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壯的衰落

  李斯書泰山石拓本「始皇帝」

  上述文字是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總統穆罕默德·齊亞·哈克到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參觀時的留言。這位總統對中國文化沒有太深的了解，但這幾句話似乎還算得體。

  秦俑的發現和幾十年的發掘，無疑向今天的人類打開了一扇早已沉沒於歷史煙塵中的大秦帝國的窗口，開啟了一扇使我們重新走向遠古和遠古人類心靈的門扉。駐足於這帝國的窗口，走進這遠古的門扉，我們越來越清晰地感知了秦帝國昔日的風采，感知了遠古人類非凡的創造力與剛毅不拔、奮發圖強的精神。那扣之有聲、威武雄壯的陶俑，那寒光閃耀、銳氣逼人的青銅寶劍，那雍容華貴、神采飛揚的銅車銅馬，那變化多端、神秘莫測、奧妙無窮的軍陣布局，那燒陶的技藝，那青銅的鑄造，那冶金的水平……這一切，組成了一部浩瀚博大的百科全書，字裡行間無不展示和激盪著秦帝國的蓋世雄風，鐫刻著它的創造者和組織者不朽的聲名。這個銷聲匿跡的帝國，正以另一種形式穿越空間與時間的隔膜再度神奇地復活。

  由此，今天的我們在置身於這輝煌燦爛的古老帝國之中的同時，也更能撥去歷史的烽煙迷霧，對這位帝國大業的締造者和中國綿延不斷的文化進行更清醒的認識和反省。

  關於這位親手創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統一的封建專制國家的秦始皇帝那叱吒風雲、剛烈悲壯的一生，兩千多年的歷史輿論對他有褒有貶、有譽有毀，有高亢激昂的頌歌，有沉鬱淒婉的唾罵。但作為一個奠定了「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的封建制度基礎，並具有獨特性格的歷史人物，讚譽難掩他的錯誤和過失，詆毀也不能抹殺他的豐功偉績。只是面對著這個復活的帝國和今日的生活現實，我們不能不將關於秦始皇的毀譽交融中最為敏感和明顯的爭論——焚書坑儒事件，再一次鄭重提出並加以探討，以明歷史的真實和中國文化在漫長的歷史沿革中對社會推動的得失。

  李斯書泰山石拓本

  秦始皇焚書坑儒事件，儘管各種史料記載有不同之處，但其總體卻是一致的。

  當年所焚書籍有二類：一是《秦記》以外的周室六國史書。二是民間所藏的《詩》《書》百家語等諸子書。除焚書之外，又以「誹謗」「或為妖言以亂默首」的罪名，坑殺諸生460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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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百年來，人們把焚書坑儒事件作為秦始皇殘忍、暴虐和毀滅中國文化的一大罪狀加以唾罵和貶低，使這位千古一帝的偉大形象由此蒙上了一層陰影，而不再具有昔日的輝煌和完美。但是，人們在極度的憤慨、唾罵和詆毀時，卻很少對一個在這次事件中極為關鍵的人物進行批駁，更很少有人對這個人物本身以及他所代表的階層予以深入的解剖和探究。這個人物就是當時的丞相李斯。

  之所以說李斯是事件的關鍵性人物，是因為大量書籍的焚毀實則是他一手促成的結果。如果沒有他那誇大其詞、聳人聽聞的煽風點火，事情的結局完全有可能是另一種樣子。

  李斯當時儘管已身居要職，但仍未擺脫為君主駕車牽馬的士大夫階層和「伴君如伴虎」的險境。不同的是，他比一般的士大夫更多一些實際權力而已。

  李斯畫像

  令人不可思議和痛心的是，這個具有非凡才華和智慧的階層，正如黑格爾所言：「自信生來就是為皇帝拉車的。」因而不擇手段、費盡心機依附權力，攀高結貴，以選擇為皇帝和政權駕車的最佳位置。同時，在選擇的方式和駕車遠行的漫漫征途上，又開始了內部的自殘和激烈的角逐。其悽苦殘忍之度，絕不比古羅馬打鬥場奴隸之間的拼殺格鬥遜色。隨意掀動中國歷史的每一頁，都不難發現這個階層內部的悲壯的自殘事例。戰國時期的孫臏，先是自己被同窗龐涓削去雙膝，受到酷刑，後來又是他在馬陵道設下伏兵，以勁弩將龐涓射死於荒山野嶺。兩個傑出的軍事家就這樣完成了悲壯的人生旅程。而秦代的李斯，則先是以其超人的計謀，將和自己處於同等地位的同學韓非用毒藥致死後，再以風捲殘雲之勢，借秦始皇之手將比自己地位低下的諸生坑殺於荒郊野外，但自己也在和同僚的角逐中馬失前蹄，被處死於咸陽街頭。這種士大夫階層的自殘，隨著歷史的進展，越演越酷烈淒婉。其事例之多不可勝數，許多悲劇並不是由坐車的君主造成，而是拉車的士大夫自殘的結果。

