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插手發掘

  戴謙和剛下車，正好遇到了外出歸來的美國人葛維漢。葛氏是人類文化學教授，早年畢業於哈佛大學人類學系並留校任教多年，研究古物與古人類遺蹟是他的本行，且造詣頗深，20年代末來華，在川南一帶傳教，同時做一些田野科學考察工作。當華西大學成立後，受他的好友、時任華大美方校長約瑟夫·畢啟博士的邀請來到該校任教，後來兼任了華大博物館館長之職，自此更加注重對邊疆地理的考察與古器物的搜集工作。在這期間還主持創辦了華西邊疆研究學會，定期編輯出版該會會志與博物館館刊，對推動中國西南邊疆歷史地理和古文化的考察研究做出了一定貢獻（對戴氏的做法，國內有些學者如馮漢驥等曾有不同的看法和評價——作者注）。因戴、葛二人同在華西大學共事，平時經常在一起喝茶聊天擺長城吹牛皮，還幾次結伴外出到川西搞過田野調查，遂成為要好的朋友。此次一見，戴謙和便用中國式的幽默說：「尊敬的館長先生，我送您幾塊石頭，不成敬意，萬望笑納。」

  美籍教授葛維漢在川西考察

  望著戴謙和風塵僕僕又精神抖擻的模樣，看到一輛軍車與幾名荷槍實彈的川軍官兵共同前來，葛維漢立即猜出這位神通廣大、愛好古物的地質學教授此次肯定撈到了長江上游少有的「大魚」，便雙手抱拳於胸前不無幽默地說：「歡迎，歡迎，在下求之不得。」說著將右手沖博物館大廳一揚，做了個請的姿勢。戴謙和讓隨行的官兵將盛裝玉石器的箱子抬下來，同攝影師老晉一道跟著葛維漢到了一間辦公室。在開箱之前，戴謙和又突發奇想，先讓葛維漢閉了眼睛，待箱子打開，裡邊的玉器一件件被拿出擺放到辦公桌上後，戴謙和說了聲：「好！」葛維漢才睜開眼睛。剎那間，幾十件大小不一、精美異常、光芒四射的玉石器如同洶湧奔放的潮水「嘩」的一下撲入眼帘，令人在短暫的驚異之中感到了一絲夾雜在詭譎神奇中的壯美與豪闊，其景觀既撼人心魄，又撩人遐思。葛維漢於驚愕中張大了嘴巴似想喊句什麼，但始終沒能喊出。他靜下神來，先是將擺放的所有器物用愛撫喜悅的眼神橫掃了一遍，然後伸手捧起一件玉琮旁若無人地仔細觀瞻起來。直到被晾在一旁的戴謙和大聲「抗議」，指責對方見財眼開，不夠哥們兒，葛維漢才從沉醉中猛醒過來，很不好意思地伸手拍了下戴氏的肩膀，又分別向攝影師老晉和抬箱的官兵點頭致歉，各方人員才開始進行理智的交接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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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維漢以華大博物館的名義接收了戴謙和交來的玉石器之後，對此視若珍寶，愛不釋手，並以極大的熱情和精力投入到研究之中。在此之前，葛維漢見過並親手摩挲過許多玉石器，但從沒見到有如此精美之器物。據稍後來到華西大學博物館任職的鄭德坤教授考證，西蜀石器文化的發現並不遙遠，其肇始於1886年英人探險家巴伯（E.C.Baber），此人在這一年入川遊歷時，於重慶附近當地老鄉手中收購了二件磨製石器，回國後對此做了研究並發表了學術論文，西蜀有史前石器文化遂聞於世。其後，居住在川康地區的傳教士葉長青（J.H.Edgar）及華西大學的戴謙和、葛維漢等學者，以邊疆學會的名義在各地展開調查，收穫頗豐。所取標本除將少數捐贈上海亞洲文會博物館及南京「中央研究院」外，其他的幾百件各式石器全部收藏於成都華西大學博物館。葉、戴、葛三人對當時採集到的石器進行了較為詳細的研究後，先後在《華西邊疆學會會志》《亞洲文會會報》等刊物發表了關於川康地區石器文章十餘篇。由此，四川史前文化才引起了中外學者的關注，前來調查者接踵而至，一時出現了西南石器文化研究的熱潮。1925年至1926年間，中亞探險隊考古學部主任奈爾遜（N.C.Nelson）前往三峽調查史前遺蹟。據鄭德坤說：「其人親履洞穴數百處，考察精詳，成績篤著，所得遺物，除一部分留在北平地質調查所外，全部編號運至美國，存放於紐約自然博物館。」關於這批器物的初步報告刊於美國《自然科學》雜誌，後又刊於《中亞自然科學》第一卷。1930年，廣州中山大學美籍教授哈安姆（Arnold Heim）曾專程自廣州跑到四川邊疆考察地質，亦得石器數十件。1931年春，美國哈佛燕京學社派包戈登（Gordon Bowles）到川西調查民俗，在一個稱作道孚的地方發現史前遺址多處，採集石器數十種。這批石器全部存放於華西大學博物館保護、研究……正因為有了以上的工作基礎，戴謙和把從廣漢運來的這批玉石器交給華大博物館也算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為弄清廣漢玉器的情況，葛維漢曾多次向戴謙和請教，並會同華大博物館副館長林名均對攝影師老晉所拍的照片做了研究，初步認為「月亮灣一帶很可能是一處重要的古代遺址」。同時預感到在出土器物坑的近旁必有其他遺物埋入地下，如果找到並挖出，可作為這個器物坑和掩埋器物的旁證加以考察研究。為了更詳盡地了解這處遺址與出土器物的內在聯繫與文化性質，葛維漢以「廣漢遺物之富於考古價值」為主題向華西大學校本部打報告，要求率領幾名教職員工親赴月亮灣玉器出土地點做一次考察，通過對這一地域的考察研究，從而得出合乎歷史真實的結論。這個報告在得到校方批准後，葛維漢又決定乾脆來個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籌集經費做一次科學的考古發掘，以找到更多的器物加以研究，儘快解開埋藏玉器之謎。為促成此事，他致函於廣漢的董宜篤相商，請其出面和地方上的頭頭腦腦們聯繫，做些前期的宣傳鼓動工作，爭取地方當局和士紳們的同意與積極參與，至少不至於在背後搗鬼，中途下絆兒，將事情搞亂攪黃。同時葛氏又利用華大博物館的影響力，一邊籌款，一邊積極做四川省教育廳的工作，最終辦妥了針對廣漢縣中興場月亮灣地區的考古發掘執照。廣漢縣方面在董宜篤的奔波說和以及陶旅長從中斡旋下，縣長羅雨蒼以廣漢縣政府的名義正式發函對此次發掘表示同意和支持。萬事俱備，只欠東風，葛維漢得此消息興奮不已，決定於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冬季水枯時期，在月亮灣燕家院子周圍進行試掘。但由於其他事務耽擱，此次計劃未能付諸實施就宣告流產。

