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兵的崛起

  當戰車退出戰爭舞台之後，取而代之的則是騎兵在戰場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這一角色直到近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才逐漸告退。如果追溯中國古代騎兵何時登上戰爭舞台，當然以公元前3世紀趙武靈王「胡服騎射」[1]的改革為標誌。但通過考古資料可以發現，在殷代甲骨文中已經出現了記載騎兵作戰的事例，可惜那時的騎兵並不普遍，只局限於西北地區的遊牧民族，況且戰爭的規模比之戰國時期要小得多，不足以稱為真正意義上的戰爭。因為在戰國之前1000多年的時間裡，畢竟是戰車統治疆場的時代，隨後它又陪伴車兵同步地度過了100多個春秋。

  應該說，騎士同戰馬的最早結合併進入戰鬥行列，就標誌著騎兵的誕生。而騎戰在中國古代冷兵器時代的戰爭中，又以攻擊力最強、機動性最大聞名於世。無論是戰國時期的秦國，還是統一後的秦王朝，都不同程度地處在中國古老的車兵與年輕的騎兵結合的那段時間裡。就作戰手段而言，純粹的車陣已被車、步、騎的多兵種協同作戰所代替，並且經歷著作戰主力由車到步騎的較長過程。從秦始皇兵馬俑二號坑和稍晚些時候出土的咸陽楊家灣漢墓[2]的騎兵隊列來看，秦漢時期無疑是中國早期騎兵走向成熟的重要階段，這個時期騎兵由在戰爭舞台的配角地位，漸漸取代主角，到西漢的武帝時代，戰爭舞台正式完成了由車、步到騎、步的革命性的轉變。

  關於當時秦國的騎兵最早出現於何時，史書中好像沒有明確的記載，也許正與恩格斯在《騎兵》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馬匹用於乘騎和軍隊編有騎馬的部隊，自然首先發生在那些自古以來就產馬，而且氣候和青草適於馬匹生長的國家」。

  在中國的北部和西北部，是眾所周知的廣闊草原地帶，這些地區的少數民族因而也就有了乘騎的方便條件，並理所當然地最早建立起自己的騎兵進行軍事活動。像鬼方一支的狄族，南侵晉國的邊境，竟於公元前730年打到了晉都的郊外。山戎和北狄也曾和齊、燕多次發生戰爭。公元前663年，山戎侵燕，燕向齊告急，於是齊桓公派軍隊伐山戎，並「擒狄王，敗胡貉，破屠何，而騎寇始服」。從這些歷史的戰例中，可見中國騎兵似乎早在春秋初期就出現在北方的少數民族地區。至於秦國的騎兵出現於何時，在留傳下來的《韓非子·十過》一書中，曾有秦穆公發「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於晉，立為晉君」的記述。據考古學家王學理的釋讀，書中的「疇騎」二字，應該是指騎兵。而秦穆公派兵送重耳入晉是公元前636年發生的事，其所派的疇騎已是同戰車、步兵並列的一個完整的兵種。從這點來看，秦騎兵產生的時間應早於秦穆公的那個時代。

  秦人在入主關中之前，長期生活在僻處西北的秦地，那裡的溝谷有豐沛的清水茂草，大自然的神奇造化，為秦人先期的養馬業提供了優良的條件，並使秦人和馬緊緊地連在了一起。從《史記·秦本紀》中可以看到相關的記載：秦人的老祖先造父，曾「以善御幸於周穆王」，西巡時得過良「駟」，並「一日千里」地驅車歸周。試想，這樣訓練有素的寶馬良駒，不經過長期調養是難以選出的。

  歷史上最早的秦人同戎人長期雜處，都過著逐水草而群居的遊牧生活。隨著內部關係的變化和矛盾的不斷加劇，秦人同戎族的相互爭鬥也愈演愈烈，以致終於導致了兵連禍結的仇殺。當勇猛兇悍的西戎人一舉滅掉了居於犬丘的秦大駱之族[3]，並殺掉了受周宣王支持而討伐西戎的大夫秦仲時，秦人復仇的火焰越發旺盛。為了對付擅長騎術的戎人，秦人不但加快了養馬馴馬的步伐，而且也開始上馬作戰。到秦穆公時代，騎馬作戰的傳統已經確立，正式組建一支疇騎隊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雄才大略的秦穆公，也許正是仰仗著這支年輕的騎兵部隊，才取得了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的赫赫戰績。

