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安慶事件

  我在秦俑館奔波，曾數次穿行於兵馬俑坑和銅車馬展室，每一次都有一種異樣的心靈震顫和從未有過的精神收穫，我越來越感到我所踏入的是偉大的古代文明與精湛的現代藝術所融會而成的神聖殿堂。

  如果說兵馬俑與銅車馬的製造工藝和冶金技術體現了古代人民非凡的創造力與傑出智慧，那麼，兵馬俑與銅車馬的修復以及氣魄恢宏、寬闊雄偉的展廳，則完全展示出中國現代人民豐富的想像力和卓越的建築藝術水平。我在為這輝煌神聖的殿堂驚詫之餘，以同樣的敬慕之情靜心觀賞鐫刻在殿堂之上的書法藝術。從墨跡的風格和氣韻中不難看出：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幾個雄壯的大字為大名鼎鼎的葉劍英元帥所題。

  「銅車馬展廳」5個蒼勁剛健的行書字跡則出自久負盛名的大書法家舒同之手。

  而唯獨「第一號兵馬俑大廳」幾個穩重秀美的篆書難以辨別是出自哪位大家之手。

  於是，有人告訴我，這是秦俑博物館陳列部美工鄭安慶的墨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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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博物館的美工能寫出如此令人驚嘆的字體，並且高懸大廳門口上方，無一掩飾地接受海內外遊客的欣賞與品評，這不能不說是作者的一大幸事。我決定親眼見一見這位幸運的美工，分享他的幸福與歡樂。

  然而，當1991年初春，我走進陳列部見到這位40多歲的漢子時，竟出乎意料地發現他沒有我想像的那樣聰明伶俐、健談豪爽。他給予我的感覺是口齒愚鈍、行動笨拙，只有那份熱情與真誠尚存在他的身心之中。在我以極度驚訝和迷惑的神情得知了關於他的一段苦難歲月之後，才恍然醒悟昨日這個才華橫溢、穩健剛強的血性男兒為何變成今天這種模樣。

  1982年9月26日，《陝西日報》報導了這樣一條消息：

  走私犯鄭安慶被依法逮捕

  本報訊 秦俑館美工鄭安慶未向公安機關申請備案，又未經工商部門批准，私自開設刻字行業。從1980年7月至1982年4月，他先後向外國商人走私印章、印料二百五十餘枚，用五十四件小包裹郵往國外，從中牟取暴利一萬二千八百八十五元七角。並收受外商：彩色電視機、收錄機各一部和兌換券七百三十八元。臨潼縣公安局根據《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條和《海關法》一百零七條、一百五十條、一百八十四條及對外貿易的有關規定，認為已構成走私罪，經縣檢察院批准，將鄭安慶依法逮捕。

  （唐世興）

  鄭安慶創作的《延安精神印譜》書影

  鄭安慶創作的《秦兵馬俑印譜》書影

  鄭安慶創作的兵馬俑印譜

  消息已明確警示世人，鄭安慶的災難是因為他私刻印章和外國人做生意。想不到他不但有一手瀟灑俊秀的書法，而且還有刻制印章和外國人做生意的本事。

  其實，早在鄭安慶上小學時，就迷戀於書法、繪畫和金石刻字的藝術，並經過十幾年的奮力苦搏，他的藝術創作成果終於得到了社會的承認和書畫界的讚賞。自1962年起，僅他的篆刻印章就先後在《羊城晚報》《廣州日報》《新體育》《陝西日報》《西安晚報》《延安畫刊》《延河》等20餘家報刊發表近百方，並出版了《毛主席在陝北》的印譜單行本。

  1978年，鄭安慶從一家工廠的子弟小學調到秦俑館做照相與繪圖工作。1979年秦俑館開放之後，鄭安慶見外賓紛至沓來，便向館領導提出了「願在工作之餘用我的刻印小技為外國遊客治印，以為博物館掙外匯」的建議。他的建議沒有被館內領導者採納，但卻埋下了悲劇的種子。

