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論政體

  還有另一個同政權的一般原則相關的問題，在這裡對其進行考察似乎是適宜並且有益的。「是否有一種最接近於完善的政權結構，應該規定所有國家都必須採用；或者，另一方面，是否不同的政體都最適合於不同國家的狀況，是否每一種政體在特定的地方都值得稱讚，卻沒有哪一種適合被移植到另一片土地上？」

  這兩種可能性的後者是通常流行的主張；但是伴隨它的也有十分明顯的異議。

  如果一種政體能夠使一個民族產生幸福感，那為什麼它就無法對另一個民族的幸福做出同樣的貢獻呢？

  人類相似之處比他們的不同之處要多得多。我們有著同樣的感官，使我感到痛苦的那些感覺，通常也可以被想像成為是你的痛苦來源。確實，人們有著不同的習慣和愛好。但這些都是非本質屬性上的多樣性。對於一般人來說，只有一種完善的境界，只有一種最可敬的東西；對於一個心智健全的人來說，只有一種東西能夠產生最強烈的快感。其他所有的東西都是偏差和錯誤；是應該被醫治而不應該鼓勵的弊病。一方面的肉體快感，或者另一方面的精神快感，絕對地說，都是至高無上的、最悅人心意的。我們不應該過分重視愛好的曲解。例如，無庸置疑地，長期習慣於奴役生活的人，不會對這種生活的可憎產生很敏銳的感覺；或許還可以找出忍受奴役而毫無怨言的例子。但是這決不能證明奴役生活就是那些遭受其折磨的人們合適的真正的處境。對於這樣的人我們應該說：「你甘心遺忘人類所有的顯赫之處，但是我們將使你覺醒。你滿足於無知，但是我們將啟迪你。你不是畜生；你不是岩石。你可悲地對自己最珍貴的特權熟視無睹，並且虛度了一生的光陰。但是，你是懂得巨大的快樂的；你生來就發出仁愛的光輝，在知識的園地里漫遊，因為無私的喜悅而激動，讓你的思想開闊起來，以便接受物質世界的奇蹟和那約束並探知普遍幸福的原則。」

  如果這樣看來，有益於一個人的方法，在最重要的情況下同樣應該被認為對於其他人而言也是最為可取的，這個適用於所有其他道德影響來源的同一原則，也同樣適用於政權。每種政治制度對它所依存的民族的精神狀態都必然會產生一定的影響。有一些制度比其他制度對普遍利益要更為有利或更為無害。明白道理的政治家們一定將會樂意看到那最有益於人類進步、最有益於獲得高尚而持久的快樂的社會形式得到普遍實現。

  

  從這個問題最絕對的形式來看，這就是它的真正理論；但是有些情況限制了這些原則的普遍性。

  可以贈送給一個人的最好的禮物，只有當它受到尊重時才具有價值。你給我很多好處而我既不理解也不想要，那就是白費力氣。理解的能力是每一個人的基本組成部分，在改變或改善他的狀況的任何嘗試中，是不能被忽視的，否則就會受到懲罰。尤其政權是建立在見解之上的；企圖用與人的想法不相符合的辦法來統治他們決不能被指望是有益的。因此，僅僅由於看到一種政體的絕對優越性就斷然採用，而不考慮公眾的思想狀況，這種辦法一定是荒謬而有害的。毫無疑問，最美好的政治社會模式會被那些有覺悟的，熱愛人類的人當作是他的理想和努力的最終目標。但是他會反對貿然行事。建立這種政體唯一可靠且順利的方式，便是通過普遍一致的贊同。

  從對問題的這一觀點所得到的結論，在某種程度上有利於本章開始時提出的那種較為普遍流行的想法。

  「不同的政體最適合於不同國家的情況。」不過，從政體的本質上來考慮，只有一種形式優於其他任何形式。除了有助於人類最美好和最快樂狀態的那種社會模式，其他任何一種模式最多也只不過是忍受的對象。它必然在多方面都存在著不足；它一定會產生弊害；它一定會滋生不和群且不道德的偏見。但是，從整體上來看，它可能像人體上的某些贅疣和缺陷一樣，若想立即除掉它，就必定會產生更加嚴重的後果。在人類社會這架機器上，所有輪子都必須一齊轉動。誰想要猛然把任何一個部分提得比其它部分高，或者強迫一個部分脫離其它部分，誰就會成為同時代人的敵人而非恩人。