  從史料中可以看出，早在西周中期，當中原國家的武士在隆隆戰車上稱雄時，僻處西方的秦人已能上馬搏殺了。由此可以說，秦騎兵作為一支具有作戰能力的獨立兵種，出現的時間不但早於中原諸國，而且也遠在北方少數民族的「騎寇」之前。

  儘管秦騎兵的出現時間開闢中國騎兵之先河，但似乎沒有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其原因大概是它過早地同車、步兵配合，而被淹沒在車、步兵混合兵種的大趨勢中。與此相反的是，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就有些不同，它是在車兵同步兵的撞擊中產生的獨立兵種，即使是和車、步兵配合作戰，也始終保持著獨特的體系並發揮著獨特的功能。所以，史學家把中國騎兵正式登上戰爭舞台的功勞讓給了趙武靈王，也許自有它的道理。

  甘肅武威雷台漢墓出土的青銅兵馬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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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威雷台漢墓兵馬俑近視

  儘管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已被公認地作為中國產生騎兵的標誌，但它顯然處於中國騎兵史上的「童年時期」，之所以說是童年時期，是因為除在戰爭中的作用不甚明顯外，一個顯著的標誌是沒有馬鞍和馬鐙，武士們只是騎著一匹匹的裸馬在作戰。到春秋時代中期，秦國的騎兵才作為一支能夠獨立作戰的兵種嶄露頭角。當然，因時代條件的局限，同樣發揮不了太明顯的作用。直至秦始皇殲滅六國的統一戰爭中，騎兵數量急劇增多，其戰鬥力也明顯加強，但在車戰仍充當著主力、步兵已承擔起重要角色的情況下，無論從戰略上還是具體指揮藝術上，騎兵還只能暫時作為一種配合性兵種來發揮它的作用，其性質依然屬於一支機動力量。因此，在兵力的布置和指揮上，還是按照以車為正、以騎為奇的戰術來適應戰場的需要。當需要騎兵搏殺時，仍然遵循「用騎以出奇，取其神速」的戰術原則，以便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當秦王朝建立後，軍事重心轉移到國防，接敵對象由原來的山東六國變為北攻胡貉、南攻揚越。對於強悍的匈奴騎兵，沒有一支訓練有素、強健精銳的騎兵是難於角逐的。所以，這時的秦軍加強了騎兵部隊的建設，並大規模用於軍事行動，出現了大將軍蒙恬率軍擊敗匈奴騎兵，使之遠退漠北，十餘年不敢南下的戰爭盛況。特別是秦50萬大軍進軍嶺南，長途馳驅，當然更少不了騎兵的配合。此時的秦騎兵已作為一支舉足輕重的軍事力量縱橫馳騁在各地戰場上。遺憾的是，古代騎兵的裝飾、布局及軍陣的風采，隨著歲月的流逝而失落於茫茫煙塵之中，縱使後人絞盡腦汁，也無法從根本上領會它的真正內蘊和叱吒風雲的壯觀雄姿。秦俑二號坑騎兵俑的出土，為後人無聲地打開了一扇神秘之窗，兩千多年前騎兵軍陣的一切再度呈現在世人的面前。

  二號坑的騎兵俑群位於模擬營壘的左部，占有3個過洞，並呈現縱深的長方形小營。小營中的每一騎士牽一戰馬入編定位，行列整齊，縱向12列，橫向9列，共計108騎。另外，在車兵、步兵混宿小營的3個過洞裡，尚有8騎殿後，整個俑坑的騎兵總數為116騎。

  騎兵俑的裝束與步兵、車兵俑有著明顯的不同。它頭戴圓形小帽，帽子兩側帶扣緊系在領下。身著緊袖，交領右衽雙襟掩於胸前的上衣，下穿緊口連襠長褲，足蹬短靴，身披短小的鎧甲，肩無披膊裝束，手無護甲遮掩。衣服緊身輕巧，鎧甲簡單明快。這一切無不表明完全是從騎兵的戰術特點考慮和設計的。由於騎兵戰術所顯示的是一種迅猛、突然、出其不意、抵之不及的特殊殺傷功能，這就要求騎士行動敏捷、機智果斷。假如騎士身穿重鎧或古代那種寬大的長袍，則顯然違背了騎兵戰術的特點。事實上，也只有穿著這種貼身緊袖、交領右衽的胡服才更能自由地抬足跨馬，挎弓射箭，馳騁疆場。