  1980年4月，鄭安慶再次向館領導提出了他先前的建議：「現在工作有了秩序，館內也設了小賣部等設施，我可以在工作之餘刻些印章為館裡掙點外匯。」

  他的建議得到了領導的許可：「你先刻刻看吧。」

  鄭安慶頗為激動，一種複雜的心情驅使著他，當天夜裡就用自己原有的水墨石刻出了三方印章。他的確出手不凡，三方刻石刀法嫻熟、字跡剛勁有力，除正面的刻字外，又頗費心機地在印側四邊刻下了秦俑圖像和俑坑簡介，以及「××先生×年×月×日赴中國西安參觀秦兵馬俑坑刻石紀念」的文字。

  鄭安慶創作的秦銅車馬印譜

  第二天，鄭安慶將3枚刻章及印模拓片拿到博物館外賓小賣部對外銷售。不出3日全部售完，秦俑博物館由此獲得了190元外匯。從此，鄭安慶越發積極地鐫刻，外賓小賣部源源不斷地銷售。至1980年年底，僅為期半年的時間，秦俑博物館共獲外匯6000餘元。

  也就在這一年的8月，日本書法代表團前來秦俑館參觀。當團中的原野茂走進外賓小賣部，見到鄭安慶篆刻的印模及邊款拓片後，大為驚訝稱絕，當場買下6枚印料要求篆刻。鄭安慶時已回老家探親，原野茂並未放棄得到這篆刻藝術的機會，他給館內小賣部預付了印款和郵資，提出等鄭安慶回館後為他刻就寄去，秦俑館服務人員當場答應下來。這筆交易到此似乎已進入尾聲。

  然而就在這時，卻出現了一個小小的插曲，悲劇拉開了帷幕。

  鄭安慶探親歸館後，按日本原野茂的要求刻好印章並親自給他寄去。事隔不久，原野茂從日本給鄭安慶寄來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信中對鄭的篆刻技藝表示極大的敬佩和興趣。同時原野茂對自己的經歷和愛好做了詳盡的介紹：「我已50多歲，現在日本××中學擔任書法課程教師，已從事中國書法研究30餘年，有兩個孩子……希望能得到您的指導與幫助……」其感激之情、虔誠之意溢於言表，令人為之感動。

  此時鄭安慶已自學日語近兩年，很希望有一位日本朋友給予自己學習上的幫助和指導。於是，很快給原野茂回信並贈送了自己篆刻的部分拓片。從此，鄭安慶與原野茂不斷書信往來，成為互教互學的書道之友。

  1981年元月，鄭安慶為其家屬調動工作，請了幾天事假，按照秦俑博物館的規定，這月他因請事假而沒有得到工資之外的獎金。

  鄭安慶心中有些不快，想起自己半年多來為秦俑館掙了錢、出了力，不但未得到經濟上的半點報酬，就連一句領導對自己的鼓勵、表揚之類的話也未曾得到。一番感慨之後，他決定找館領導談出自己的想法：「據了解，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等友誼商店、書畫店、展覽館等經銷的書畫、篆刻、工藝品，對作者都是按30%或50%提成做報酬或獎勵。西安友誼商店也設有治印業務，對刻者按50%提成，如遇應急買主，100%歸鐫刻者。我給外國人治印，工具、印泥全是我私人的，開始賣掉的三方印石，連石料也是我自己出錢買的。我不要求給我本人多少報酬，只想館裡是不是適當地給點獎金，我也好買幾本書和幾塊石料……」

  未等鄭安慶的話講完，領導的臉色已起了明顯的變化，心中也添了大大的不快，「從這件事情一開始我就知道會有今天」。領導說完這句令鄭安慶困惑不解的話便匆匆離去了。

  第二天，秦俑博物館召開支部委員會議，特邀非黨員的鄭安慶列席。開會之前，館領導明確回答了鄭安慶昨天的提議：「經過初步研究，館內對你不予進行什麼獎勵，你昨天的要求是無理和私心太重的表現，你的手伸得過於長了，這是資產階級的金錢觀念……」

  鄭安慶聞聽恍然大悟，這哪裡是列席黨支部會議，分明是在接受警告，他覺得這是一種羞辱，他感到自己的人格和尊嚴受到了傷害，血氣方剛的鄭安慶無法容忍，他噌地站起身，據理力爭：「我不能接受您的批評，我說的提成是有政策依據的，多勞多得是社會主義分配原則而不是資本主義原則……」

