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沉淪

  萬曆皇帝百年之後，研究者用八個字為之蓋棺論定：「酒色財氣，四病俱全。」此言並非全對，但大體不差。

  萬曆的貪酒，大約起於15歲時，首輔張居正發現之後，曾專門為他講過《酒誥篇》，誠懇地告誡宴飲過多，會荒廢政務、損害身體，身為一國之君，應以宗禮為重，盡力戒酒。處於無聊苦悶之中的萬曆，雖然當面稱是，但背地裡卻依然放縱不休，直至後來發生了「西內」酗酒殺人之事，受到皇太后嚴厲斥責，並令其寫下「罪己詔」，向天下謝罪。但從後來的情況看，萬曆的這一惡習不僅沒有改掉，反而愈演愈烈。此點，從御史馮從吾的奏章中可以找到佐證：「陛下每餐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杖下，外庭無不知者。」這就是說，萬曆不但對女人，對壺中物也情有獨鍾，無奈酒量有限，每飲必醉，醉後必大發酒瘋，打人鬧事，甚至有人被他無故擊斃。此一惡習，朝野皆知，但無可奈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史載，內閣大學士趙志皋，對萬曆這一行為多次諫止，但萬曆卻以太監、宮女對上不敬、違犯宮規等理由，為自己的行為開脫，並為下一次作惡尋找藉口。

  酒事如此，色事更甚。史書多載鄭貴妃與皇帝的恩愛如膠似漆，難解難分，但主角之外，仍有若干配角被史家以各種形式記載下來。事實上，鄭貴妃並未獨占皇帝的枕席，萬曆一朝廣選上千淑女，且皇帝整日周旋其間。《明史》明確記載皇帝的八子十女，為八個不同的女人所生。在輔臣屢屢催請節慾、勤於政務時，萬曆便發出這樣的諭旨為自己辯白：「朕自夏感受濕毒，足心疼痛。且不時眩暈、步履艱難」或「朕昨感風寒不時動火，頭目眩暈，腿足疲軟」。如果說「足心疼痛」，確因「感受濕毒」而致，那麼「頭目眩暈」，則正是酒色過度、精氣虧損的症狀。

  萬曆十二年（1584年）一月，御史范俊上疏，條陳時政十事，其中談到「人慾宜防」，以禹不喜酒、湯不近色為例，懇請皇帝以美女、酗酒為戒。萬曆覽後，大怒，諭令重杖。恰巧，是夜雷雨大作，朝陽門外水深三尺，皇帝聞訊，心中驚懼，不得已免去重杖，但仍將范俊革職為民，永遠不許起用。萬曆十四年（1586年）十月，禮部祠祭司主事盧洪春再度上疏，規諫萬曆酒色。其結果是，萬曆覽後怒極，命重杖六十，革職為民，永廢不用。未久，盧洪春憤郁而死。

  《帝鑒圖說》之「脯林酒池」插圖（明·張居正撰，清刻本）

  夏史記：桀伐有施氏，得妺喜。喜有寵，所言皆從，為瑤台、象廊。殫百姓之財，為肉山脯林。酒池可運船，糟堤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妺喜笑，以為樂。

  張居正解：夏史上記，夏桀無道，不修德政。桀征伐有施氏之國。有施氏進了個美女，叫作妺喜。桀甚是寵愛她。說的言語，無不聽從，造為瓊台、象廊，極其華麗，竭盡了百姓的財力。又性嗜酒，放縱，不但自家酣飲，將各樣禽獸之肉堆積如山，烹烤為脯者，懸掛如林。鑿個大池注酒，池中可以行船，積糟為堤，其長可望十里，擊鼓一通，則齊到池邊，低頭就飲，如牛之飲水者三千人。夫桀之始祖大禹，卑宮室，惡農服，克勤克儉。因飲酒而甘，遂疏造酒之儀狄，何等憂深慮遠，辛勤創業。而桀乃放縱如此，不亡何待！後六百年，又有商紂，亦為肉林酒池，亦亡商國。嗜酒之禍可鑑也哉！

