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東京來信

  就在葛維漢與林名均等學者在華西大學博物館集中精力整理、研究廣漢出土器物之時，1934年下半年，成都東方美術專科學校校刊創刊號突然發表了一篇題為《古玉考》的學術論文，論文的作者為成都古董商人兼金石學家龔希台。據該文稱，1932年秋，龔氏從燕道誠手中購買了四件精美玉器。「其玉外作深褐色，或染朱，頗似出土器物。其一折斷，其中略作灰色帶淺紅斑紋，質地不甚堅細，其質料又與其他玉器迥異。然四器之形制及製作仍與廣漢文化遺物大同小異。四器並為圭璋之屬，各長尺余，柄俱有孔有牙，與土坑出土琰圭之牙孔無殊。」龔希台經過對所購玉器的鑑別研究，認為「燕道誠掘出玉器之坑及其周圍乃傳說中古代蜀國望帝之所，出土的可以串聯的綠松石珠則是古代帝王冕毓飾物……」。

  此文發表之後，立即引起了學術界的矚目與爭鳴。一批中外著名學者如顧頡剛、蒙文通、徐中舒、鄭德坤、衛聚賢、葛維漢、戴謙和、林名均等紛紛加入到了這場爭鳴之中。據後來出任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的鄭德坤說，到了「民國二十九年，龔氏已歸道山，其戚某氏以重價（將四件玉器）售歸華西大學博物館」。當時尚在館內的林名均考察了這四件玉器後說道：「其器質皆精美，各長尺余，柄俱有孔有牙，與前述琰圭之牙孔無殊。其一上部如戚形者，龔氏以為鉞；其一上有三枝者，龔氏以為戟；上作半圓者，謂之為琰圭，與前所述之琰圭相同；上如刀形者，謂之為牙璋，皆治兵之器也。龔氏考證精詳，惟質料與吾人所見略異，故有人疑其不真。」正如林名均所言，這幾件玉器的真偽問題一直在學術界存有爭議，沒有人能做出一個權威性的令眾人皆成共識的結論。

  葛維漢在自己撰寫的月亮灣發掘報告中，對燕道誠所挖器物坑玉器原狀推想示意圖。坑的頂部由大到小依次排列的石璧蓋在上面，平放或呈水平狀，墓邊垂直排放的石璧也同樣從大到小排列（葛維漢《漢州發掘簡報》，載《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誌》第六卷1933—1934年）。葛氏這一推想在後來幾十年的不斷發掘中，尚未得到考古實物證實，因而有專家認為葛氏這一推斷不能成立

  就在學術界圍繞廣漢出土的古玉與古器物所展開的研究與討論方興未艾之時，1936年，葛維漢於《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誌》第六捲髮表了歷史上第一份有關廣漢古蜀文化遺址的考古發掘報告—─《漢州發掘最初報告》（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報告將月亮灣發掘出土的器物、紋飾與河南安陽殷墟、河南澠池仰韶村、奉天沙鍋屯出土的器物做了比較，大膽而科學地提出了「廣漢文化」這一學說，並斷定這一文化其時代上限為新石器時代晚期，下限則為周代初期，也就是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同時極富預見性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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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發現的器物，至少對研究古代東方文化給歷史學者們提供了三種情況。第一，隨葬器物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古代的葬俗、社會和宗教習俗。第二，玉、石器以及器物上的紋飾，頗能引起考古學家的興趣。第三，出土的大量陶片，為研究四川古代陶器提供了重要資料。

  我們已經指出，那個令人矚目的發現是在一個挖掘七英尺長、三英尺深的墓坑內出土的，而且幾乎所有的墓葬大小大致如此。玉刀、玉鑿、玉劍、方玉以及玉璧等禮品，周代時均系死者的隨葬品，玉珠也為死者的隨葬物。如果我們假設它是古墓這個結論正確的話，我們認為在四川古墓中發現的器物，大約為公元前1000年的器物。

  墓坑裡發現的器物有綠松石、綠石或粗糙的穿孔玉珠。從玉珠的兩端進行鑽孔，接近玉珠半心處的孔徑較小。另外還有八十多件小青玉片，因為考慮到它們一般作為裝飾品粘牢在木製或皮製品上，沒有串聯或縫入的孔洞。這些玉刀、玉劍、玉鑿等顯然是祭祀用的。周代實行祭祀天地大典時，方玉象徵「地」，玉璧代表「天」。