  館領導更不示弱，同樣慷慨陳詞：「多勞多得主要對農村社員和城市待業青年等集體所有制企業而言的。你是國家幹部，工資就是國家給你的報酬，不存在多勞多得的問題。這個政策對你是不適用的。」

  「陝西省博物館業務幹部曲儒同志的象牙微雕在本館對外部出售，怎麼實行30%的資金收入提成？」鄭安慶以眼前的實際事例頗不服氣地反駁。

  「曲儒是曲儒，你是你，陝西省博物館的曲儒不歸我管，秦俑博物館的你歸我領導。」館領導也寸步不讓，提出了比鄭安慶所引用的事例更實際的問題。

  「中國是幾個共產黨領導？」鄭安慶以他的聰明與才智把這場辯論像藝術創作一樣推向極致，而使一切對手都無法超越並望而卻步。

  館領導被噎了一下，索性揮揮手，示意鄭安慶：「這次你的列席會議已畢，請回吧。」

  鄭安慶憤然走出，大呼不平。

  館領導悄然落座，怒不作聲。

  這場鬧劇的結果是，博物館小賣部從此不再收留鄭安慶的篆刻印章和拓片，並命令鄭安慶停止篆刻活動。

  衝突既開，就無平靜收場的可能。悲劇的帷幕已經拉開，也只有就此演下去。

  鄭安慶與日本教師原野茂的書信往來仍在進行。這邊的鄭安慶為他代買中國的文房四寶及字帖、印譜、篆字字典等印刷書籍，那邊的原野茂向鄭安慶回贈日本出版的書法、印章等書籍，同時提出：「我的日本學生很喜歡您的印章和拓片，希望今後多多提供您本人的藝術作品。」

  其後，原野茂的朋友白霞洋（原日本書法家訪華團秘書長）給鄭安慶來信，提出了和原野茂相同的希望，鄭安慶覺得盛情難卻，就笑納了這個朋友，同時開始利用業餘時間先後篆刻了近200枚姓名印章，通過郵局寄給原野茂、白霞洋和他們的學生。

  1981年7月，原野茂、白霞洋等再次訪華，並帶來14英寸彩電一台、收錄機一架贈予鄭安慶作為酬謝。

  原野茂、白霞洋回國後，仍覺得盛情未了，又先後3次通過日本和中國銀行給鄭安慶匯款7000餘元人民幣，其中原野茂的5000元匯款理由是「友人贈予」（日本銀行匯款憑據）。

  原野茂與白霞洋給鄭安慶的匯款引起了陝西中國人民銀行的警覺，他們把款轉至臨潼中國人民銀行分行的同時，要求該行到秦俑館了解具體情況，秦俑博物館領導一看日本帝國主義贈予了這麼多錢，背後一定有鬼，於是藉機將匯款單扣留在館內，未通知鄭安慶。

  當日本方面的匯款人在信中得知鄭安慶沒有收到匯款後，立即寄來匯款憑據，鄭安慶持憑據趕赴陝西中國人民銀行查詢，當他得知此款已轉至臨潼中國人民銀行分行後，又赴臨潼詢問。

  「是你們館裡的領導暫時不讓發給你本人。」臨潼分行方面回答並當即表示：「我們再到館裡催問一下，是公款由他們領，是你個人的就馬上給你。」

  在銀行方面的多次催問下，鄭安慶的匯款被扣壓3個月後，終於從銀行領取出來。

  「是不是你把文物弄出去了？」秦俑博物館領導向鄭安慶詢問，神情充滿驚訝與懷疑。

  「日本人喜歡我的章子，我給他們刻了章子，這是他們給我的勞動報酬和答謝。」鄭安慶坦誠地回答。

  「以後不要再搞了。」館領導強硬地做著命令。

  「給日本人刻書畫印是不是犯法？」鄭安慶毫不服氣地反問。

  「不是犯法。」館領導回答。

  「既然不是犯法，那我還要刻。」鄭安慶倔強地申明了自己的態度。

  「那你就刻吧。」館領導嘴角微微翹起，漲紅的臉上透出一股陰冷的寒意，「走著瞧！」

  鄭安慶的厄運不久便降臨了。

  1982年5月1日，美國著名美術收藏家韓默500年藏畫展在北京中國美術館揭開帷幕，秦俑博物館一美工當時正在北京出差，在榮幸地目睹了畫展之後，回到館內以激動、敬慕之情向同行宣稱：「是百年難逢的罕事，很值得一看。」酷愛繪畫藝術的鄭安慶聞聽此言，難以抑制心中的亢奮之情，立即找到館領導提出：「我以5月1日、2日的值班換成休假，補加一個星期日共3天時間自費到北京去看一下韓默的畫展，成不成？」