  之所以歷史上許多君主被冠以暴戾、無道、殘忍的罪名，只是他本身被當作士大夫階層自相殘殺的銳器而已。

  令人大惑不解和扼腕嘆息的是，這個出現了許多具有宏韜大略蓋世英才的社會階層，千百年來只知一味地依仗權勢，為君主駕車開道，卻從未構築起自己獨特的生存方式和生命體系，在紛繁的大千世界中，他們始終不能作為一個獨立的整體與君主、權勢做抗衡以爭雄，並取得自身和這個整體階層的勝利，這不能不算作最大的悲劇。這悲劇的深層底蘊所揭示的則是自譽為萬物之靈的人類之聖傑，遠沒有小小的螻蟻聰明和清醒的哲理。

  因為，那小小的螻蟻深知自己個體的力量無法和山野叢林中的君主——猛虎、巨蟒之輩爭雄。在面對如何生存的嚴峻問題上，它們所做出的選擇不是為猛虎開道，亦不為巨蟒駕車，而是精誠團結，構築了自己獨特的生存體系，並以個體的智慧和整體的力量在山野叢林的生存環境中，和猛虎巨蟒分庭抗禮，頑強生息繁衍。

  人類中的士大夫可以伴君，但這小小的螻蟻卻不伴虎。它們以整體的力量和獨特的生存結構出沒於山野叢林，使整個動物世界中的君主、梟雄也不得不敬而遠之，莫敢輕舉妄動。假如人類能領悟了其中的奧秘，假如秦時的儒生包括李斯本人不是紛紛跑到咸陽，依附權貴，給君主拉車開道，以圖個人眼前之小利，而是建立和構築另一種生存體系，或許，他們的命運結局沒有如此悲慘。或許，整個世界人類的生活又是另一個樣子。或許，在秦帝國隕落的千百年後，那種知識分子自殘的悽苦情景也不會在這塊黃色土地上出現。遺憾的是，這一點，至今人類沒有做到。所以悲劇也就不會休止。

  諸多史評家把秦始皇焚書坑儒說成毀滅中國文化，這顯然有些誇大其詞和加重其罪之嫌。確切地說，應是以法家為代表的秦文化毀滅以儒家為代表的關東文化。

  與此同時，「秦雖無道，諸之尺書，文篇俱在」。

  至漢興起時，民間所藏諸子百家之書陸續而出，可謂洋洋大觀。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餘風也驟然升起，陰陽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等諸子之學與儒學並存。

  各有各的信徒和市場，漸已形成燎原之勢。只是自漢武帝行使「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後，各家學說才又陸續退出中國政治文化舞台中心。

  秦始皇焚書坑儒圖

  「生還者說」專題雜誌

  這樣的事實，已清楚地向我們表明：秦始皇的「焚書」政策和文化征服所收到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它在客觀上沒有造成中華文化的斷裂和滅絕性的浩劫。相反的是以項羽為代表的關東復辟勢力的兵燹行動，卻給先秦文化和科技造成了滅絕性的毀壞，致使輝煌的雕塑、書法、繪畫、文學、音樂等藝術和傑出的燒制、鑄造、冶煉，以及防化等科技精髓幾乎絕跡於世，出現了金光閃爍的中華文明鏈條中再也無法銜接的斷裂層面。秦兵馬俑和銅車馬的出土，以鮮活的實物和無可置疑的事實證明了這一論點。否則，兵馬俑寫實風格的雕塑藝術、燒制工藝、銅車馬的冶金鑄造和青銅劍鉻鹽氧化處理的先進科技可能就不會失傳，甚至直到今天都仍然是難以解開的科技工藝之謎。

