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民主政體的一般特徵

  依據民主政體，社會上的一切成員都只不過被當作一個人來看待。根據已成文的規章——如果把它稱作規章可以算是恰當的話，因為它不過是對於一切道德原則中最簡單的原則的承認而已——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無論有才能或財富，誰都必然會產生一定程度上的影響，也就無需成文制度來幫助它產生作用。

  然而，的確也有一些缺點看似可能是民主平等的必然結果。在政治社會裡，假定愚蠢的人在數量上總會超過聰明的人是合乎情理的。於是，可以得出這樣的推論：「全體的福利就將完全受無知及愚蠢的人所支配。」的確，無知的人一般是十分願意聽從賢達的人的。但是，正由於他們的無知才使得他們不能判斷他們的嚮導的優點。比起那些雖然動機比較純潔而才能卻不太出眾的人，那些不安分而狡猾的煽動政治家，常常具有迷惑他們判斷力的更優越的條件。而且，煽動家可以永遠有效地利用人性的一個可支配一切的缺點，即重視在眼前的表面利益，而不重視將來的實際利益。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利用人類的情感。迄今為止，政治一直就提出了全部人類智慧所不能解答的一個謎。狡猾的詭辯和花言巧語可以用來使問題更進一步地含糊不清。我們能夠假設沒經教育的群眾能不受其騙嗎？野心勃勃的搗亂分子所提出來的計劃擁有一種粗俗的吸引力，卻是有遠見的政治家的嚴肅而穩健的計劃所不能媲美的，這難道不是時常發生的事情嗎？

  「人類幸福最豐富的源泉之一就在于堅定不移且始終如一地運用某些固定的原則。而動搖不定和變幻無常則是民主政體的特點。只有曾經對自己的原則深思熟慮過的理論家，才能始終堅定地信奉這些原則。而一般群眾由於從來沒有把他們自己的思想系統化，於是只有接受一切偶然衝動的支配並且易於跟著別人的思想走。但是，動搖不定同政治正義是背道而馳的。

  「不僅如此，民主政體是徜徉在人類感情的大海里的、一艘沒有裝載壓艙物的巨大而笨重的大船。這種不受限制約束的自由，幾乎在剛剛到手的時候就有失掉的危險。在人類事務的這種安排下，野心家認為沒有什麼可以限制他的欲望，他只需要通過迷惑和欺騙群眾，就能夠奪得絕對的權力。

  「另外一種惡性的後果也從這種情況中產生了。當民眾意識到自己在這方面的弱點後，他們越是熱愛自由和平等，於是就更加疑慮不安。任何人只要表現出非凡的美德或者對他的國家做出傑出的貢獻，他馬上就會被譴責為意圖專權，而各種各樣的條件將會來支持這種譴責，諸如：一般的喜好新奇，妒忌功勞，以及民眾不能理解比他們優越的人們的動機和品格等。他們將會像雅典人那樣，討厭聽見阿里斯蒂德斯總被稱為正直。這樣，美德就會常常成為無知和嫉妒的犧牲品。因此，人類思想在進步到最高階段時所能想到的一切，不論多麼開明和優雅，都會時常被極度放肆的激情和野蠻愚蠢的粗暴意圖所壓制。」

  本章節來源於𝖇𝖆𝖓𝖝𝖎𝖆𝖇𝖆.𝖈𝖔𝖒

  任何建立了民主原則的地方，如果都不可避免出現這樣的情景，那麼人類的本性的確是不幸的。要設計出一種不含有君主政體、貴族政體或者民主政體成分的統治形式，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對前兩種政體已經進行了詳盡的考察，看來，不可能有比它們給人類造成的危害更大和更根深蒂固的了。從它們所依據的原則得出來的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結果乃是我們所能看到的最不公正、最墮落和最邪惡的景象了。因此，如果根據任何證據足以使民主政體也降低到跟這些既不公正又無理性的畸形制度同等的水平，那麼我們對人類未來幸福的展望，就的確是值得悲嘆的了。

  然而，這是不可能的。假設我們不能不採取這樣一種民主政體——具有人們附加於其上的一切缺點的——而又不能找到任何對待這種缺點的對策，它也還是要比所有其他形式更為可取。以雅典為例，即使它有過那一切騷亂和不穩定，有過庇西斯特拉妥和伯里克利的得人心而又溫和的篡奪，有過那種可怕的貝殼投票流放制度——他們利用這種制度，習以為常地以毫不掩飾的不公正，就將一些傑出的公民不予定罪便加以流放，有過米太亞德的入獄，阿里斯蒂德斯的流放和福季翁的謀殺——即使有過這一切的錯誤，但無可爭辯的是：雅典曾出現了比曾經存在過的一切君主制度和貴族制度國家都更為輝煌和更令人欽佩的景象。誰能夠只是因為同時存在有一些不法行為，就否認他們對美德和獨立精神的殷勤熱愛呢？誰能夠，只是由於他們偶爾屈從於放縱和急躁，就不留餘地地譴責他們敏銳的心思、靈活的辨識力以及熱烈的感情呢？雅典人民有過這樣非凡的成就，這樣優美的文化，他們快活而有節制，華而不奢，在他們中間湧現了世界上所曾經見過的最偉大的詩人、最崇高的藝術家、最完美的演說家和最公正的思想家；難道我們可以拿這樣的人民，拿這個產生愛國主義、獨立精神和高尚品德的聖地，同那種無情而自私的君主政體和貴族政體的國家相對比嗎？看來平安無事並不是幸福。比起那種使人類思想最高的智能轉向腐敗和陰毒的平靜死水，有點暴亂和動盪不安反而要更好些。

