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漢驥的預言

  新中國成立後，對於廣漢文化與月亮灣的考古發掘，再次出現了新的轉機。

  20世紀50年代初，隨著各地建設高潮的興起，中國西南部先是有成渝鐵路的建設，接著頗受國內外矚目的天成（後改寶成）鐵路也開始動工修建。就四川境內而言，寶成鐵路南段由成都起始，全程需經過新都、廣漢、德陽、羅江、綿陽、彰明、江油、昭化、廣元等十個縣境。從成都到綿陽一帶，自秦、漢以來就是西南文化的中心區域，而從綿陽到廣元一帶，又為南北交通的孔道，特別是昭化和廣元兩地，歷代都為政治、軍事重鎮，其地下文化豐富，文物頗多，具有古蜀文化相當明顯的代表性。鑑於在成渝鐵路修建工程中，曾於沿線收集到大量文物，因而在寶成鐵路工程開始時，當時的西南區文教部有關領導，曾充分注意、考慮到這一重要方面的因素。為了配合工程建設，更有效地宣傳文物政策和清理保護出土文物，西南區文教部指令西南博物院籌備處組織、派遣工作組前往鐵路沿線，開始清理和收集發現的文物。

  1953年年初，由於工作的開展和各種重要文物的發現日益增多，西南區文教部再做決定，令西南博物院籌備處與寶成鐵路施工局政治部、四川省文化事業管理局、民政廳、公安廳、綿陽專員公署等單位聯合組成寶成鐵路文物保護委員會，由西南博物院籌備處主任、著名考古學家馮漢驥為總負責，下設宣教和技術兩套班子，開始到沿線各單位和群眾中間宣傳文物政策，並從事文物的保護、清理、收集等工作。馮漢驥上任之後，對廣漢月亮灣一帶這個在學術界頗為矚目的古代遺址特別關注，為防止地下文物遭到破壞，他親率考古工作隊前往調查發掘。他在後來發表的《寶成鐵路修築工程中發現的文物簡介》一文中，有一大段是關於廣漢中興鄉月亮灣遺址調查與發掘的論述：「由於各方面的有力支持，尤其是築路工人發揮了工人階級的高度積極性和愛國主義精神，使清理文物的工作能順利完成，並取得了很大的收穫……廣漢中興鄉遺址散布地面甚廣，我們在打鰍田略為試掘，即出土大量的石屑、陶片和少數未製成的石器。據推測，此地可能是一石器製造場所。時代不會很早，雖沒有銅器發現，或者是屬四川巴蜀時代（殷周）的遺址。巴蜀時代遺址，是我們此次工作中注意的重點之一，但至今尚未有確切的發現，只在廣漢車站工程中得有銅矛一件，出土情況不明，是屬於巴蜀銅器型的……」

  從文中可以看出，此時的馮漢驥在慶幸之餘，還夾雜著一絲沒有發現心中夢想的那種古代器物和遺址的淡淡的遺憾，這個遺憾一直等到九年之後才得以彌補。

  由於月亮灣這一文化遺址的重要性為學界所熟知，1955年，受四川省文化局的派遣，省博物館考古學家王家祐再赴廣漢開始對這一遺址進行調查。作為馮漢驥學生的王家祐，於1926年生於成都，受知識分子家庭文化的薰陶，自小就對中國古文化特別是道家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幼年拜青城山常道觀易理輪（心瑩）道長為師，並由恩師賜名王宗吉。當他於華西大學協和中學畢業後，遂考入四川大學歷史系，師從中國史學界著名的徐中舒、馮漢驥、蒙文通等教授學習中國歷史。1948年畢業後在中學任教三年，其間雲遊、考察了上海、南京、杭州及四川各地石窟造像區，並師從高道名僧學習道學與佛學。1951年追隨馮漢驥到西南博物院（今重慶博物館）籌備處從事考古工作。1953年8月，進入文化部、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聯合主辦的「第二屆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進修，並聆聽了郭沫若、夏鼐、裴文中、向達、蘇秉琦、閻文儒、呂遵諤等文化大師的講課，結業後返回西南博物院籌備處，主要負責考古調查方面的工作。由於王家祐在讀川大歷史系三年級時，馮漢驥兼任這一年級的班主任，並直到這期學生畢業後的1950年赴重慶組建西南博物院方才離開，因而從關係上而言，王家祐既是馮的學生，又是下級加助手。正是這種特殊的關係，馮漢驥每次下田野搞文物調查，王家祐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位得力幹將。馮兩次赴廣漢調查發掘，王家祐都是開路先鋒和發掘的主要實施者。1954年下半年，王家祐離開重慶調至成都四川省博物館工作，半年之後開始遵照上級的指示再次赴月亮灣調查。但由於此次調查時間緊張，收穫甚微，只是「在鴨子河邊漫步察看了土層，無所獲」。於心不甘的王家祐在撤離考察現場時，同他的恩師馮漢驥一樣，心中生出了一絲悵惘和難以割捨的情愫。