  ……目前的這些資料，也只能停留在暫時假設階段，待將來找到更多的考古證據，以及廣漢收藏品極為詳細的第一手材料與中國其他地區的早期收藏品比較後，再來改變或確定結論。我們考慮廣漢文化下限系周代初期，大約公元前1100年；但是更多的證據可以把它提前一個時期，其上限為金石並用時代。我們這次在四川廣漢縣遺址發現的玉器、隨葬物和陶器系年代很早的標本。

  較之龔希台的《古玉考》一文，葛維漢的報告發表後，在中外學術界引起了更為廣泛、熱切的矚目。因為這是歷史上首次將廣漢月亮灣作為一處古代文化遺址進行命名和剖析，並較詳細地論述了出土器物與這一遺址內在的文化聯繫，揭示了掩埋者的意圖和秘密，將隱匿於歷史深處虛無縹緲的古蜀文明掀開了沉重的一角。這一角雖鏽跡斑斑、霧氣昭昭，但畢竟在萬重關山中打開了通往古蜀王國的一條小小的隧道，從而出現了「山有小孔，仿佛若有光」的可喜局面。雖離進入令人心馳神往的「桃花源」還有艱巨漫長的一段路程，但畢竟顯現了希望的曙光，這曙光或許在不遠的未來必將照耀出一段歷史的大世界、大輝煌來。由此，當廣漢發掘的消息傳到日本後，使在革命低潮時期流亡日本的郭沫若興奮不已。很快，林名均和葛維漢收到了郭沫若的來信，要求贈予廣漢發掘的全部照片和器物圖形以先睹為快。林、葛二人此前與郭沫若友善，接信後一一照辦，很快將資料由海路寄往日本東京。郭收到後，於1934年7月9日回信向林名均、葛維漢表示謝忱，並暢談他對「漢州遺址」的看法，行文中充滿了對哺育他成長的故鄉山水的深切眷戀，同時也看得出他當時那躍躍欲試而又無可奈何的兩難之情。其言曰：

  流亡日本的郭沫若與妻子安娜及兒女們在日本家中

  林名均先生：

  很高興接到你和葛維漢先生的信。謝謝你們的好意，送給我如此多的照片、圖片以及戴先生發表在《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誌》上的文章，並且告訴我有關發掘的詳細情況。你們真是華西科學考古的先鋒隊。我希望將來你們能取得更大的成績，研究古代的遺蹟和建築、雕刻、墳墓和洞穴。這一工作將產生豐碩的成果。與此同時，我也希望今後會有一系列的發掘以探索四川史前史，包括民族、風俗以及它們與中國其他區相接觸的歷史。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問題。我很遺憾，我不能歸國協助你們的發掘。

  你們在漢州發現的器物，如玉璧、玉璋、玉圭均與華北、華中發現者相似。這就是古代西蜀曾與華中、華北有過文化接觸的證明。「蜀」這一名稱曾先發現於商代的甲骨文，當周人克商時，蜀人曾經前往相助。此外，漢州的陶器也是屬於早期的類型。你們認為漢州遺址的時代大約是西周初期的推測可能是正確的。如果將來四川其他的地方尚有發掘，它們將顯示出此文化分布的區域，並提供更多的可靠的證據。

  根據你們的要求，我將我寫的兩本有關中國考古學的書送給你們，並且請書店直接將最近出版的一本送博物館，另一本送葛維漢先生。以後如有新作，我也將再送給你們。

  現在我很忙，就此擱筆。

  祝你們取得更大的成績。

  沫若

  1934年7月9日

  郭沫若在接到這批材料和圖片後，是否對廣漢文化做過深入的研究，不得而知，但葛維漢與林名均對此的研究卻持續了下來。繼葛維漢那著名的發掘報告之後，1942年，林名均在《說文月刊》第三卷第七期上發表了《廣漢古代遺物之發現及其發掘》長文。文中對出土玉器坑與其他器物的看法，有的與葛維漢的墓葬說基本相同，有的另有自己的見解，林文說：