  以上記載謂之「酒色」，至於「財氣」，更是數不勝數，而暗中受賄、抄家掠財，是其兩大重要財路。萬曆十年（1582年），馮保失敗以後，太監張鯨掌握東廠，因橫行無忌，作惡多端，引起滿朝公憤。其中御史何出光彈劾張鯨犯有八條死罪，並殃及其黨錦衣衛都督劉守有、序班邢尚智。萬曆覽奏，命將邢尚智論死、劉守有除名，而對張鯨卻不予究問。為何對首惡者不問？據說，一則因為當初張鯨奉皇帝密旨彈劾馮保有功；二則當群臣參劾張鯨之時，張曾出重金賄賂萬曆。如此一著，張鯨「有功」，皇帝貪財，因而未加究問。

  此事泄露，閣部大臣獲知，極為氣憤，密囑御史馬象乾再劾張鯨。因言辭尖刻猛烈，引起萬曆不滿，諭令將馬象乾下鎮撫司獄拷問。因馬象乾參疏系申時行、許國、王錫爵三位閣臣密囑所致，三閣臣便死力相救，「願與象乾同受刑拷」，馬象乾才得以免禍。但沒過幾天，又有吏科給事中李沂再劾張鯨，並索性將張鯨用金寶重賄皇帝的醜聞全盤揭露出來。這一下，觸及了萬曆的痛處，令其十分難堪，遂狂怒，厲聲道：「李沂置貪吏不言，而獨謂朕貪，謗誣君父，罪不可宥！」命將李沂下鎮撫司獄，杖責六十，接著又將李沂革職為民，永廢不用。

  翻閱《明史·神宗本紀》等相關記載，「酒色財」的案例不勝枚舉，而史籍在記述萬曆對人、對事顯露的表情時，滿紙的「上怒」「上大怒」「上狂怒」「上暴怒」「上怒極」等字樣，幾乎到了每天數「怒」，或十幾、幾十「怒」的程度，如此多的「怒」，翻遍二十五史，幾乎無匹敵者。因而，萬曆皇帝一生除了酒色財三樣，也完全可說是個生氣包。他一生氣，就要有人倒霉，甚至丟掉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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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皇帝的「四病」（酒色財氣），萬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大膽諫言：「臣聞嗜酒則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尚氣則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觴酌是耽，卜晝不足，繼以夜長，此其病在嗜酒也；寵『十俊』以啟幸門，溺鄭妃，靡言不聽。忠謀擯斥，儲位久虛，此其病在戀色也；傳索帑金，刮取幣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貲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今日搒宮女，明日抶中官，罪狀未明，立斃杖下。又宿怨藏怒於直臣，此其病在尚氣也。四者之病，膠繞身心，豈藥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猶經年不朝，過此以往，更當何如？……」

  從洪澤湖復出的明祖陵石像生

  既然藥石不能醫治，因而雒於仁特進「四箴」，陳請皇帝自行根治。萬曆覽奏，又是怒不可遏，諭令重處。由於雒於仁所上諫言既符合實情，又獲得文武百官的支持，經過申時行等閣部大臣奮力論救，未受到重刑，但還是被罷官為民。雒於仁雖為此而丟官，但他所講的「四病」，不僅緊緊地纏繞了萬曆一生，且加速了大明帝國的滅亡。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大雨成災，黃河暴漲改道，向南奪淮入海，所過之處，積水丈余。漕河被毀，祖陵（泗州）被淹，千里之內盡成汪洋，數十萬災民無家可歸。又由於漕運不通，糧船受阻，導致京師、邊鎮嚴重缺糧，情況萬分火急。為及時排除災害，大學士沈一貫詳細陳明利害，懇請皇帝先發內帑進行救濟，儘快點用治河大臣，立即進行治理。雖災情萬分緊急，但萬曆卻對所上奏章視而不見。沒有皇帝諭旨，事情又十分重大，沒人敢於用「講旨」的辦法去冒險，只得擱而不辦，任由洪水滔天，黎民罹難。

