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 維也納會議之後

2024-10-04 17:11:39 作者: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龍著 熊亭玉譯

  他們壓制所有的新思想,藉此保證世界的和平不受侵擾。秘密警察成了國家最有權勢的官員,很快這些國家的監獄裡就塞滿了那些宣稱人們有權按照認同的方式自我管理的人。

  想要徹底清除拿破崙大洪水帶來的破壞幾乎就是不可能的。古老的柵欄已經被沖走了。數十代王朝的宮殿已經被破壞到了無法居住的程度。有些王室住處卻在鄰居遭受不幸的情況下大為擴建。潮水退去,留下了各種稀奇古怪的革命學說,如果要貿然清除,就有破壞整個社區的危險。但是維也納會議的政治工程師全力以赴,以下就是他們的各種「政績」。

  這麼多年來,法國破壞了世界的和平,人們已經不由自主地開始畏懼這個國家。通過塔列朗之口,波旁王室許下諾言,說要好好治理國家。但經歷了百日王朝之後,歐洲人明白,如果拿破崙第二次逃回歐洲,後果同樣堪憂。因此,荷蘭共和國變成了王國,而比利時則成為這個新王國的一部分。無論是新教徒的北方,還是天主教的南方都不喜歡這個新聯盟的國家,但是也沒有人提出疑問。這似乎多歐洲的和平有好處,而和平是主要考慮。

  波蘭抱有極大的憧憬,因為波蘭人亞當·恰爾托雷斯基[296]親王是沙皇亞歷山大的密友之一,在戰爭和維也納會議期間的常用顧問。但是波蘭成了一個半依附俄國的國家,亞歷山大變成了波蘭人的國王。沒人對此感到高興,這一結果引發了波蘭人極大的怨恨,並且爆發了3次革命。

  丹麥一直都是拿破崙忠實的盟友,遭到了嚴厲的懲罰。7年前,一支英國艦隊順著卡特加特海峽駛來。沒有宣戰,也沒有任何警告,這支艦隊就炮轟哥本哈根,並且捲走了丹麥的艦隊,唯恐為拿破崙所用。維也納會議的做法更甚。1397年以來,根據卡爾馬聯盟[297],挪威和丹麥就是聯邦的一部分,而維也納會議決定將挪威從丹麥分裂出來,並且送給了瑞典國王卡爾十四作為他背叛拿破崙的獎勵,而當初正是拿破崙幫助他登上了寶座。這位瑞典國王也夠奇特,之前是法國將軍,原名伯爾納多特,作為拿破崙的副官之一到了瑞典,而瑞典的霍爾施泰因-郭托普王朝最後一位統治者去世之際沒有留下子嗣,於是他受邀成為了這個美麗國家的國王。從1815年到1844年,他才能卓越地統治著他的第二故鄉(他永遠也沒有學會這個國家的語言)。他是個聰明人,受到了瑞典和挪威臣民的尊敬,但他沒能讓這兩個天性和歷史都迥異的國家合二為一。這兩個斯堪地那維亞國家的結合體是個失敗,到了1905年,挪威以一種非常和平有序的方式成立為獨立王國,而瑞典人也友好地送出了「好運」的祝福,非常明智地放手讓挪威獨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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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文藝復興之後,義大利人就一直受外來入侵者的擺布,之前對波拿巴將軍也抱有很大的希望。然而皇帝拿破崙卻讓他們大為失望。他們非但沒有組成民眾希望的聯合義大利,反而被分割成了數個小公國、小公爵領地、共和國和教皇國,而教皇國成為了那不勒斯之外整個半島上最為糟糕、最民不聊生的地區。維也納會議廢除了數個拿破崙建立的小共和國,取而代之的是數個老公國,分給了哈布斯堡王室的幾位有功人士,其中有男性,也有女性。

  可憐的西班牙人發動了反抗拿破崙的民族起義,為了他們的國王,西班牙最優秀的男子灑下了熱血,可是當維也納會議允許他們的國王回歸王土之際,西班牙人卻得到了嚴厲的懲罰。費迪南七世[298]是個惡毒的傢伙,過去4年時間裡一直都是拿破崙的階下囚。為了打發時間,他給自己最喜愛的守護聖徒織了一件又一件的外套。為了慶祝自己回到故土,他重開宗教裁判所和酷刑室,而之前的大革命廢除了這兩樣東西。他令人厭惡,他的自己的妻子和子民都非常鄙視他,而神聖同盟卻力挺他坐在寶座上。正直的西班牙人想要清除這個罩在他們頭上的詛咒,讓西班牙成為立憲王國,可是所有的努力都以流血和死刑告終。

