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論貴族政體的性質

  嚴格意義上講，貴族政體的含義，是不折不扣的憑藉政治制度的干預而使人類的不平等更加持久和更加明顯的一種結構。跟君主政體一樣，貴族政體同樣是以虛妄為基礎的，是和真正的事物本質毫不相干的人工產物，因此也就必然會像君主政體一樣，要依靠權術和欺詐。然而，它的統治所依賴的原則，比君主政體更為陰暗和更違反社會的原則。君主常常認為可以使用誇獎和獎賞的手段對待大臣和官吏，而貴族卻認為用鐵棒來統治就可以了。

  這兩種政體，要維持久遠，都是建立在民眾的無知的基礎上的。如果他們能夠像奧馬爾那樣，毀掉異教學說的著作，並勸說人們相信古蘭經里所包含的適合於他們研究的一切東西，那麼也許就可以把他們的統治延續下去。但是貴族政體在這裡再一次顯露了它無可比擬的粗暴。從某種程度上講，君主政體還允許它的臣民進行僧侶式的學習，而貴族政體卻管制得更加嚴酷。一旦社會的下層階級普遍具備了讀寫能力，它的權力就會被終結。要使民眾成為農奴和低賤的人，那就必須不可避免地要使他們變成野蠻人。長期以來，這個問題一直被人們熱烈地、積極地討論。舊制度的堅決擁護者以其卑劣的遠見卓識把知識的傳播當作最令人擔憂的改革來加以反對。他們的人所共同認同的觀點是：「一個奴才，一旦學會了讀書寫字，就不再是他們所需求的被動的機器了。」這句話里就包含著能輕而易舉說明歐洲社會的全部邏輯的萌芽。

  這些篡奪者以自我為中心，他們的害人伎倆就在於使人類永遠停留在墮落的狀態，這種陰謀有誰能想到呢？有誰而不為之憤慨呢？我們現在就是要在當前討論的問題上來考驗一下「萬民為一人而生」這個著名的準則。「統治為被統治者的利益而誕生，如果它為了自己而提出任何其他的目標，那就是一種篡奪。」兩個世紀以前，有人曾經為這個所謂褻瀆尊嚴的學說而感到驚恐，這些人無疑是「他們那一代的聰明人」。我們常常發現：在任何時代，那些曾經最早引起對於革新的恐懼並且因此而被人嘲笑為頑固和膽怯的人們，其實是一些具有高於普通人的判斷力的人們，他們在那個粗魯無禮的原則里，看到了它所必然導致的結果，雖然只是不完全地。對於那些有思想的人，現在是在這兩者之間做出選擇的時候了：要麼完全地、毫無保留地回到那個原始時代的暴政原則上去，要麼採取任何一種同暴政原則相反的原理，不管它最初看起來多麼中立，都不要因為軟弱而愚蠢地對它所帶來的一系列的結果視而不見。

  對於各種不同的貴族政體，我們並不需要進行一種系統專題研究，如果認為上述推理具有任何力量的話，那麼它們對於反對一切這類政體都是具有同等說服力的。貴族政體可以像在波蘭那樣，把它的主要特權授予某一個體；也可以像在威尼斯那樣，把它們限制在具有團體資格的一些貴族的手裡。前者更容易引起嘈雜和混亂，而後者則容易引起更多的猜疑、狹隘和苛責。官員們可以像在荷蘭那樣，用選舉方法在他們自己中間來補充團體成員；也可以像在古羅馬那樣，由人民來選擇。

  毫無疑問，古羅馬的貴族是曾經存在過的最值得尊重和最光輝的典範。所以，要想了解貴族政體的優越性可以被提高到什麼程度是合適的，似乎可以在古羅馬貴族政體中研究一下。在他們的制度里，包括有一些民主政治的優點，比如說，一般來講，沒有人能夠成為元老院的成員，除非由於被人民選任到高級官員的職位上。所以，我們可以設想大多數的元老都具有某種程度的才能。他們跟近代的那些貴族是不一樣的。在近代的貴族那裡，由於實行了長子繼承制而不是由選舉決定他們的特權，所以除了少數新加封的貴族以外，要想尋找有才幹的人是徒勞無益的。在古羅馬，一向只能在貴族中間，也就是只能在元老的後代中間，尋找候選人。所以我們可以認為，最傑出的人才都在那個階級裡面。促成這種情況發生的一個條件，是因為這個階級壟斷了接受普遍教育和培養智力的機會。由於印刷術的發明，這種壟斷終於被徹底消滅。因此，所有古羅馬的那些學術上偉大的光輝人物，不是貴族就是屬於騎士階級或者是他們的直系親屬。

