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時代

  在馮漢驥的具體操作下，1963年9月，四川省博物館和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師生組成聯合發掘隊，再次來到廣漢月亮灣燕家院子附近進行發掘。這是燕氏父子發現玉器坑三十四年以來，首次由中國人主持對三星堆遺址的重要組成部分——月亮灣遺址進行正式的科學發掘。此次發掘的具體組織和指導者，理所當然地屬於既是博物館館長又是川大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著名考古學家馮漢驥。

  按照合作雙方達成的協議，除馮漢驥之外，聯合發掘隊的副隊長分別由省博物館的張才俊與四川大學教授馬繼賢兩位考古學家擔任，其成員有省博的戴堂才和川大的童恩正、宋治民等考古學家，以及廣漢縣文教科的譚銳和中興公社的文化幹事王文江等人。按照要求，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的十五名學生全部參加了此次發掘。

  

  9月18日，由四川大學教授馬繼賢與一名學生乘一輛汽車，攜帶部分生活用具到廣漢打前站，安排食宿等諸多事宜。由於中興場至月亮灣地段道路狹窄，阡陌縱橫，汽車無法通行，只得將發掘工具、器材以及其他生活用具在中興公社的大院內卸下，由馬繼賢和他的學生花費了一天的時間，用肩膀挑到月亮灣回龍寺小學，在那裡租借了三間平房安頓下來。

  9月20日，聯合發掘隊幾十名師生和考古學家攜帶發掘工具，乘兩輛敞篷汽車開赴廣漢月亮灣進駐回龍寺小學。按照規定，凡參加發掘者每人每天平均只有一斤糧食的定量，缺額部分派一名學生到鄉下收購些紅薯作為補充。當生活稍做安頓後，按照馮漢驥的戰略部署，在月亮灣分別選擇了三個地點進行發掘。第一個地點選在燕家院子東南三十米左右的稻田裡，北面靠近當年出土玉石器的水渠，共開探方十一個。第二個地點選在水渠的北面不遠的稻田，只開一條探溝。第三個地點選在月亮灣一道高高隆起的土隔樑上，開挖探方一個，其目的是探察此處是否有由人工夯築的一道土牆或更加宏大的城牆。當這三個點的發掘陸續開工之後，發掘人員將原劃分的農耕土、文化層與生土層詳細分為上下兩層，並分別定為商代和西周早期。

  馮漢驥一邊與師生們在坑中發掘，一邊結合現場實際情況真誠地對年輕的教師和學生們說：「我們從事現代考古工作，必須親自參加田野發掘，鍛鍊自己，切莫再學過去的金石家，整天坐在書齋的沙發上聽任他人匯報古物出土的消息，並不親自到現場調查核實，那是沒有任何價值的。以後無論是誰，再也不要做沙發椅上的考古學家了……」這些看似淺顯的漫談，實則是頗為深刻的做學問之道，令年輕的師生們牢記心懷，並在以後若干年的社會實踐中付諸行動並大為受益。對於所發掘的實際考古資料的應用，馮漢驥還以自己的親身體會和幾十年工作之經驗告訴學生們：「要先從類型學的分析著手，再進而探討其社會意義，觀察務求細緻，思考力致周詳，應使器物爛熟於胸，在研究透徹之後才能下筆成文。」

  就在這樣一種教學與實踐相結合的發掘中，月亮灣聯合發掘隊於三個地點，共開掘十二個探方和探溝一條，發現房屋三組，墓葬六座，陶片三萬多片，出土了幾百件玉石器、骨器、青銅器殘片等等極富研究價值的文物。同時，在三個探方的二層中分別發現了一些零星的青銅器殘塊、孔雀石、銅煉渣等遺物，並發現一塊沿邊附有銅煉渣的粗陶片。經考古人員的初步推斷，當是坩堝的殘片，遺憾的是沒有發現煉爐的遺蹟。面對已被揭露的遺址和出土的大宗器物，馮漢驥與聯合發掘隊的每位隊員心情都頗為高興。整個發掘工作在平和的氣氛與收穫的喜悅中，按照原定計劃於同年12月3日結束，為期四十多天。

