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論革命

  抵抗與革命的問題是緊密相連的。所以在我們結束對這一部分話題的討論之前，應該對通常稱之為革命的這類事件的性質和效果，以及一個上等公民對它應有的看法進行一番研究。

  在此，首先出現的一種意見是：對於社會的一個好公民來說，成為他的國家組織的對手是不足取的。

  同這種主張相反的一種說法是這樣說的：「我們生活在這個組織的保護之下，而保護既是一種好處，又使我們不得不以支持它作為回報。」

  對於此，我們可以這樣回答：第一，這種保護的好處有些可疑。說文明是一種好處或許還勉強可以承認；儘管在歐洲的每個國家，文明在某種程度上都受其政治組織的保護，但是卻不能把它看作是一個不良組織的特徵，或是同任何組織的缺點不可分的。一個社會的好公民或許會渴望對文明事業做出貢獻；但是他對於這一事業的熱愛很可能激起他想要看到文明從腐敗和不公正的政治制度的泥坑中得到解放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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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感激，在這裡所說的意義，已被證明不是一種美德，而是一種惡行。我們對待每個人和每群人的方式應該根據他們所具有的品質和能力來決定，而不是根據那隻與我們自己有關係的準則。[1]

  第三，沒有一個動機比在此所提倡的感激更為可疑。感激一個組織，一個抽象的概念，一種假想的存在，是完全無法了解的。盡力為我的同胞們獲取一種實質上的利益比支持一種我相信充滿著有害後果的制度能更好地證明我對他們的感情。

  這裡加以反駁的具有這種性質的要求，類似於因為我是英國人就要求我成為基督徒，或因為我是土耳其人就要求我信奉伊斯蘭教。這對一切宗教和政權以及世間一切神聖事物來說，非但不是尊重的表現，相反卻是一種輕蔑。如果政權是一個有益於公共福利的組織，它值得我的注意和研究。我應該按照我希望別人獲得幸福的程度，以我的情況所容許的最大正確性來估量它，並用我的才能和我力所能及的正當影響，使它成為正義和理性所要求的那種政權。

  在得出關於一個公民對於他所處的政權應有的義務的一般觀點之後，我們就可以有效地繼續研究那些會影響我們判斷對於革命應該採取什麼行動的特定問題。

  在革命這一問題上有一個廣泛的觀點，它在決定我們對於革命應該保持什麼樣的情感和什麼樣的行為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明智的人對任何事物都不滿足。對任何制度進行公平的研究而發現不了其缺陷，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明智的人不會滿足於自己的成就，甚至於自己的原則和見解。他不斷地從中發現問題；他懷疑還存在著更多的問題；他的修正和研究是沒有止境的。從政權的性質上看，它只是權宜之計，是為了防止當前危害而採取的一種有害的手段；因此它無法讓人完全滿意。有限的事物必定能夠不斷增長和前進；因此，如果停留在任何一定的進步程度上，並想像自己已經到達了頂峰，那我們就真是太愚蠢了。真正的政治家不會把他的期待或願望局限在任何特定的範圍內；他進行的是一項永無盡頭的工作。他不會說：「讓我獲得這麼多了，我滿足了；我不再要求更多了；我不再反對已經建立起來的秩序了；我會讓那些維護這種秩序的人安心，不受干擾。」相反地，他傾其一生致力於推動創新和改革。

  從這些觀點直接得出的推論似乎對革命不利。針對有限的目標並把自己的觀點局限在那個目標範圍內的政治家，如果對達到這個目的表現出一些不耐煩，也是可以被原諒的。但是同樣的這種情感是不會被一個目標不在於有限度的改革而是在於無限度的改革的政治家所感知。這個人知道，當他達到一定的目的時，他的任務還遠沒有完成。他知道，當政權已有所改進時，弊端仍然還有很多。還有很多人會受壓迫；還有很多人會遭受不公平的譴責；不滿依舊會存在；不平等的統治依然占據著很廣的面積。因此他可以冷靜地留意改良的進展；儘管這種進展是他衷心希望和竭盡其智力以求的。這種進展可能比他所預計的需要更長的時間，涉及到更多的事項。可以預期他會希望進展在一種溫和的、漸進的、不間斷的前進中實現，而不是靠猛烈的跳躍，也不是靠可能會使數百萬人遭受危險，幾代人遭到毀滅的劇烈震動來實現。