  明祖陵外羅城牆：

  明祖陵位於古泗州境內，即今江蘇省盱眙縣城西，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高祖、曾祖、祖父的衣冠冢，同時也是朱元璋祖父的實際葬地。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追封他的高祖朱百六為玄皇帝、曾祖朱四九為恆皇帝、祖父朱初一為裕皇帝，並於1385年派皇太子朱標修建祖陵。當時祖陵建有享殿、配殿、石像生，永樂年間又增建了欞星門與外羅城牆。由於古泗州城地勢較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秋，黃河奪淮，泗州城與明祖陵被淹沒於洪澤湖底。1963年，洪澤湖水位下降，明祖陵重現天日，但木製建築已蕩然無存，只有後來發掘、修復的石像群，能反映出昔日明祖陵的雄偉與壯觀。「文革」後，國家撥款對明祖陵進行了維修，並增建了水壩以保護陵區。2001年8月，沉睡於洪澤湖水下300年之久的明代第一陵——明祖陵外羅城牆，因洪澤湖大旱，繼1963年、1993年之後，再度露出水面。此次露出水面的外羅城牆達1178米，是有史以來最為顯著的一次。原明祖陵管理所副所長吳大望介紹說：「明祖陵共有三道城牆，這塊露出水面的石榫，按歷史記載，應當是外羅城牆的東大門。」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五月，京郊地區連降大雨，經月不停，致使京師內外商民房屋倒塌數千間，壓死民眾數百人，昌平皇家陵園內長陵陵碑被雷火擊碎。又因四月以來，天氣悶熱，連日陰霾，昌平天壽山陵區數萬株松樹枝葉全被害蟲吃光，此一災害被視為上天「懲戒」的不祥之兆，本應引起萬曆皇帝「惕然驚懼」。但呈報的題本他依然未看，毫無反應。為此，部院大臣聯名上疏，強烈陳請，又到文華門外集體跪請，想以此引起皇帝警覺與重視。但萬曆根本就沒有起床，臣僚們白白在門外跪請一個上午，直到中午萬曆起床，服侍太監才將群臣在門外跪請一事稟告給他。因事先未看奏章，不知跪請緣由，以為是集體鬧事，挾君犯上，故意與他為難，盛怒中派司禮太監傳出口諭，斥責道：「各守心供職，勿要挾沽名。」臣僚們一番苦心，不但未受到褒揚，反而落了個「要挾沽名」的罪名，無不垂頭喪氣，憤然而去。

  遙想萬曆初年，首輔張居正曾引用古代帝王的實例，多次教誨萬曆皇帝要崇尚節儉、戒奢侈，天子富於四海，家國一致，國家財富便是皇帝之財富。首輔的諄諄教誨，著實令這位少年天子感動了一番，並立下「以四海為家，貴五穀，賤珠玉，布德修正，團結民心」的宏願。但自從張居正家中抄出近二十萬兩金銀之後，他猛然頓悟，作為官庫的太倉庫，儲銀雖然堆積如山，但自己既看不到又摸不著，不如將金銀儲在內庫，看著親切，用著方便。於是乎，便以種種理由，向光祿寺、太僕寺和太倉庫索銀，儲入內庫私用。之後，又在奸人和太監迎合誘惑下，以開採銀礦、濫事徵稅等方式，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長達二十四年之久的斂財搜刮。其結果是財貨上流，萬民皆怨，國家的經濟秩序土崩瓦解，出現了國匱民窮、政紀廢弛、人心渙散、腐朽衰落的敗亡局面。此舉正如刑部郎中賀仲軾所言「惟民窮財盡之敗不可救」，只能「速其天下之亂耳」。

  因了皇帝的帶頭作惡，朝廷上下貪污中飽，腐敗糜爛。國庫耗損巨大，必然牽涉邊防和削弱軍備。萬曆一朝中後期，邊鎮兵卒不僅糧餉不足，冬衣、棉布也屢欠不發，致使大批軍卒「衣不蓋體，菽不壓口，凍餒而戍」。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六月，巡按御史馬永清奉命巡視邊關，當他到達紫荊關馬永堡時，突然感到惡臭撲鼻，令人作嘔。他迎著臭氣查找，原來是兩個老兵正在溝邊烤食死屍身上的爛肉，身邊的屍體已爬滿了蠅蟲。馬永清雖是久經沙場的邊關大員，但見如此悽慘之景，禁不住潸然淚下。