  1807年葡萄牙王室逃到了巴西殖民地,之後葡萄牙就處在沒有國王的狀態。從1808年到1814年半島戰爭[299]期間,葡萄牙一直都是惠靈頓麾下部隊的軍需供給地。1815年後,葡萄牙繼續算是英國的省份,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布拉干薩王室回歸王位,他們的一位王室成員留在了里約熱內盧成為了巴西皇帝,巴西帝國居然維持了好多年,是美洲唯一存在過的帝國,結束於1889年,之後變成了共和國。

  在歐洲的東部,斯拉夫人和希臘人依然受著蘇丹的統治,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熱當,維也納會議沒有採取任何舉措來改變這一狀況。1804年,塞爾維亞的一位養豬人布拉克·喬治(是卡拉喬戈維奇王朝的創始人)發動起義,反抗土耳其人,起義失敗了,被另一位他誤認為是朋友的塞爾維亞領導人殺害,殺害他的人叫做米洛斯·奧布論諾維奇,後來成為塞爾維亞奧布諾維奇王朝的創始人。土耳其人繼續在巴爾巴半島地區稱王稱霸。

  自從2000年前,希臘人失去獨立之後,先後被馬其頓人、羅馬人、威尼斯人、土耳其人統治。他們希望自己的國人,科孚島[300]人卡波·德伊斯特拉,還有沙皇亞歷山大的親密友人波蘭人恰爾托雷斯基能為他們做些什麼。但維也納會議對希臘人沒有興趣,他們感興趣的是讓基督教的,穆斯林的,或是別的什麼教派的「合法」的君主待在各自的王位上。因此他們毫無作為,希臘還是老樣子。

  也許維也納會議最大的錯誤就是對德意志地區的處理。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戰爭不僅摧毀了這個地區的財富,還將之變成了毫無希望的政治垃圾堆,由兩個王國。數個大公國、若干個公國和上百個侯爵領地、封邑、男爵領地、選帝侯領地、自由城市和自由村莊組成,其統治者千奇百怪,只有在歌舞劇中才能見到那樣的角色。腓特烈大帝創建了強大的普魯士,改變了這一狀況,可在他去世之後,普魯士王國也沒能倖存多長的時間。

  拿破崙批准了大多數德意志小國家獨立的請求,但是300多個國家中存續到1806年的也只有52個。在爭取獨立的偉大抗爭中,多少士兵夢想著建立起強大統一的國家。但是沒有強有力的領導就不可能有統一,誰將成為這位領袖呢?

  在德語國家一共有5個王國。奧地利和普魯士的國王是按照神的旨意授命的。另外三個,巴伐利亞、薩克森和符騰堡的國王是由拿破崙的旨意授命的,因為他們是皇帝拿破崙的親信,在其他德意志地區人民的眼中,他們的愛國信譽就有瑕疵。

  維也納會議建立了一個由38個主權國家組成的新德意志邦聯,主席是奧地利國王,其身份已經改為奧地利皇帝。沒有人對這種臨時安排感到滿意。德意志的一次全體大會在古老的加冕城市法蘭克福召開,討論的是「共同政策和重大問題」,在這次大會上,38名代表分別來自38個有著不同利益的地區,如果沒有全票通過,就不能做出任何決定(這項全票通過的議會規定曾在之前數個世紀之內毀掉了強大的波蘭王國),著名的德意志邦聯成為了全歐洲的笑柄,這個古老帝國的政治同19世紀四五十年代我們美洲中部鄰居的做法有些相似。

  這對於為了民族理想而犧牲了一切的人民而言是奇恥大辱。但是維也納會議對「子民」的私人感情毫無興趣,德意志的事情就這麼定了,不再討論。

  有人反抗嗎?當然有了。隨著人們對拿破崙的仇恨漸漸平息下來,隨著對反拿破崙戰爭的熱情漸漸冷淡下來,隨著人們真正意識到在「和平與穩定」的名義下進行的罪行,他們立刻開始了竊竊私語。他們開始威脅要公開造反。但是他們能做什麼呢?他們沒有力量,他們任憑有史以來最無情高效的警察體制所擺布。

