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對面鋪上的呼嚕讓我難以入睡，電視畫面上帕維爾特和米拉達的一遍遍重複打鬥讓我覺得滑稽。空調停了，燈光下細看玫瑰上的花露竟然是假的，連那花朵也是仿真。嵌金絲的靠背是化纖質地，與皮膚接觸，十分的不舒服。米黃的地毯亦是化纖，不知哪位在上面留下了茶跡和煙洞。雜誌上的車模美女笑得有些曖昧，火車雜誌登汽車GG，難免有跨行賺錢的嫌疑。將電視換了幾個頻道，不是沒來由的武打就是騎著掃帚滿天飛的虛無，讓人煩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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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憶自己的心情是什麼時候開始發生變化的，過了羅敷，大概是潼關，是火車即將離開陝西的時候。為什麼變的，是因為某位老陝，在隔壁包廂里哼唱「有為王打坐在長安地面」，那唱實在不高明，粗獷沙啞，完全是依著性情的胡咧咧，讓人聽了忍俊不禁。真希望他繼續唱下去，卻沒了聲音。我想，今後再聽不到這樣隨性而起的秦腔了，也難見文聯那些狗皮襪子沒反正的同事們了，更難見掛職九年、周至農村那些火熱的鄉黨了。

  曾經是文學陝軍中的一員驍將，今日卻不辭而別，做了逃兵。離開的時候我沒告訴任何人。回家，對我來說是歸心似箭，也是從容不迫！

  窗外，關林一閃而過。關公的陵墓，無數次地來過，陝西那些平日司空見慣的大土冢——沉睡著的帝王將相們，我曾無數次地在夕陽中憑弔，在細雨中拜謁；他們帶著我一次次地走進秦、漢、唐的細部，走進歷史的皺褶，在書里躺著的歷史在西安是站起來的。我曾經跟他們達成一種寫作的默契，將他們認作巨石般的靠山。如今在靠山們默默的注視下，我竟然頭也不回地毅然離去，有些薄情，有些負義，有些自私和卑鄙。

  真正的相知是精神方面的感應，四十多年，我與這片地域已經連成了一體。

  雜亂中一陣迷失，有種撕裂的痛。

  什麼時候睡著的，不知道。

  早晨，過了豐臺，火車先駛入一片高聳的樓宇，接著才緩緩進入北京西客站。站台上有接站的，有戴著紅帽拉行李的，與老舊的北京站相比，多了倉促的輝煌，多了霸道的大而無當，少了離別那些細膩的蒼涼。我不喜歡這個火車站，試想，這趟火車如果能停靠在老車站，對我將是一個極度的完美。我畢竟是從那個車站出發的。

  站台上不會有接我的人，我的目光也從不在那些翹首企盼的男女身上停留；離開北京四十多年，沒有一次有人在車站等我。我當然也不會有此奢望，在金家，我是老小……

  說從來沒被人接過也有點兒虧心。有過那麼一回，是給北京人藝寫話劇《全家福》，人藝領導讓院裡的編劇王梓夫來接站。我沒見過王梓夫，但是讀過他的小說，京腔京韻寫京東的，是個不錯的京味兒作家。想的是我們得設計個接頭「暗號」什麼的，免得錯過了。結果他說不用，他一眼就能把我認出來。那次，王梓夫一直接到了站台上，果然一眼就認出我了。他接過我的行李，我空著手跟在他的後邊走。被人接的感覺真好，如果前頭拽著拉杆箱子的是金家的兄長，那我將是一個多麼幸福的老妹妹。想到這兒，眼圈就有點兒紅，偏巧王梓夫一回頭，不解地看著我。我換了副輕鬆的口氣說，我到北京第一次有人接，有回娘家的感覺。

  王梓夫說，北京人藝就是你的娘家，就住我們人藝的樓上吧！

  王梓夫是客氣。但就是幾句應酬，也讓我的心裡充滿暖意，感覺中連北京春天那呼嘯的大風也變得柔順了許多。

  現在王梓夫退休了，話劇《全家福》也演出了一百場。

  再回北京，依舊是獨來獨往，瀟灑得厲害。

  對面鋪位年輕的夫婦沒打招呼竟自走了，細想想，自始至終他們沒跟我說過一句話。萍水相逢，誰不想簡單，誰不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不是也沒跟人家說話嗎？在單元房裡住著，十幾年，鄰居姓名不是也不知道嗎？社會發展到這一步，大概就是如此。