  1956年的春季和秋季，四川省文管會田野組先後在涪江流域和溫江專區做地下文物的初查工作，其中溫江專區的調查由王家祐與本館的考古學家張甸潮主持。藉此機會，王、張二人懷揣著一個尚有些朦朧的夢想再赴廣漢月亮灣，在燕家院子四周做了較為詳細的勘察。就在勘察的過程中，王、張二人那樸實認真的工作態度、嚴謹的工作作風，給燕氏一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王家祐與張甸潮借住在縣城文化館的一間平房裡，要到月亮灣工作，來往要步行三十幾里的路程，交通和生活均十分不便，每當遇到風雨天氣，更是倍覺困難與艱苦。面對此情，燕青保主動邀請王家祐與張甸潮住到自己家中，二人推辭不過，便於幾個風雨之日吃住於燕家。時燕道誠已經作古歸西，燕青保開始主持家政。每到晚上，王家祐與年過六旬的燕青保對床而眠，長夜傾談，從當年燕氏一家發現玉器坑的情形，到戴謙和、葛維漢等洋人們主持的發掘，連同活閻王陶旅長率部在月亮灣盜寶的所作所為，一幕幕往事像流水一樣從記憶深處淌出。二人越談越投機，越談越過癮，越談越覺得相見恨晚。幾個晚上下來，竟成了鐵哥們兒和拜把子兄弟，達到了無話不談、心心相印的境地。當王家祐在交談中得知燕家仍有一部分精美玉器深藏不露的秘密時，便主動做燕青保的工作，告之現在已經是新中國、新社會了，不再是原來慈禧老佛爺統治的大清國和蔣委員長主政時軍閥混戰的民國了。整個中國大地已經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那些被壓迫被奴役，整天在土裡刨食的苦難深重的農民兄弟，已變成了國家的主人。而在各級政府當官辦差的官員，則成為農民兄弟的僕人了。這個新型的既有民主又有自由並朝著共產主義大道奔跑的天堂一般的國家，曾經制定了專門的政策，凡一切出土文物都歸國家所有，任何個人不得私藏和倒賣。當年在月亮灣挖出的那批玉石器，如果繼續匿藏不交就與新的國家法律相悖。假如上邊文物部門和司法部門真要追究起來，燕氏家族可就要吃不了兜著走。為此，王家祐對燕青保直言不諱地說：「現在這事還沒有外人曉得，你還有立功贖罪的機會，要仔細掂量一下這人頭跟你家埋藏的那堆石頭之間哪個大，哪個小，哪個輕，哪個重，哪個更值錢，哪個更有保留價值，到底是保人頭還是保石頭……」王家祐的一番話使燕青保幡然醒悟，表示要保人頭不保石頭，決定從即日起痛改前非，做一個遵紀守法的國家主人與合法公民，將家中所有的藏寶都掘出來如數交給新生的人民政府。

  20世紀50年代燕青保一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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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家祐回憶在月亮灣與燕氏父子交談的往事（作者攝）

  燕家藏寶的石槽

  燕家挖出的玉瑗珍品（現藏於四川大學博物館）

  燕青保說到做到，第二天一大早，便果真從豬圈的壕溝里挖出了用一個豬食槽盛放的深藏二十多年之久的玉琮、玉瑗、玉璧、玉磬等最為精美的幾十件文物，然後由王家祐牽線搭橋交給了省博物館。這批器物是1929年燕氏父子在土坑中挖出的那批著名的玉石器中的最後一批，也是最為精美的一批。至此，燕家聲稱再無一件私自存留的玉器了。為了驗證當年燕氏父子所挖玉石器在中國存留的數量和保存情況，20世紀90年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華西大學博物館、北京故宮博物院等幾家號稱藏有「廣漢玉器」的單位聯繫，對各自的藏品進行整理、鑑定。令人大感失望的是，所有收藏的玉石器加起來，其真品僅為四十餘件，只相當於當年總數四百多件的十分之一。後來四川方面又同台北故宮博物院聯繫，請求其對院內收藏的「廣漢玉器」進行鑑定並告知實情。台灣方面在做了全面配合後，得到的結果是只有兩件玉璋是真品，其他全部為贗品。也就是說當年燕氏父子挖出的那批玉石器，百分之九十已通過各種渠道流散到國外或遺失了，這個具有悲劇意味的結局令知情者無不扼腕嘆息。