  「噢？！」館領導先是吃了一驚，以警惕的目光審視著鄭安慶，沉思片刻說道：「這個問題我不能做主，你到省文物局去請假吧。」

  「我一個普通的人物，請3天假怎麼還要省上批示？」鄭安慶顯然有些不快，這時的他竟幼稚地認為只是領導對自己的故意刁難而已，卻不知他已被當作嫌疑人物被實行內部監控，他的言行和一舉一動，每天都有人秘密監視並及時向館領導和保衛科匯報。

  「你現在已不普通了，不但不普通，而且還是個極為重要的人物，我實在不敢斗膽批你的假。」領導的話頗為狡黠，令鄭安慶大惑不解。

  「我不認識文物局領導，要去你去，反正這個畫展我是看定了。」鄭安慶態度明顯強硬起來。

  博物館領導大瞪著眼睛久久地盯著鄭安慶有些漲紅的臉，似乎預感到什麼，立刻態度溫和熱情地表示：「你先在家稍等，我向省文物局給你請假。」

  5月6日，博物館領導赴西安請示沒有回來。5月7日上午，仍不見蹤影。據悉，北京的畫展將於5月10日結束，時間異常緊迫。

  心急如焚的鄭安慶見館領導遲遲未歸，於5月7日下午寫了「我已去北京看畫展」的條子，放到館領導家中，匆匆趕往臨潼踏上了開往北京的特快列車。

  傍晚，館領導從西安返回家中，見到鄭安慶的條子和確知鄭已赴北京的消息後大為震驚，立即電話告知臨潼縣公安局和省公安廳：「具有重大經濟走私問題的鄭安慶已潛逃……」同時連夜組織鄭安慶有關「走私」問題的材料送往臨潼縣公安局。

  臨潼縣公安局接到秦俑博物館的報案和有關材料，立即向全國各地公安機關發出了捉拿鄭安慶的通緝令，並掛通了北京市公安局刑偵隊的電話，讓其協助撒網緝拿。5月8日上午，臨潼縣驪山公安分局一名幹警和秦俑博物館保衛科一名保衛幹部，攜帶手銬、槍枝驅車火速趕往西安機場，登上了飛往北京的航班……

  5月9日上午，鄭安慶看完畫展來到北京王府井大街一家書店購買字帖。此時一個便衣青年突然出現在面前：「你叫什麼名字？」

  「俺叫鄭安慶。」

  「就是你。」隨著青年人的話音，一副鋥亮的手銬「嚓」地鉗住了鄭安慶的手腕。

  「走！」便衣青年聲音不大卻咬鋼嚼鐵般生硬。

  鄭安慶還未明白是怎麼回事，就夢遊般地被帶到不遠處的東安市場派出所。

  「你先等一會兒，」便衣青年說道，將鄭安慶順勢按在一把椅子上，又和身邊的幾個人嘀咕了幾句。

  十幾分鐘後，臨潼縣驪山公安分局的幹警和秦俑館保衛幹事兩人走了進來，鄭安慶從夢遊的雲海里跌到地面，他恍然醒悟了。

  「簽字吧。」驪山分局警察把一張拘傳證攤到鄭安慶面前的桌上，如釋重負又揚揚自得地說。

  「怎麼回事？！」鄭安慶自被擒獲後第一次質問。

  「你回去就清楚了。」對方說著，打開手銬，把鄭安慶手腕上的表擼下、衣兜里的錢搜出，重新鉗上自己從臨潼帶來的手銬，之後收起鄭安慶簽字的拘傳證，押往東城區看守所關了起來。