  此時讓我們簡要地思考一下革命的性質是什麼。革命產生於對暴政的憤怒，但是它本身卻永遠孕育著暴政。引起憤怒的暴政不會沒有其自身的黨羽；而且，引起的憤怒越大，壓迫者的垮台就越突然、越慘重，失敗的一方心中充滿的怨恨也就越深。難免有人在被用暴力剝奪了財產和特權後而心懷某種不滿。這些人對於自幼培養出的，而且可能在不久以前還幾乎被社會上一切人抱有的見解，懷有一絲留戀，這難道也不能寬恕嗎？難道他們不得不在我認為應該改變自己信仰的同時改變他們的信仰嗎？他們不過是停留在我們幾年前所站的那個地方。然而，這就是革命用最大的嫉妒來防備，用最嚴酷的手段來懲罰的罪行。這種受到如此嚴厲斥責的罪行並不是由於對原則的放寬而產生的，也不是由於生活放蕩或深仇大恨而產生的。它不過是一種錯誤，一種在一個名譽清白、性情正直、見解高尚而胸襟豁達的人身上很可能發生的錯誤。

  革命是由對暴政的極端厭惡激起的，但是，它本身所具有的暴行卻更為惡劣。沒有哪個時期比革命時期更加地與自由的生存不相容的了。無拘無束的交流看法和觀點往往受制於為害的反動勢力，但在革命時刻，它受到了數倍於此的束縛。在其他時候，人們不會對交流看法的後果如此恐慌。但是在革命時期，當萬物都處在危機之中時，即使是一個字的影響也是可怕的，隨之就造就了奴隸制度。哪裡有這樣的革命，允許人們對於它所要推翻的東西做有力的辯護，或者允許發表任何在極大程度上與當時占主導地位的意見不相協調的文章或議論呢？企圖追究人的思想，並因人的意見而對其進行懲罰，這是所有專制主義中最可惡的；然而，這種企圖恰恰是革命時期的一個特徵。

  革命的鼓吹者常常談論說，「除了對他們施以嚴厲而刻骨銘心的報復外，沒有其他辦法能使我們擺脫壓迫者以及阻止新的壓迫者代之而起。」綜上所述，有人說，無論是出於邪念，還是出於成見，只要還有人傾向於支持壓迫者，就會有壓迫者的存在。因此，我們不僅須要恐嚇狡猾的野心家，而且還要恐嚇所有那些支持他的人，這些支持他的人要麼是出於墮落的動機，要麼是出於好意的過失。因而，我們提議使人自由；而我們所採取的手段是以懲罰的恐懼感來影響他們，這種手段是前所未有的嚴酷。我們認為政權侵害得太多，而我們組織的一個政權卻是在原則上十倍於它的侵害性，在行動上十倍於它的恐怖性。難道奴隸制度是為了實現人類自由所設計出的最好方案嗎？難道顯示恐怖是使人們無所畏懼，不受約束，有魄力的最現成的方式嗎？

  在革命期間，研究和人類用來獲得最大進步的具有耐性的思索活動都要中斷。這種思索活動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時期；當人們無法預知明天將會發生什麼情況，而意外的變動會不斷發生的時候，這種思索活動是無法進行的。這種思索活動需要悠閒、安靜、心平的性情；當人類所有的熱情都漂浮著，而我們每時每刻都處在恐懼和信賴，憂懼和希望，沮喪和勝利的最強烈的刺激之下時，這種思索活動也是無法進行的。此外，關於革命的趨向問題，之前已經談到過，那就是革命傾向於限制我們思想的表達和給我們的研究自由套上枷鎖。

