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癒合的裂痕

  1988年12月22日，印度前總理拉吉夫·甘地在參觀了秦始皇陵兵馬俑後，滿懷激情在留言簿上寫道：「來到了偉大的歷史文明地，我完全被感動了。在此地——西安，開始了中國和印度的友好交往。向你們偉大的國家和偉大的人民致敬！」

  拉吉夫·甘地總理的留言，使人們想起了唐朝高僧玄奘去印度取經的故事，同時也想起了比這更早的年代——漢朝張騫出使西域的歷史與那條輝煌耀目的絲綢之路。

  這是一條同樣是以今天的西安為起點，向西方延伸一直通到地中海東岸的東西方貿易交往之路。在這條全長達7000公里的古道上，中國人將自己製造的「美麗得像野地上盛開的花朵，纖細得可和蛛網媲美」的珍貴的彩色絲綢源源不斷地輸送到羅馬帝國，在「羅馬城內中國絲綢昂貴得可和黃金等重同值」的物品，曾令羅馬貴族不惜血本爭相競購，以致近代西方歷史學家發出了「羅馬帝國的滅亡實是由於貪購中國絲綢以致金銀大量外流所致」的感嘆。而那時的中國得到的則不只有羅馬的金銀財寶，還有大宛的葡萄、苜蓿，安息的石榴，以及其他各國的胡豆、胡瓜、核桃、芝麻、大蔥等農作物品種，也相繼從西方傳了進來，在中國的土地上生長。當然，後來的佛教和佛教藝術也是沿著這條路傳入中國，並對中國的文化和藝術產生深遠的影響。

  不論古羅馬帝國的滅亡與貪購中國絲綢有無關係，但他們的競購卻是自願和自覺的。號稱「仁義道德」的中國從未對他們是否購買進行強迫和威脅，況且絲綢的本身並不存在有害於人的成分。

  可是，當歷史進展到18世紀末，中國人又不惜以每年1000多萬兩白銀做代價，去購買西方輸入的殷紅色罌粟花。

  當中國人逐漸意識到，這種罌粟花竟是足以使一個民族毀滅的毒素，並不願再做這樁殘酷的交易時，以「弱肉強食」的理論行事的西方列強，便使用大炮轟開了中華的大門。於是，他們以暴力得到了比做鴉片交易更為昂貴的金銀財寶，中華民族遭到了比購買吞吸鴉片更加迅速的滅亡之災……然而長夜迷濛，噩夢乍醒。慘痛的歷史漸已生鏽，血淚卻難消失。當中華民族從苦難中站起，當那些災難的製造者洗掉臉上的血污，重新打好領結，以友好的姿態踏入中國時，卻發現面前竟橫隔著一條條難以癒合的裂痕——故事之一：

  1988年秋，西方某國一個旅遊訪問團來到秦俑館參觀。當這個團的成員走進秦俑一號大廳時，頓時被面前的兵馬俑軍陣驚得目瞪口呆，大有劉姥姥進大觀園之勢。唯有一個看上去精明機靈的青年卻與眾不同地沒有驚覺之意。當旅遊團成員在導遊娓娓動聽的講解中緩緩前行時，那機靈的青年用眼睛向四周掃了一圈，悄悄擠出人群，在確定沒有危險後，迅速舉起手中的相機，對準了俑坑中站立的兵馬俑。

  就在閃光燈射出一道白光的同時，他又旋即躲進人群之中，像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聽起導遊的講解。

  但事情還是發生了。一個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走過來，將青年人的相機按住，打開盒蓋，將膠片抽了出來。整個過程短暫迅速、乾脆利落，大出包括照相者在內的所有人的預料。

  年輕人見整個膠片已曝光，立即捶胸頓足，嗚里哇啦地叫喚起來，其悲痛之狀如喪考妣。那博物館工作人員並未理會青年人的叫喚，抬手指指豎在坑壁旁「嚴禁拍照」的白色木牌，瀟灑地走向別處……當我在採訪中聽到這看起來並沒多大意思的故事之後，還是找到了那位工作人員進行了一番採訪。

  

  「那個故事是真的？」我在複述了別人講給我的故事之後，為防止訛傳，我特意說出此言以證真偽。

  「是真的。」他答。

  「從這個故事中，我感到您帶有一種奇特的心理去做了這件事。」我按自己的思維邏輯做出推斷。

  他笑了笑：「沒有什麼奇特的心理，本來大廳中明明白白豎著『嚴禁拍照』的牌子，他卻視而不見，非要和我們較勁兒，那我們按規矩就要給他一點懲罰。」

  「我不了解這裡的情況，也許我的推想錯了。」

  「不是錯了，你說得也有一些道理。一般的外國遊客，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的遊客，如果在大廳里拍了照，我發現後大多是先解釋或提出警告就算拉倒了，用不著什麼懲罰。而對有些國家的遊客卻不能含糊，非要給他點顏色看看不可。要不他還以為你軟弱可欺，以為這裡是100年前的敦煌莫高窟或圓明園，要是給他一點懲罰和顏色，他就會清醒地認識這兵馬俑坑再也不是100年前的敦煌莫高窟，可以任他們盜竊、踐踏，也不是圓明園，可以任他們搶劫和焚燒。那個年代畢竟已經成為歷史，今天的中國畢竟不是昨天的中國了……也許這樣做顯得有些過分或不太友好，但要友好就要相互尊重。

