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墜的人頭像，一副笑容可掬的樣子。另外兩組圖案相同，兩隻兩頭相向鉤喙似魚鷹的鳥，在展翅飛翔，背上各有一支射進魚頭的箭——對於這個圖案，學者們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是認為表示箭貫穿了鳥身又射中了魚頭。再是認為那不是箭，應叫「穗形物」，並進而推測當時的農業已有了水稻種植。

  由於金杖圖案的魚和鳥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有學者認為，表現的應是分別以魚和鳥為祖神崇拜的兩個部族，兩個部族聯盟組合而成了傳說中的魚鳧王朝。另有學者認為，圖案中的魚和鳥本身就是魚鳧的圖畫闡釋，也就是魚鳧氏及魚鳧王朝圖案與圖畫性質的徽號和標誌。據《蜀王本紀》記載：「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柏灌、魚鳧、蒲澤（即杜宇）、開明。」其中柏灌、魚鳧、杜宇都崇拜鳥，並以鳥為圖騰。魚鷹即魚鳧，紋飾圖案的意義可能是通過巫術作用，祈求捕捉到更多的魚。魚鳧時代的經濟來源以捕魚為主，出土的金杖應是與魚鳧時代有關的具有巫術性質、兼具象徵古代蜀國王權的權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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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墟出土的著名祭祀器后母戊青銅方鼎

  四川學者屈小強在將這根金杖與中、西亞文明做了對比後認為，以杖作為王權或神權的象徵，雖然在古埃及文明、愛琴海諸文明以及西亞文明中是司空見慣的文化現象，卻畢竟不合中華古文明的傳統。中國夏、商、周三代王朝都用「九鼎」象徵國家權力。夏代開國，「禹鑄九鼎」。從此，易鼎成為權力轉移的同義語，並有「楚子問鼎」「問鼎中原」一類的成語典故傳世。而古代蜀國為什麼不用鼎而是以金杖標誌王權，並當作古蜀王國政權的最高象徵物，這可能是古蜀王族畢竟與中原華夏族關係較遠（雖可能同屬北蒙古利亞小種族），不是中原王朝的支裔或封侯的關係。因而，在政權象徵問題上，便沒有按中原方式去做。這個現象說明古蜀國具有與中原同時期的文化不同的來源與內涵。而權杖所反映出的異域文化因素，則有可能再次證明古蜀社會的對外開放程度，證明古蜀王族可能引進了古埃及文明、古西亞文明的某些政治制度，只是這些引進形式多於內容罷了。

  夸父追日圖（《山海經·海外北經》明刻本）

  漢朝以孝治天下，授「王杖」給七旬老人以示優待

  屈小強的這一論斷，學者劉少匆明確表示不敢苟同。劉氏認為屈小強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真正的歷史事實是，古代中國並非無權杖之說。中國人用杖，由來已久。杖，既是一種生活用具，也是一種裝飾品。《山海經·海外北經》，就有「夸父追日，棄其杖，化為鄧林」之說。《山海經·海內經》說都廣之野「靈壽實華」，這靈壽木就是做杖的好材料。《漢書·孔光傳》中有「賜太師靈壽杖」的說法。古蜀人來自山區，用杖助力，更是一種必要的器具。而中國歷代王朝，都有賜杖與老臣的慣例。如《禮記·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而不同身份的人，手杖的裝飾和長度都各不相同。戲曲中，皇家使用的「龍頭拐杖」雖是道具，長度就和三星堆所出金杖差不多。至於包金拐杖、包銀拐杖、木杖、藤杖、竹杖……品種甚為複雜。而杖首、杖身裝飾各種花紋，各種造型，更是珍貴手杖所必有。否則，怎麼表示自己的身份？既然可以表示身份，當然可以代表權力。因此，用金杖象徵至高無上的權力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武威王杖詔令冊