  燕道誠當年捐贈的部分器物（現藏於四川大學博物館）

  1958年春，王家祐與張甸潮第四次赴廣漢展開田野調查，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二人在月亮灣至中興鄉的三星堆一帶盤桓良久，經仔細踏勘和試掘，發現三星堆文化層內涵與月亮灣竟相一致，都是難得一見的古蜀文明遺址——這一舉動，是自燕氏父子發現玉器坑近三十年來，首次將月亮灣與三星堆兩個小型區域作為一個大的文化體系聯繫起來加以考察，並以敏銳獨特的學術眼光，認識到這兩處遺址文化內涵的一致性。根據調查結果，二人很快寫出了後來被業內廣泛引用，對三星堆遺址的保護與考古發掘具有先鋒意識和前衛觀念，同時兼有深厚學術功底的著名論文——《四川新繁、廣漢古遺址調查記》，此文在《考古通訊》1958年第8期刊出後，立即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文中說道：

  在燕家院子外堰溝及土崗的斷層中，包含了較多的陶片和火燒土的文化遺蹟，我們就地採集到各式陶片和人工打制石器的坯子。再沿土崗南行，崗勢略向左轉，其西坡有大量陶片的堆積層，估計應是當時燒造陶器的地址。在此訪問居民時，據說附近農田中常因耕地挖出玉器和石器。我們收集到一批歷年在此出土的玉、石製品，計有牙璋、石璧（殘）、石鏃、石斧、赭石和一件玉制圈狀器及打制而成的石圭的坯子。此外，在發現的一塊褐黃色半透明的石塊上，有數道人工磨製痕跡，證明這一遺址，是大量製造玉器和石器的場所，過去所出的大批玉器和大小石璧，都是當地的製品。這裡收到的兩塊赭石，形狀是磨扁的方形條塊，表面呈紫色，光滑有細膩感，硬度很高。……因為許多石、玉器都是農民挖出的，它與陶片層在時代關係上究竟怎樣，尚待日後發掘研究。

  三星堆在馬牧河右岸，與橫樑子隔水相望。近年來農民因從崗西穿過崗東，挖出了一道水溝，在溝東端右邊斷面上，露出較大塊的陶片層，崗面好幾條溝的斷壁里，也同樣包含著很厚的陶片層。明白地顯示了這裡是古遺址的所在地。我們在這裡略一挖取，就收集了幾種不同器形的陶片，並在溝邊拾了一件磨製的石斧。這些陶片，經過初步的比較研究後，發現它的特徵是這樣：從陶片部位上看，較多是敞口器的口緣，另外有燈柱下端和器腹；陶質方面，有淘洗過的泥質細陶……此外，從這些陶器片的製作技術和火候方面看，輪制技術還處在較低的水平，因此器壁厚薄不一，火候也較低。

  三星堆遺址早期出土的玉琮和玉瑗

  綜觀以上具有的這些症狀，可以看出這批陶片與四川各時代墓葬出土的陶器及成都青羊宮遺址的陶片、器形、特徵相比，都有顯著的區別。所以我們初步認為（新繁、月亮灣、三星堆）這三個遺址的文化，相當於殷周時期，與戰國以下的文化當是一個不同的文化系統。至於這一文化的全貌如何，與我國黃河流域古代文化的關係怎樣，尚有待今後將這三處遺址正式發掘後，才能著手研究。

  王家祐、張甸潮這次深入而卓有成效的調查，以及對文化的整體把握與認識，是三星堆遺址近百年曆幾代人的調查、發掘與研究中，極富學術眼光的一次具體的實踐，為後來三星堆遺址的保護、發掘、研究等一系列工作，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調查結束後，二人專程到廣漢縣政府匯報並請求對包括月亮灣在內的整個三星堆遺址加以保護，同時首次向學術界發出了進一步調查認識與研究保護以三星堆區域為主體的「廣漢文化」的呼籲。這一行動與考察成果，對後來三星堆考古工作的全面展開，具有劃時代的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