  你若不尊重我，我也很難尊重你，尤其是那些曾經在中國燒殺搶掠、無惡不作而現在還道貌岸然、趾高氣揚的國家中的人……」

  工作人員說完這番話後，望著我反問道：「你認為我想的和我做的是錯還是對？」「我理解你的心情。」我沒有正面回答他的提問。理解就是最好的回答，我想。

  故事之二：

  在秦俑博物館大門口的治安辦公室里，我和幹警聊著近幾年的治安情況。

  「還有沒有人敢來盜竊將軍俑頭一類的文物？」我問。

  「自從秦俑館建館以來，從沒有發生文物失竊事故，至於以前將軍俑頭、武士俑頭還有其他什麼頭被盜，與秦俑館毫無關係。」身邊的高副科長說著，似在證明著什麼。

  我怕重新落入將軍俑頭案之爭的怪圈，乾脆說道：「那扒竊遊客財物的小愉，這些年應該有並且也應該會出現在秦俑館吧。」「這倒是事實，我們這個辦公室的一項主要任務就是專門對付這些不法分子的。」他說著，瞥了一眼牆上懸掛的一長排耀眼的錦旗沒有再作聲。我知道那便是他們業績的標誌和人生的榮耀。

  關於抓扒手的話題，在場的所有人都頗感興趣，因為他們在這方面都建立過功績和付出過代價。

  「前幾年這裡的小偷比較多，大多從西安市過來的。其特點是腳穿平板鞋或球鞋，這些鞋子基本都是新的，他們幾乎三五天就要扔掉一雙，重新換一雙式樣不同的。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避免公安人員從留下的腳印中辨別出他們的蹤跡。但他們衣著打扮卻比較普通，褂子上的扣子大多沒有齊全的，因為他們經常在人群擁擠的公共汽車或商場行竊，扣子有不少被擠掉。我們掌握了這些扒竊分子的特點後，比較容易地抓獲了一大批。後來是西安的扒手來一個栽一個，最後一個也不來了，都到其他地方開闢陣地去了……」公安幹警蘭革利向我生動地描述了抓扒手的經過。

  另一名尚不知姓名的幹警接著講道：「1990年11月那次就大不相同了。」

  「怎麼個與眾不同？」我問。

  「那個時候北京正在開亞運會，外國遊客來得特別多。一連幾天都有外國遊人跑到治安辦公室，報告說自己丟了相機、錢和其他貴重東西。我們感到很奇怪，怎麼在短短的幾天內就發生了數次外賓錢財被盜的事件？難道是西安和當地的扒竊集團又在反攻，打進秦俑館？經過幾天的觀察，我們終於找到了這幫扒竊分子的蹤影。

  「這是一幫完全不同於西安和當地扒竊分子的盜竊團伙，每個人都是西裝革履，打扮整齊，看上去很有些商界人物的味道。我們在暗中觀察時發現，這個扒竊團伙共有9人，所採取的扒竊步驟和方式是3人為一組，共分3組。

  「每組又分前、中、後三點一線，最前方的是跟蹤外國人，第2個緊隨背後掩護，而第3個則拉開一定的距離，手端照相機悄悄觀察周圍的情況。我們一看這陣勢就知道遇上了高手。根據不同的敵情，我們也改變了往常單個跟蹤的戰術，也分為3人一組，將計就計，給他們造成了掩護和觀察上的困難。

  「這樣在一天之中就將兩組6人全部在作案的瞬間當場抓獲，共繳獲照相機3台和約合13400多元人民幣的外匯。經過公安機關的審查我們才進一步得知，這是一幫從桂林趕來的扒竊分子。這個團伙的大多數成員都是受到公安機關的通緝的在逃犯罪分子，號稱『西南虎』。奇怪的是他們行竊的對象全是外國人，並對西方那些黃頭髮、藍眼睛、長鼻子的洋人特別感興趣。我們在初審中問罪犯朱國林和李建國，為什麼不扒竊中國人的財物而專盯洋人，他們的回答是：『中國人太窮，一是沒有多少錢財，再說中國人偷中國人的東西也不仁義，算不上站著尿的男子漢。洋人們錢多物重，得手後感到過癮和解氣，因為他們在舊社會來中國耀武揚威並且還明搶明奪。眼下的政策不容許咱明搶明奪，暗地裡摸他們點錢財也不算什麼太大的罪過……」聽完這位幹警的敘說，我心裡隱隱作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