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今天，朝陽門外南營房已無人提及，它作為一個歷史地名留在了北京城市的記錄中，南營房的消失不過是這十幾年的事情。假如宇宙有支點，讓我們跳離時間的長河，遠遠地觀望，一定可以看到在滾滾塵囂中，那裡存在過的一片片整齊劃一的平房和演繹在其中的貧窮市民的酸澀故事。

  那些故事都很精彩。

  南營房是清代留下的正白旗兵營，位於日壇的西北部。過去每年春分，皇帝或者大臣都要路過此地去祭神。我的外祖母姓鈕祜祿氏，世代居住在南營房。清朝時候，哪個旗住在北京哪一塊地方是有一定的，不能隨便挪動。所以鈕祜祿外祖母就一直住在朝陽門外，她那些鈕祜祿的親戚們，也都分散住在東城。各家有各家的活法，各人有各人的日子。我的母親除了一幫窮困的表親之外，再沒別的交往，直到母親去世，我也沒搞清鈕祜祿那些龐雜的親戚們。

  隨著旗兵的衰落，南營房逐漸淪為窮雜之地，所住之人有旗兵後代，還有做小買賣的，唱大鼓的，撿破爛的，以及妓女和盜墓賊，多是窮苦人眾。以我母親所住的四甲而論，有賣炸開花豆的老紀，賣炸素丸子的老安，戲園子掃堂的劉大大，澡堂修腳的白師傅，收舊貨打小鼓的葛先生……五花八門，各有特色。

  與南營房相對的是北營房，北營房顯得空闊，房屋相對少，大概是兵們的操練場。房屋少住戶就少，北營房北邊是大糞場，北京東城住戶的糞便由淘糞的淘了，大都集中到東直門外和北營房，在這裡發酵晾曬成糞干再出售。別小瞧這糞場，所得的利潤卻是不低，完全由糞霸控制，別人不得插手。北營房一年四季永遠是臭氣熏天，只要一刮北風，南營房便籠罩在一片臭氣之中。

  出朝陽門不到一站地，往南是壇口，壇口是日壇入口的意思。壇口有條南北方向的街，叫景升街，在十字交叉處分為景升東街和景升西街，景升街是市場的雲集之處，熱鬧程度可以和天橋媲美。幼時我是這裡的常客，跟著母親回娘家，一多半是衝著這熱鬧來的。這裡有說相聲的，耍狗熊的，說評書的，拉洋片的，賣針頭線腦的，也有賣各種小吃的。小吃以回民豆汁黑的豆汁和切糕張的切糕最為有名。三甲拐角有個叫井大姨兒的，專賣炸鉻餷，蘸著蒜湯醬油，外焦里嫩，咬一口能把人香一個跟頭。

  市場中間有個「蟲子鋪」，就是賣打蟲子藥的。那時候，好像人人肚裡都有蛔蟲、絛蟲什麼的，賣蟲子藥的買賣就很興旺。現在沒聽說誰肚裡有蟲了，我們吃的菜都使用了殺蟲劑，殺蟲劑殺了小白菜上的蟲子，也殺了人肚裡的蟲子。現如今的人，畏殺蟲劑比畏砒霜更甚，為買到不使用殺蟲劑的菜，花大價錢也願意。

  那時候，我最怕的就是過市場的「蟲子鋪」。「蟲子鋪」門口擺了張鋪著紅布的桌子，桌上陳列著兩個大玻璃瓶子，瓶子裡用藥水泡著許許多多從人肚裡打下來的蟲子，蛔蟲和蛔蟲在一起，絛蟲和絛蟲在一起，蟲子們都是淡粉色的，互相纏繞扭曲著，看著讓人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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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那些蟲子裡面也有我們家老五的一條。母親說我們家老五一度變得面黃肌瘦，無端地愛發火，母親跟「蟲子鋪」掌柜的一說，掌柜的就給包了包藥，母親回家把藥烙在發麵糖餅里，專給老五吃。老五吃獨食，自然很得意，結果拉了一臉盆扁蟲子。

