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遠流長的法家思想

  縱觀整個中國歷史，有許多思想流派，它們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但有一種學說貫穿了整個封建歷史，在許多地方都能看到它的身影，這個學說就是法家。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在法律界及法理學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而聞名，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係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在這些基礎上，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制定各項政策提供了相當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的痕跡早在春秋時期就有所表現，追溯到春秋時的鄭國相國子產，最著名的莫過於助齊桓公稱霸天下的管仲。

  這個子產就是前邊咱們講過的，跟律師的祖師爺鄧析唱反調的那位大叔。

  他們的所作所為可謂是後來法家理論的身體力行者，但是說他們是法家的創始者，就一直有些爭議。

  雖然子產與管仲從時間上來說更早，但嚴格地說，他們只是法家思想的萌芽，是思想的先驅，他們的思想學說只是他們自己初步總結出的經驗，還沒有形成一個大的思想流派，更別說有「法家」這個概念了。

  法家真正意義上的創始人是戰國時期魏國的李悝。

  

  李悝，也叫李克，戰國初期魏國著名政治家、法學家，曾任魏文侯相，主持變法，編撰《法經》，被史學家公認為法家始祖。

  他之所以能成為法家鼻祖，主要緣於他主持的聲勢浩大的變法運動，這場運動將弱小的魏國推上霸主的神壇，拉開了整個戰國波瀾壯闊的時代序幕。

  當時的魏國，在變法之前面臨的局面，也可以用內外交困來形容。外部環境上，諸侯之間的征戰日烈，外部的軍事壓力日益增大;內部經濟上，魏國本身就是晉國中相對落後的地區，在富庶程度上，魏國不如韓國，在軍力的強悍程度上，魏國又不如趙國。這樣的壓力下，魏國必須採取措施，走變法圖強的道路。而李悝，就是完成這個使命的最合適人選。

  在經歷了數年地方官磨礪後，李悝最終成為魏國重臣，開始全面推行他的變法主張。

  李悝認為一個人做錯了要懲罰，做好了就要獎勵，同時對那些靠著爹媽給自己掙下的產業的懶惰的紈絝子弟們，應該將他們的產業全部收回，讓他們明白要以好逸惡勞為恥，然後從世界各地招募人才，如果他們幫助國家獲得了成功，就獎勵他們，因此李悝專門設立了一種有賞有罰，唯才是用的用人制度，根據能力來選拔官吏，取消舊貴族原本享受的世襲俸祿，用來招募賢才，發展生產。

  其次，提出了「盡地力」的農業政策，革除舊有的阡陌封疆，鼓勵自由開墾土地，提倡在一塊土地上雜種各種糧食作物。

  李悝給魏文侯算了一筆帳：一個五口之家的農民，種一百畝地，其收穫的糧食要交租、納稅、留下口糧，就基本沒有剩餘的了；倘遇到天災人禍咋辦？臨時攤派集資咋辦？年景不好咋辦？地是靠農民種的，改善農民生活，必須增加糧食產量。魏國有幾百萬畝土地，除去山、河、城、邑，可耕地六百萬畝，農民好好種，每畝可增產三斗；相反，則減產三斗。這一增一減，全國就相差一百八十萬石糧食。由此可見，李悝是歷史上最早的「重農主義」的實踐者。

  李悝實行法治，建立完備的魏國法律，對於國家法令、政府職能、官員的升遷獎懲、軍功的獎勵，都做了最完備的規定，這個法律的名字叫《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封建制度下的法律。

  李悝制定的《法經》，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雛形法典，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方方面面的建制，雖然其內容在今天已經失傳，但是在整個中國封建社會裡，它都是被後世各類學者推崇的法律典範。

  只可惜《法經》由於秦始皇的焚書，早已不存。

  作為戰國時代最早的變法，李悝變法的效果是成功的。李悝在魏國的變法，不但影響了魏國的歷史，更影響了整個戰國的歷史。

  從某種意義上說，魏文侯時代魏國的李悝變法，其實就是整個戰國時代變法的試驗田，列國諸侯從魏國的強大過程里，看到了變法對於國家崛起的重要意義。從此之後，列國的變法轟轟烈烈地展開。當時幾乎所有開展變法的國家，都把魏文侯和他治理下的強大魏國，作為變法的楷模和目標。

  而魏國也同樣是戰國變法人才的"培訓學校"，早期在其他國家主持變法的人才們，許多人都在李悝變法中扮演過重要角色，比如後來主持了楚國變法的吳起，早年就是魏國李悝變法的助手。而列國變法中最徹底的商鞅變法，也基本是以李悝變法為藍本。

  作為戰國諸侯中第一個吃變法"螃蟹"者，魏國的國勢，在魏文侯在位的時期達到了一個高峰。他在位的50年，是魏國雄霸天下，稱雄於諸侯的50年。西面的秦國被他打得服服帖帖，東面的齊國唯他馬首是瞻，南方的楚國遭到他聯合三晉勢力的一次次沉重打擊。雖然與北方的趙國發生過摩擦，但韓趙魏三國中，魏國卻是當之無愧的老大。而在當時整個戰國大勢中，他也是國力最強者。

  李悝生於周定王五十四年(公元前四五五年)，卒於周安王七年(公元前三九五年)，生平事跡幾無記載，不能確知其詳，但這並不影響他中國法家鼻祖的地位。

  公元2002年，占地四千公頃的中國第一座法制公園在北京密雲落成，公園由神路、歷史法典長廊、中國古代法典廣場、中國現代法典廣場、現代法律區域、外國古代法典廣場、外國現代法典廣場、歷史法學名人趣味群雕、憲法廣場等九大部分組成，構思獨特，富有創意。公園的核心部分就是三千平方米的中國古代法典廣場，也稱李悝廣場。

  廣場上聳立著兩座大型雕塑，前面是以竹簡為造型的我國古代第一部較為完整的法典即李悝編著的《法經》雕塑；後面是用九十多塊漢白玉和青石組合而成的高八米、重三百多噸的李悝坐像。這是一個象徵，也是對一個人的紀念。有意思的是，我們的魏文侯到現在可還沒有享受的這麼高的待遇。

  歷史是最無情的，「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多少帝王將相的豐功偉績至今早已作古。歷史又是最慷慨的，那些傳承與發展文化的先哲，他們的思想至今依然讓我們受益匪淺。時代雖然變了，但不管是什麼時候，總有一些人承擔起傳承文化的責任，這才是中華民族屹立不倒的根源所在，才是中國崛起的最強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