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論選舉產生的君主政體
2024-10-04 16:33:59
作者: [英]威廉·古德溫著 鄭博仁、錢亞旭,王惠譯
在大體上對君主政體的性質作了探討以後,我們應該義不容辭地再研究一下,如果使君主政體改為由選舉產生,它的危害可能會受到多大程度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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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這種補救辦法最為明顯的理由之一,就是困難會伴隨著這種選舉而來。有些領導集團過於強大,人手都無法操控;有些行動過於龐雜,人的制度都無法控制。人民大眾和君主之間的距離如此懸殊,被託付給他的信任如此重大,需要決定的對象如此誘人,以致於會使一切困擾情緒的激情都處於激烈的衝突之中。因此選舉要麼會縮減為空洞的形式,一張在結尾處印上當選人全名的「選民證」,這是一種永遠在同一個家族內延續,或者依照傳宗接代的先後而進行的選舉;否則就會變成無數災難、外來陰謀和內戰的信號。一般人都已經對這些弊害有所了解,因此從選舉產生的君主政體這個名稱的嚴格意義上來講,它向來都沒有多少擁護者。
從盧梭給波蘭人民的建議中可以看出,他就是這些少數人之一,也就是那些並不喜歡君主政體,而認為由選舉產生的君主要比世襲的君主好很多的人之一,他竭力引進一種抽籤的辦法來防止選舉產生混亂[1]。在本書的另一部分,我們將探討一下憑藉機會和抽籤所作出的決定同具有健全道德或冷靜理性的原則相一致的程度。目前,只要說明盧梭的計劃大概會被歸入下面這個進退兩難的選擇中的一部分就足夠了,因此它也會被瞄準最明顯的選舉方式而提出來的同樣理由所駁倒。
把選舉引入到君主政體的建立中的設想,要麼一定是想把一個具有卓越才能和非凡天賦的人選拔到王位上去,要麼就是想推舉出一個具有中等才智卻心地善良的人以防止王位落入以低能而著稱的人手中。很多人會反對第一種設想。他們會說:「天賦通常只被天才當作實現其最惡毒的意圖的一種手段。」儘管這種說法有很大程度的偏頗和錯誤的誇大,然而卻無法否認,在目前人類具有各種缺陷的情況下,天才確實是與非常嚴重的、基本的錯誤相一致的。如果各種各樣的誘惑能夠導致天才陷入實際的錯誤當中,那麼,難道我們不應該為那種異乎尋常地充滿著誘惑力的環境的影響而擔心嗎?如果次等重要的考慮就能誤導人的思想,那麼我們又將怎樣考慮這種最使人興奮的位置,一種超越一切限制的處境,既沒有人類道德所產生的一切意外變化,也沒有任何有益的阻力,更沒有任何平等的人之間所進行的智力上的競爭,相反卻只是考慮不停地為奉承者、僕人和隨從所包圍的處境呢?設想一個人永遠保持德才兼備,無庸置疑地,就如同是設想怎樣考慮都不會使我們期待它出現的某種東西會出現在每一個角落裡一般。而且,如果這樣的人能夠被找到,我們必須自我想像選舉人同被選舉人差不多一樣的善良,否則錯誤和偏見、派別和陰謀就會使他的當選極不穩定,甚至不可能。此外,從已經列舉的以及不久就有機會重述的君主政體的各種無法改變的弊端來看,十分明顯,一個有美德的君主,如果他的洞察力和他的德行相匹配,那麼他行使君權的第一個行動,將會是廢棄那曾經把他捧上王位的憲法。