  關於這次發掘的成果，時任發掘隊副隊長的馬繼賢在若干年之後曾做了一篇追記，文中說道：

  月亮灣遺址發掘迄今已近三十年，當年指導發掘的考古學家馮漢驥先生亦已辭世十餘年，可此次發掘的資料一直未能公之於世。作為當年在他領導下工作並受教於他的學生，我實感有愧。幾年來，一些同志知道我是當年發掘的實際負責人之一，一再要我撰文介紹情況。敝人實難推卸，只好應命。不過當年的原始記錄已不在手邊，不能盡道其詳，只能依據當時整理保存的一些不很完整的資料做一回顧和追記，並以此作為對馮先生的紀念。

  ……

  首先，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後對該遺址的第一次科學發掘，為學術界提供了一批有地層依據的可信性資料，有助於對後來三星堆附近發掘的材料進行對比研究。

  其次，第一次從地層學和類型學上對月亮灣的發掘進行分析對比，指出該遺址是屬於同一文化的不同時期的堆積，糾正了以往依據地面調查獲得的材料來判斷該遺址文化內涵的片面觀點。發掘的事實證明了地面所暴露的主要是上層的遺物。

  第三，糾正了新中國成立前一些學者的錯誤觀點。比如當年葛維漢在燕家院子前面出玉器的坑中發掘時，曾把含紅燒土的層次誤認為是由於燒窯所致，故定為「窯層」。他還根據當地傳說與月亮灣梁子上曾暴露出漢磚等現象，從而認為這是漢代的廢墟。經發掘知道，地層中的紅燒土堆積，是房屋建築坍塌之遺蹟。月亮灣梁子上有東漢墓的遺留，並非人工建築之城牆。

  第四，三層下發現的溝槽，雖然當時我們已認定它是房屋建築的遺蹟，但它究竟是當時普遍的建築形式，抑或是有特殊用途的建築，因受發掘面積的限制，尚難定論。後來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在三星堆的發掘，證明這類建築是當時的一種普遍形式，兩地互相印證，表明這種建築從北邊的月亮灣到南邊的三星堆一帶都有廣泛分布，它們具有共同的文化面貌。

  最後，在遺址的第二層發現了殘銅器、煉渣、孔雀石及坩堝殘片，表明該層處於青銅時代，而且銅器是在本地製造的。這為將來在更大範圍內尋找冶銅遺蹟提供了線索，同時也為後來研究三星堆出土的極具特色的銅器群提供了有力佐證。

  正如馬繼賢在反思這段工作歷程時所言，由於受實習時間限制，當時在發掘中採用的是比較簡單的探溝法（2米×5米），因而受揭露面積所限，有些建築遺蹟未能探清其面貌。此外，在發掘月亮灣梁子的土埂時，雖然想弄清此處是否是一道城牆，但在發掘中地層被一座漢墓打破，清理時沒有發現人工夯土，所以認為不是城牆。後來經過四川省考古所多次發掘，證實此處恰恰就是一道商周時期的城牆，從而令當初的發掘者深感遺憾……當然，同所有的科學都在不斷地發展進步一樣，關於城牆這一在考古學中至關重要的大問題，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考古發掘的不斷深入才漸漸認識的。作為後來者，對馮漢驥等考古學家的田野工作及他們對遺址文化性質的認知程度和水平，是不會求全責備的。令人扼腕和頗感憤慨的是，當田野工作結束之後，一系列鬧劇、悲劇以及群醜的反覆出演。

  沿著馬繼賢在追記中所說的「此次發掘的資料一直未能公之於世」所透露的隱情，展開追索與調查可知，當年這支聯合發掘隊在撤出廣漢回到成都後，作為一個臨時組織的學術團體自然隨之解散。

