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貝何處覓故鄉

  在三星堆遺址兩個祭祀坑中，除發現大量的青銅、玉石器及金器外，還發現了大量的海貝。這些海貝一部分堆放於坑底，一部分裝在青銅尊等禮器中。根據成都地質學院古生物系教授何信祿領導的科技人員鑑定，出土海貝大體分為三種類別：

  1.虎斑寶貝（Cypraes tigris），長約三厘米，背部有大小不同的棕色斑點，這種貝出土較少。

  

  2.貨貝（Monetaria moneta）出土較多，長1.5厘米左右，略呈卵圓形，背部上方略高。大都被磨成一大孔，正面和背面的四周有黃褐、灰綠及紅色紋點。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海貝與石貝

  3.環紋貨貝（Monetaria annulus），是出土最多的一種，它只及虎斑貝的三分之一大，環紋內有的呈淡褐色或淺灰色，環紋外有的呈灰褐色或灰白色。這種環紋貝數量較多，大部分背部被磨成大孔，以致有的背面成扁平狀。經比較鑑別，這種環紋貨貝與雲南省博物館保存的二十萬枚海貝基本相似。

  鄭州商城新發現的商墓出土的由貝殼、綠松石穿成的項飾

  從文獻和考古資料中可知，貝作為貨幣至少在商代就已存在了。如河南鄭州和輝縣的早商墓葬中，考古人員在其中發現了用貝隨葬的現象，尤其是鄭州白家莊一個奴隸主的墓葬中就出土了隨葬穿孔貝四百六十多枚。而在殷墟的晚商墓葬如婦好等貴族的墓葬中，殉貝的現象則更為普遍。在古代社會中，由於手工業內部的分工和專業生產某種產品作坊的興起，必然會引起交換的擴大。這猶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隨著商品交換的發展」，「一般或社會等價物的形態」，「終於排他性地固定在特種商品上，並結晶為貨幣形態」。三星堆遺址一、二號祭祀坑出土的貝，除了作為祭祀之珍寶和財富獻與諸神外，同時也具備了貨幣的形態而流通於世。

  從考古資料看，至西周早期，通用的貨幣仍然是貝，並且貨幣性能更加充分地表現出來。殉貝的情況也比商代更為普遍，數量也成倍地增長。例如灃西張家坡和客省莊發掘的一百八十二座西周墓中，共殉貝一千枚以上，幾乎半數的墓都殉有貝。而三星堆一、二號坑出土的貝，其形制均與灃西張家坡和客省莊、殷墟、後崗等地出土的同時期的貨幣——貝的形制一樣，多為背面磨平。因此完全有理由認為這種貝除了用於占卜祭祀外，更主要是作為財富的最高象徵物——貨幣顯現於世。尤其是這些貝出於祭祀天地、日月、宗廟先祖等神祇的祭祀坑中，就更加說明了這一點。通過考察發現，坑內出土貝所顯現出的這種價值和用途，與遺址內發現的各種專門的手工業作坊遺蹟所呈現的社會經濟也相互吻合。再從整個文化面貌來看，三星堆遺址出土的許多酒器及其他青銅器物，與中原的二里頭、殷墟、後崗等出土的器物基本相同。這充分反映出蜀和殷商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方面有著密切的聯繫。因而在殷墟、後崗等商城遺址中能出土貨幣，作為商代晚期的三星堆祭祀坑同樣出土了商品的媒介物——貨幣也就不足為奇了。