  從整體來說，在幾個世紀中，平民雖然曾經具有忠實、勇敢、熱愛正義和熱愛公共事務的美德。但是，除了格拉古兄弟[1]以外，他們中間的任何個人都不能給人類增光而變得值得誇耀。而在貴族中間，則有布魯特斯、瓦萊里烏斯、利里奧拉努斯、辛辛納特斯、卡米路斯、法比里希烏斯、雷格路斯、法比烏斯家族、德修斯家族、西皮奧兄弟、盧庫路斯、馬塞勒斯、加圖、西塞羅以及無數其他的人物，以及羅馬的堅定的英雄們和共和國的最後的光輝的殉難者們，才對貴族政體抱有感情，因為他們不斷地回憶這些人物。這種情況是順理成章，可以理解的。

  但是，對於這種比任何古代或近代的其他任何貴族政體都優越得多的貴族政體，不妨讓我們對它作一種公正的評判。在共和國剛剛成立的時候，人們除了有權選舉官員以外，幾乎沒有其他任何權力。而且即使在選舉官員這個方面，他們的真正重要性也由於議會的存在而被剝奪了。這樣，全部決定權就都被授予了社會中比較富裕的階級。沒有任何地方官員不是從貴族中間推選出來的。一切訴訟都由貴族來決定，而對他們做出的判決是不能上訴的。貴族間互通婚姻，這樣，就在那個名不副實的共和國當中，又形成了一個範圍更加狹小的共和國，而那個名不副實的共和國就被他們壓制在一種卑賤的被奴役的狀態當中。

  這些篡奪者要替他們這些篡奪行為進行洗刷，他們的想法就是：「從本質上講，平民既粗野又卑鄙而且愚昧無知，因此只有自由主義者占絕對優勢，公平而堅定的統治才能得到保證。」因此，儘管他們違背了人類的根本利益，但是他們還是被公益精神和一種對美德的無限熱情所激勵著。可是，他們的確違背了人類的根本利益，這也同樣是事實。我們不論是考慮到支配這種雄辯的偉大的道德思想，或是要付諸實現的殘酷的不容異己的精神，還有什麼能夠比阿皮烏斯·克勞迪亞斯對於這個問題的雄辯更加使人難忘呢？ 世世代代眼看著這樣一些有德行的人對於那些最公正的要求進行阻礙，令人感到一種無法言語的痛苦。結果是儘管這些貴族具有不可估量的優越才能，卻不得不一個跟著一個地放棄他們依戀不舍的獨占權。而在這放棄的過程中，他們實施了最卑鄙的反對手段；他們中每個人都爭著最大聲地歡呼對格拉古兄弟所進行的兇殘謀殺。羅馬以人天性中具有諸多的美德而超群出名，假如不是因為貴族篡奪政權的不公正，他們都會成為怎樣的偉大人物呢？他們在歷史上留下的不可磨滅的污點，那種征服欲，也是從這個根源產生的。他們在共和國各個時期中所進行的戰爭，都只不過是貴族們的陰謀，藉以轉移他們對於政治真理的熱情，把他們的國人引向征服和屠殺的戰場上去。像所有政府一樣，他們懂得用這種手腕去混淆群眾的視聽，並且使他們相信這樣一個道理，即毫無理由發動的敵對行動僅僅不過是出於自衛的必需。