  從另一角度觀察，秦俑坑的騎兵軍陣，完全是模擬現實的藝術再現，每個騎兵的身高都在1.8米以上。從體型的修長勻稱、神態的機敏靈活，以及身材和面部顯示的年齡特點，完全符合兵書所言「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超絕倫」的要求。那些站立戰馬身旁，抬頭挺胸，目視前方，一手牽韁、一手提弓的騎士陶俑，其真實傳神的造型姿態，成功地揭示了秦代騎兵待命出擊、壯健捷疾的精神風貌。

  兵馬俑發現之前，有研究者認為，古代騎兵使用馬鞍當是在西漢時期，此前尚無先例。秦俑坑陶馬的出土，對這種理論做了徹底的否定。每個陶馬的背上都雕有鞍韉，鞍的兩端微微翹起，鞍面上雕有鞍釘，使皮革質套固定在鞍面。同時韉的周圍綴有流蘇和短帶，鞍後有鞦，下有肚帶，遺憾的是未配馬鐙。這些實物的出現，完全可以證明早在秦代甚至戰國後期騎兵就已使用了馬鞍。一個簡單的馬鞍的使用，當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它使騎兵的雙手進一步獲得解放，更加有效地發揮和增強了戰鬥能力。

  二號坑發現的騎兵軍陣，置於整個大型軍陣的左側，這種排列特點，使我們進一步認清了它在戰爭中所發揮的正是其他兵種所不具備的「迅猛」迎敵的戰術特長。

  當然，騎兵在戰場上取勝絕不是靠單騎的速度，而是憑著一個有組織的隊形；否則有如個人在體育場上的競技一樣，只能贏得一時的喝彩，而對一場戰鬥來說卻是毫無意義的。著名的兵書《六韜》在說到騎兵作戰時，往往把車騎並提，這顯然是早期騎兵尚未獨立的一大特點。而在《均兵》中，關於騎兵的作戰能力，太公望（姜子牙）認為，如果對車騎運用不當，就會「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但是，列陣配備合適，又是在險阻地形上，也能「一騎當步卒四人」。由此可以看出，兵法家在這裡明確地揭示了隊形和地形是騎戰威力所在的兩大因素。車騎作為軍中的「武兵」，如果安排得當，就能收到「十騎服百人，百騎走千人」的戰爭藝術效果。

  秦俑二號坑的騎兵俑群，向後人提供的是一個宿營待發、配合車兵和步兵待戰的實例，若從整體觀察，就不難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即在兵力配置上，騎兵俑群僻處一隅，其數量也遠遠地少於車、步俑之數。結合文獻記載可以說明，此時的秦騎兵雖已是一支雄壯強盛的獨立兵種，但畢竟還沒有取代車、步兵而成為作戰的主力。儘管如此，在統一戰爭的交響樂中，卻是一支最強音。因為騎兵行動輕捷靈活，能散能集，能離能合，若遠距離作戰，可以快速奔馳，百里為期，千里而赴。不僅可以達到短時間內長途奇襲、使敵防不勝防的戰爭奇效，還可迅速轉換作戰方式，成為兵書中共譽的「離合之兵」。具有悠久的養馬史的秦國，在騎兵的運用上自然優勝於山東六國，其高度的機動性和強大的衝擊力，都是其他國家的其他兵種所無法匹敵的。

  當然，歷史的長河流淌到秦代之時，騎兵雖已初露鋒芒，但遲遲沒有形成戰場主力，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固然很多，有一點是不可否定的，便是在騎兵的改革進程中很小又極為重要的一個部件——馬鐙的產生和利用。從秦俑二號坑的騎兵俑來看，騎兵們不但既無馬鐙，連踏鐙也沒有，由此可以斷定騎兵在上馬時，是雙手按住馬背跳躍上去的。上馬後的騎兵抓緊韁索，貼附馬背以防顛落。由於沒有馬鐙，在奔馳時特別是作戰時，就不能靠小腿夾緊馬腹來控制坐騎，更談不上騰出雙手來全力揮斥武器與敵搏殺，攻擊力與靈活性都大受限制。在這種情形下，就註定了不能使用長柄兵器更有效地殺傷敵人這一時代局限和遺憾。