  另一種需要被提到的情況是革命精神的必然持續性。這點可以由1688年發生在英國的政權更迭來說明。如果我們嚴格地來看待那次革命，我們會慶幸這次革命所獲得的利益（不論它是些什麼）是以低代價的不流血的勝利換來的。但是，如果我們要做一個可靠的評估，就必須牢記，這次革命是導致兩次大規模戰爭發生的原因，一次是威廉國王時代的九年戰爭，另一次是安娜女王時代的十二年戰爭；同時，這次革命也是分別於1715年和1745年發生的兩次內部叛變的原因。（如果我們想到詹姆斯二世黨人的勇敢精神和俠義忠誠以及他們的悲慘的結局，這兩次叛變就是值得詛咒的事情。）然而，整個看來，這次革命卻是溫和的，成功的。革命是兩個黨派之間的鬥爭，雙方都相信自己的事業是正義的，這場鬥爭無法靠雙方妥協或是耐心勸解來解決，唯有武力才是解決之道。這樣一種解決辦法是不能指望它結束彼此之間的仇恨和紛爭的。

  也許沒有哪次重大的革命是不流血的。那麼在這裡回想一下流血有哪些危害或許有用。現在存在於政治社會中的弊端是如此地嚴重，所施加的壓迫是如此地難以忍受，它們所造成的無知和惡行是如此地可怕，以致於一個頭腦冷靜的研究家可能會認為：如果把所有成年人從地球表面上徹底清除就能換得這些弊端的解決，那麼所付出的代價也不算昂貴。這並不是因為人類的生命具有相當大的價值，我們才應該避免流血犧牲。實在說來，那些現在活著的人，其中大部分分享到的快樂都是微薄的、不足的，他們的尊嚴也不過是徒有其名。死亡本身是人類罪惡中最輕微的一種。一次立刻吞沒十萬人生命的地震之所以值得惋惜，主要在於它使生還者所承受的痛苦；如果公正地評估一下它所毀掉的那些人的情況，相對而言，它往往就會顯得微不足道。造成地震的那些自然法則是一個適合研究的話題；但是它們所造成的影響和許多其他事情比較起來卻並不是一個值得惋惜的問題。如果一個人死在其鄰居的手中，那麼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許多病態的感情就會因此而產生。那些犯罪者和兇殺的目擊者會變成冷酷、殘忍、沒有人性的人。由於這種災難而承受著失去親戚或朋友的巨大痛苦的那些人則會充滿憤怒和復仇的感情。不信任的種子在人與人之間相互傳播，人類社會最親密的聯繫也斷絕了。比這更不利於培養正義感和發揚行善之心的性情是無法形成的。

  對於革命總是伴隨著流血這一說法，我們還有另一種看法，那就是它們必然是粗糙和不成熟的。政治是一門科學。人性的一般特點是能夠被了解的，可以勾畫出一種模式，就其本身來看，是最適合人類社會的環境的。如果這種模式不適合於在每一個地方立即付之實行，那麼根據情況的不同所做的修改和它應該實現的程度也同樣可作為科學研究的課題。目前，科學的本質是在逐漸進步的，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天文學在想要達到由牛頓創造的完美程度之前，必須經過多少不同的階段啊！在理性科學達到現在這個世紀的準確性以前，它的模糊的說法是多麼不完善啊！政治知識無疑還處於初級階段；因為它是一件關乎生活和行動的事情，它將隨著它取得力量的程度而在對人類社會有關的事情上表現出一種更始終如一，更加可靠的影響。所有科學的歷史都是最初只為少數人所知曉，然後才逐漸普及到社會上各類人和各階層中去的。因此，牛頓定律在二十年內幾乎無人問津，而他的理論也一直不為人所知；而此後的二十年或許使幾乎每一個稍微懂點科學的人都熟悉了那個理論的梗概。

  依照進行社會改良需要對取得良好的結果有充分的把握，那麼唯一的辦法就是使制度改革同公眾的覺悟程度相一致。對於個人進步的每一個不同階段都有一種最適合它的政治社會狀態。這種狀態越是逐步接近於實現，就越有利於照顧到普遍利益。對於這種發展，在人類思想的性質方面，存在著一種防備。當已經有所說明的[2]不完善的制度遭到普遍反對時，其影響已被真正了解時，這些制度就不能長期維持下去。可以期待它們在某一時期幾乎不需要花費任何力氣就自行衰落死亡。從這個意義上理解改革這個詞，它就不能被看作具有行動的性質。人們對自己的處境會有所感知；以前束縛他們的那些限制將象幻象一般自行消逝。當這一決定性時刻到來時，並不需要拔刀相向，也無需以暴力為目的而舉起你的任何一根手指。對手將勢單力薄以至無法真正接受同普遍認識相對抗的想法。