  但為了對學生有一個系統的訓練過程，按馮漢驥的意見，此次發掘出土的全部器物暫存放於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以供學生們在不斷整理中有一個更加深入細緻的了解。然而，省博物館的部分領導和業務人員對這一做法提出異議，並說：把本次發掘的器物放於川大，既不符合常規，也不合乎情理，一旦這批器物整理完畢，其隨之產生的科研、學術成果勢必會被川大方面獨吞。在本次聯合發掘中，省博物館是出錢、出物最多的一家，沒有省博出錢出物，這些師生恐怕連校門都難以邁出，更遑論搞什麼田野調查和發掘了。而馮漢驥身為兩邊的主要領導，本應堅持原則，把一碗水托平，想不到竟置省博利益於不顧，將功名利祿的砝碼偏到了川大一邊。馮漢驥應認真聽取大家的意見，收回成命，令川大方面立即無條件地交出月亮灣發掘的全部器物。

  面對省博物館部分領導與專家當面或書面提出的這些明顯帶有偏見的意見，馮漢驥大感驚訝與惱火，想不到剛剛搞了個規模並不大的月亮灣發掘，是非與爭鬥就開始了。你們樂意斗就去斗好了，反正我是不改初衷。這樣想著，他採取了漠然處之的態度。對方一看自己的意見沒有引起這位一館之長的重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將意見書直接遞到了博物館的上級主管單位省文化廳主要領導的手中，請求立即出面給予干涉。面對這樣的請求，為息事寧人，省文化廳領導派出專人負責召集省博與川大雙方代表座談討論，並從中給予協調。省文化廳的特派員在聽取了雙方的匯報後，認為馮漢驥的決策並沒有什麼過錯，遂當即拍板決定，駁回省博人員的上書意見，全部發掘器物仍留在川大考古教研室進行整理。這一決定，令省博一幫人大為不快。他們並不甘心，還想找機會再次重申自己的觀點。

  就在川大師生即將把月亮灣出土器物全部整理完畢時，省博一班人預感到新的時機來臨，便於1964年11月再次提出要求川大歸還發掘器物。在省博的強大攻勢下，省文化廳領導在權衡了利弊得失之後，最終撇開了馮漢驥，拋棄了川大師生，並按照省博人的私下意願做出了最終的裁決，勒令川大馬繼賢等教師立即無條件地將器物交到對方的手中。川大師生見大勢已去，於無奈中將全部器物和已整理的至關重要的資料交了出去。

  從月亮灣發掘結束到川大整理髮掘器物，一直到將整理資料交與博物館的一年多時間裡，馮漢驥一面身心疲憊地應付著教學和校、館雙方那扯不斷理還亂的行政事務，一面仍以書生本色夜以繼日地做著《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的最後定稿工作。按照他的計劃，一旦這部報告徹底脫稿，便將主要研究方向轉到月亮灣一帶的古遺址中來，並在自己有生之年，儘可能地對這個遺址的年代、規模、文化性質等一系列問題有一個更加清晰的了解，真正從「仿佛若有光」的狹隘小口進入豁然開朗的傳說中的古蜀國的「桃花源」中，或許那個幾千年前的國度真的是「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如果運氣不錯，或許還將被那裡的國民「便要（邀）還家，設酒殺雞作食」（陶淵明《桃花源記》），痛痛快快地喝上一頓，順便慶賀一番。遺憾的是，自1964年年末，舉國上下「四清」運動的風潮驟起，馮漢驥作為這次運動中清理掃除的重點對象，被迫放棄博物館的一切事務，而被隔離在四川大學校園內接受組織和革命群眾的審查、監督、改造。就在這個時期內，省博物館從人民公園的舊舍遷到了人民南路的新館。在遷址的過程中，由於內部混亂與人為的毀壞，月亮灣發掘的器物被弄得七零八落。由四川大學考古教研室馬繼賢等師生費盡心血，歷經一年整理出的極其珍貴的發掘資料，像抗戰爆發之後著名的「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一樣，從此下落不明。