  廣漢出土各遺物，其時代頗難決定。在葛氏報告書中，曾假定其為周初之物，後以發掘所得之石器陶器為溪底墓葬中之器物，屬於同一時代。其重要證據為溪岸坑中曾獲殘璧一塊，與琬琰之粗者質料相同。然玉器之變化甚少，是偶爾摻入，亦非不可能之事也。

  於此，吾人有一新假定，即二者本不屬於同一時代，將溪岸出土之物與溪底遺物分開。蓋吾人在溪底發掘時，絕無一片銅器或鐵器發現，以石器及陶器之原始形制觀之，這可謂其屬於新石器時代。惟陶器中有與城子崖之黑陶相類者，故吾人設定溪底發掘所得之遺物，屬於新石器時代之末期而在殷周以前也。

  至於溪底墓中之物，其時代較晚，當為周代之物。蓋所發現之玉器，與周禮所稱，多所吻合。又美國費爾特自然歷史博物館主任洛費氏所作之《中國古玉考》，其第六版第八圖之玉刀，形制與廣漢溪中出土之玉琰圭相同，彼認為系周代之物。又玉之有牙者，在周代亦頗為盛行。如洛氏書中第二版第二圖，第九版第一、二兩圖，第十三版第一圖，及第十五版第三圖，均為周代玉器之有牙者。又書中第十一版第一圖及第十二版中圖向外凸出之環，亦與吾人所獲褐色之環相同，洛氏亦定為周代。據巴爾序中稱，洛氏著錄玉器，多得自吳大澂收藏，及河南新鄭發掘所獲，並有最精確之考證者。以此證之，則吾人以廣漢溪中遺物屬諸周代，或不致大有謬也。

  惟此次發掘時間過短，所獲材料有限，溪中遺物，又已散佚不全，故對於其時代，不能十分確定，將來若能從事大規模之發掘，當必更有可靠之證據出現也。

  關於廣漢遺物出土的重要性，林名均從四個方面做了概括：

  一、古代之蜀，向皆目為戎狄之域，必無文化可言（國策記司馬錯伐蜀事，張儀曰：「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今觀廣漢出土之器物，其製作之精工，實無遜於中土，加以玉器之使用，尤足顯示其文化之高尚複雜。由此可改變吾人關於古代四川之基本觀念。

  二、由前所述，可知廣漢遺物與中原所得者有若干相同相似之處，則古代蜀中文化所受於中原文化之影響，當不難窺見其痕跡。蓋四川與中原之交通甚早，世本謂：「顓頊母，蜀山氏之子，名昌仆。」《史記·五帝本紀》亦謂：黃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取蜀山氏女，生高陽。其說雖未可盡信，然蜀之名早見於殷代卜辭。武王伐紂，蜀人預焉（見《尚書·牧誓》）。故謂四川與中原同為一系文化，亦無不可。則廣漢遺物對於吾國文化分布情形之研究上，實甚有貢獻也。

  三、由廣漢出土之圭，可證明《越絕書》所稱黃帝時以玉為兵之說不謬。古書釋以玉為兵者，乃以玉飾其兵器，不知兵器真可以玉作，後乃改變其用途耳。

  四、此次遺物之出土，僅只廣漢之一小區，即有如斯之成績表現。以此推之，蜀中埋藏於地下之古物，較此更古更重要或尚未經發現者，必有無窮之希望。可以斷言，是則對於將來之考古學乃莫大之關係也。

  就在華西大學葛維漢、林名均等學人趁著研究的熱潮，憋足了勁兒準備離開書齋，再行赴廣漢月亮灣發掘，並做進一步研究之時，震撼世界的抗日戰爭爆發了。在大炮呼嘯、血肉橫飛的境況中，發掘工作被迫中斷。後來隨著形勢的不斷變化，華西大學的洋教授們一個個退出了歷史的舞台，先後情願或不情願地返回了自己的國家，發掘月亮灣的機會對於他們也隨之一去不復返了。