  董仲舒（公元前197—前104年），廣川人（今河北棗強東北），漢景帝時期博士。漢武帝時，以賢良對策，提出天人感應之說，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被武帝採納。存世著作為《春秋繁露》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董氏用陰陽五行學說，系統建立並闡述了他的「天人感應」思想

  項羽發動的兵燹，僅僅是使處於當時世界領先地位的中國文明發生了斷裂，而漢武帝所採取的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則對中國文明的發展產生更為深遠的影響。

  漢初復興的儒家學說，當時仍只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在它的面前仍然是諸家學說林立，如老子、莊子、墨子、陰陽家等諸家學說在朝廷和民間的影響，大可以和儒學分庭抗禮。只是漢武帝下令「獨尊儒術」後，諸家學說才日漸蕭條冷落。

  而這時的儒術由於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也便失去了原有的披荊斬棘、在競爭中不斷發展、改進和完善自身的創造力和應變力，原有的單純、樸素、貼近人生和現實的精華也日漸受到侵蝕。這時的儒學便開始趨向呆板、陳腐和僵化，它作為一家獨立的思想學說受到時代的嚴峻挑戰，並將沉淪於歷史的泥潭之中。

  導致這種結局的根本原因，就是在於漢武帝的大一統思想。如果這種大一統思想只是在語言、度量衡、曆法、禮樂等社會生活的形式方面的統一，則是符合民族歷史發展的趨勢和國家民眾的需要，對社會具有推動作用。可惜的是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根本目的在於完善政治一統天下的思想一統，或者說是思想一統下的政治一統，而這種一統思想或一統政治又都是君主個人意志與見解的具體表現形式，從而使中國的集權化、君主專制政治又更加集中和「一統」，使人們的精神意志和生活方式完全臣服於君主的權力和意志之下，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思想怪圈。

  山東諸城前涼台出土東漢畫像石，刻畫了講經人和捧簡聽講人的形象

  但隨著這種怪圈的形成和加固，儒學本身卻衰落和日漸走向破滅。在這關鍵時刻，由於董仲舒的出現，才力挽狂瀾，將衰竭的儒學再度復甦。

  董仲舒通過天人感應理論，以自然法則作為人的行為規範，以自然秩序比附社會倫理，以天象變異比附人的喜怒哀樂，從而成功地把各種文化的行為準則和價值取向都放置於天命的支配之下，形成了新的以儒、道、陰陽、刑名、天、人、自然合而為一的漢代儒學。這種「天人感應」的新儒學理論，為「君權神授」製造了迷惑民眾的依據，從而使封建君主的大一統思想和一統下的政權順利地沿著這一理論體系跨過了近千年的歲月。這種新儒學的理論不僅鞏固了大一統思想和封建君主政權，同時也在迷惑民眾的過程中使中國的古代教育喪失了獨立性，滑向了腐蝕消磨人們的想像力和創造性的歧途。所培養出來的大多是奴性十足的官僚和滿口「仁義道德」的迂腐學子。

  孔子整理並向學生傳授「六經」情景

  而這種奴性教育的最終結果是使官僚和學子的一切行為更屈從於政權並按照時政的意志和需要去行為。秦始皇的「坑儒」事件，在西漢前期尚未見載諸典籍，只是一些儒家學派的信徒口傳而已。漢武帝下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有個叫衛宏的人為迎合君主以及儒家學派的歡心，在一篇《詔定古文官書序》中，將秦始皇坑儒的傳言鄭重其事地記錄下來，並編撰了秦始皇在驪山溫谷種瓜，瓜熟後令儒生們下谷觀看，正當儒生們對面前的奇異現象各持己見、爭執不休時，秦始皇下令填土，700餘名儒生被全部活埋坑殺。而後來的史學家王充出於和衛宏同樣的目的，竟不顧歷史事實，在《論衡》的《語增篇》中信口開河地加以證實道：「傳語曰：『秦始皇焚燒詩書，坑殺儒士……言燒焚詩書，坑殺儒士，實也。』」王充的結論，終於使秦始皇背上了「坑儒」的罵名。而事實上，當年的秦始皇並未「坑儒」，只是殺了一些靠招搖撞騙、欺君蒙世的「方士」而已。