  對於陳顯丹的這一觀點，三星堆遺址的發掘者之一敖天照除表示贊同外，對海貝的來源這一爭論頗大的敏感問題做了較為詳細的推理和論述。按敖天照的說法，1929年在月亮灣台地出土的玉琮，同後來在殷墟婦好墓出土玉器的形制非常相似，而三星堆出土的陶器和射部呈叉形的玉璋與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同類文物，在器形上亦非常相似。若從與海貝同坑出土的兩件銅牌飾觀察，無論大小和形制也都與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嵌綠松石饕餮紋牌飾」相似。舉世聞名的二里頭遺址是商代早期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古文化遺存，因而可看出三星堆文化很可能從夏代就與中原文化有所交往，直到殷商時期交往更加密切並受到了中原的影響。據故宮博物院著名鑑定專家楊伯達考察，三星堆遺址1929年出土的玉琮和1983年出土的瑁圭，都是採用新疆和田的玉石製作的。從以上情況來看，這些玉石和文化傳播的途徑，很有可能是西北部地區的人民由新疆塔里木河南面的通道，經甘肅河西走廊到陝西地區，沿「石牛道」「褒斜道」等棧道，經漢中、廣元再到成都平原而完成的。《史記·貨殖列傳》說：「棧道千里，無所不通，惟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這說明此處的棧道確實是古時貿易往來的交通要道。湖南博物館著名學者高至喜在《論我國春秋戰國的玻璃器及有關問題》中說，戰國時代，我國自製的琉璃製品屬於鉛鋇玻璃。不含鋇的鈉鈣玻璃，均是從中亞或西亞輸入的。新中國成立前茂汶地區早期能與三星堆遺址時代銜接的石棺葬中，曾發現過琉璃珠，經測定未含鋇。如果高至喜所言正確，這說明這些琉璃珠是鈉鈣玻璃製品，應是從中、西亞傳播而來的。其路線很可能是從新疆塔里木河南、北面通道至木鹿城（今馬里）匯合，再經和賣城（今裏海東南）、斯賓（今巴格達東南）等地抵達地中海東岸，轉羅馬各地最終到達東方中國的。這是一條位於四川西北的「絲綢之路」，也是其他商品及東西方進行各種經濟、文化交流的古老的路線。由此推理，三星堆海貝可能是來源於中原地區的貝幣，也有可能是通過「北絲路」傳播而來的。

  三星堆遺址地處原廣漢郡轄區。從該遺址考古得知，早在殷商時期古代蜀國就已有繁榮的手工業作坊，並製作出了精美的器物。可能當時的蜀人用這些產品，與雲貴一帶的少數民族進行商貿往來，並逐步形成了艱險曲折的步行商道。後來秦朝為了加強對西南地區的聯絡，在原商道的基礎上擴寬為五尺，始成四川通往雲貴地區的重要道路「五尺道」。有的海貝可能是來自東南沿海的越南、寮國等地，其商貿交往的古棧道也是經川南的宜賓，過高縣、筠連，從大關、昭通到雲南曲靖的「五尺道」。在抵達昆明後，從元江沿紅河下航到越南；或是經雲南彌勒、文山出國，沿明江到達河內。

  《史記·大宛列傳》載，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時，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發現了蜀布和邛竹杖。由此可知蜀布在漢代已遠銷到印度和西亞等地。從印度史書《國事論》中得知，蜀地所產絲織品及毛織品，早在司馬遷時代之前（即公元前4世紀以前）就已銷往印度了。就海貝的主要產地而言，應在西南亞及印度洋沿岸。因而三星堆海貝的來源，也可能是通過「身毒道」從印度輸入的。其路線可能就是被早年經商的蜀人花費艱辛的勞動開通，後來被秦漢修築成為從成都經漢源至邛都（即今西昌東南）的「氂牛道」，或是經大渡河南到靈關過孫河（今西昌安寧河）至邛都的「靈關道」。經過這兩條道並在雲南大理的「博南道」會合後，再經緬甸到印度。此後再經巴基斯坦，到達中亞進行商貿往來。這一路過關奪隘開闢出的古代通道，就是後來被時髦的學者們所稱謂的「南方絲綢之路」。也就是說，三星堆出土的海貝原產於東南亞地區，隨「南絲路」從印度等地輸入應是可能的。只是從國外收集的海貝，不一定在當時就作為貨幣交換而來，也可能是因為蜀國需要海貝做貨幣，就在對外貿易中把這些產地的海貝作為商品交換而來了。總而言之，從三星堆海貝的來源分析，古代蜀國已經在四周的崇山峻岭中，開闢出了通往西亞和南亞諸國的曲折通道，促進了經濟、文化的繁榮，帶來了蜀國的興旺發達，並促使蜀國最終成為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可與強秦相匹敵的西南大國。

  對於敖天照的這一說法，雲南大理學者劉光曙頗不以為然。按他的研究，三星堆的海貝既不能充當貨幣，也不是從所謂的南北絲路進口，而是另有一番尚沒有引起學界足夠注意的情形。這一情形經劉光曙深入調查研究後被發現了。劉曾向學界這樣宣稱：

  古代中原海貝的來源不清楚，但從歷史上看，夏朝末期，在夏的東方的商部落有很大的發展，勢力擴展到渤海。西太平洋沿岸是產貝之地，商部落要獲取貝就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夏要獲取海貝可能通過商部落。當貝運到了夏控制的中原地區時，就顯得極其珍貴，被視為珍寶。由此可以認為中原早期海貝就來自黃河下游的渤海與黃海之中。