  5月10日，鄭安慶被帶上北京開往西安的列車，押往臨潼。為宣洩心中的憤懣與不平，在列車上，鄭安慶將驪山分局的警察給自己罩住手銬的衣服用嘴挪開，將手銬高高地舉了起來。乘客見狀，無不譁然，紛紛擁上前來觀摩這一奇景。

  「誰叫你把衣服扔掉的？」身旁的警察大怒，立即呵斥，並將衣服再度蓋住鄭安慶的手腕。

  「我都不怕，你們怕什麼？我到底犯了什麼罪，你們隨便無故地抓人？」鄭安慶有些像電影上英雄人物的慷慨悲壯之舉。

  「你犯的什麼法現在不是解釋的時候，回去後你就清楚了。」這個警察並不想和他說明或解釋什麼，事實上這些問題也不由他來回答，只要將鄭安慶抓獲並安全地押回臨潼，他就圓滿完成任務了。

  5月11日，鄭安慶被押回臨潼並由臨潼縣公安局派人突審。

  「你怎麼和日本人認識的？給他刻了多少印章？寫了多少封信？你所刻的石頭是從哪裡弄來的？……」提審員一一追問，鄭安慶如實回答。

  時間已近黃昏，問答雙方都疲憊不堪，一天的提審即將結束。

  「你們弄了一天，我到底犯了啥罪？觸犯了《刑法》哪一條哪一款？」鄭安慶強打精神問。

  提審人員收拾著訊問筆錄：「你的問題暫時在《刑法》上還找不出來，但我們懷疑你犯了法！」

  「要是別人懷疑你犯法，是不是也把你關進監獄裡？」鄭安慶顯然抓住了提審人並沒有慎重考慮的話，予以反擊。

  提審人並未發火，也沒有顯出異樣的難堪表情，他仍舊收拾著桌上的東西，順勢抓起即將要裝入紙袋的拘傳證沖鄭安慶亮亮：「拘留你是經過公安局長批准並辦過合法手續的，拘得對不對，你現在問還有點為時過早。我們只是奉命執行公務，退一步說，即使抓錯了，也會有人給你負責。」

  「你們這是違法行為！」鄭安慶突然從椅子上站起來，高聲叫喊，大有和提審員做一番殊死搏鬥的勢頭。

  提審員本來已經邁動的腳步又停下來，以驚異的目光打量著鄭安慶，剛才的溫和氣度一掃全無，極為憤怒地說道：「鄭安慶，你不要太猖狂了，你有無問題我們正在審查，像你這樣的人，即使最後審查沒事，也要給你找個事。」提審人說完揚長而去，身邊的人員將鄭安慶押進看守所，一關就是兩個月。

  7月5日，鄭安慶在看守所向臨潼縣檢察院發出了呼籲：

  我的申訴與控告

  縣檢察院檢察長：

  我叫鄭安慶，男，現年40歲，是秦俑館陳列部美工。今年5月被驪山分局拘留於縣看守所。在已監禁的兩個月內，由邵生雲和我館的肖康健提審過5次。時間是5月11日、14日、15日、27日及6月23日。

  ……我曾多次向監所提出要給您寫信，但遭拒絕。在6月23日的提審時，我向邵生雲又提這個要求，回答是：「不管，你向監所提。」為什麼《刑事訴訟法》第十條規定的被告人依法享有訴訟權在這裡就得不到保障？我不明其因，在終於得到獲准後，我向您的申訴和控告茲述如下：

  一、案情簡述（略——作者注）。

  二、拘留是楊正卿館長對我由眼紅、嫉妒而產生的迫害（以下略——作者注）。

  三、是功還是罪：我跟原野茂、白霞洋的交往是在我國法律及政策允許的範圍內，以互相尊重、互相學習，增進中日兩國人民間的相互了解而建立起的同行朋友。我指導他學刻印，他指導我學日語，並交流各自的書法篆刻作品，有益於提高學識水平。他兩人的學生中有許多人喜歡我的篆刻，國外有我的知音，作為一個從事藝術的人來說，自然感到欣慰。我給他們刻的印章，都刻有較長邊款，介紹西安的名勝古蹟。「金石不朽」，它將成為宣傳中國燦爛文化的歷史見證。這是益事而不是壞事。