  考古發現的不同形狀和材質的馬鐙對比圖。這組馬鐙分別為皮質、木質外部鑲金銅片、鐵片等。其中馮素弗墓出土的馬鐙為桑木芯外包鎏金銅片，製法是用斷面做截頂三角形的木條，頂尖向外揉成圓三角形鐙身，兩端上合為鐙柄，分叉處又填三角形木楔，使踏足承重而不致變形。柄上端有橫穿，鐙環內面釘薄鐵片，上塗黑漆，工藝精細，總長23厘米，鐙環寬16.8厘米。出土時鐙體與金屬包片均有殘失。 1.孝民屯154號墓馬鐙 2.萬寶汀78號墓馬鐙 3.七星山96號墓馬鐙 4.固原北魏墓馬鐙 5.表台子墓馬鐙 6.禹山下41號墓馬鐙 7.馮索弗墓馬鐙 （引自齊東方《中國早期馬鐙的有關問題》，下圖引文同）

  那麼，作為極具重要性的小小馬鐙是何時產生的這一問題，不同國籍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英國著名的中國科技史研究專家李約瑟對中國發明的馬鐙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關於腳鐙曾有過很多熱烈的討論，原先人們似乎有很充分的證據表明這一發明屬於西徐亞人（Scythians）、立陶宛人，特別是阿瓦爾人（Avars），但最近的分析研究表明占優勢的是中國……直到8世紀初期在西方（或拜占庭）才出現腳鐙，但是它們在那裡的社會影響是非常特殊的。林恩·懷特說：『只有極少的發明像腳鐙這樣簡單，但卻在歷史上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響。』」因而「我們可以這樣說，就像中國的火藥在封建主義的最後階段幫助摧毀了歐洲封建制度一樣，中國的腳鐙在最初卻幫助了歐洲封建制度的建立」。或許李約瑟的這個評價是有道理的。傳說中的中國最早的馬鐙是受登山時使用的繩環的啟發，但是繩環不適於騎馬，因為如果騎士從奔跑中的馬上摔下來，腳就會被繩環套住，飛奔的馬也會把人拖傷。於是古人就對繩環加以改進，用銅或鐵打製成兩個吊環形的腳鐙的雛形，懸掛在馬鞍兩邊，這就是馬鐙。從考古發現來看，長沙出土的西晉永寧二年（公元302年）陶騎俑的馬鞍左側吊有一鐙，於是被多數學者認為是中國最早的馬鐙。[4]但因為只有一隻，有的學者便認為不是馬鐙，而很可能是上馬時的踏鐙。

  1965年至1970年，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在南京象山發掘了東晉琅邪王氏族墓群，在7號墓中出土了一件裝雙鐙的陶馬俑，墓葬年代為東晉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或稍後。這件陶馬的雙鐙是已知馬鐙的較早實例。

  1965年在遼寧北票西官營子發掘了北燕馮素弗墓。北燕是公元4世紀初遷到遼西的漢族統治者馮氏在前燕、後燕基礎上建立的鮮卑族國家，馮素弗是北燕王馮跋的弟弟。這是一座時代明確的北燕墓葬，墓中出土了一副馬鐙，形狀近似三角形，角部渾圓，在木心外面包鑲著鎏金的銅片[5]。

  南北朝時期，中原與其他地區馬鐙與拴系位置對比圖。這組馬鐙都置於馬鞍部中間偏前的方位，而且位置稍稍偏下，正是人騎在馬上腳下垂之處。實用馬鐙和雕塑品上的馬鐙，說明南北朝時期中國各地區不僅出現了馬鐙，而且在北方和南方都得到了廣泛應用

  此外在敦煌石窟壁畫中有不少馬鐙的形象資料。其中最早繪出馬鐙的是北周（公元557—581年）所繪的第290窟，該窟窟頂繪有規模宏大、構圖複雜、內容豐富的《佛傳故事》，在畫面中有3處出現了備鞍的馬，鞍上均畫了馬鐙。在該窟的《馴馬》畫面中，馬鞍上也畫了馬鐙。從已發掘清理的山西太原北齊婁叡墓壁畫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馬鐙、馬鞍與人三者之間的關係變化情形。該墓墓道繪有出行與回歸圖，圖內繪有許多鞍馬人物，其中馬、鐙、人三者關係表現極為充分。畫中的馬，或悠然前行，或奔馳如飛，有的作勃然躍起狀，騎乘者靠腳下所踏的馬鐙可持身體平衡。據考證，婁叡墓的時代為北朝晚期（約公元570年），足見當時中國不同地區的人們已經熟練地使用馬鐙了。

