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論氣候的影響

2024-10-04 16:31:54 作者: [英]威廉·古德溫著 鄭博仁、錢亞旭,王惠譯

  為了使我們公正而又全面地看待人的社會適應性,還必須說明另外兩點。有某些物質的原因通常被認為是人類政治改革的不可克服的障礙:氣候——被想像為在某些情況下使人不可能在政治改革上採用自由的原則;奢侈——它甚至在自由原則曾經一度最盛行的國家裡,也能阻礙這些原則的復活。

  在論述人類自覺行為的章節中,我們已經有對這兩種反對意見的答覆。既然經過恰當地論證已經推論出:真理是萬能的,那麼不論氣候還是奢侈就都是可以克服的障礙。但是,人們曾經特別強調過這些問題,而詩人和類似詩人的人也曾經雄辯地談論過這些問題,所以在此似乎有必要對它們單獨做個考察。

  有些人說:「在某些溫和的氣候下建立一種政治自由的制度乃是不可能的。」為了判斷這種斷言是否有道理,我們不妨看一看:要在一個國家裡實現政治自由,必須經過什麼程序。

  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在另一個問題的答案中找到,那個問題就是:自由是否比奴役更具有真實的優點呢?如果有,那麼我們所採用的研究方式就應該也適用於介紹其他好處。如果我要勸說一個人接受一筆巨額財產,而又假定擁有這筆財產是一項真正有利的事情;如果我要勸導他選擇一位美麗而又有才華的女人做配偶,或者介紹一個聰明、勇敢而又公正無私的男人做朋友;如果我要說服他選擇趨樂避苦的生活方式,選擇滿足,而不自找折磨,那麼我所要作的不就是讓他通過智力,看到這些東西的真正面目嗎?我有必要先問他出生地的氣候是否適合擁有巨富、嬌妻和益友嗎?

  自由勝過奴役,其優點不言而喻,但不幸的是我們很難在一般社會的福利中看到它的身影,但是它的優越性和上述例子中所提及的益處卻是同樣真實的。對此,每個人的認識似乎都很模糊,所以他們得到的教導是:人類如果沒有僧侶來引導其精神,沒有貴族來考慮其安寧,沒有國王將其解救出政治的驚濤駭浪,那麼他們一定會自相殘殺。但是,不管他們是否被此偏見或彼偏見引入迷途,也不管誘使他們束手就縛和甘受鞭笞威脅的是哪些假想的恐怖,這一切都是理智的問題。真理可能以不可抗拒的證據,以他們所能理解的程度,來到他們面前,以最後克服最固執的先入之見。讓報紙進入波斯或者印度斯坦,讓歐洲最優秀的哲人所發現的政治真理灌輸到他們的語言中去,就不可能培養不出一定數量的擁護真理的人。傳播是真理的一種特性;除非對它採取強有力的抵抗行動。擁護真理的人數將年年增加。阻礙真理發展的原因並不產生於氣候,而產生於暴君們對它的戒備和偏狹的忌恨。——這裡所說的,事實上不過是早已被公認的原理的一個支脈而已,「統治靠控制觀念而實現[1]。」

  那麼,讓我們假定:一個國家的大多數人,不論多麼遲緩,但終於相信自由是可取的,或者換句話說,是切實可行的。這個假定也就等於下面的一種設想:一萬名理智健全的人關在瘋人院裡,由三、四名看守監視著。直到此時,別人使他們相信(因為對於人類智力來講,什麼荒謬程度也不是不可能達到的):他們喪失了理性,為了保護起見,他們受到的監視是必要的。他們因此忍受著皮鞭、稻草、麵包和清水,甚至還想像這種暴政是一種恩賜。但是,終有一天,懷疑以某種方式在他們中間散布開來:以前所忍受的一切難道不是欺騙嗎?懷疑越來越廣泛,他們深思,他們推理,他們通過監房的縫隙,在看守偶爾疏忽的眼皮下,把這種想法展轉傳開。於是這種想法成了一種明確的共識,成了大多數囚徒肯定的信念。

  這種見解的結果是什麼呢?氣候的影響能夠阻止他們採取謀求幸福的手段嗎?當這類真理被有力地和反覆地介紹給任何人的時候,他的智力還會認識不到嗎?還會有人感覺不到這樣可怕的暴虐是無法忍受的嗎?事實上,當見解發揮出其神奇力量的時候,枷鎖就會自行脫落。當任何社會中大多數人堅決要為自己爭取某項福利的時候,並不需要用騷亂或者暴力來加以實現。這時要做的是反抗,而不是順從理智。看守把囚犯召集在大廳里,告訴他們已經到了回監房的時候。他們失去了服從的意志,他們注視到他們以前的主人們已經無能為力,嘲笑著他們的專橫。囚犯們安靜地離開以前幽禁他們的房子,並像其他人一樣分享陽光和空氣的恩澤。