  憲法規定：公民有勞動和受教育的權利，有進行科學研究、文化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篆刻是藝術的一種，是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結合。我從事篆刻並給日本人治幾方印，不能是犯法作為。他們給我匯的款中，除了印料、郵費和代買「文房四寶」的錢外，自然還有我的藝術創造勞動價值。且他們的匯款是外匯，我能通過自己的勞動為國家的外匯收入增磚添瓦，同樣是益事而不是壞事。而國家給我兌換的人民幣我幾乎全部存入銀行，正是「踴躍參加愛國儲蓄、積極支援建設」，這又是益事而不是壞事。

  我雖然有了這些收入，但我全家人的生活是清苦簡樸的，家裡沒有時髦的現代式家具，甚至連一般家庭中都已有的縫紉機、自行車、電風扇等都沒有，更無其他高檔家具。日本人贈我的電視機，我考慮到當時全館沒有一戶有黑白電視機，我用上彩電，會脫離群眾，於是便原價加關稅低於國家同等產品160多元處理了。並把錢存入銀行，從沒有胡花亂用，肆意揮霍。我愛國有何罪？勞動換來報酬又何罪之有？

  四、我的控告與要求：1.驪山分局對我的拘留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1條及列舉的7種情況中的任何一種，因而是違法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逮捕、拘留條例》第12條，被告要求追究責任。2.老邵和老肖在幾次提審中都問及我在哪些銀行存有錢？存摺用了哪些名字？此舉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9條。3.老肖未持任何手續闖入我家，拿走了我的筆記本、抄走了我的存摺號碼（這是我根據提審時所聽所見判斷的）。4.我已被關押達兩個月，人身權利遭到侵犯，並且還在繼續遭受侵犯。驪山分局沒有按照《刑事訴訟法》第48條辦理，我要求對我立即釋放，並要求追究誣告人的責任。

  鄭安慶

  1982年7月5日

  8月20日，鄭安慶被從看守所監獄帶到公安局預審室。他在心中暗想，也許是自己的申訴書起了作用，3個多月的監禁生活就要結束了。然而，令他再度震驚的是一張逮捕證擺到了自己的面前。

  「今天我正式宣布，你被逮捕了。」提審員聲調緩慢地說。

  鄭安慶懵了。他大瞪著眼睛，臉上無任何表情，呆坐著沒有動，似乎什麼也沒有聽見。

  「請簽字吧。」提審員望著顯然有些痴呆的鄭安慶予以提醒。

  鄭安慶輕輕地「啊」了一聲，看著眼前的逮捕證和提審員，才恍若夢醒地回到了嚴酷的現實之中。

  逮捕證醒目地填著鄭安慶的姓名、籍貫等文字，而唯獨「因什麼罪」一欄沒有填寫，尚為空缺。

  鄭安慶停住了握筆的手，抬頭問道：「我坐了3個月的監獄，到底是犯了啥罪你們又要逮捕人？」

  「犯什麼罪不是我們回答的問題。我們只是根據事實把材料和證據移交有關法律部門，他們看給你戴什麼樣的帽子合適，就給你戴什麼帽子。」提審員依舊心平氣和地回答，像在和老朋友拉家常一樣坦蕩自然。

  「我不能簽。」鄭安慶放下筆，呆板的臉充滿了血色與怒氣。

  「你要不簽，將來開庭審判時這關押期間的認罪悔改態度是要考慮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黨的一貫政策你是知道的。」提審員柔中帶剛地進行勸導。

  但是，任憑提審員以何種方法相勸，鄭安慶依然頑固地堅持自己的觀點：「我沒有罪，我不簽。」

  這一下使對方大為惱怒，根據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原則，鄭安慶被送進監獄，戴上手銬，套上腳鐐，以促使其悔過反省。

  鄭安慶自感出獄無望，不再喊冤叫屈，他讓探監的家屬將日語自學課本悄悄帶進監室，頭枕牆壁，腳踩鐐銬，偷偷學起了日語。紙畢竟包不住火。3個月後，在看守所所長親自帶人查監時，鄭安慶的4冊日語課本從被子裡被翻出。

  「你還學日語，你吃的就是學日語的虧啊！」看守所所長畢竟還有些人性，沒有過多地責難和予以嚴懲，只是略帶嘆息地將書拿回辦公室，所幸的是，這時的鄭安慶已基本將4冊日語課本全部學完。