但是我們將假設一下建立由選舉產生的君主政體的目的,它不在於使王位上經常坐著的是具有卓越天才的人,而僅僅是為了防止王位落入一個以低能著稱的人手中。但是,君主政體的性質是這樣古怪而且有害,那麼這樣做是否有益就值得懷疑了。無論君主政體在哪裡存在,只要人只是用眼看、用手干,那麼,宮廷和各個行政部門就必定在哪裡存在。但是我們已經看到,這類機構存在如此多的弊端,所以對於人類的最大危害之一,或許就是使人相信這些機構是清白的。在最善良的專制君主領導之下,偏寵和陰謀,以及對一個人的不公正提拔和對另一個人的打壓,也肯定是存在的。人們心中本來有真實的泉水,人們希望擁有優點,並且意識到周圍的人也會察覺到這種優點,然後由於人們的敬重這種優點能上升到它們適當的高度,但是在最善良的專制君主領導之下,這些心潮都會被割斷,取而代之的則是卑鄙和做作的動機。我的優點只被那些無力提升它的人所看見,又有什麼用處呢?被關在自己的聖殿裡、被繁文縟節所包圍的君主,永遠也聽不到它的聲音。他怎麼會聽到呢?他能夠知道自己王國里那些遙遠的地方正在發生什麼事情嗎?他能夠追尋到天才和美德開放出的第一朵嬌嫩的花嗎?人們自己也會喪失對這些事物的洞察力,因為他們感到自己的洞察力實際上是軟弱無力的。思想的產生日益成為祭祀君主政體的天才發明人的犧牲品。理性和真理的種子,在這不健康的氣候里都得無法孕育。不斷展示在人們眼前的那種偏愛財富和詭計而不重正直和才能的實例,對於那些乍一看好像毫不關心遠大抱負目標的廣大群眾產生了最強有力的影響。無論這種傷害達到何種程度,在一個明君的領導之下比在一個昏君的領導之下對我們的影響要更深遠一些。在後一種情況下,它只是通過使用暴力來抑制我們的努力;而在前一種情形下,它卻誘使我們的認識誤入歧途。不顧根本性錯誤的缺點並掩飾表面上的缺陷,的確是非常危險的,對於人類的最高利益來說或許具有毀滅性的危害。
同時,對於這裡提出的那些想法也應該保持懷疑的態度並謹慎小心。對於從惡行和災難中可以產生利益的說法,我們可以抱有很大的懷疑。如果我生活在由選舉產生的君主政體之下,我當然不會冒險把我的票投給一個反覆無常的、縱慾的、或者愚蠢的候選人,而不投給一個清醒又溫和的候選人。但是,像那些使人們習慣於專制和訓練人們向他們的繼承人的暴政屈服的君主繼承,例如相繼即位的圖拉真、阿德里安和安東尼們難道不是隱藏著的害多於利嗎?似乎在人類感覺到一種災難以前,先用一種溫和而陰險的手段使他們甘心接受這種災難,這種手段才是一種真正而重大的災難。
曾經提過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是否有可能把選舉和世襲兩種君主政體結合起來,英國的體制曾被引用作為這種可能性的實例。在革命當中並且在議會把王位繼承權交給漢諾瓦家族的時候,議會做了什麼呢?他們選舉的不是一個人而是選舉了一個新的家族來占據這些王國的王位。他們為自己在非常緊急的情況下有權變更王位繼承,提供了一個現實的例子。然而在他們採取行動的同時,他們也在口頭上加以否認。他們採用最強烈的語言來約束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子孫後代,要他們永遠擁護這次安排。他們認為當時是一種緊急狀態,考慮到他們所採取的預防措施和限制,這種緊急狀態永遠不會發生了。
事實上,由一半世襲和一半選舉構成的君權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君權呢?一個家族的繼位原本是一個選舉的問題,這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一切政權都是建立在民意之上的;而且毫無疑問每一個新政權建立時都是由一個或大或小的選民團進行某種選舉而產生的。在這個具有混合特性的政權里,當第一個掌握君權的人死去的時候,君權又屬於誰呢?屬於他的子孫後裔。一個人在他出生以前半個世紀就被選定了繼承王位,這應該被看作是一種什麼樣的選擇呢?他根據什麼去繼承王位呢?無庸置疑地,是因為世襲。因此一個英格蘭國王可以獨立地保持他的王冠,或者如同人們那義憤填膺的表達,「蔑視」人民的選擇[2]。
[1]參見《波蘭政府的研究》第八章。
[2]伯克先生在他所著《法國革命感言》一書的開頭,曾以豐富的論證和不可抗拒的雄辯力量提出過這個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