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半農

  1891—1934

  教我如何不想她？

  「作揖主義」

  有位尹先生，是我一個畏友。他與我們談天，常說：「生平服膺『紅老之學』。」「紅」，就是《紅樓夢》；「老」，就是《老子》。這「紅老之學」的主旨，簡便些說，就是無論什麼事，都聽其自然。聽其自然又是怎麼樣呢？尹先生說：「譬如有人罵我，我們不必還罵；他一面在那裡大聲疾呼的罵人，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我們在旁邊看看，也很好，何必費著氣力去還罵他？又如有一隻狗，要咬我們，我們不必打他，只是避開了就算，將來有兩隻狗碰了頭，他自然會互相咬起來。所以我們做事，只須抬起了頭，向前直進，不必在這『抬頭直進』四個字以外，再管什麼閒事。這就叫作聽其自然，也就是『紅老之學』的精神。」我想這一番話，很有些同托爾斯泰的「不抵抗主義」相像，不過尹先生換了個「紅老之學」的遊戲名詞罷了。

  「不抵抗主義」，我向來很贊成；不過因為他有些偏於消極，不敢實行。現在一想，這個見解實在是大謬。為什麼？因為「不抵抗主義」，面子上是消極，骨底是最經濟的積極。我們要辦事有成效，假使不實行這主義，就不免了消費精神於無用之地。我們要保存精神，在正當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節省些。這就是以消極為積極；不有消極，就沒有積極。

  既如此，我也要用些遊戲筆墨，造出一個「作揖主義」的新名詞來。

  「作揖主義」是什麼呢？請聽我說：——譬如朝晨起來，來的第一客，是位前清遺老。他拖了辮子，彎腰曲背走進來，見了我，把眼鏡一摘，拱拱手說：「你看！現在是世界不是世界了，亂臣賊子，遍於國中。欲求天下太平，非請宣統爺正位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二客，是個孔教會會長。他穿了白洋布做的「深衣」，古顏道貌的走進來，向我說：「孔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現在我們中國，正是四維不張、國將滅亡的時候；倘不提倡孔教，昌明孔道，就不免為印度、波蘭之續。」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三客，是位京官老爺。他衣裳楚楚，一擺一踱的走進來，向我說：「人的根，就是丹田。要講衛生，就要講丹田的衛生，要講丹田的衛生，就要講靜坐。你要曉得，這種內功，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四、五客，是一位北京的評劇家，和一位上海的評劇家，手攜著手同來的。沒有見面，便聽見一陣「梅郎」「老譚」的聲音。見了面，北京的評劇家說：「打把子有古代戰術的遺意，臉譜是畫在臉孔上的圖案；所以舊戲是中國文學、美術的結晶體。」上海的評劇家說：「這話說得不錯呀！我們中國人，何必要看外國戲？中國戲自有好處，何必去學什麼外國戲？你看這篇文章，就是這一位方家所賞識的；外國戲裡，也有這樣的好處麼？」他說到「方家」二字，翹了一個大拇指，指著北京的評劇家；隨手拿出一張《公言報》，遞給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題目是「佳哉夢也」四個字。我急忙向兩人各各作了一個揖，說：「兩位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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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客，是個玄之又玄的鬼學家。他未進門，便覺得陰風慘慘，陰氣逼人。見了面，他說：「鬼之存在，至今日已無絲毫疑義。為什麼呢？因為人所居者為顯界，鬼所居者，尚別有一界，名『幽界』。我們從理論上去證明他，是鬼之存在，已無疑義。

  從實質上去證明他，他搜集種種事實，助以精密之器械，繼以正確之試驗，可知除顯界外，尚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軒先生。他的說話最多，洋洋灑灑，一連談了一點多鐘。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八個字，發揮得詳盡無遺，異常透切。我屏息靜氣聽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如此東也一個揖，西也一個揖，把這一班老伯、老叔、仁兄大人送完了，我仍舊做我的我；要辦事，還是辦我的事，要有主張，還仍舊是我的主張。這不過忙了兩隻手，比用盡了心思腦力、唇焦舌敝的同他辯駁，不省事得許多麼？

  何以我要如此呢？

  因為我想到前清末年，官與革黨兩方面：官要尊王，革黨要排滿；官說革黨是「匪」，革黨說官是「奴」。這樣的牛頭不對馬嘴，若是雙方辯論起來，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還都是個「纏夾二先生」，斷斷不能有什麼誰是誰非的分曉。所以為官計，不如少說閒話，切切實實想些方法去捉革黨；為革黨計，也不如少說閒話，切切實實想些方法去革命。這不是一刀兩斷，最經濟、最爽快的辦法麼？

  我們對於我們的主張，在實行一方面，尚未能盡到相當的職務；自己想想，頗覺慚愧。不料一般社會的神經過敏，竟把我們看得像洪水猛獸一般。既是如此，我們感激之餘，何妨自貶聲價，處於「匪」的地位；卻把一般社會的聲價抬高，——這是一般社會心目中之所謂高，——請他處於「官」的地位？自此以後，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說什麼「有一班亂罵派讀書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訓於後學者，曰不虛心，曰亂說，曰輕薄，曰破壞。凡此惡德，有一於此，即足為研究學問之障，而況兼備之耶」？我們看了，非但不還罵，不與他辨，而且要像我們江陰人所說的「鄉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片大道理』五個字」。為什麼？因為他們本來是官；這些話說，本來是「出示曉諭」以下，「右仰通知」以上應有的文章。

  到將來，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諸位老爺們額手相慶曰：「謝天謝天，現在是好了。洪水猛獸，已一律肅清。再沒有什麼後生小子，要用夷變夏，蔑污我神州四千年古國的文明了。」

  那時候，我們自然無話可說，只得像北京颳大風時，坐在膠皮車上一樣，一壁嘆氣，一壁把無限的痛苦儘量咽到肚子裡去；或者竟帶了這種痛苦，埋入黃土，做螻蟻們的食料。

  萬一的萬一，竟有一天變作了我們的「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了，那麼，我一定是個最靈驗的預言家；我說——那時的官老爺，斷斷不再說今天的官話，卻要說：「我是幾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從前陳獨秀、胡適之、陶孟和、周啟明、唐元期、錢玄同、劉半農諸先生辦《新青年》時，自以為得風氣之先，其實我的新思想，還遠比他們發生得早咧。」到了那個時候，我又怎麼樣呢？我想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後，自稱「老同盟」的很多，真正的「老同盟」，也沒有方法拒絕這班新牌「老同盟」。所以我到那時，還是實行「作揖主義」，他們來一個我就作一個揖，說：「歡迎！歡迎！歡迎新文明的先覺！」

  半農發明這個「作揖主義」，玄同絕對的贊成；以後見了他們諸公，也要實行這個主義。因為照此辦法，在我們一方面，可以把寶貴的氣力和時間，不浪費於無益的爭辯，專門來提倡除舊布新的主義；在他們諸公一方面，少聽幾句逆耳之言，庶幾寧神靜慮，克享遐齡，可以受《褒揚條例》第九款的優待：這實在是兩利的方法。至於到了「萬一的萬一」那一天，他們諸公自稱為新文明的先覺，是一定的；我們開會歡迎新文明的先覺，是對於老前輩應盡的敬禮，那更是應該的。

  玄同 附記

  （原載《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1918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