  到了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春，葛維漢決定再度組織人員對月亮灣進行發掘，在經過一段時間緊鑼密鼓的籌備後，終於付諸行動。這年的陰曆三月初四、初五兩日，葛維漢、林名均等華大博物館的四位教授，攜帶著測量器、繪圖版、水準器、捲尺、鐵鍬、鏟、鋤、粗製毛刷、竹篾等發掘器物，連同十幾名訓練有素的發掘工人一起乘車來到了廣漢。在董宜篤的引見下，很快與縣長羅雨蒼、當地駐軍陶旅長等軍政要人接上了頭。羅雨蒼與陶凱當晚共同設宴款待葛維漢等人的到來，並於席間商及發掘的具體事項。最後決定以「此項發掘，非以現代科學方法不能辨明其層位而求得時代之價值。然此事在蜀尚屬創舉，以西人主持其事，恐引起不必要之誤會與糾紛，乃改用縣政府名義，由羅氏出面主辦」（林名均《廣漢古代遺物之發現及其發掘》載《說文月刊》1942年3卷7期。以下引文同）。為了表示地方政府對此次發掘的支持和重視，羅縣長指派兩名親信鄧巨鋪、蕭仲源專門負責發掘中的人員組織、調配以及後勤服務等事項，其他的諸如發掘計劃、發掘地點以及發掘中的方式方法等科學方面的事項皆由葛維漢全權主持。由於月亮灣地下藏寶的秘密隨著燕道誠的泄露，陶旅長手下官兵的發掘，董宜篤、戴謙和、葛維漢等洋人三番五次地光顧等舉動，早已在社會中廣泛傳播開來。當秘密挖寶的陶凱軍隊撤走後，成都與廣漢的古董商人、土匪、惡霸、地痞等各色人物，紛紛潛入月亮灣，欲發一筆橫財。尤其是當地最有名的如王腳豬和人送外號鬼難拿、鬼見愁、鬼敲門三兄弟等悍匪，主動與當地社會不安定分子相勾結，利用各種機會和藉口進駐月亮灣，在平坦的稻田和彎曲的水渠邊大肆挖掘起來。在不算太長的日子裡，整個月亮灣已不再是油菜花盛開，稻香四溢，曾養育了無數子民的溫馨家園，瞬間變得千瘡百孔，窟窿遍地。在這種情形下，負有地方治安之責的陶旅長曾多次派出軍警進行彈壓，但只收到一點暫時性效果，得到片刻的安寧，一旦軍警撤出陣地，立即又恢復了原來的混亂局面。月亮灣那雞犬不寧、狼煙不絕的狀況，漸已成為廣漢軍政要人的一塊心病。這次葛維漢一行的科學發掘，算是一個大的契機和轉折點。為了保證發掘人員的安全，也為了當地治安狀況儘快好轉，羅縣長和陶旅長商定，在發掘期間派出一個連約一百二十人的官兵與三十名團丁，日夜駐守在發掘現場，並集中部分精力合力圍剿、堵截、消滅在月亮灣活動的不法分子，如有為非作歹或繼續違抗者格殺勿論，或就地正法，或梟首示眾，以從根本上扭轉這種混亂態勢。