  繼王家祐、張甸潮此次調查四年之後的1962年6月，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三年級即將畢業的學生需要實習，曾在成渝和寶成兩條鐵路沿線的文物調查與搶救中做出過卓越貢獻的著名考古學家馮漢驥，此時已從重慶調回成都並出任四川省博物館館長兼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借這次學生實習的機會，馮漢驥決定親率師生赴月亮灣對這個一直令他夢牽魂繞、具有豐富文化內涵和巨大魅力的古遺址再度展開一次具有現代科學性質的調查與發掘。

  關於馮漢驥的經歷以及他對三星堆遺址的發掘、研究與保護所做出的傑出貢獻，從四川大學教授童恩正為其所做的小傳中可以有個大體的了解。馮於1899年生於湖北省宜昌縣小溪塔馮家灣村一個中學教員家庭，五歲時在家鄉私塾中發蒙，十歲入美國人在華創辦的教會學校宜昌美華書院學習。1914年，因美籍校長柯柏侮辱一位中國教師，馮漢驥基於義憤，鼓動同學反抗，結果被罰停學半年，故延至1916年冬畢業。1917年春，入安慶聖保羅高等中學，並於1919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由於馮漢驥學習成績優異，按規定免費進入教會辦的武昌文華大學，但入學以後，教會要求學生必須信奉基督教和學習神學，遭到馮漢驥的拒絕，於是教會取消其享受免費的權利，並要求馮漢驥償還全部學費。馮畢業後省吃儉用，在兩年內歸還了學校全部學費八百餘元。

  由於馮漢驥在大學時讀的是文科，併兼修圖書館科，1923年畢業後，被他的老師介紹到廈門大學任圖書館襄理，第二年升任主任。

  在廈大的日子裡，馮漢驥適逢魯迅亦在廈大任教，兩人過從甚密。馮在圖書館專門為魯迅安置了一間寢室。魯迅遂在此考訂中國典籍，並由此引起了馮漢驥對文物考古這門學科的興趣。加之閒暇時又常協助生物學教授秉志採集標本和研究，使這方面的興趣越來越濃厚，直到產生了迷戀的程度。以後馮漢驥再度入學深造並主攻人類學，與這段經歷和魯迅等人的影響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1931年夏，馮漢驥赴美入哈佛大學研究院人類學系學習，後轉入賓夕法尼亞大學接受人類學考古學的嚴格訓練。在美八年間，他讀過摩爾根的《人類之血族與姻族之系統》及《古代社會》兩大名著，並親身訪問了印第安人的村落，對於這一地區原始的氏族社會有很深的理解。他在校期間所著《由中國親屬名詞上所見之中國古代親屬制》學術論文，以其獨特而具有創造性的發現，獲得了賓夕法尼亞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不久，他又將此文略加刪節轉譯為漢文，發表於《齊魯學報》第一期。此文充分論證了中國古代婚姻制度最能與親屬名詞發生關係者，莫過於交表婚、姊妹同婚及收繼婚三種的現實。但其由於制度特殊，如媵婚中不同輩的人，也可納為妾媵。因此，中國老一代的學者對此信疑參半，許多著名的經學大師如郝懿行、王念孫父子及俞樾等，對於這個問題皓首窮經也沒有說清楚。但馮漢驥在文章中根據摩爾根的理論，闡明其真相，科學而合理地解決了兩千多年來經學上所不能解決的聚訟紛紜的一大懸案，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而重大的影響。

  1936年馮漢驥獲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時留影

  1937年春，馮漢驥應當時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李濟的邀請，經由歐洲返國，準備參加中央博物院的工作。適逢「八一三事變」發生，上海戰事正酣，於是他被迫在香港上岸，經廣州去武漢。時中央博物院忙於內遷，已無法做新的人事安排，馮漢驥遂接受了四川大學的聘請，於同年11月到達成都，任四川大學史學系教授。在此他結識了史學名家徐中舒，兩人遂成摯友，以至相處四十年，患難與共，風雨同舟，其深情厚誼常為人稱道。