  我最後一個走出了車廂，帶著隨身一個小手提包，其餘大件行李頭幾天已經託運回北京了。手提包是開會發的，上面有「陝西某某會」字樣，樣子有些土，但是實惠。一切都是輕車熟路，出站上電梯過天橋，到馬路對面的「永和豆漿」吃兩根剛出鍋的油條，喝一碗滾燙的豆漿。吃飽喝足朝北步行一站路，到軍事博物館乘地鐵，再從東直門鑽出來，坐132路汽車回家。

  買房、裝修，無數次的往返，已經讓我對這條線路熟悉得如同回我從前四合院的家。

  今天的回家有特殊意義，我放棄了地鐵，返回南邊的汽車站，先坐1路，過西單、六部口、天安門、王府井，到東單倒106路無軌，走燈市口、東四、十條、北新橋，都是我小時熟悉的地方，也都是我寫小說演繹出故事的地方。我要告訴它們，耗子丫丫回來了！

  「耗子丫丫」，是父親對我的暱稱。本來就叫「丫丫」，小時候饞，愛偷嘴，愛吃零食，別處都可以閒著，嘴不能閒著。有一回，有人送了父親兩斤牛肉乾，母親知道我的毛病，踩著凳子將它們高高地擱在立櫃頂上。這點小伎倆能擋住我嗎？母親轉身出門，我蹬著桌子就上了落地罩。

  這裡我順帶著給讀者們說說什麼是落地罩。落地罩是房屋間的硬木雕花隔斷，它不是隔扇，隔扇有門，關嚴了是兩間屋子。落地罩是通透的，一個隔斷的象徵而已。

  我們家落地罩雕的花飾是「松鼠葡萄」，十八隻小松鼠藏匿於結滿葡萄的藤蔓里。「十八隻」，我敢說這個數字只有我知道，因為我一隻一隻仔細找過、數過，連藏在葉子後頭只露一條尾巴的也沒落下。我們家沒有誰有這工夫和閒心，我有，所以我知道。

  對「松鼠葡萄」熟悉的另一個原因是每當臘月二十四，掃房，清掃落地罩的任務便歸了我。那些雕刻出來的大窟窿小眼睛，只有我的小手指頭裹著抹布才能伸進去。女傭劉媽倒是能幹，她也幹不了這個。當然擦拭落地罩的代價不菲，廚子老王得單獨給我做一碗紅燒肘子吃，這肘子只歸我一人所有，別人誰也不許動。老三死氣白賴地跟我要，鼻子都快沾著肘子湯了，我說，去！他就得一臉饞相地咂著嘴乖乖兒地去。

  老王走了換了莫姜，莫姜的肘子燒得更好，有御膳房味道。莫姜說過，西太后最愛吃紅燒肘子，要糯而爛，文火煨六個鐘頭，才能綿軟入味。莫姜的肘子夾在西口老劉烙的芝麻燒餅里，那是一絕，誰見了誰得投降。

  今年秋天的時候，故宮博物院請幾個作家到宮裡賞月，在御膳房吃的菜餚中有紅燒肘子，評論家雷達向我推薦，說好吃。我嘗了一口，果然不錯，老味依然，讓我想起了家廚莫姜的手藝。一塊兒吃飯的莫言說肘子咸了，我說夾燒餅正好。可惜，那天沒有老劉的芝麻燒餅。

  回過頭來接著說偷牛肉乾的事，我蹬著「松鼠葡萄」攀得挺高。我們家的大貓黃黃兒伸著腦袋驚異地看著我，它大概奇怪，它那一身輕功什麼時候落到了我身上。我一隻手拽著葡萄藤蔓，騰出一隻手去夠肉乾，一伸手，離櫃頂還差一截子，這早有所料。我取來廚房的鏟子，只那麼一捅，柜上的紙包就破了，剷出三五塊肉乾趕緊下來，見好就收。剛把肉乾填進嘴裡，劉媽就進來了，這個小老媽兒，鬼精，我幹什麼她都盯著我。嘴裡有肉，我不敢說話也不敢嚼，瞪眼看著她，她也看著我，厲聲問，你幹什麼哪？