  四川劍門竹杖

  為此，劉少匆還舉例說，據古玉研究專家古方考證，在江浙一帶的史前良渚文化的大墓中，就有包括玉戚、玉瑁、玉鐓等儀仗玉質附件出土。這些出土的附件連起來，就是一件完整的玉杖。如江蘇武進縣寺墩遺址3號墓的平面圖上，明確地顯示玉戚上部約六厘米處的「玉格飾」和下部44厘米處的「帶槽玉器」，應屬同一玉戚的上下兩個附件。考古工作者對各部件進行了裝接復原，就形成了一件長68厘米，有柄首飾（即玉首）和柄尾飾（即玉鐓）的完整器物。這件特殊的玉器就是墓主人生前用以顯示自己地位的權杖。這一考古證據至少可以說明，中國之權杖古來有之，且是土生土產的，不一定是受西亞文化的影響。當然，寺墩遺址墓葬中出土的玉杖，與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在形式和性質上都有區別。前者是方國的國君，後者是一個聯合王國的君王，將金杖稱為王杖，恐怕更為確切。同時可以認為，魚鳥象徵吉祥，箭翎則表示威武，這正是金杖作為權力象徵的應有之義。但有人認為，這支金杖的圖案，有魚有鳥，當印證是魚鳧王所執掌。但直到目前，尚無任何實物能證明魚鳧王朝的族徽是由魚和鳥組成。金杖上的圖案，第一組當然是王者之像，但第二組、第三組，從順序上看，是先鳥而後魚。這種排列方式則很難解讀成魚鳧，而應讀成鳧魚才對，但歷史上的蜀國又沒有鳧魚這一名稱的國王。所以，要說這根金杖為魚鳧氏所用，理由還欠充分。

  關於劉少匆對魚和鳥這兩件圖像所做的結論，有學者認為這是劉氏本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表現和明證，並表示這柄金杖上的圖案毫無疑問就是魚鳧王的象徵和整個族屬的族徽的鐵證。由此提醒對方不要忽視，或視而不見的是，在三星堆二號坑與金杖同時出土的還有一件青銅大鳥頭。這件器物通高40.3厘米，頭頂原似有冠飾。出土時，發現其鉤喙口縫和眼珠周圍皆塗硃砂，原本是一隻彩色的雄鷹。鷹頸下端有三個圓孔，估計是做固定用的。從製造形式上看，有可能是神廟建築上的飾件，也有可能是安裝在什麼物體之上作為儀仗用途的象徵標誌。無論是文獻記載還是遠古傳說，作為遠古時代圖騰遺存及自然崇拜、神靈崇拜、祖先崇拜之物，鳥與蜀人有極為密切的關係，幾代蜀王直接以鳥為名，足證此點。而三星堆文物中眾多的鳥形器物及紋飾圖案，更從考古發掘的角度提供了有力的實證，反映出古蜀先民的鳥崇拜觀念。

  有相當數量的學者認為，三星堆二號坑出土的青銅大鳥頭，其造型與魚鷹（魚鳧）的造型十分接近，應是蜀王（魚鳧）的象徵，也有蜀族的族名、徽號之意蘊。結合遺址出土數量巨大的魚鳧造型的勺把即鳥頭勺把這種情況，並綜合其他各種因素進行分析，認為三星堆古蜀國最繁榮的時代屬魚鳧王朝時期。如再聯繫到廣袤的蜀文化分布區域內，大量出土魚鳧造型的勺把這種情況，可推測三星堆古蜀國魚鳧王朝時期的勢力，已達到了一個相當廣闊的範圍。根據三星堆文化稍後時期的漢中平原出土、不乏帶魚鳧造型意味的青銅器群的研究，有學者認為漢中平原一帶是三星堆古蜀國的東北邊界，當盛極一時的三星堆古蜀國突然消亡之後，魚鳧氏的一支部落就遷徙到了此地，開始了新的生活。

  當然，就這批珍寶的本來面目、用途和性質等而言，單憑就器物論器物是難以解釋清楚和明了的，必須結合當時的歷史條件和人文背景，方能在學術研究上有所突破。而這些彌足珍貴的世之大寶，何以出現在三星堆遺址，又何以被埋入兩個土坑中，被埋器物又何以遭到了明顯的外力打擊與焚燒，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則是學者們更加重視與關注的焦點。在古蜀國那閃爍著朦朧星光的照耀下，中國學者探尋的腳步，仍在艱難地向歷史的縱深穿插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