  通常在評價民主政體的時候，讓我們產生判斷錯誤的原因之一，在於我們以為人類就是像君主政體和貴族政體把他們造成的那個樣子，並且根據這一點去判斷他們在管理自己的事務上的是否適應。如果君主政體和貴族政體的趨向不是破壞它們國民的美德和智力，它們就不會成其為邪惡的了。最有必要的事情在於消除一切阻止人類思想發揮其真正力量的障礙。輕信、盲目屈從權威、怯懦畏縮、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忽視自己的重要性以及我們可能實現的良好意圖——這一切是人類進步的主要障礙。民主政體使人類重新意識到自己的價值，通過消除權威和壓迫來教導他們只聽從理性的指示，使他們有信心敢於坦率、樸素地對待所有其他人，勸導他們不再把別人看成是應當防範的敵人，而應看成是應當加以幫助的弟兄。當民主國家的公民看到盛行於周圍國家的壓迫和不公正時，他們不得不萬分尊重和珍視自己享受的利益；從而能夠最堅定地下決心去保衛這些利益。民主政體完全是使人民的情緒變得消極的，但其效果卻是無法估量的。根據現在看到的人去推斷將來可能會改變成什麼樣子了，沒有比這更不切實際的了。如果我們運用嚴格而精確的推理，就不應對雅典有那麼多的成就而感到驚異，而首先應該對雅典還保留這樣多的缺點感到疑惑。

  人類進步的道路是最為簡捷的，即只要求做到言行都符合真理。如果雅典人在這方面再花點工夫，他們就不可能產生那麼嚴重的錯誤。誠實而坦率地對待所有的人，公正地執法，一旦這些原則完全實行就會產生最良好的效果。它們開啟智力，使人們敢於通過自己的判斷來下決心，並能剝掉謠言誤說的華麗外衣。在雅典，人們心甘情願地受著光彩和外表的迷惑。如果能在他們的體制中找出產生這種缺點的錯誤，如果能夠設計出一種政治社會的形式使人們習慣於樸質而冷靜地進行判斷，習慣於勇敢地面對真理，那麼民主政體在雅典的社會裡就不會再有動盪不安、變化無常和暴亂這些最常見的特點。沒有任何東西比真理更加萬能可靠，換句話說，也就是沒有任何東西比內心判斷和實際行為的一致性更加可靠[1] .在真理和謬誤的鬥爭中雙方的力量是懸殊的，前者並不需要任何政治盟友的支持。真理發現得越多，尤其是有關社會之人的那一部分真理發現得越多，它就會更加簡單明了。而且，我們會發現，它這樣長期地遭受隱瞞，除了由於成文制度的有害影響外，是不可能有任何其他原因可以加以解釋的。

  另外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理由——這值得我們注意——雖然並不像前面所講的論點那樣重要，但它經常被認為是造成古代民主政體不完善的原因。古代人不熟悉委任制或者代議制議會的想法，而我們有理由假設：在這樣的議會裡常常可以井然有序地處理事務，如果把這些事務交給公民普遍討論，就會造成很大的騷動和麻煩。[2]依靠這種可喜的辦法我們既能獲得貴族政體的許多假想的好處，也能獲得民主政體的許多實際的好處。國家事務交給有更高等的教養和才智的人去討論；也許我們不但可以把他們看作是表達他們選民意見的指定中介人，而且還可以把他們看作是在某些場合下被授權代行其事，正如沒有學識的父母把管教子女的權力交給比自己成就更大的教師一樣。如果選民明智，在政治問題上不放棄運用自己的智力，對代表行使監察權，並且在代表作出充分的解釋後仍不能使他接受代表的意見時，他熟悉委託另外一個人來代表他的辦法，如果具備這些條件，那麼這種想法在適當範圍內可能是值得認可的。

  像雅典和羅馬人那樣龐大而混雜的民眾大會，也許總是必然會產生一些騷亂並且容易產生本章開始所列舉的許多民主政體的弊端。而代議制的真實價值體現在：一個由群眾委託代表組成的代表大會將避免許多類似缺點。但是代議制的統治必然是不完善的。如前所述[3]，多數必須壓服少數，而少數在提出反對意見和表示異議之後，實際上竟然屈從於自己表示過異議的意見。從文明社會這個抽象概念上來講，這一點乃是值得惋惜的。可是代議制還加重了這種同政治統治不可分割的弊害。這種制度使立法權進一步脫離了註定必須守法的人民。因此，代議制雖然是對某些弊端可採取的一種對策，或者不如說是一種緩衝手段，但也並不是美好和完善到足以使我們把它當作是社會秩序所能達到的進步的頂峰[4]，並能將之加以完全信賴的對策。

  以上就是民主統治的一般特徵，而且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不能就此放開。我們對於一切能夠使我們確定它的所有優點的各方面，都應該進行最全方位的考查。我們即將繼續研究人們提出的進一步的反對意見。

  [1]參見第一篇，第五章。

  [2]關於這種制度的普遍根據，見本書第一卷第三篇第四章。限制它的價值的例外情形將見於本篇第二十三章。

  [3]參見第三篇，第二章。

  [4]參閱本篇第二十三、二十四兩章關於本問題的進一步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