  廣漢縣縣長羅雨蒼

  第二天上午，葛維漢一行來到了月亮灣進行實際勘察，此前派來的官兵與團丁早已按照預定的守護、警衛方案部署完畢。為表示對此次發掘的重視，也為了徹底根除上次派兵挖寶的不良社會影響，陶旅長與羅雨蒼縣長等軍政要人於第三天上午率一干人馬來到月亮灣發掘工地進行視察。在葛維漢的陪同下，一行人先在燕家院子的四周和月亮灣台地轉了幾圈，葛維漢邊走邊指著眼前的地形，講著自己對這一區域的推測與未來的發掘計劃。看得出，葛氏的興致很高，而重返月亮灣的陶旅長此時的心情更是出奇地好。當這群特殊的視察大員轉到兩個守護的機槍手面前時，陶旅長望著架在土堆上那散發著瓦藍色光芒的德國造輕機槍，兩眼放光，興致大發，轉身對陪同的守護連長明知故問道：「這槍的威力咋樣，大不大？」聰明伶俐的連長早已聞知面前的這位活閻王有好大喜功、愛慕虛榮、故弄玄虛的嗜好，立即站直了身子短促有力地回答道：「報告旅座，威力巨大，比過去的機關槍可是厲害多了，不愧是德國造，真是名不虛傳呵！」

  葛維漢（右一）與縣政府官員在發掘現場

  聽罷此言，陶旅長得意地點點頭，接著大聲對兩個機槍手命令道：「你們兩個給我沖西邊那個橫樑子來一梭子，震一震王腳豬和鬼難拿這些個老王八，看他們還敢再來跟我陶某較勁。」兩名機槍手不敢怠慢，立即掉轉槍口，將一長串子彈「嘩嘩啦啦」地推上膛口，開始扣動扳機「咚咚隆隆」地放起槍來。密集的子彈飛出槍膛後在西邊不遠的橫樑上「哧哧溜溜」地上下竄動，不時有飛彈發出「唧唧」的怪異而駭人的鳴響，流彈撩起的一串串火花與煙塵，蛇一樣貼著地皮不住地竄動、翻騰、跳躍，形成了一道奇特而亮麗的風景。眾人見狀，識趣地齊聲喝彩，陶旅長見這次在洋人面前都露了臉，遂得意忘形地大笑起來。