  1982年農曆臘月二十八日，臨潼縣檢察院派人來到看守所，將鄭安慶叫到辦公室。

  「春節就要到了，關押了你這麼多日子，使你的精神、肉體都受了不少罪，經研究決定，先對你取保候審。」來人說著，又怕鄭安慶聽不明白，補充道：「就是說從今天開始，你可以回家過春節了，如果經調查你確實沒有罪，算你的造化，要是有罪再進來蹲著……」

  鄭安慶先是點點頭，嘴角露出一絲微笑，然後輕輕搖搖頭，聲調低沉緩慢：「感謝你們的關懷，還想著讓我回家過個春節。但我也做好了打算，如果問題沒弄清楚，我是不會出去的，這個團圓節我不過了，仍然在這裡頭蹲著。」

  「這可是依照法律的決定。」來人好言相勸。

  「顧不得依照什麼決定了，反正問題不徹底弄個水落石出、一清二白，我是死也不會走出監獄的。」鄭安慶較勁地做出了強硬的回答。

  來人無可奈何地長嘆著離去。鄭安慶平生第一次在監獄裡度過了令他終生難忘的春節。

  1983年農曆正月十四日，臨潼縣檢察院再次派人來到看守所找到鄭安慶：「明天就是正月十五了，快回家過個團圓節吧，不要再較勁了。」

  鄭安慶本想再堅決予以拒絕，這時他驀然發現自己的妻子和兩個孩子出現在面前（檢察院事先做的安排），鄭安慶頓覺頭轟然炸開，整個大地都在下沉。他感到羞辱，他覺得憤懣，他感到無顏見妻子兒女，他深知在自己入獄後，給妻子帶來怎樣沉重的精神打擊，在兒女的幼小心靈上造成多麼巨大的難以癒合的創傷。這位手銬、腳鐐都沒有使他屈服的硬漢子，面對妻子兒女那熟悉而親切的面孔，淚如泉湧，泣不成聲。……

  鄭安慶回到家中，和妻子兒女在百感交集的氛圍中度過了元宵節後，開始了臨潼—西安—北京三點一線的上訪生涯。

  1983年3月26日，《陝西日報》以頭版頭條報導了這樣的消息：

  秦俑館美工鄭安慶錯案被糾正

  本報訊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美工鄭安慶，特長金石篆刻。1978年調到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陳列室工作。秦俑館發揮他的專長，開展了治印業務，近年來為博物館收入外匯6000多元。鄭安慶曾提出就篆刻收入外匯應給他本人提成，但未被領導採納。以後，來參觀的幾位日本旅遊者要買他的篆刻，他從1980年11月至1982年4月，通過郵局寄售自己業餘刻的印章200餘枚給日本旅遊者，日本客人給他寄來了9500多元（人民幣）作為對他的報酬。他收到這些錢後認為是自己業餘勞動所得，沒有交公。

  在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中，臨潼縣公安局於去年5月9日以鄭安慶「非法刻制印章」「逃避海關監管，構成走私罪」為名，將鄭安慶收容審查。該縣檢察院又於同年8月20日批准將鄭逮捕。

  鄭安慶不服，不斷申訴。渭南地區檢察分院得知後，經過調查認為，鄭安慶的行為構不成走私罪，並就鄭案報告了省檢察院。省檢察院又進行了詳細調查，走訪了海關部門，確認鄭安慶出售業餘自刻的藝術印章構不成走私罪，指示臨潼縣檢察院不能起訴，要求釋放鄭安慶，並立即送回原單位恢復工作。

  省檢察院還要求有關部門，做好善後工作。至於鄭安慶出賣物品所得，應向他說明，要按稅法規定納稅。

  （本報記者 田長山、張子民）

  與此同時，《陝西日報》配發了本報評論員文章：

  執行政策是很嚴肅的事

  對經濟犯罪分子一定要堅決打擊，但對不是經濟犯罪的人，就絕對不能打擊。

  由於有的同志長期受「左」的思想影響，對現在搞活經濟、對外開放不甚了解，把一些正當的事當成不正當的事，把不是犯法的事當成了犯法的事。例如，當前在城鄉都有一些人認為搞副業、做生意是胡日鬼哩，是不務正業。如果誰掙了錢，就馬上眼紅，說他是搞個人發財，是搞資本主義。臨潼縣有關人員看見鄭安慶不但業餘搞收入，而且還從外國人那裡賺了錢，這還了得，不是「走私犯」是什麼？馬上就把人逮了起來，一押就是半年多。你看，思想不對頭，就這樣把事情辦壞了。在這方面我們過去就有不少教訓，現在不應該再犯了。

