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 普魯士的崛起

  在日耳曼北部的荒蕪之地，一個叫做普魯士的小國異軍突起

  普魯士的歷史就是邊境地區的歷史。公元9世紀，查理曼大帝將文明的中心從地中海轉移到了歐洲西北部的野蠻之地。他的法蘭克人士兵不斷東進，歐洲的邊境地區也就隨之東進。他們從居住在波羅的海和喀爾巴阡山脈之間的未開化的斯拉夫人和立陶宛人手裡奪取了大片大片的土地，法蘭克人統治這些邊境地區的方式就像是建國之前的美國人。

  邊境上的布蘭登堡最初是由查理曼大帝創建的，為的是防止野蠻的撒克遜部落侵擾他東邊的屬地。斯拉夫的一個部落，也就是文德人居住在這一地區，法蘭克人於10世紀征服了這一部落，文德人的市場名為布蘭登堡，成為了這一省份的中心，該省份也因此而得名。

  從11世紀到14世紀，先後有數個貴族家庭在這個邊境省份執行皇家總督的職能。到了15世紀，霍亨索倫家族出現了，作為布蘭登堡的選帝侯，他們開始將這個被遺棄的邊境地區變成了近代世界最為高效的帝國之一。

  霍亨索倫家族剛剛被歐洲和美國合力趕下了歷史舞台[279]，他們最初來自日耳曼南部，出身寒微。12世紀，霍亨索倫家的一位叫弗雷德里克的男子姻緣不錯，被任命為紐倫城堡的看門人，他的後人從不放過任何機會提升家族的地位，如此苦心經營了數個世紀之後，他們成為了選帝侯。選帝侯是那些可以選舉日耳曼帝國皇帝的王公貴族的名號。在宗教改革期間，他們站在了新教徒這一邊，17世紀早期，他們成了日耳曼北部王公貴族中最有權勢的一支。

  

  三十年戰爭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洗劫過布蘭登堡和普魯士，一樣地毫不留情。但在大選帝侯弗雷德里克·威廉的帶領下，他們很快就從戰爭的損失中恢復過來，而且還通過知人善任，調動國家的經濟和智力因素，創建了一個物盡其用，人盡其才的國家。

  近代普魯士是個人和個人願望和抱負都完全融於集體利益當中的社會。這樣的普魯士可以追溯到腓特烈大帝的父親，也就是腓特烈·威廉一世，他是一位勤奮工作、勤儉節約的普魯士軍人，非常喜歡粗獷的酒吧故事和濃烈的荷蘭菸草，極端厭惡華而不實的花邊和羽毛飾品（如果是法國來的，他就更厭惡了），他心中只有一個理念，那就是職責。他嚴格要求自己，也嚴格要求部下，無論是將軍還是士兵，他都絕不包容任何軟弱的行為。說得好聽一點，他和兒子腓特烈之間的關係從來就不和睦。兒子品味精細，看不慣父親的粗魯。兒子喜歡法國的禮儀、文學、哲學和音樂，而這一切在父親看來完全就是女人氣。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自然會引發大問題。腓特烈想要逃到英格蘭，被抓住了，送上了軍事法庭，而他最好的朋友因為幫助了他，被執行斬首，他被迫目睹了全過程。之後，作為懲罰的一部分，年輕的王子被送到了某處的小堡壘，學習如何成為一個國王。這真是因禍得福，腓特烈1740年登基之時，從窮人的孩子如何辦理出生證，到複雜的年度預算最小的細節問題，他都是心中有數。

  他寫了一本書，書名叫做《反馬基雅弗利》，他對這位古代佛羅倫斯歷史學家的政治信條表示了鄙視，馬基雅弗利建議貴族子弟在有必要的時候，盡可以為了國家利益而撒謊欺騙。腓特烈不以為然，他認為理想的統治者應該是人民的第一公僕，應該效仿路易十四做一位開明的獨裁者。然而，腓特烈本人在實踐中雖然每天為人民工作長達20個小時，可是絕不容忍任何人走到他身邊充當顧問。他的部長們只是高級辦事員，普魯士是他私人的財產，要按照他的願望進行管理。他不允許有任何事情干預到國家的利益。

  1740年，奧地利的皇帝查理六世去世了，生前他用一大張羊皮紙，黑字白紙地定下莊嚴契約，想要確保獨生女瑪利亞·特里薩的位置。但這位老皇帝剛剛安葬在了哈布斯堡王室的地下墓室里，腓特烈的軍隊就開往奧地利邊境，想要攻占奧地利所屬的西里西亞，普魯士人翻出八百年前的老黃曆，叫嚷著自己擁有這片土地。數次戰爭之後，腓特烈征服了整個西里西亞地區，雖然奧地利多次反攻，腓特烈也多次處在戰敗的邊緣，他還是在這片新奪取的土地上站穩了腳跟。

  普魯士橫空出世，氣勢逼人，歐洲諸國當然注意到了。18世紀，多次大型的宗教戰爭摧毀了日耳曼民族，誰也沒有把他們放在眼裡。腓特烈就像俄國的彼得大帝一樣，暗中努力，赫然現身，人們的態度立刻就從鄙視變成了恐懼。普魯士國內的事務處理得也相當老到，同其他地方的人們相比，普魯士人的確是沒有什麼好抱怨的。國庫每年不僅沒有赤字，還有盈餘。國家廢除了酷刑，改善了司法體系。國家建設了好的公路，開始了好學校，好大學，再加上行政清明，人民覺得不管國家要求自己做什麼，都是值得的。

  數個世紀以來，德意志地區一直都是法國人、奧地利人、瑞典人、丹麥人和波蘭人鏖戰的場地，如今有了普魯士的榜樣，日耳曼人也有了底氣。這都歸功於那個小個子老頭，他長著鷹鉤鼻子，一身舊軍服上沾滿了鼻煙，說起自己的鄰居來，他談吐有趣，卻是出言刻薄。他不顧事實真相，滿口謊言，只要有所得，他就不吝於擺弄18世紀臭名昭著的外交遊戲。可是他還寫了一本書，叫做《反馬基雅弗利》。1786年，他的大限已到，身邊的朋友已經盡數散去，他從沒有過子嗣。他孤獨地死去了，身邊僅有一位僕人和一群忠心耿耿的狗。他愛狗勝過愛人，因為他說過，狗不會忘恩負義，永遠都忠誠於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