  待羅雨蒼、陶凱等軍政要員例行完公事，前呼後擁地返回縣城後，葛維漢與林名均決定找燕道誠了解當年挖出玉器的詳情。此前，對燕道誠挖出玉器的具體情形，董宜篤曾對葛維漢說過，並言具體情形是「由小到大，分為三道，一列坑左，一列坑右，一列坑面，形如長方坑之裝飾」。而隨戴謙和赴月亮灣調查的攝影師老晉則對林名均說，坑中的玉器形狀及放置情況是「大小不等，疊置如筍，橫臥泥中」。為此老晉還特地說明，此種說法是從燕道誠之子燕青保口中得知的，當時「燕氏以事關風水，記憶甚確」。但這個說法顯然與葛維漢聽到的不合，到底孰是孰非，只有再請燕道誠出面回憶並決斷。當幾人來到燕家找到燕道誠，並請求其回憶那天晚上挖玉器的具體情形，以及玉器在坑內的布置狀況時，燕氏搖了搖頭，晃了晃腦袋，抬起袖子擦了把有些昏花的眼睛說：「當晚由於老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還刮著寒風，下著小雨，馬燈的光亮既小且暗，加上當時怕被人望見，心惶惶的，只顧向外掏東西，沒顧得詳細觀察器物之間有啥子聯繫。再說它們聯繫不聯繫與我們挖寶有啥子關係，我們只要把寶掏出來就對了。不過隱隱約約地還是有些印象，這個坑肯定是長方形的，坑中的玉石器整體的堆放情況似是圓形的器物如玉璧、石璧等，都是從大到小重疊在一起的，在坑的周邊環放著一圈石璧，其他器物的堆放情形就模糊不清了。再說這事都過去幾年了，我的身體也一天不如一天了，人老了，頭昏了，也就懶得特意去記了。」

  燕道誠挖出的玉器

  葛維漢等發掘人員聽了這個模稜兩可的描述，頗不甘心，又找來燕青保詢問，對方的回憶跟燕道誠不相上下，同樣稀里糊塗說不清楚。事實上，由於當時的心境和本人缺乏考古學方面的訓練，所以燕氏父子對坑中玉石器情形的回憶，只能供考古人員做個參考，但不能看作結論。不過按燕氏父子的說法，此坑連同大批器物的出現，至少給研究者留下了三個未解之謎。一是這個坑是誰挖的，在什麼時間挖的，為何不是其他形狀而偏偏挖成長方形？二是坑裡的玉石器為何要重疊堆放，橫臥泥中或環坑一周？三是這些大大小小的石璧到底代表著什麼意思，做何種用途？

  為解開這一連串的謎團，葛維漢、林名均決定先將燕道誠挖出器物又回填的那個坑重新掘開看個究竟。此時坑邊溪水暴漲，林名均只好指揮工人將欲發掘的一段用泥石斷塞，並將坑之兩邊掘開，使溪水改道經坑邊流出。後藉助燕氏田溪中所設水車將水車干，慢慢尋找到當初發現遺物的原址開始發掘。經淘掘後，發現其為一長約七尺、寬三尺、深一尺多的土坑，坑中舊藏遺物已全部被燕氏取去。林名均等「僅得玉圭之殘塊兩片及殘缺小石璧數件而已」。因當年器物被取出之後，為尋找金銀珠寶，燕青保又在坑中向四周亂挖一氣，使考古人員再看到這個坑時就顯得有些雜亂和不倫不類。儘管如此，原坑的輪廓還是能辨別出來。由於坑中受到嚴重破壞，整個坑壁已難覓到器物擠壓停靠的痕跡，當年那些器物到底如何排列組合，也只有聽燕氏父子的一面之詞了。

  對於這段發掘經歷，林名均在他後來撰寫的《廣漢古代遺物之發現及其發掘》的報告中說道：「此類石璧殘塊，尚有為前此燕氏棄擲於岸旁者，吾人亦一一拾取攜歸。此外尚有由坑中所散出之長方形綠色小玉塊，及綠松石磨成之有孔石珠，混於溪底泥沙之內，吾人淘洗約近百件。據云，自燕氏淘溪之後，附近居民於其近旁拾得此類石珠甚多，用線穿連以為兒童玩具。然皆散失（吾人曾於一鄉人手中購得數顆），小玉塊則無人拾取，任水漂去。按周禮典瑞，『鄢圭璧琮琥璜之渠會，疏璧琮以斂屍』，則其地或為古代重要人物之墳墓，諸物乃殉之所用也。或為古代祭祀大地山川之所，亦有可能。」