  軍卒「衣不蓋體，菽不壓口」的結果，引發了更嚴重的問題和隱患，即為了生存，官兵被迫「賣其弓箭，或質其妻子以救旦夕之命」。有的邊鎮，下級軍官和兵卒為求生存，不顧軍法偷賣火藥，「自遼陽至鎮江，其間許多鎮堡，官兵將火藥暗裡偷出，或五六百斤或千餘斤……數年以來，遼陽一帶火藥，盡皆見失。鎮堡之官，亦不時點檢，徒閉虛庫」。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七月，墩軍宋滿倉夥同數人，趁夜間風雨大作之機，竟將官府炮台上的大銅炮偷出賣給外夷。

  除了偷賣軍器外，邊關士卒還三五成群逃入敵營，「願奔外夷為樂土」。僅遼東義州所屬的幾個邊堡，一個月內就有兩千三百人出逃。其邊備廢弛、軍心渙散、鬥志淪喪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最後導致戍守的京師三大營[1]也名存實亡。三大營額軍為十餘萬人，工科給事中王元翰披露，這十餘萬人「其中能戰者，不過數百而已」，其他均是老弱病殘或市井無賴，根本沒有戰鬥力，不堪敵之一擊。

  政治腐敗，邊備廢弛，軍心離散，必然招致外敵入侵。崛起於東北邊陲的努爾哈赤，抓住這個千古難逢的契機，率訓練有素的八旗軍隊乘虛而入。而這個時候，大明帝國的邊軍，已喪失了戚繼光、李成梁、譚綸、俞大猷、劉顯等名將，以及他們嘔心瀝血所訓練的軍紀嚴明，具有頑強鬥志的官兵，其結果只能是以清代明，開啟歷史的新紀元。

  注釋：

  [1]京師三大營：屬明代京軍編制。洪武初即設，隸大都督府。十三年（1380年）改隸五軍都督府。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分設京師京營和南京京營，規制漸臻完備。京師京營分為五軍營、三千營和神機營，號稱三大營。至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二月，三大營總數約為17萬人。五軍營分為中軍、左右掖和左右哨。軍士除來自京師衛軍外，又調中都留守司及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衛所馬步官軍，輪番到京師宿衛和操練，稱為班軍。三千營以三千蒙古騎兵為骨幹，實際人數不止三千，全部為騎兵。神機營，因成祖用兵交趾（今越南），得火器法，立營肄習而名。此為明代專門使用火器作戰的精銳部隊，也是世界上最早成建制裝備和使用火器的部隊，人數待考。隸屬該營的還有五千營，掌操演火器及隨駕護衛馬隊官軍。 三大營各設提督內臣、武臣、掌號頭官統領。朱棣長子、洪熙皇帝朱高熾時代，命武臣一人總理三大營營政。平時，五軍營練習營陣，三千營練習巡哨，神機營練習火器。當皇帝親征時，三大營環守於皇帝大營，一般是神機營居外，騎兵居中，步兵居內。 三大營初建時，頗有戰鬥力。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九月一日，明英宗朱祁鎮率三大營親征，在土木堡敗於瓦剌，史稱「土木堡之變」。這一場戰役，使三大營主力損耗殆盡。英宗朱祁鈺登基後，命兵部尚書于謙對京營編制進行改革，於三大營中挑選精銳十萬，分十營團練，以備緊急調用，號稱十團營。十團營由總兵官一人統領，監以內臣、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人為提督，京營規制至此一變。天順初，罷十團營。成化初，復十團營舊制，二年又罷，三年復置，且增為十二團營。各團營又分五軍、三千、神機三營。時人稱為「選鋒」。正德皇帝朱厚照登基後，十二團營僅選出六萬多銳卒，因數量不足，復調邊軍數萬人入衛京師，名之「外四家」。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恢復永樂時三大營舊制，三千營改名神樞營，其三營以大將一員統帥，稱總督京營戎政，以文臣一員輔佐，稱協理京營戎政。其下設副參等官。萬曆後期，三大營增設監視內臣，營務盡領於中官，軍士素質低下，已不堪對外征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