  人常說：「逮人容易放人難。」意思是說，辦錯了案，就是糾正了，後遺症很多。所以，當前我們還必須繼續肅清「左」的思想影響，一定要嚴肅執行政策，特別是法律問題，更要涇渭分明，不可有一點馬虎。

  幾乎與此同時，臨潼縣人民檢察院的一紙公函也到達秦俑博物館：

  對鄭安慶，我院已做了不起訴的決定，現按照有關規定和上級指示，對鄭安慶不起訴後的有關問題提出如下建議，請予妥處，做好善後工作。

  1.鄭安慶自1982年5月9日收審，到不起訴決定宣布，這期間的工資和其他應享受的待遇由單位按規定全部補發。

  2.鄭安慶在押審查期間，單位如進行調資工作，應按有關文件中關於審查期間的調資規定對待。

  3.鄭安慶回原單位工作，根據其實際情況予以妥善安排，要遵守單位的各項制度，並享受同其他工作人員同等的待遇。

  鄭安慶半年多非人非鬼的悽苦悲愴生活從此結束，返回了工作崗位。但他心中的痛苦、委屈與憤慨之情依然未能消除。這恍若夢境的人生經歷使他對生活本身更加迷惑，經濟上的損失已經補償，但肉體與精神的創傷如何癒合與補償？半年多的大悲大痛難道就隨著時光的流逝而飄然盪去，不留下一點任何標誌？

  又是幾年過去了，作者岳南與作家鍾亦非（右）特邀鄭安慶（中）在北京亞運村逸園鍾氏樓前合影，慶祝他度過了人生一劫，他後來在煙臺藝術家村與臨潼秦俑館兩地居住並開始新的書法美術創作生活

  帶著諸多疑問與困惑，他來到西安一位著名法學教授的家中。這位教授在聽他講述了自己的悲愴經歷與困惑後，苦笑著搖搖頭說：「你的不幸經歷只能使我同情，但卻沒法具體地解釋和回答你的問題。因為無論是中國的《憲法》，還是《刑法》，都沒有對辦錯案和製造冤案者的處置方法，這就是說我們的法律不允許有冤假錯案的出現。至於說出現了怎麼辦，我想就目前而言，除了善良的人們對你的不幸灑下幾滴同情的淚水外，還沒有別的方法來彌補你肉體與精神的創傷。也許你的疑問在未來的中國能解答。」

  鄭安慶回到家中反覆揣摩教授的話，並產生了新的疑問：未來的中國能解答嗎？這個未來到底有多遠的途程？

  幾年後，當我第二次赴秦俑館見到鄭安慶時，他正在館接待室的一角和一位同事學習日語，據說第二天要到西安參加一個什麼形式的考試。不知他是有意還是無意，這次他把考試前的日語複習，安排在博物館接待室進行，頗耐人尋味。從簡單的談話中知道他不僅繼續搞他的篆刻和外國人做生意，還擴大了業務範圍，開始創作國畫同外國人做生意了。此時的鄭安慶已今非昔比，無論是氣色還是精神都透出一股朝氣蓬勃、奮發向上的激情，看得出他要按照自己的人生追求，在事業上大幹一場了。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儘管當年西安那位法學教授沒能解答他心中的困惑，但隨著歷史的發展，這樣的困惑將在人們的心中越來越少。自由、平等、民主、法制，這些誘人的字眼，也將離人們的生活越來越近，並成為一切社會生活的準則。只是，這個準則需要爭取和抗爭，以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不惜以鮮血去換取。在這條荊棘叢生又光芒萬丈的道路上，如果將每個人的一小步匯聚起來，必將形成人類文明的一次大的飛躍，或許並沒有多少人意識到，鄭安慶所邁出的，正是這個希望前奏的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