  俑坑出土陶馬上的鞍墊

  馬鐙發明以後，很快就由中國傳到朝鮮，在5世紀的朝鮮古墓中，已經有了馬鐙的繪畫。至於流傳到西方的馬鐙，首先由中國傳到土耳其，然後傳到古羅馬帝國，最後傳播到歐洲各地。

  如此看來，作為一個小小的馬鐙，在產生騎兵之後的近千年才發明創造出來，也真令後人有些不可思議了。不過在西漢茂陵的將軍霍去病墓前有一石牛[6]，牛背上也有一個鐙的雛形，這個鐙的雛形又給了研究者一個新的啟示：難道在西漢有騎牛的習慣？如果有這個習慣並有鐙產生，對於騎兵達到鼎盛時期的西漢軍隊來說，不也是一個極重要的啟示嗎？那牛鐙不正是馬鐙的另一種安排嗎？如果看一下漢代騎兵的強大陣容和赫赫業績，就不難推斷出，在那個時代產生馬鐙或產生了馬鐙的雛形並用於戰場上的騎兵部隊是極有可能的。

  北魏冬壽墓出土的壁畫，仍沒有馬鐙

  西安北周墓出土的武士俑與甲騎具裝俑，此時尚沒有馬鐙

  山西太原北齊婁叡墓壁畫中的馬鐙、馬鞍與人三者之間的關係情形

  秦末漢初之際，中原戰爭紛亂，這個狀況正好給了遠在北方的匈奴一個擴充自己騎兵部隊的機會，幾年的時間，其騎兵總數便達到了30餘萬。漸已強大的匈奴趁漢朝未穩之時，大舉進兵南侵，並很快占據河套及北方的伊克昭盟（今鄂爾多斯市）地區。匈奴鐵騎勢如破竹，於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單于冒頓率部攻下馬邑，並把劉邦親率的32萬漢兵圍困於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東北）的白登山7天7夜，致使漢高祖劉邦險些喪命。平城之戰，使西漢統治者強烈認識到：要戰勝匈奴騎兵，只靠步兵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建立強大的騎兵。基於這樣一種明智的思考和選擇，自漢文帝起，就開始正式設立馬政，加強全國的養馬事業，並很快收到成效。漢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大舉進入中原北部上郡一帶掠奪財物，漢朝廷命丞相灌嬰率85000騎兵進擊匈奴，取得了初步勝利。到了漢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單于率14萬騎兵進入中原西北部的朝那蕭關一帶，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周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兵10萬，駐守長安一側，「以備胡寇」。與此同時，還封盧卿為上郡將軍、魏仁為北地將軍、周灶為隴西將軍、張相為大將軍、董赤為前將軍，以車兵和騎兵大舉反擊匈奴，迫使匈奴再度退出中原屬地和西北邊地。

  當漢朝到了武帝之時（公元前140—前87年），騎兵部隊迎來了它的鼎盛時期，並承擔了抗擊匈奴的歷史使命。

  漢武帝剛剛登上皇帝寶座之時，就極為重視馬政建設，下令繁殖軍馬，擴建騎兵。經過六七年的努力，已擁有甲馬45萬匹，從而形成了一支精良的騎兵隊伍。自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漢、匈雙方在陰山和祁連山一帶進行了長達10年的爭奪戰，漢朝每次出兵都在數萬騎以上，最多的一次達到18萬騎。公元前128年，匈奴騎兵入侵雁門，殺死漢軍千餘人。漢朝大將軍衛青率騎兵3萬馳救，匈奴敗退北還。次年，匈奴發兵攻上谷、漁陽郡（今北京市區以北地區），漢武帝命大將軍衛青、李息率精騎數萬，採取大迂迴戰略，暫置上谷、漁陽於不顧，而是西出雲中（今內蒙古托克托東北），迅速沿黃河向西，繞至朔方側後，對河南地區的匈奴樓煩王和白羊王進行襲擊，一舉殲敵5000人，繳獲牛羊百萬餘頭，迫使二王北遁。衛青率部一直追至高闕（今內蒙古杭錦後旗東北），盡得秦時河南地，從此，漢朝在此設立了朔方郡。河南之戰，揭開了中國騎兵時代的序幕。從此，騎兵作為一股成熟和龐大的軍事陣容，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主要力量。