  母親這舉動很有「下毒」意味，我後來看過許多文學作品，投毒者都是用這種方式下毒的。用餅下毒，不知是母親從文學裡學的還是文學向母親學的，反正可憐的是我們家老五。據說拉蟲子的時候肚子疼得滿地滾，自己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就像有人被害死了到了兒還不知道是怎麼死的。母親把老五拉的蟲子兜到「蟲子鋪」，掌柜的認真檢査了，看蟲子腦袋打下來沒有，若沒有打下來還得再吃藥。老五還算幸運，拉了一條全須全尾的絛蟲，沒再受二茬罪……

  我每回從蟲子們跟前過，都低著腦袋快走，如果那時嘴裡還啃著糖葫蘆什麼的，也一定屏住氣息，不再咀嚼。偏偏的，母親和「蟲子鋪」的掌柜有交情，住斜對門，一到那兒母親就要停下來跟他說一會兒話。他們說來說去，就會從桌子上的蟲子說到我肚裡的蟲子，仿佛我肚裡蟲子的數量絕不會比瓶子裡的少。末了兒，掌柜的就像治老五那樣，也送我一包打蟲子藥，說我要不吃他的藥，肚裡的蟲子就會把我吃了。

  「蟲子鋪」的打蟲藥無外兩種，「寶塔糖」和「山道年」。「寶塔糖」是個錐形的小糖堆兒，不難吃，是專給小孩子準備的。「山道年」是小白片，看著不起眼卻厲害，吃了肚子擰著疼，大蟲子一條一條往下拉，都是活著的，那感覺頗為恐怖。

  「蟲子鋪」是壇口市場留給我的最不美好的記憶，跟它對面拔牙的地攤，大木頭盒子堆積的拔下來的各種牙一樣讓人不愉快。

  四甲北口有個戲園子，叫「群眾劇場」，離舅舅家近，不到二十米。「群眾劇場」很群眾，很平民，它沒有「吉祥」、「廣和樓」那樣壓人的氣勢和嚴肅，有的是隨和與親切。比如我看《天河配》看到一半，回舅舅家喝幾口白開水，吃一個「驢打滾」，回來可以照舊坐下看，也沒人管，這擱其他地方可能不行。

  劇場最早是個戲棚，後來加了座椅和新式舞台，搞得很像個樣子了。這裡一般以演評劇為主，我所接觸的極其有限的評劇基本是來自「群眾劇場」，在這兒經常演出的演員一個叫鮮靈芝，一個叫吳佩霞，都是坤角，長得很漂亮。每回來演戲都坐著專用的三輪車，用毯子蓋著腿，嘴唇抹得鮮紅鮮紅的。我看過她們演《秦香蓮》、《大劈棺》、《小女婿》什麼的。還記得秦香蓮見了皇姑的唱詞，「她好比三春牡丹鮮又艷，我好比雪裡的梅花受盡了霜寒」，甚是悲切悽慘。

  父親管評劇叫「落子」，他說他不喜歡落子，喜歡京劇。我說我也喜歡京劇，說這話其實是討好，為的是父親能多帶我去看戲。其實我從心底是喜歡評劇的。評劇通俗易懂，更接近老百姓，比如「天黑了」，就唱「鳥入林，雞上窩，黑了天」。擱京劇就得跟人繞圈子了，說什麼「海島冰輪初轉騰，見玉兔又早東升」，不知道「冰輪」和「玉兔」是什麼東西的早就被繞糊塗了。跟父親談此看法，父親說評劇是小戲，戲詞淺顯直白，不登大雅之堂，缺少藝術的含蓄。

  母親也愛聽評劇，我們都喜歡「淺顯直白」。我們共同喜好的是俗稱「小老媽兒」的曲子，「小老媽兒在上房灑掃塵土，掃完了東房掃西房……」我在群眾劇場還看過《馬寡婦開店》，裡面的小寡婦可憐又可愛，拍著一個小布人兒在台上邊走邊唱，「你好半天沒吃到媽媽的乳哇」。為什麼沒給孩子吃奶呢？是因為跟住店的小白臉調情去了。回到家我拍著我的小布人兒也唱，「你好半天沒吃到媽媽的乳哇」，我的七哥，就是我們家的老七，從後頭給了我一脖兒拐。這齣戲解放後曾經被禁演，原因是「內容不健康」。