  「四清」運動剛剛結束，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接著爆發，無論是博物館還是四川大學，都開始在政治狂潮的漩渦里打滾翻騰，掙扎沉浮。博物館停止了正常的展覽和業務研究，川大停止了正常的教學和招收新生工作。作為在學術界頗有影響的學者和擔負一定領導職務的馮漢驥，首當其衝地受到了打擊，不但一切研究全部停頓，人身也漸漸地失去自由。他先後被冠以「反動學術權威」「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美帝國主義的代言人」等多種罪名，被揪出來，先是沒白沒黑地接受號稱革命闖將的批鬥，後來被博物館一幫新生的「革命造反派」當作人肉靶子一頓拳腳打得口吐鮮血，骨斷肋折。此次劫難馮漢驥雖經醫院搶救保住性命，但不得不穿著鋼背心（為保護斷裂的肋骨，用不鏽鋼筋做成的類似於背心的防護具）繼續接受批鬥與改造。1969年，馮漢驥又以「牛鬼蛇神」等罪名被造反派捕獲，押到成都市西南百里之外的大邑縣安仁公社原著名地主惡霸劉文彩的一個院子關了起來。在那個地獄一般的黑屋子度過了兩年暗無天日的生活後，又被轉到茂汶縣（今四川茂縣）一間破舊的倉庫繼續關押。在茂汶艱難地度過了兩年淒風苦雨的時光後，根據形勢的需要，再度轉到岷山縣五七幹校勞動改造，前後被關押、改造時間長達六年之久。在這六年的魔窟生活中，原本身體就比較瘦弱的馮漢驥，除被弄得骨斷筋折之外，還幾次吐血昏厥在地。儘管身穿鋼背心，但被批鬥到最後，已難以支撐起那骨瘦如柴、酥軟得如同枯草朽木一樣的身軀，不得不躺在一間黑屋的小床上苦熬時日。儘管如此，馮漢驥仍以一個正直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與不屈服邪惡勢力的民族優秀氣節自勵，不論在何種境遇和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咬緊牙關，不做脫離實際的檢討，不寫虛假誤人的材料，更不泯滅自己的文化良知與道德情操。對於個人遭受的荼毒和污辱，他強忍悲憤壓在心底不做計較，但眼見自己業務研究不能進行，生平壯志難酬，一支經自己親手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文物考古專業隊伍慘遭摧殘零落，廣漢月亮灣遺址發掘與研究被迫中斷與荒廢，而發掘出土的一批珍貴文物，又被博物館和社會上的造反派內外勾結，當作革命的對象予以砸爛剷除，心情極度焦灼痛苦，終於抑鬱成心腹之疾，開始長期臥病在床。1975年，外部形勢稍有好轉，馮漢驥被內部造反派恩准在學術界參加少量的活動，但身心已極度衰弱，幾乎無法行走。這年的11月，在門生童恩正等人的攙扶照應下，馮漢驥強撐著虛弱到極點的病體，為從湖南、貴州等地來四川參觀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做了一場有關夜郎研究的學術報告，報告尚未結束，身體已不能支，急送醫院救治，自此一病不起。