  匈奴失卻河南之地，痛心疾首，過之者未嘗不哭。右賢王曾多次進攻朔方郡，想奪回河南失地，但無不被漢軍騎兵所擊敗。公元前121年，漢軍發起了規模浩大的「河西之戰」。驃騎將軍霍去病率數萬騎兵，西進河西走廊，奔襲1000餘公里，共殲匈奴4萬餘人，打通了西域通道。公元前119年，漢武帝又派大將軍衛青與霍去病分率兩個騎兵縱隊約10萬人，分別出定襄、代都，又發動了「漠北大決戰」（今蒙古庫倫東南地區），共殲匈奴主力9萬餘人，使漠南的匈奴王廷從此絕跡。這次戰役，在反映了漢騎兵出現了第一個高峰的同時，也標誌著獨立的騎兵戰術理論體系的形成。這一切，不但在秦漢而且在中國千年長河的騎兵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注釋：

  [1]趙國與東胡、匈奴、林胡、樓煩接壤，這些都是遊牧民族，經常以騎兵侵擾趙國。為加強邊防，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命令軍隊採用胡人服飾，改著短裝，上褶（褶服，一種胡服）下胯（褲），腰束皮帶，用帶鉤，穿皮靴，藉以發展騎兵，訓練在馬上射箭的作戰技術。

  [2]咸陽楊家灣漢墓：西漢文帝、景帝時期的墓葬，位於陝西咸陽市郊楊家村附近。共兩座，南北並列，編號為四號和五號墓。1970—1976年發掘，1965年曾在四號墓南面清理出兵馬俑坑11座，出土騎兵俑583件、步兵俑1965件、舞樂雜役俑100多件。又有戰車坑一座，居於兩列之間，已被擾亂。這批俑群步伍嚴整，人馬都經彩繪，俱體現了漢初軍陣的真實面貌。車坑居中，表明當時仍舊沿襲把戰車放在主要位置的傳統軍制。騎兵俑數量雖不及步兵俑，但集中排列，自成方陣，表示騎兵已成為獨立戰鬥的兵種。兩墓因距漢高祖長陵較近，墓中又有銀縷玉衣殘片和兵馬俑從葬坑，墓主可能地位不低於列侯，據推測可能是漢初名將周勃、周亞夫父子。

  [3]大駱，秦人的先祖之一。據《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本為嬴姓，其世系在西周末年時一分為二——造父救亂有功，穆王封之於趙城，其後為趙氏；大駱因造父之寵，亦姓趙，大駱生非子，居西犬丘，善畜馬，孝王邑之秦，複姓嬴。秦人即是大駱這一支族的後代。

  [4]20世紀50年代後期，湖南長沙市近郊發掘一批西晉磚室墓，其中的金盆嶺九號墓出土了「永寧二年五月十日作」篆體銘文磚，隨葬品里有一組以青瓷製造、供墓主人出行的車馬儀仗俑，是當時世家大族擁有眾多屬吏和部曲（私人軍隊）的真實寫照。其中有騎吏俑14件，馬上鞍具齊全，有3件在鞍的左前側處做出三角鐙形，可視為中國內地開始使用馬鐙的例證。

  [5]馮素弗夫婦墓位於遼寧北票市西官營子村將軍山東麓，為同冢異穴。1965年發掘，是十六國時期考古的重大發現。據《晉書》記載，馮素弗為北燕天王馮跋之弟，北燕國的建造者之一。墓中出土的兩隻馬鐙，以桑木為心揉做圓三角形，上懸長系，外包釘鎏金（古代金屬工藝技法，系把金與水銀合成，塗在銅器表面，加熱烘烤，使水銀蒸發，金則附著於器表）銅片，是早期馬鐙中有確切年代的一副，成為研究馬具發展和斷代的重要資料。

  [6]霍去病墓位於陝西興平市，為茂陵陪葬墓之一。墓前有象、牛、馬、魚、豬、虎、羊、「怪獸食羊」、「人與熊門」、「馬踏匈奴」等16件石刻。作風渾厚樸素，雕刻手法極為簡練傳神，是中國現存時代最早而又保存完整的成組石刻，堪稱中國古代雕刻藝術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