  1939年，國民政府教育部組織川康科學考察團，馮漢驥任社會組組長，對於西藏地區民族的調查和分類，建樹甚多，其積累之資料，厚至盈尺，並發表了《西康之古代民族》等論文和摘要。1941年，四川省博物館開始籌備，眾望所歸，馮漢驥被推薦為籌備主任。從1943年開始，又應邀在華西大學社會學系兼課，1944年代理該系主任。在這段時間內，主持發掘了著名的前蜀王建墓。當時這種規模較大的地下墓室的發掘，不但在西南地區尚屬首次，即使是在全國範圍內也別無先例。馮漢驥卻在抗日戰爭時期極為艱苦複雜的條件下籌謀策劃，主持其事，充分顯示了其卓越的組織能力和高超的科學發掘技術。當墓室開啟以後，外界謠傳其中有大量金銀財寶，遂引起了袍哥土匪的覬覦，竟至武裝搶劫，將馮漢驥從工地劫持捆綁拷打半天之久。雖歷如此艱險，但其保護文物之決心並不動搖，發掘工作沒有因此而受影響，不久之後他又主持了重慶銅官驛和昭化寶輪院船棺葬等具有重大影響的考古發掘工作。

  1941年，在抗戰中流亡四川南溪李莊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營造學社等三家學術機構共同組織川康調查團，對彭山一帶崖墓進行考古調查發掘，馮漢驥被邀加入，此為在彭山發掘時考古人員合影。左起：吳金鼎、王介忱、高去尋、馮漢驥、曾昭燏、李濟、夏鼐、陳明達

  儘管馮漢驥在中國求學時代畢業於教會學校，但對教會那一套說法和做法卻相當反感，一生從未信教。對於某些外國人打著學術的幌子在中國邊疆四處活動，更是存有戒心。在抗戰時期，當華西大學的戴謙和等人約他參加時為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葛維漢等主持，而旗下成員較複雜的「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時，馮漢驥以「以為中國邊疆不應外人研究，中國的事讓中國人自己處理」為由，拒不加入。新中國成立前夕，又拒絕了國外友人約其去美國效勞的建議，將重建中國的希望寄托在中共領導的革命運動之中。

  1950年，新生的人民政府剛剛建立，百廢待舉，困難甚多，但為了保護歷史文物，仍決定立即在重慶成立西南博物院，馮漢驥出任籌備主任，並配合當時大規模開展的基本建設，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在成渝鐵路修建期間發現的「資陽人」頭骨化石，是當時長江流域第一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人類遺蹟，對整個中華民族史前史的建立具有十分重大和不可替代的劃時代的意義。

  1955年，西南博物院撤銷，馮漢驥又奉命回到成都，出任四川省博物館館長兼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這個時期，他除關心兩個單位的人才培養外，主要從事研究四川考古並整理新中國成立以前即著手撰寫的王建墓的發掘報告。

  1962年，馮漢驥完成了《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初稿）》的編寫工作，並於196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此書不僅被視為馮漢驥二十年辛勤勞動的結晶，同時標誌著中國考古學界所產生的一項重大成果和業績。這一成果不但對中國考古史，同時對工藝美術史、建築史和音樂史亦做出了獨特而重大的貢獻。

  當然，就在馮漢驥率領師生於1962年6月奔赴月亮灣之時，他撰寫的這部皇皇巨著正處於緊張的殺青階段。在這種情形中，他毅然投筆離開書案，打起背包和學生們一道乘一輛敞篷汽車趕赴工地。按他一貫的想法與做法，作為學者固然需要通過學術成果建立自己的名山大業，但作為一名大學教授，培養人才，傳遞學術薪火併在後學身上發揚光大乃是自己的首要職責。正是基於這樣一種思想境界和為人處事準則，他決計放下手中正在撰寫著的著作，親自率師生來到田野調查現場，結合實際將自己平生所學一點一滴地滋潤到晚輩的心田。在月亮灣的三層台地上，馮漢驥指導年輕的教師與學生在文化層堆積較厚的地方做了詳細的調查，並進行了一些小型的發掘。在此期間，他除了蹲在坑中近距離指導學生外，還拿出一部分時間帶領師生走出月亮灣，擴大調查範圍，對整個三星堆區域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科學勘察。