  林名均發表論文影印件

  面對這個已遭破壞的神秘的器物坑，葛維漢和林名均在此徘徊思考了很久，初步認定這個土坑是一座墓葬或者是一個祭祀坑。既然如此，像這樣高規格的墓葬或祭祀坑就不是孤立的，它一定有相關配套的其他設施與器物。在這一思想指導下，葛維漢決定就土坑四周布網發掘，儘量搜尋與之相關聯的遺蹟遺物。於是，若干年後被命名為三星堆遺址的首次科學發掘，於1934年這個陽光明媚的春天正式拉開了序幕。

  根據考察的情況，葛維漢與燕道誠進行了一番交涉後，決定先在燕氏當年挖掘的坑邊開兩道探溝，視發掘的情形再做下一步的打算，發掘事宜由林名均具體指揮實施。關於此次發掘的詳情，林名均在隨後發表的考古報告中做了這樣的敘述：

  林名均報告中發掘的探溝

  吾人預掘之工作地段，為小溪之左右兩岸，惟溪南即緊接燕氏私宅，其人迷信風水，不允於其宅外發掘，乃就溪北葫豆田壩及溪底二處作為目標。於是先沿溪開一長四十尺廣五尺之第一坑，經時四日，深達七尺。其地表面為近代之黑土層，平均深度約有三尺，其中所含陶片及破損陶器最為豐富，且有若干石器及其殘塊混入其間，吾人發掘所得，皆在此層之內。以其土層辨別為紅色，故葛氏疑其為古代之一陶窯。再次則為未曾翻動之黏土層，帶黃褐色，以探鋤擊洞視之，亦無遺物發現，知再掘無益於事，乃停止第一坑工作改掘溪底。

  1934年葛維漢主持的發掘現場

  ……溪底工作既畢，便緊接第一坑之南開第二坑，同時依其北開第三坑，長寬均同第一坑。第三坑土層與第一坑相同，在第二層中亦掘得若干陶片與石器殘塊。二坑半屬溪岸，較田壩約高尺余，上二層泥土系後人堆積，繼有近代陶瓷殘片，無何等價值。下第三層，與第一第二兩坑之瓦礫層同，所得亦相似。再下即為未曾翻動之黃土層矣。

  當發掘工作進行時，吾人即注意附近各地有無其他遺物，後果於小坡之上拾得石器殘塊兩塊，溪岸拾得少數陶足。後又由一農人處購得石斧一柄，柄刃及口部殘缺。又得刀柄一段，尚存一孔，據謂亦得自溪中，距燕氏淘制處十餘丈。此外尚購得紅色小石鑿一柄，謂於溪南土中所得。據此，則遺物散布之區域，甚為廣大，若能用長時間做大規模之發掘，成績必更有可觀，唯因種種限制，吾人不得不暫時結束。將所掘之坑用泥土補填復原，並給地主以相當回報以賠償其損失。