  我朝她做了個鬥雞眼，一個箭步躥出去了。聽見劉媽在後頭說，有病！

  那時候劉媽快走了。她是安徽桐城人，其實她安徽的老家沒人了，她回去是投靠外甥。外甥算什麼親戚呢，還不是寄人籬下。所以劉媽的心情就很不好，見了我動輒便訓，好像我是金家最糟糕、最不算人的一個。劉媽不敢罵老七，見了老七老賠著笑臉，仿佛老七是玉皇大帝的親兒子。老七是二娘生的，劉媽忠於二娘，順帶著也忠於老七。老七要說養她一輩子她準保留下，可惜老七當不了我父母的家，老七連自己的飯轍還沒地方找呢。

  牛肉乾三塊五塊地消失，分享者不光是我，還有黃黃兒和巴兒狗瑪莉。一段時間它們倆整天跟著我跑，一看見我上桌子爬落地罩，都高興得蹦高。紙包越捅越深，終於有一天，我那把鏟子夠不著了，非但夠不著，連鏟子也拿不下來了。

  那天我和黃黃兒們在廚房看老王殺鱉。母親來了，問櫃頂的牛肉乾怎沒了，我說八成是黃黃兒乾的。這時黃黃兒用無辜的眼睛看著我，瑪莉的尾巴也夾起來了，偷偷想往外溜。母親從背後拿出鏟子說，黃黃兒還會使鏟子嗎？

  我無言，老王說做飯的鏟子怎麼會在柜子頂上，莫不是被耗子拉了去？

  我說，可不，落地罩上有十八隻耗子哪！

  我的狡辯給我招來了一頓撣把子，不是老王攔著，那根撣子把兒非折了不可。

  十八隻耗子偷牛肉乾，讓我落下了「耗子丫丫」的名號，自此金家人叫我「丫丫」的時候，前邊必定冠以「耗子」稱謂，使我的名字像日本人一樣的冗長。

  想起小時候的淘氣，想起耗子丫丫的小名，讓我不自覺地露出了笑意。挨打的溫馨，偷嘴的愜意，釀造成家的溫暖，刻錄成記憶的光碟，拿出來，永遠新鮮如昨。猛然間有人推了我一把，一個男的大聲說，說你哪，多少遍了，裝聽不見，給老太太讓座！

  有女的搭茬兒說，還戴著眼鏡呢，什麼素質！

  我扭頭一看，才發現身邊站著個提塑膠袋的老太太。老太太無疑是趕早市的，西紅柿、黃瓜之外，還有一張頂著花白頭髮的臉。我惶恐不安地站起來，解釋說在想事情，沒聽見，對不起。花白頭髮坐了，冷冷地應酬性地說了個謝字。男的依舊不依不饒說，想事情，理由多充足啊，真會編，北京的好風氣硬是讓這些外地人給破壞了。

  女的戳了男的一下說，二十年前你也是外地人。

  男的說，咱覺悟高。

  花白頭髮在座位上說，您看滿大街烏央烏央的人，都是外地的，過春節都回去了，北京大街上見不著幾個人兒，那才是真正的北京人。

  男的說，可不是。

  我將手裡「陝西某某會」的提兜字面朝了里。我不知道，這大公交車裡，外地人究竟有幾多？

  看那花白頭髮，年紀未必有我大，當然不能問年紀，剛才已經是大失禮，給「外地人」大丟面子了。看來花白頭髮和男的已經結成了同盟，將一腔感激不是給了讓座的我，而是給了讓我起來的男的。可我實在咽不下這口氣，笑著對花白頭髮說，這位大姐，我可是地地道道北京人，我們家從順治那會兒就住在北京了。

  花白頭髮說，我們沒說您，您可別多心哪。

  碰了個不軟不硬的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