  南營房的格局是一排排平房，分作一甲二甲到五甲南北向五條胡同，每條胡同近四百米長，從高處往下看，如同一個整齊的棋盤。母親家院門坐東朝西，小小的木門，沒有油漆也沒有門環，兩層台階破爛得只可墊腳，門檻全被磨圓了，當中成了一個凹，可見是曾經經歷了千百萬次旗兵的踩踏。對著街門內里是個白影壁，小得可憐，影壁頂上用瓦碼出了一條花邊，算是裝飾，影壁前頭種了幾棵水蔥，傻綠傻綠地戳在綠瓦盆里。院內五間北房五間南房相對而立，每兩間一組，多出來的是堆房和茅房。這些房間低矮，窗戶狹小，北房內順西牆一條大炕，占了幾乎一間屋的位置。其他的房屋原先都有炕，想必是住兵的，大部被我舅舅拆了，它們太占地方。

  院裡的南房已經坍塌殆盡，成了一片瓦礫，瓦礫中偶爾會鑽出一兩隻大青兔，是我那群叫不出名字的表兄弟們豢養的寵物。兔子大了，可以吃也可以賣錢，他們的學費基本都是來自於兔子。我舅舅最恨兔子，說兔子不叫喚，看著溫文爾雅，其實蔫壞，性情太冷，滿院打洞。他一見兔子就踢，兔子一見他就跑。這輩子跟兔結了仇，很大原因是我父親也屬兔。

  小院唯一可以欣賞的就是東牆下的一棵棗樹。嚴格說，它隔了一道牆，應該是屬於五甲院裡的樹，可它卻很不知趣地把枝椏全探到了這邊院裡。我從未見過那棵棗樹結棗，倒見過那些樹的枝杈上爬滿了「楊剌子」。「楊剌子」是北京孩子們最怕的一種蟲子，渾身硬毛，色彩猙獰，那毛要是碰到皮膚上，一片紅腫，又疼又癢，讓你哭都哭不出來。

  南營房近百個院落基本是一個模樣，要是你忘了門牌號走錯了門，且得找呢，找大半天也未必能找到自己的家門。就是找到了，站在院裡你也會奇怪，這是我們家嗎？

  舅舅家有股不好聞的餿臭之氣，氣息的來源是炕桌上的糨子盆，糨子盆是舅母做補活兒的重要工具之一。「補花」是朝陽門外婦女們的手工專項，也是家庭的主要生活來源。女人們到領活兒處領來彩布，按照貼在布上的紙樣剪了，抹上糨糊，用砸扁了頭的撥針將毛邊窩進去，再將一個個花瓣組成花朵，將葉子和葉梗連接起來，然後交回去。自有另一批人把花朵和葉子組合在布料上，縫紉成床單、桌布各樣布藝品。

  舅母一天可以撥幾張彩布，但跟母親比，還是不行，母親在未嫁之前就是靠這個養活著她的娘和兄弟的。舅母是母親出嫁後從天津嫁過來的，她常聽人說我母親是快手，一天能撥六個大子兒。六個大子兒大概相當於今天的六毛錢，那時候一個大子兒能買一斤棒子麵。但是我跟母親回她的娘家，卻從沒見母親拿起過撥針，也從沒見她靠近過那些枝葉。其實那時的母親已經很清楚，很認可自己的身份了，她是學者的太太，得隨時保持著「太太」的清醒和做派。人哪，一旦攀上去，就下不來了。