  就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貴族政體是同所有制的極端不平等緊密相關的。除非一個人的才華用在增進普遍利益上，否則任何人都不能成為社會的有用的一個分子。在任何社會裡，生產品（也就是滿足其成員需要及提供其成員方便的手段）都有一定的數量。在任何社會裡，至少大多數成員都通過其個人的努力對於創造這些生產品有做出了貢獻。以一定程度上的平均讓他們來分享這些產品，豈不是最合意和最公正的嗎？把各種奢華和享受的手段都聚積在少數人手裡，完全破壞多數人的安樂、樸素而小康的生活，豈不是最為有害的嗎？也許可以計算出來，即使在一個君主立憲政體之下，國王作為他的職位的薪俸所得的收入也相當於五萬人的勞動[1]。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再來作一番估計，並且演算一下他的大臣、貴族、那些對貴族競相效尤的富裕平民、他們的親戚和從屬們所分得的收入吧。在這樣的國家裡，社會的下層階級由於貧窮和過度勞累的困難折磨而筋疲力盡也就不足為奇的了。當我們看到一個大人物的餐桌几乎浪費了一個省的財富，而這個大人物的鄰居們則飢腸轆轆，連麵包都吃不上，對此我們難道還能感到驚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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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的這種狀態，難道必須被當作是政治智慧的最高成就嗎？在這種狀態下，崇高的美德很可能是十分罕見的。不論是上層階級還是下層階級，同樣都會因為他們的反常處境而墮落。但是，暫且拋開上層階級不談，智力獲取的減退的趨勢不是最為明顯的嗎？聰明人為他自己和同他利益攸關的人所期望的局面，乃是一種勞逸交替的局面，勞而不至竭盡體力，逸而無怠惰之虞。這樣，積極和勤勞的品質就會被人們所珍視，體格保持健康，而思想也會由於勤于思考而不斷得到提高。然而，只有當我們所需要的東西分配得公平合理，這才會成為全人類所共有的局面。把二十個人中的十九個變成牲畜，毀滅如此多的思想、使如此多的美德無從實現，並且根除那麼多幸福的可能，還有什麼能比這樣的制度更應該遭到反對的呢？但是，也許有人會說：「這個觀點同貴族政體這個問題沒有關係，處境的不平等是財產制度所導致的不可避免的必然結果。」誠然，迄今為止許多缺點都是從這種制度曾經存在過的最簡單的形式中產生的；但是這些缺點不論達到什麼程度，卻是因為實行貴族政體而更加惡化了。貴族政體使財產的流通偏於其自然常軌，如果順著這條軌道下去，它必定會使社會的各部分都獲得成果和快樂，至少也是輪流地，並且在前進過程中經常注意不讓財產的積累落到極少數人的手中。

  在使永久性的財產不容易獲得的同時，貴族政體也大大增加了對於獲得這種財產的刺激。人們通常懷有一種追求顯赫榮譽和卓越成就的欲望，但是他們所追求的目的並不完全限於財富，而是各種各樣諸如某種藝術上的技巧、風度、學識、才能、智慧以及美德。而對這後幾項的信仰者對於其目標的追求，也不見得不如渴望獲得財富的人在追求財富時那樣殷切。要使自己成為獲取尊榮和崇敬的手段，假如在這方面政治制度沒有比財富更大的自然影響，那麼財富就極小可能會被錯認為是一種普遍的欲望。

  在這個問題上，最值得徹底感到遺憾的是這樣的錯誤：有些人生活安逸，便利無缺，他們傾向於歡天喜地大叫大喊：「我們認為事情象現在這樣就很好。」並且，他們會猛烈攻擊一切改革計劃，說它們是什麼「抱有幻想的人的空想，是那些永遠不知滿足的人們的詭辯。」是真的很好嗎？社會上這樣一大部分人被迫處於赤貧狀態，他們無知到愚蠢的程度，並且由於罪惡而令人厭惡唾棄，他們永遠無衣無食，被驅使去犯罪，最後成為由富人制定來壓迫他們的毫無慈悲的法律下的受害者。如果問一聲，這種狀況是否可以得到改善，這難道就是煽動暴亂嗎？高喊「一切都很好」，僅僅只因為我們自己的生活舒適，卻不顧別人可能遭到的災禍、墮落和罪惡，難道還有比這更使我們感到最羞愧的事嗎？

  毫無疑問，有這樣一種錯誤是有害的，這種錯誤已經在影響某些改革運動者，並使他們總是放任於採取激烈和仇恨的手段，使他們過分容易地接受騷亂和暴力計劃。但是，如果說我們應該意識到溫和與寬宏大量是謀求公共福利的最有效的手段，那並不等於說我們可以對於現存的災難熟視無睹，或者停止我們要消滅這些災難的最熱烈的渴望。

  當君主政體和貴族政體的擁護者的所有其他偽裝都被剝奪得無話可說的時候，他們通常會求助於這樣一個觀點，那就是民主政體的本質是有害的。他們告訴我們：「前兩種政體無論其本身多麼不完美，但是為了適應人類本性的不完善，它們都已被證明是必要的。」究竟有多少可能會發生一種情況，使我們有義務屈服於這些複雜的罪行呢？這就要留待於曾經研究過以往各章節中的論點的讀者來判斷了。同時讓我們接著考查一下那種通常被人描繪成為十分可怕的政體——民主政體。

  [1]勞動力的平均價格以每天一個先令來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