  王建墓

  馮漢驥（中）在月亮灣發掘現場

  事實上，從20世紀50年代末期開始，馮漢驥基於對歷史記載和地下發掘資料的綜合研究，逐步形成了一種不同於學術界習慣看法的新的理論，即中國早期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可能要到長江流域去尋找，而不一定局限在黃河流域。為此，他進行了一定的準備工作，希望以此作為自己一生中最後一項主要的科研項目來研究並有所發現和突破。在他的心中有一種預感，廣漢月亮灣遺址可能就是長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之一。正是具有如此前瞻性的學術眼光和研究目標，馮漢驥才於這個夏天親自率大隊人馬走出書齋來到廣漢原野，開始了調查和發掘。

  四川大學師生在月亮灣發掘現場

  就在這次實習活動即將結束時，根據已有的資料和了解的情況，馮漢驥站在月亮灣那高高的台地上，遙指馬牧河對岸的三星堆，對他的助手馬繼賢教授和正在隨他攻讀研究生的得意門生林向，說出了一句令後來歷代發掘者以及三星堆遺址的研究者都不可能忘懷的極具科學戰略眼光的預言：「這一帶遺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國的一個中心都邑，只要再將工作做下去，這個都邑就有可能完整地展現於我們的面前。只要把工作做到家，我自信地認為，今天的預言是不會有大錯的。」後來的發掘證明，這個預見是正確的，尤其是二十四年之後三星堆遺址兩個大型祭祀坑的橫空出世及大批金銀銅器和古城牆的驚現人間，以無可辯駁的鐵證，證明了當年馮漢驥的正確預見。

  關於這次調查、發掘的具體情況，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組寫出了一份調查簡報。由於此次調查時間相對過短，發掘中所揭露的面積有限，得到的標本亦不豐富，因而教研組本著「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的嚴謹的治學精神以及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在文章中較為低調地宣稱：

  這次我們所採集到的一批有關石璧的標本，大部是在離過去曾大批出土石璧的燕家院子以外約二百米處的鴨子河河岸斷層中找到的。這不僅證明這一部分東西原是就地製造，更使我們弄清了它與其他文化遺物之間的共存關係，矯正了過去一些錯誤的論斷，對於確定這一遺址的年代有很大的意義。

  廣漢中興公社古遺址出土遺物，與新繁水觀音遺址及成都羊子山土台遺址有許多相同的特徵，明顯地表現出它們應屬同一文化系統。這幾個遺址所在的地區，都在記載中的古代蜀民族居住範圍以內，所以本遺址當系一古代蜀文化遺蹟。

  關於本遺址的年代問題，過去有人認為應屬西周，有人認為應屬新石器時代（直到1958年發表的調查報告還採用這一意見），但這些論斷大都缺乏足夠的科學根據。首先是他們沒有弄清各類遺物的地層情況，例如解放前的一篇文章中認為：「以石器及陶器之原始形制觀之，實可謂……屬於新石器時代末期而在殷周以前也。」「至於溪底墓中之物（引者按：即指璧、圭等禮器而言）其時代較晚，當為周代之物，蓋所發現之玉器，與周禮所稱，多所吻合。」（《說文月刊》三卷七期，林名均，《廣漢古代遺物之發現及其發掘》）這當然是錯誤的，因其不知璧、圭之屬原與所謂形制原始之石器、陶片共存於同一地層中。但此種意見的影響卻較大，曾得到不少人的同意。

  此地陶器上的雲雷紋，是中原殷周銅器上最常見的紋飾，石器中璧、圭、璋等禮器，亦為中原周代遺物之風，由此我們可以肯定遺址年代不應早於殷周。前面提到的此地許多文化遺物與新繁水觀音遺址及成都羊子山土台遺址具有相同的特徵，這是我們推斷本遺址年代最主要的根據。因為以上兩個遺址都經過發掘，確切年代弄得比較清楚，前者屬殷末周初（參看《考古》1959年8期，四川省博物館《新繁水觀音遺址清理簡報》），後者上限可至春秋前期到西周晚期（參看《考古》學報1957年4期，四川省文管會《成都羊子山土台遺址清理報告》）。本遺址既然同時具有兩處遺址的特徵，自然其年代應居二者之中，即其上限可至西周初，下限可至西周末，最晚也不當晚於春秋之初。以上兩點意見，僅系根據調查材料所得，是否完全正確，還有待進一步通過發掘材料來證明。

  為了進一步證明這一學術論點，儘可能地剝去籠罩在月亮灣這塊土地上的神秘面紗，馮漢驥和他的學界同行，以及四川大學的師生都在耐心地等待著下一個大規模的探索發掘機會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