  就該話題的這個觀點來看，似乎革命不是真正有益於人類，而且除了損害政治真理和社會進步可能帶來的有益且連續不斷的進步外，並不能達到其他的目的。它們破壞理性的和諧狀態。它們打算給我們一些東西，而我們對於這些東西毫無準備並且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它們延緩科學有益的進步，混淆自然和理性的進程。

  迄今為止，我們已經在假定這種實行革命的企圖會獲得成功的基礎上來加以論述。但是這種假定決不應該不加注意就通過審查。每一種這樣的嘗試，即使只是一種威脅而非要付諸於實踐，都會激起一種抵抗；否則，這種抵抗將永遠得不到強化。創新的敵人被其擁護者的放縱所恐嚇。暴風雨逐漸猛烈，每個黨派都悄無聲息地以暴力和計謀作為武器來裝備自己。讓我們仔細看一看這樣做的後果。只要這場鬥爭只限於真理和詭辯之間，我們還可以相當放心地去看它的發展和結果。但是，當我們把爭論丟在一邊而求助於刀劍時，情況就改變了。在戰爭的野蠻怒火和國內爭鬥的喧囂當中，誰能斷定這個事件到底是有利的還是有害的呢？即使它未能把我們帶回到麻木的狀態，並抹去有關我們一切改革的記憶，其後果也可能是重新給我們套上專制的枷鎖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確保壓迫的勝利。

  如果這些是革命的真正特徵，如果能夠證明革命完全是多餘的，智力上的信念是一種完全足以消滅政治弊端的手段，那將是幸運的。但是這一點在我們研究的前一部分中[3]已經證明過了。人們常斷言道：「人可以充分認識他們行為上的錯誤，但是卻一點也不願拋棄它。」除了根據我們對於知識一詞的模糊理解外，是無法使這種說法講得過去的。人的自覺行動是由他們的看法引起的。[4]凡是我們認為任何事情具有要求我們去做它的最強烈的誘因，我們絕對會選擇並實行。讓我們選擇任何邪惡的事情來做，這是不可能的。一個人在看到一件罪行的罪大惡極時還要去犯罪，這也是不可能的。在這種類似的所有例子裡，都有以知識為一方，以錯誤或者習慣為另一方的鬥爭。當知識具有其全部威力的時候，人是不會做出錯誤的行為的。隨著知識被遺忘或不再能回憶起，錯誤或習慣就會占主導地位。但是我們有理由設想，我們的理解的永恆和力量是能夠無限增加的。在這種意義上的知識是一種明確而毫無疑問的理解，例如沒有任何錯覺能抵抗它，它完全不同於我們平常所說的知識，不同於那樣一種情感，它時常被忘卻，即使不被忘卻，也很少被感覺到和理解到。[5]

  這裡所描繪的這種概念的美好，人類政治進步的美好，對於每一個觀察家來說都應當是明顯的。可能仍然有人會勸說：「即使承認這一點，但真理在發揮作用時可能還過於遲緩。」人們會告訴我們說：「在有關特權和壟斷的惡行這些推測性的觀點得到廣泛傳播，並被人們深刻感知，以至於不需要靠暴亂和鬥爭就可以消除掉這些惡行之前，許多年的時間將會流逝。對於一個理論家來說，坐在自己的書房裡用這種概念的美好來娛樂自己是一件易事，但是同時人類卻在受苦受難，不公平的事無時無刻不在發生，幾代人可能在美好的承諾和希望當中日漸憔悴，還沒有享受到好處就離開了這個世界。」人們將說：「不要用遙遠、未知的希望來欺騙我們吧；但請讓我們採取一種另一種方法吧，那種能迅速將我們從可恨得無法容忍的邪惡中解救出來的辦法。」