  不管怎樣，從已經詳述過的這些原則來看，人類的利益要求逐步但卻連續的改變。用這些原則來規範自己行為的人，就一定不會輕率地堅持立即廢除所有現有弊端。但是他也一定不會用虛偽的讚揚來滋長弊端。他也一定不會放任這些弊端去為害。他一定會說出他所能發現的涉及到人類真正利益的所有真理。以一種博愛精神所傳播開來的真理，既沒有狹隘的怨恨，也沒有憤怒的譴責，幾乎沒有什麼危險，並且就它自己的作用而言，也一定會成功地將類似的精神感染聽眾。無論真理的闡明方式有多麼坦白，它的發展一定會是循序漸進的。真理只能逐漸地被它那些最勤勉的信徒充分領會；並且將以更加緩和的速度灌輸給社會上相當大的一部分人，使他們成熟到可以對其共同的制度進行變革。

  此外，如果理智上的信服是指導我們處理一般事務的指南針，我們將會進行很多改革，但並非革命[1] 。其實只能以漸進的方式對公眾進行教育，社會中暴力的爆發決不會因為教育而最有可能發生。革命是激情的產物，而非清醒而冷靜的理性的產物。一方面一定存在對改革的頑強抵抗，另一方面才會產生一舉實現新制度的憤怒決定。改革者一定是在遭受到不斷抵抗，被反對者的陰謀詭計激怒之後，才處於絕望狀態之中的，並且想像著要實現改革就必須在第一次有利的決定性時刻實現所有的改革。由此看來，公眾幸福的有力支持者應該對享受國家特權的人所提出的要求一定會是：「不要給得太快；不要給得太多；但是要有不斷給我們一些東西的想法。」

  無論我們用什麼觀點來分析這個問題，政權都非常不幸地含有會引起譴責和抱怨的動機。人類真正利益所要求的似乎是不斷的改革和持續的創新。但政權卻是改革永遠的敵人。政權「把手放在社會的發條上，使它的運動停止」，這個對於一種特定的政權制度所作出的有名評論[2]在很大程度上對於所有政權制度都是適用的。政權的趨向是使弊端永存。凡是曾經被認為是正確和有用的東西，政權就沒法傳之於子孫萬代。政權逆轉人類真正的傾向，教導我們向後退去尋求完善，而不是讓我們向前進。政權並不是從改革和進步中鼓勵我們去尋求公眾福利，而是從對祖先所做出的決定的怯懦崇拜中來鼓動我們，仿佛人類思想的本性總是在退化，從未前進一樣。

  人處於不斷變化的狀態之中。他不是變得更好就是變得更壞，不是改正自己的習慣就是是加強自己的習慣。領導我們的政權不是靠煽動情緒來助長我們的激情和偏見，就是傾向於用逐漸令人氣餒的方法來消滅它們。實際上，要設想一個具有後一種傾向的政權是不可能的。由於成文制度其本身的性質，它有一種阻礙思想活動和進步的趨向。把不完整性具體化的每一個計劃一定是有害的。對今天而言是一種相當大的改善的東西，在將來的某一個時期，如果固步自封，就會成為國家的缺陷和弊病。我們誠摯地渴望：每一個人都應該足夠地明智以便管理自己，而不需任何強制束縛的干涉；並且，因為政權即使在最好的形態下也是一股邪惡的勢力，所以我們所抱的主要目的就應該是：在人類社會的普遍和平所允許的情況下儘可能少地統治。

  [1]參見第四篇第二章。

  [2]指斯巴達人的政權，參見洛根：《歷史哲學》第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