  「文革」開始前的馮漢驥

  1976年10月，當馮漢驥在病榻上聽到「四人幫」倒台的消息後，興奮異常，立即又燃起了久埋心底的希望之火。由於心中長期結繫著廣漢月亮灣情結，他派人將自己的得意門生兼助手、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教師、中國科幻文學之父、著名科幻小說《珊瑚島上的死光》的作者童恩正招到自己的病榻前，讓其設法重新收集1963年在廣漢月亮灣出土、在省博物館遭到大劫的器物資料，趁自己一息尚存，抓緊研究，以便在有生之年寫出一份有關這次考古發掘的初步報告，以便對學術界同人及人民大眾有個交代。童恩正受命後，開始按照導師的要求一一落實。令人扼腕的是，儘管童恩正為此費盡心機，全力以赴進行搜尋、查找，但存放於省博物館的器物，在「文革」中幾乎全部被造反派當作革命的對象搗爛砸碎，連同其他若干種器物被拋入垃圾堆中。而當年由川大師生嘔心瀝血整理出的文字資料，仍然是下落不明，無人知道是變成了垃圾還是被燒成了灰燼。萬般無奈中，童恩正只好在川大師生中收集了部分當年發掘時的日記體原始記錄，稍做整理，向馮漢驥做了匯報。面對這一劫數，馮漢驥清醒地意識到要完成一篇能在學術界交代過去的發掘報告已成為泡影，遂在長嘆一聲後改變了主意。他準備根據劫後殘餘的材料，撰寫一篇專題論文，以示對月亮灣遺址幾十年的仰慕眷戀之情。

  童恩正

  此後，馮漢驥在病榻上與童恩正根據掌握的殘碎材料，就有關月亮灣的玉石器問題做了研究與探討。根據擬定思路和師徒二人達成的共識，由童恩正執筆開始著手撰寫。就在初稿剛剛完成之際，1977年3月7日，一代考古學巨擘馮漢驥撒手人寰，乘鶴西去。

  馮漢驥去世後，童恩正按照其臨終前提出的修改意見，對剛剛草成的《記廣漢出土的玉石器》一文，進行了部分調整和加工潤色，最終得以定稿，總算是了卻了導師生前的一點心愿。

  馮漢驥手稿

  此文對歷年來廣漢出土的玉石器做了一次較為全面系統的清理與研究，並對月亮灣遺址的性質、年代以及與附近三星堆遺址的關係等敏感問題，一一做了論述。儘管文章篇幅不長，但從條理分明的論述中，仍然可以看出馮漢驥嚴謹縝密的思想脈絡、淵博的學識以及在字裡行間閃耀著的科學與理性的分析。文中特別指出：

  關於廣漢玉石器的時代，我們可以根據數十年中積累的材料進行分析。1933年，前華西大學博物館曾在玉器出土的原址開坑試掘，從地層關係和出土陶片看，玉石器應與周圍的遺址同時，因此我們推測其時代，暫時亦以遺址出土的器物作為標準。廣漢遺址陶器上的雲雷紋，是中原殷周銅器上常見的紋飾。陶器的豆、缽的器形，壓印圈紋和凹平行弦紋等紋飾，以及小平底、盲耳、器鈕的作風，均與成都羊子山土台遺址和新繁水觀音晚期墓葬出土的陶器有相似之處。據土台遺址原報告推測，可能是春秋時代的建築，夾雜在其中的陶片，當更早一些。新繁水觀音晚期墓葬的時代則為西周，因此我們推測廣漢遺址的時代在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可能不致大誤。

  馮漢驥去世後，由童恩正整理完成的部分學術論文複印件

  在秦滅巴蜀以前，四川地區是被稱為「夷狄」之國的，所以《漢書·地理志》說：「巴蜀廣漢本南夷，秦時通為郡縣。」廣漢玉石器的出土，說明蜀國的統治者早在西周時代即已經有了與中原相似的禮器、衡量制度和裝飾品。這對於研究蜀國的歷史有重要價值，而且再一次雄辯地證明了四川地區和中原悠久而緊密的歷史聯繫。

  這篇凝聚著馮漢驥心血與遺願的論文，終於在1979年《四川大學學報》第1期與《文物》第2期上相繼發表。其時，馮漢驥已去世兩年余，而離新一輪的三星堆遺址發現、發掘的高潮大幕再度拉開，也只有一步之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