  維也納會議的成員真誠地認為是「革命主義導致了拿破崙這位前皇帝非法篡位」。他們覺得自己有責任剷除那些追隨所謂「法國理念」的人,就像是菲利普二世在燒死新教徒或是吊死摩爾人的時候,不過是追隨了內心的聲音。在16世紀初,如果有人覺得教皇無權任意統治他的臣民,這個人就是「異端分子」,每個忠誠的公民都應該得而誅之。到了19世紀初,在歐洲大陸,如果有人覺得自家的國王或是首相沒有權力隨意統治自己,那這個人就是「異端分子」,每個忠誠的公民都應該就近向警察舉報此人,讓他受到應有的懲罰。

  但是1815年的統治者們已經學會了拿破崙式的高效率,他們處理事情的能力遠遠超過了1517年的水平。1815年到1860年這段時期就是政治間諜的時代,到處都是間諜。宮廷里有間諜,最低檔的酒店裡也有間諜。他們從鑰匙孔偷窺內閣會議,他們在市政公園裡溜達,偷聽坐在長椅上的人們聊天。他們嚴密看守邊境,如果沒有簽證護照,休想離境。他們檢查包裹,任何有著危險「法國理念」的書籍都不可能進入他們君主的領地。他們和學生坐在一起,在演講廳里聽教授講課,如果有教授膽敢對現有秩序流露出一個字的不滿,就會大禍臨頭。他們跟著小男孩和小女孩去教堂,免得他們臨陣脫逃。

  在很多地方他們都得到了神職人員的幫助。革命時期,教會遭受了很大的損失。教會的財產被充公,神父遭到了殺害。1793年10月公共安全委員會廢除了基督教,接受了伏爾泰、盧梭和其他法國哲學家教育的這一代人手舞足蹈,歡慶理性的勝利。神父們加入了「流亡者」的行列,一起長期流亡國外。現在他們跟隨反法盟軍回到了故土,帶著報復的心理開始了工作。

  1814年耶穌會回來了,重新開始了教育年輕人工作。之前,在對抗教會的敵人方面,他們的體制未免有些過了頭。耶穌會在全世界建立了「支部」,要教育當地人懂得基督教的福祉,但很快這套體系就變成了常規的貿易公司,不斷干涉世俗政權。到了葡萄牙偉大的改革派首相龐巴爾侯爵執政時期,耶穌會被趕出了葡萄牙的領土。到了1773年,應歐洲大多數天主教國家的請求,教皇克萊門特十四世禁止了耶穌會的這一體制。現在他們又回來了,開始教導孩子們要「順從」,要「愛戴他們合法的君主」,以免這些孩子像他們父母一樣在瑪利亞·安托瓦內特坐車駛向斷頭台時還會租借櫥窗,在一旁觀看嘲笑。

  在普魯士這樣的新教徒國家,情況也是一樣糟糕。1812年的那些偉大愛國領袖,那些號召人們站起來反對篡位者的詩人和作家如今被貼上了「煽動者」的標籤。他們的住所遭到了搜查,他們的信件遭到了檢查,他們不得不定期到警察局報到,匯報自己的行蹤。普魯士的教官火氣沖天,撲向年輕一代人。一群學生在瓦特堡慶祝宗教改革三百周年,活動雖然有點吵鬧,但並無害處,可在這些普魯士官僚的眼中,這就是革命的星星之火。有個神學學生,非常誠實,卻不夠機靈,殺死了一位在德意志進行活動的俄國政府間諜,於是大學就處在了警察的監視之下,在沒有任何審訊的前提下,教授或是被投入監獄,或是被解僱。

  當然了,在對抗革命行為方面,俄國就更為荒誕了。亞歷山大已經從虔誠的狂熱中恢復過來了,逐漸發展出了憂鬱症。他非常清楚自己能力有限,也明白自己在維也納受到了梅特涅和克呂登納那個女人的擺布。他越來越排斥西方,成為了一名真正的俄國統治者,其興趣在君士坦丁堡,那個曾是斯拉夫人第一位導師的古老而神聖的城市。亞歷山大的年紀越來越大,他越來越努力,成就卻越來越少。在他坐在書房之際,他手下的大臣把整個俄國變成了一個大軍營。

  這樣的畫面並不美。我應該講得更為簡短,但你應該對這一時期有個徹底的了解。這不是人類第一次想要倒轉歷史的車輪,但結果都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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