  為了響應這一主張，我們要提出：第一，那些要把整個社會突然從一種很少被人了解其弊害的掠奪中解救出來的一切企圖已被證明，總是伴隨著災難一起，且失敗也時常伴隨其身旁。

  第二，這樣假設是一個錯誤：因為我們沒有群眾性的騷動和暴力，我們這一代人就不能從政治原則的改進中獲得利益。如果撇開政治制度的絕對改變，從道德上的錯覺到真理，情感方面的每一個改變，我們對這個問題的明確認識以及我們的沉著和獨立思考上的每一次進步，其本身都是一種無可厚非的收穫。制度的自由之所以受人追捧主要是因為它與思維的獨立性息息相關；如果我們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就有理由不那麼擔心所用的手段。[6]然而事實上，在任何地方，整個社會的或者社會的相當一部分人的政治見解有了改變，政治制度也會同樣受到影響。它們放鬆對思想的控制；它們被以一種不同的情緒所看待；它們逐漸地、幾乎不知不覺地、湮沒無聞，為世人所忘卻。在沒有暴亂的每一個發展階段所得到的利益都幾乎恰好是為了公眾利益所最應該取得的利益。

  同時，我們不可能不注意到，我們盡力回應的那種反對意見顯然是沒有價值的。那些反對者抱怨道：「單是相信理性的那種理論的目的在於要剝奪目前這一代人政治改進中所獲得的實際利益。」可是，我們剛才已經證明，它為他們取得了巨大的實際利益；同時，在另一方面，聽到鼓吹使用武力的人承認一次大革命包含著一代人的犧牲，這是最為平常的事情。革命的領導者為了他們的子孫後裔可以安享革命的果實，遭受了根本性的改革所帶來的災難。

  第三，認為單是相信理性的那種理論的目的是在於把根本改革放在遙遠的未來，這也是一個錯誤。在一切科學和進步發展的最初階段，緩慢和不易察覺是它們的本質。它的開始可以說是出於偶然。很少有人談起它；很少有人感覺到它的存在。它在不知不覺中成長；雖然醞釀的時間很長，但它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是突然的，未意料到的。因此，也許我們應該把發明印刷術看作是為人類解放提供了充分的保證。但是，這種進步的結果卻是人們長期以來不曾料到的；它被留作供具有洞察力的沃爾西在差不多三個世紀以前以天主教教士的名義預言：「我們必須摧毀印刷；否則印刷就會將我們摧毀。」現在，要想看到政治制度的最大弊害正在迅速地走向終結，並不需要有非凡的睿智。除了那些大體上好心的但是放縱的幸福擁護者以外，這個可喜的轉折點沒有更可怕的敵人了。

  愛爾維修創作的一本著作，在他去世以後於1771年發表，其中有一段話的口吻同現在那些不滿和失望的鼓吹公眾自由的人的口吻如此相似，所以應該在這裡加以引證。他說：「在每一個民族的歷史長河中都有這樣的時刻，他們無法確定應該選擇哪一邊，並且在善與惡之間權衡再三，因而他們感覺到了內心渴望受教導的願望；在這時，我們可以說已經以某種方式準備好了土壤，真理的露珠可以容易地滲透進去。在這種時刻，一本有價值的書的出版可能會帶來最為有利的改革；但是，當那個時刻已不再時，那個民族對最友善的動機也會變得麻木起來，而且，由於政府的性質，它將不可挽救地陷於無知和愚蠢之中。到那時，智力的土壤就變得堅硬而難以滲透；雖然甘霖可以普降，也可以將地表潤濕，但是豐饒多產的希望已經破滅了。這就是法蘭西的境況。她的人民已經成為整個歐洲輕蔑的對象。永遠不會有任何有利的轉折點能使他們回復自由。」[7]

  幾乎沒有必要補充說明：法國大革命此時正在一連串的事件中做著準備；而這一連串事件可以很明顯地被看作是從路易十五推翻議會那時開始的。這個事件引起了愛爾維修如此悲觀的預言。

  對我們在這裡試圖要消除的反對意見的另一種支持可能源自於以下這種看法：不僅「真理的進展是緩慢的」而且「它並不總是進步的，而是象人世間其他事情一樣，要受盛衰消長的變遷的影響」。至今，這種看法已在公眾事務中有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人們認為：「一個明智的政治家的任務，是在人民傾向於他所希望他們採取的手段時把握機會，而不要等待，以免他們的熱情減退，自願合作的時刻成為過去。」