  由於此時川西平原匪患嚴重，雖有陶旅長與羅縣長派出的軍兵、團丁共一百五十餘人嚴防死守，並不時將那德國造輕機槍朝四周的土梁子和樹林放上幾梭子子彈，以示威脅與恫嚇。但仍有為數眾多的亡命之徒不吃這一套，他們置生死於度外，頂風而上，故意與守軍官兵團丁們較勁，聲言要血洗月亮灣，奪回失去的地盤，保家衛國，讓洋人們統統滾蛋。他們白天在不為人知的地方悄然蟄伏，每到晚上便像狼蟲蛇鼠一樣從不同的地方鑽將出來，開始對發掘工地及其相關人員進行騷擾。一批古董商人眼看自己的財路隨著幾個洋人的到來被封堵，於心不甘又頗不服氣，便與地痞流氓勾結，四處散布流言，稱縣政府與二十八軍第二混成旅軍政要員挾洋人以自重，並與洋人勾搭成奸，出賣祖宗，將近千名駐軍開赴月亮灣秘密挖寶。月亮灣下埋有古蜀國的開國之王——鱉靈王開金堂峽口的寶劍和他的坐騎等等。陶旅長的挖寶大軍敞了蜀王的墳，得了這把寶劍和一匹鎦金馬，並挖出了兩口袋金珠玉器與十幾棵搖錢樹。而這蜀王的墳一旦被挖開，月亮灣甚至整個中興場和廣漢的風水將遭到徹底的破壞，四方鄉鄰百姓即將大禍臨頭云云。由於這一番蠱惑煽動，使原本文化程度低下，整日在巫術與魔法的陰影中苦度時日的勞苦大眾，由最初的嫉妒變為眼前的恐懼，由恐懼演變為對縣政府與駐軍的憤怒，再由憤怒的火星迅速燃起了仇恨的烈火。在烈火的燃燒中，這些哀其不幸、恨其不爭的勞苦大眾，懷揣著關乎自己生死存亡的恐懼與急欲擺脫災難的焦急之情，開始主動與各路地痞、流氓、土匪及大膽的刁民勾結，嘴裡狂喊著「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守土有責，共同對敵」的口號，秘密成立了一個「廣漢民團鄉勇愛國護寶總指揮部」，開始與駐守的軍隊、團丁展開游擊戰。在如此民怨沸騰、險象環生的境況下，廣漢縣縣長羅雨蒼認為再這樣折騰下去，不但發掘的器物有所閃失，幾個洋大人的人頭都可能要丟掉。如果這幾個洋人真的在自己的地盤上被悍匪們作為「肥豬」綁去，將頭砍下，那事情可就鬧大了，不但自己要丟官罷職，腦袋都怕是很難保住。想到這裡，遂以「匪風甚熾、安全堪憂」為名與陶旅長、葛維漢協商暫停發掘，待「匪患已除，民眾息怨，事理盡曉後，再做發掘事宜之籌劃」。本來陶旅長還想憑著自己的武力堅持一陣子，聲言再派出一個團進駐月亮灣與悍匪刁民決一雌雄，但葛維漢此時早已吃盡了被騷擾的苦頭，再加上怕事情越鬧越大，於己於當地政府、百姓都沒有好處，遂萌生退意，同意了羅縣長的意見。於是，發掘隊於3月26日撤出工地，整個發掘過程為期整整十天。

  葛維漢與考古發掘人員撤離工地後在廣漢教堂前留影

  關於這段看起來有些意外的插曲，林名均在他的報告中曾說道：

  三月六日發掘工作開始，然附近無知鄉民，竟妄造謠言，謂吾人掘有金馬，時鄰境匪風正熾，恐因此發生不測，且夜間必須步至八九里以外住宿，為避匪患，眾皆為苦，故甫十日即行結束。

  此次發掘，在溝底和溪岸共開探方108平方米，出土、採集了六百多件器物。其中有石璧二十件，琬圭、石珠十餘件，琮三件，玉圈、小玉塊數十件。另外還有三件石斧、一件石錐、二件石刀、二件石杵、五件磨石和石珠等。文化層出土有灰陶缽及大量殘陶片，其中以灰陶居多，紋飾簡單，多為素麵。所出器物分置六箱，全部押送至廣漢縣政府。羅縣長在過目之後，便「以此有關文化之古物，分散之後不便研究整理，乃將全部移贈華西大學博物館保存」。

  按照林名均的說法，與羅縣長的慷慨大度成鮮明對比的是，「惜燕氏私藏數器，幾經交涉，未能購至，僅攝影以做參考而已」。

  葛維漢、林名均等人懷揣複雜的心情返回成都後，儘管有時間短促、發掘計劃未能全部實現的無奈與遺憾，但事已至此，只好將精力投入到發掘器物的整理與研究之中。20世紀50年代之後，著名的華西大學改為華西醫科大學，華大博物館的器物由四川大學博物館接收保存，在館內長期擺放展出的「廣漢太平場遺物」，即有這次發掘出土的全部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