  從三星堆發掘情況看，兩個祭祀坑時代大致相當於殷墟晚期，器形雖與中原殷文化地區所出接近，但也存在一定差異，而更接近陝南城固、川東巫山、湖南嶽陽以及湖北棗陽、沙市等地出土的同類器物，這就表明此地區商代晚期文化有其共性。如果從這些地區所處的地理位置來看，都屬長江水系。陝南城固、湖北棗陽在漢水流域一帶；四川廣漢在岷水、沱江之間；川東巫山、湖南嶽陽、湖北沙市都在長江兩岸。這些具有共性文化特徵的地區，顯然是由長江連接而成。長江就是這一文化的傳播線，廣漢三星堆海貝應是由這一條線從東海輸入而來的。如果按敖天照等人的說法，三星堆海貝是通過「南方絲綢之路」從越南或印度一帶輸入的話，涉及的問題就複雜了。如此遙遠的路途，加之崇山峻岭的阻隔，其運輸之困難可想而知，要想直接貿易往來，幾乎是不可能的。如從文化的承接關係來看，三星堆海貝文化早於雲南海貝文化，而不是相反。「南方絲綢之路」的開通是東漢永平十二年才出現的事情，而三星堆海貝早在殷商時期就有了，比絲路的開通早了兩千多年。所以，三星堆海貝來源與這條所謂的「南方絲綢之路」沒有任何關係。然而若從長江這條線路尋找三星堆海貝源的話，以上的疑團豁然解開。從長江運輸可利用舟楫之便，由東海溯江而上，當屬於正常和較輕鬆的流通。而在這一條線上恰恰又可找到同一時期的共性文化特徵。所以，三星堆海貝從東海由長江輸入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這就是從文獻記載來看，古蜀族不但與夏族有著密切的來往，與殷商同樣保持著密切的關係。蜀國作為臣屬之國經常向殷商朝貢，殷商也可能對前來朝貢的首領回賜一些禮物以示友好。海貝對於地處西南邊遠地區的民族來說，因不易得到而視為珍寶，而殷商因控制著渤海與黃河中下游地區，要獲取海貝不過是舉手之勞。在這種地理差異的情形中，商王可能就以海貝回賜朝貢者。蜀人得到海貝後，鑄禮器盛裝，並只有在重大的祭祀活動中才把這些珍寶拿來敬獻祖先或崇拜之神。由於海貝來源有限，且十分珍貴，只能珍藏於少數首領手中，而不可能充當一般等價物的貨幣作用。出於某種禮儀的需要，也可能將一定數量的海貝作為祭品放於祭祀坑或部落首領一類的人物墓葬之中，以示對祖先的敬奉，這也就是三星堆兩個祭祀坑出土海貝的真正原因。

  劉光曙的這番高論一出，立即得到了曾參與三星堆發掘的四川學者莫洪貴的遙相呼應。在劉氏宣言的基礎上，他又從八個方面進一步闡明了三星堆所出海貝既不是貨幣，更不是由南方絲綢之路傳來的論點：

  1.廣漢三星堆海貝的時代是殷墟文化第一、二、三期，屬商代晚期祭祀坑內出土的。但目前南絲路上，雖各地有一些海貝出土，但基本上都是秦、漢以後的，特別是雲南晉寧石寨山出土的二十六萬枚貝雖與廣漢三星堆海貝相似，但時代相差太遠。三星堆的海貝比它們早一千多年。

  2.南絲路上，沒有發現以海貝做貨幣使用的證據（涼山地區到新中國成立前還處於奴隸制發展時期）。

  3.既要以貝作為幣，首先要解決貝的來源。海貝本產自熱帶沿海淺水中，需人工打撈運輸。要以此作為貨幣，其需要量是很大的。試想，在當時條件下，要將海貝從產地運往整個南絲路確非易事。而且貝是骨質的，易碎，不易保存，即使有貝，也只能是以物易物做交換使用。

  4.作為貨幣產生和使用，都是和一定的社會經濟的發展相聯繫的，它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需要一個具有一定權威性和代表性的政權機構（國家）來主持發行，保證流通並維持其幣值的穩定與有效，要有面值；二是只有當生產得到發展，獨立的商品生產業已形成，貨幣交換才能成為一種可能。

  5.海貝作為貨幣，雖從新石器時代，夏、商、周直到近代，各地墓都有貝出土的情況，但缺少有說服力的文獻記載，只能作為飾品而非貨幣出現。在那以物易物的時代，海貝作為物品，可以交換其他物品，這是可能的。西周以後出現的金屬貨幣，那才應是中國真正的貨幣開始。