  無庸置疑地，人類事務中會出現盛衰消長的。在次要的問題上，會有一種風尚使一種真理在某個時間比在另一個時間更受歡迎、更引人注目。但是，真理的總和似乎過於重要，以致於不容許受到這些變動的影響。從文藝復興到現在，它一直靠著一股不可抵擋的動力在前進；文學的各種明顯的分歧似乎也終歸溶為一種偉大的共同一致。走過的每一步都不是倒退的。數學、自然哲學、道德哲學、語言學和政治學由於正常的發展，已經達到了現階段的完美程度。

  「但是，無論對於自文藝復興時期以來的人類思想史有什麼說法，從人類最早有記載以來的歷史就呈現出了一番不同的景象。當然，在這裡它並不完全體現為進步。希臘和羅馬猶如無邊的知識沙漠中的兩塊得天獨厚的綠洲而呈現在世人面前；在這方面，它們的光輝卻非常短暫。雅典，在詩歌方面，在雄辯術方面，在其哲學家的敏銳和活力方面以及在美術的技巧方面，都臻於完美，以至世界上的其他所有時代都無法與之相媲美。然而取得的這些技巧，不料竟會在後世被人遺忘；繼而被野蠻時代的黑夜所籠罩；而此時此刻，我們正在其中幾個方面竭盡全力去征服它們曾經占領過的土地。這種適用於個人進步的說法也同樣適用於政治問題；我們還沒有認識到那些政治上的優越條件，是這些優越條件成就了它們的偉大。」

  對於此說法只有一種理由可以批駁它：印刷術的發明。多虧了這項發明，似乎我們可以保證人類的進步在未知的將來不會消亡。知識被傳播給許許多多的人，因此知識的敵人無法得到查禁它的機會。喜歡出人頭地是人類的普遍特性，儘管由於這個特性，科學的壟斷被竭力拖延著，但實質上已告結束。由於書籍很容易大量印刷出版以及書價的低廉，每個人都可以得到它們。舊時所存在的那種生活在同一個社會當中的不同成員之間在獲取信息上的極端不平等減少了。在以前相當不知名的一個階層的人數變得多起來了，我們看到大批群眾，雖然為了能有永久的謀生手段而註定要去勞動，但他們對於有學問的人所研究的那些大部分問題也有一些浮淺的知識。結果就是：擁有知識的人越多，知識所造成的影響就越大。在不同的情況下，人們被迫從事特別費力的事只是偶然；然而對於我們說來，整個卻是經常的、系統的。

  在結束對這個話題的討論之前，還應該提出一個普遍的看法。從之前的討論中，或許已經充分地看出，革命必然回引發許多值得我們持反對意見的情況，而且，這些情況對於人類的政治進步也絕不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歸根到底，我們不應該忘記，雖然它們之間的聯繫並非是不可或缺或者必不可少，但是革命和暴力卻常常跟社會制度的重要變革同時發生。在過去經常發生的事未必不會在將來偶爾發生。因此，真正的政治家的職責是，即使無法完全阻止革命，也要推遲革命。有理由相信：革命發生得越晚，政治上的利弊觀念在事前就被越多的人所了解，革命所持續的時間越短，它所帶來的危害就會越少。追求人類幸福的人將竭盡全力防止暴力；但是，如果我們以嫌惡的態度對人類事務置之不理，並且拒絕把自己的努力和關心致力於大眾幸福的事業當中，那將是性格脆弱的表現，因為或許到最後，暴力還是會自己強行闖進來。隨著情況的出現而善加利用，不能因為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如意就逕自引退，這就是我們的責任。為腐敗而憤怒，為非正義而急躁，並由於這些情緒而支持革命煽動者的人，能為減輕他們的錯誤提供明顯的辯解；他們的錯誤是一種善良感情的過度表現。同時，無論他們錯誤的根源如何可愛，但錯誤其本身或許就充滿了對人類有害的後果。

  [1]參見第二篇第二章。

  [2]參見第一篇第六章。

  [3]參見第一篇第五章。

  [4]同上。

  [5]參見第一篇第五章。

  [6]參見第一章。

  [7]參見愛爾維修：《論人及其智力和教育》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