  鈕祜祿外祖母自小長在南營房，一雙大腳，一口京片子。所以母親也如南營房的丫頭們一樣，有著旗人姑奶奶的性情，麻利潑辣，敢做敢當。母親跟她的兄弟陳錫元是同母異父的姐弟，他們的兩個父親都姓陳，都是山東人。我的第一個外祖父是山東文登人，光緒年間來到北京。大概是沒什麼根底，來了沒兩年，就入贅在南營房我的外祖母家。後來做買賣有了點兒錢，在東安市場弄了間門面，專賣核桃、大棗、柿餅之類的乾貨，也賣北京的果脯蜜餞，這些東西擱得住，不愛壞，很少賠錢。

  那時候的東安市場不像現在，都是高樓大廈，高級得幾乎買不來什麼東西。光緒時代的東安市場是一片地攤，地攤的範圍東到現在的協和醫院，南至同陞和鞋店，北到金魚胡同，西臨王府井大街。經營方式像現在的無序早市，亂鬨鬨地擠塞成一片。小攤上賣什麼的都有，梳子、篦子、綁腿帶、辯穗、旱菸、假首飾……想要什麼就能在這兒找到什麼。

  東華門是清朝文武百官每天上朝的必經之路，官員們見天兒要費力穿越自由市場，既有礙觀瞻，又不方便。後經住在金魚胡同的尚書那桐上奏皇帝，光緒二十九年才劃出了東安市場的範圍。有了市場就算有了組織，我那位文登的外祖父因為正直幹練，被推舉為東安市場商會的會長。現在一提「商會會長」一準是個腰纏萬貫的老闆，是個和政界密不可分的大人物；可那時的會長，照舊是每天從王府井走到朝陽門，冋家吃窩頭啃鹹菜的普通買賣人。

  那年，我的母親十歲，十歲的母親在她生日那天命運發生了變化。

  跟袁世凱有關。袁世凱當了中華民國大總統，為了不南下，不離開他的北方老根據地，指使部下曹錕在城裡發動了兵變，2月29日在北京鬧騰起來。曹錕駐帥府園的炮兵和駐祿米倉的步兵，跑步直奔王府井，在東安市場挨戶搶劫。搶完之後兵們又從市場西門順義齋煤油鋪提出兩大桶煤油，潑在東安電影院的木牆上，放起了大火。大火將東安市場燃成一片火海，沒有一家商販得以逃脫。據說，大火過後，狼藉一片，整個市場找不出一件整裝東西。

  火燒起來的時候，外祖父並沒在現場，那天他正在家和女兒一塊兒吃打滷面，吃麵的還有店裡的夥計劉德貴。劉德貴從京莊雜貨攤上給母親買了副銀手鐲，還沒給母親套上，就聽到了東安市場著火的消息，兩個人撒腿就往火場跑。誰也沒想到，這一跑，竟然跑得沒了蹤影。

  外祖父自離開家再也沒有回來，還有他的夥計劉德貴，外祖父他們就這樣消失了。母親只知道她的父親姓陳，山東文登人，別的一概不知。前幾年，我査找過東安市場的史料，查到了那場人為的大火，卻查不到山東籍的陳姓會長。我也曾托山東的文學朋友到文登縣探尋，亦無下文。

  外祖父的下落至今是個謎。

  外祖母帶著母親再嫁，再嫁的還是山東人，依舊姓陳。繼外祖父是個教私塾的先生，胖，愛喝酒，對母親不好，母親很討厭他。再婚後的外祖母沒有很快生養，直到過了兩年，母親的異父兄弟陳錫元才出生。我和母親到東嶽廟燒香，母親不止一次地指著送子娘娘案前端香爐的童兒對我說，你看他像不像你舅舅？

  送子娘娘跟前那個童兒傻呵呵的，齜著牙，不知是哭還是笑，光光的禿腦袋上梳兩個髽鬏，除了富態，別的跟我舅舅沾不上邊。母親說，外祖母在娘娘跟前燒香求子，香灰正掉在童兒的光腦袋上，老太太心一動，忙用手胡嚕著童兒的腦袋說，小子，燙了你吧？

  誰想，竟然把這個童兒給招來了。轉過年，外祖母就給母親產下一個弟弟，誰都知道，她這個兄弟是送子娘娘案前端香爐的童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