  6.南絲路上至今未發現商代墓葬或祭祀坑殉葬海貝，所以廣漢三星堆的海貝無法與南絲路上聯繫。

  7.廣漢三星堆海貝與中原各地商代墓出土的貝，以及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禮品、玉石器物與中原的殷文化相似，三星堆的器物，包括貝應是中原傳過來的。

  8.海貝出現在大型祭祀坑裡殉葬，是裝飾品，是祭品。既然是一種祭品，自然就不可能作為貨幣出現。

  莫洪貴的「八點宣言」一出，學界為之矚目，自然又引出了正反兩個方面的聲音。廣漢學者劉少匆撰文表示部分同意，部分否決。按他的觀點，三星堆出土的海貝當是貨幣無疑，並且產於中國南部海域及印度洋。但對是否從所謂的「南方絲綢之路」上直接販運而來的問題，他宣稱自己為之極度懷疑。

  劉氏在解釋自己的懷疑觀點時說道：不知道誰的腦子出了毛病，我們總以能開闢一條古代的「南方絲綢之路」為榮，但在遙遠的杜宇時代，是否就已經到達了西亞和北非，實在值得討論。絲綢之路，首先是一條商道。三千多年前，住在三星堆地區的蜀人到那裡去買什麼？賣什麼？這條路即使在正常的情況下，一個商人要走多久才能到達目的地？他們為什麼要付出如此重大的代價？古蜀時人要到印度或西亞，一路諸侯林立，到處要收「養路費」「過橋費」，有些地方還要面臨著要麼留下買路錢要麼留下人頭的兩難抉擇。其中的高山、斷澗、急流、野獸、瘴氣等等，難一盡說，絕不比唐僧師徒到西天取經容易。如果沿古氂牛道南下，過了雙流，就有「神仙難過」的新津渡。以後還有飛仙關、泥巴山、大渡河、金沙江，這還是在四川境內。岷江水面廣闊，羌江水流湍急，雅安多雨，清溪風大，泥巴山山高雪厚，大渡河險惡異常。越往南走，山嶺縱橫，地勢崎嶇。到了安寧河谷，道路稍稍平坦，但土著人十分剽悍。新中國成立前，亦為匪盜出沒之所，何況還有聞名世界的險流金沙江等等……以我親身體驗，古時的三星堆人，要走到金沙江邊恐需半月，更不說地形更加複雜、野獸更加兇猛、民族更加陌生的雲南了。以上僅只是在中國境內。從緬甸到印度，再從印度進抵西亞，我沒有計算共有多少里路程。就從最簡略的地圖上看，其間要經過許多大河、高山、沙漠，才能到達古時之西亞文明地區，即今伊拉克一帶。很難想像，這些不是「聖徒」和「使節」的商人，在盜賊出沒、艱險萬分、陷阱無數的小路上跋涉數月或數年，就是為了出賣自己背著的幾捆「蜀布」和蜀錦？而他們風餐露宿，九死一生，從閻王爺的腳下好不容易掙扎著回到三星堆，除了弄到的幾個海貝之外什麼特產也沒帶回來，這可能嗎？同時，中國和印度、西亞、北非等諸國，都沒有雙邊直接貿易往來（秦之前）的記載，更沒有實物做證，這就不能不令人更加為之懷疑了。

  劉少匆解釋說，絮叨這些，不是說南方絲綢之路不存在，而是說在三千多年前的杜宇時代，這條直接的商路不可能存在。這樣說，並不是忽視南方絲綢之路開通的重要與光榮。這條商路首先應是間接的，然後才有可能發展成「直達」，這在上古時期，非經過成百上千年的歲月不可。可以說，三星堆古城鼎盛時代，古蜀國以海貝作為貨幣，與當時的「國際貿易」有關，但是否就與海貝的出產地有直接交往，不可等同看待。當時的蜀國不大可能把自己的貨物直接運到印度、中亞或非洲，大多應是通過「轉口貿易」來進行。經過多次「轉口」，就把沿海諸國本不很看重的海貝，變成了中國各邦國珍貴的「硬通貨」，可能更符合當時的實際。

  繼劉少匆之後，關於三星堆出土海貝問題的爭論此起彼伏，很是熱鬧紅火，但到底誰是誰非，直到2003年仍無一個學界共同認可的定論，看來這個問題還需持續一個相當長的時日才能見到最後的分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