  當然，秦始皇坑殺方士的做法也未免過於殘暴，若在兩千年後的今日，按照法律以詐騙罪將這些方士判幾年刑也許較為恰當。

  當董仲舒提出並創立的新儒學流行了近千年之後，由於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在中國的興起，這種以陰陽五行為主體的新儒學又日漸陳腐並受到嚴峻挑戰。儘管正統的儒家學派大力排斥詆毀佛道二教文化，但最終還是在這兩種文化的滲透衝擊中，不得不吸取佛道哲學中的思想精華，對漢代儒學進行第二次改造和完善。於是以朱熹為代表的儒家學派所創立的「三教合一」的理學又順時誕生，從而，被再一次改造了的儒學又在中國延續了近千年。

  孔子創立的儒學，經過歷代王朝的一路滾動，其中「三綱五常」「忠君守節」「仁義道德」之類的思想系統愈漸強化，越來越加重了民眾在政治上的壓迫和思想上的桎梏，扼殺了進步求新的思想和精神。中華民族傑出的智慧、非凡的創造力和想像力，也在「四書」「五經」的薰染中愈漸變得愚昧並陷於僵化。延至明、清時期，隨著科舉的發達、八股的盛行，專業教育受到嚴重的壓制和摧殘，史學、藝術受到儒家保守思想的制約，科學技術則被視為「雕蟲小技」而大加詆毀蔑視，致使中華民族處於危機四伏、瀕臨絕境的險要關頭。

  當歐洲的科學家、革命家用血與火的代價衝破了持續一千多年黑暗的中世紀，並把古代科技向現代科技轉變的時候，我們的帝國仍在儒家的傳統思想懷抱里徜徉，並陶醉於中央大國的迷夢之中。屈原、岳飛、海瑞式的忠臣不斷出現，但張衡、祖沖之、沈括式的科學家卻日漸減少。

  秦始皇帝焚書坑儒時，孔子九代孫孔鮒把《論語》等儒家經冊藏在一堵牆壁中，直到漢代這批所謂「魯壁藏書」方被發現。圖為孔廟為紀念此事而建的「魯壁」

  孔子刪定的「六經」是《詩》《書》《禮》《易》《樂》《春秋》六書。其中除《樂》原書不存外，其餘五經尚存。圖為後人輯注的《毛詩傳箋》《書經》《禮經通論》《虞氏易》《春秋集語》

  直到西方人用洋槍洋炮轟擊中國封閉的大門時，傳統的士大夫們還在儒家文化的祖傳寶庫中尋找抵制西方文明的精神武器。據說古代曾有讀《論語》退敵兵的戰例，只要是「仁義之師」定能所向無敵。但面對這些完全來自另一個文化世界，只知道「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全副武裝的洋鬼子，再也無法用讀《論語》的方式和「仁義道德」的說教來阻止他們的進攻，即使那些不大拘泥於「唯經唯聖」思維模式的清軍將領，面對以自己祖宗發明的火藥武裝的洋槍洋炮也蒙了，他們在一番苦心孤詣的冥想後，終於從佛道二教文化中得到啟示，斷定這是洋人施展的妖術。

  於是迅速組成了防禦戰術，大量的兵卒用手中的刀矛劍戈刺向肥豬、羊群，將一盆盆鮮活的熱血潑灑到城牆上，以道戰妖。然而熱血未乾，國門卻在炮擊中搖擺得越發厲害，大有頃刻即潰之勢。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嚴峻關頭，清帝國的將領和滿口「子曰詩云」的學子們，除再次命人將糞便和污物塗於城牆城門之上以破妖術外，再也沒有什麼招數與敵一搏了。這個以儒家傳統文化構築的大一統的古老帝國，終於在新的文明撞擊中走向沉淪。當中華民族飽受了外敵的鐵蹄蹂躪和血腥屠殺之後，驀然回首，才發現這體現儒家文化精神的「道德仁義、非禮不往」云云，原來竟是吃人和被人吃的禮教。若這禮教專吃外敵，倒還是件幸事，遺憾和具有悲劇意味的是偏偏去吃孕育呵護了它幾千年的中華子民。所以，當「五四」新文化運動掀起的時候，以易白沙、吳虞、魯迅、李大釗、胡適為代表的有識之士，在響亮地提出了「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捶去，燒去！」的口號的同時，也以「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付諸了行動……中華民族終於在血與火的洗禮中步履艱難地走到今天。當我們面對兵馬俑這扇兩千多年前的秦帝國向後人開啟的窗口時，難免要做這樣的遐想：假如當時的秦文化能夠征服關東文化，假如秦始皇燃起的那把大火使儒家學說全部更新，中華民族的進程和歷史命運會是何等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