  儘管迫於當時的條件，發掘工作業已停止，但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卻延續了下來。就在葛維漢、林名均在月亮灣發掘之時，正在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以碩士研究生的身份攻讀古文字與考古學的鄭德坤，曾專程入川赴廣漢發掘工地進行過參觀與考察，並和葛氏做了學術方面的交流。月亮灣的發掘給他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到了1941年，在美國哈佛大學獲得考古學及博物館管理學博士學位並回國的鄭德坤，接替葛維漢出任了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在擔任館長期間，他親自擬訂了一個以館藏兩萬七千多件西南出土文物為基礎，將博物館建成一個教學研究中心的計劃。許多年後，鄭德坤在回憶這段生活時曾說：「博物館的工作除了將館內幾萬件古物整理和展覽外，我還提倡利用這些古物作為『鄉土教材』。從前的留學生，多數是把他們在美國所念的理論整套搬回來，用外國的材料來教書。我當時則提倡鄉土教材，主張用當地的材料來講考古學與人類學。館中藏品主要是西南一帶的文物，於是我就用這些材料整理出一個系統，以為教學之用。整個博物館跟大學的課程配合起來，這樣教考古學與民族學就不再是洋學空談，每課都有實物可供研究和實驗。」鄭德坤的這一做法不僅為國人所敬重，同時也獲得了國外學者的讚揚。當時來中國訪問的英國牛津大學篤實教授即對此深感驚奇。他認為當時的西方人士都以為西方文化比任何文化都文明，中國國內學術界也瀰漫著崇洋的歪風，而四川竟有位中國人堅持用自己的「鄉土教材」教學，實在令人心悅誠服。

  也就在這個時期，鄭德坤寫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長篇論著《四川古代文化史》，並在《華西大學博物館專刊之一》發表。其中的「廣漢文化」一章，曾詳細地提及了葛維漢、林名均等在廣漢發掘的情形，從「遺址的發現、調查經過，土坑遺物，文化層遺物，購買所得遺物，廣漢文化時代之推測」五個方面做了宏闊而不失細緻的論述，對葛維漢、林名均、龔希台等人的學術觀點，或表示擁護與贊成，或給予反駁與批判，同時在行文中還旗幟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精闢而獨到的觀點：

  廣漢文化之關鍵在於土坑中之遺物。葛、林、龔三氏並以為系古代墓葬，然上古墓葬之發現記載，未聞有以石璧列為棺槨之牆壁者。假定實有此制，石壁左右及上三方陳列，是該墓前未經發掘甚明，然則何以燕氏發掘之時，未聞有人骨之發現？古代墓葬必有明器，而此土坑所藏僅石器玉器之屬。假使林氏據晉君所聞，稱石璧疊置如筍，橫臥泥中之說可靠，則廣漢土坑為墓葬之說，可不攻自破矣。竊疑為廣漢土坑應為晚周祭山埋玉遺址，坑形大小深淺雖與墓穴略同，而其功用則全殊。……廣漢地處岷山之陽，土坑位於廣漢西北，其為遙祠山神故址當可想像。……是廣漢土坑文化之年代，或可定為東周，約為公元前700至（前）500年也。

  廣漢土坑文化之年代已確定，其文化層之年代亦可迎刃而解。據發掘地層之觀察，知葛氏以文化層為古代陶窯舊址，其錯誤可不必細辨。土坑在文化層中為闖入品，其開鑿應在此居住遺址荒廢之後，是文化層之年代應在土坑年代之前。今以文化層出土石器與中國各地新石器晚期之遺物比較，不但石器至相仿佛，即粗陶細陶亦多相同。諸遺物中絕無石鏃及銅器之發現，一方面可以證明其有四川史前文化之特質，一方面亦可證明其年代應在銅器盛行以前。然則假定廣漢文化曾為四川史前文化新石器時代末期之遺址，正在土坑時代之前，當無不可，其年代約在公元前1200至（前）700年以前。

  鄭德坤長文的發表，使學術界圍繞月亮灣出土器物再度掀起了新一輪更加廣泛、深入的探討熱潮，「廣漢玉器」「廣漢文化」也隨著這股熱潮傳之四海，名滿天下。

  略感遺憾的是，1947年，鄭德坤受英國文化協會的邀請，赴英國在劍橋、牛津、倫敦三所大學輪流講學。1948年，當他完成講學任務路經香港擬返回華西大學時，由於國內戰亂難行，遂留居香港。1951年，鄭德坤再赴英國劍橋大學從事他中國考古和藝術的教學研究工作，此後一直在海外工作、定居，再也未能回到他夢牽魂繞的四川和華西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