  

  在自由問題上,我們的推論是:相對而言,氣候沒有多大效力,政治和社會條件則起著巨大影響;研究一下一般經驗能在多大程度上證實這些推論,也許是有益的。下面的例子,大部分是從休謨關於這個問題的卓越的著作中節錄下來的[2]。

  1.如果這裡提示的理論是真實的,我們就可以期待看到:在不同國家間相鄰的省份中,居民由於政府的影響而有很大差別,卻不因為氣候的相似而有什麼相同的特徵。正因為如此,加斯科尼人是法國最愛熱鬧的;而一經越過庇里牛斯山,我們就看到了西班牙人不嚴肅而陰沉的性格。正因為如此,雅典人是活潑、聰明、靈巧的;而忒拜人是粗野、遲鈍、沉悶的。2.我們有理由期待這樣的情景:不同種族的人雜居在一起,但由於所受的統治不同而呈現出一種對比強烈而鮮明的結果。正因如此,土耳其人是勇敢、坦率、真誠的;而現代的希臘人則是卑鄙、怯懦、虛偽的。3.內部之間聯繫很緊密而對居住地的人民很少有感情的流浪部族,在作風上往往會有很大的共同之處。他們的處境使他們顯得很突出,而個人的缺點會玷污全體名譽,所以他們的作風一般是嚴肅可敬的,當然他們有時也不得不在特別遭人白眼的情況下苦幹,以至無論怎樣顧全名譽也沒有用處。正因為如此,東方的亞美尼亞人在同他們居住在一起的各民族中間就好像猶太人在歐洲一樣一般都能被辨別出來,但亞美尼亞人以廉潔著稱,而猶太人則以勒索而出名。4.古代希臘人和現代希臘人之間、古代羅馬人和現在的義大利居民之間、高盧人和法國人之間有什麼相似之處呢?Diodorus Siculus把高盧人描寫得特別沉默寡言,而亞里士多德則肯定他們是唯一不注重女色的好戰民族。

  如果情況相反,若形成民族性格有主要影響是氣候,我們就可能看到溫暖和寒冷在人身上產生的特殊影響,正如它對植物和下等動物的影響一樣。但是,事實看來與此恰恰相反。你能想像出只有靠近太陽居住的人是快活、靈巧和富於幻想的嗎?一方面法國人、希臘人和波斯人以他們的快活而聞名,另一方面西班牙人、土耳其人和中國人舉止嚴肅的名氣也並不相形見絀。古代人認為:北方民族是不能達到文明程度和進步的;但是現代人已經發現英國人在文學方面的卓越才能並不亞於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不是有人說過,北方民族特別驍勇善戰,但征服通常都是由北向南的嗎?更真實一些的說法通常是貧窮之邦常去征服富有之國。土耳其人從韃靼的沙漠地區攻入羅馬帝國的富庶省份,對來自同樣荒涼的阿拉伯沙漠抱著同樣目的的薩拉遜人則不得不妥協。極端酷熱和嚴寒也許可以決定民族的性格,例如酷熱之於黑人、嚴寒之於拉普蘭人,但我們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把前者的性格歸因於自然豐饒中產生的懶惰,而把後者的性格歸因於氣候不利於收成所造成的困難;除此之外,我們尚沒有發現其他什麼原因。物質方面的原因只是在精神上的原因彰顯威力之前顯得有力罷了。

  不是有人曾認為食肉的民族最勇敢嗎?但是,儘管瑞典人的營養最為不充分,他們卻可以在戰場上同最卓越的現代民族並駕齊驅。

  通常都說:北方民族最好酒,南方民族最好色。即使完全承認這種看法,也不過證明氣候有可能在我們較粗糙的軀體上發生些作用,而不會對精神活動所依據的更為微妙的器官產生影響。而且,上述關於北方人的說法是否真實乃十分值得懷疑,比方說:顯然希臘人就曾經相當酷愛飲酒;對波斯人而言,最為人欽佩性格乃是善飲者的豪放之情;此外,你若用酒作為交換的籌碼,便能輕而易舉地從黑人手裡得到任何東西,甚至於他們的妻子兒女也不例外。關於女色的說法,其原委可以從精神方面得到說明。炎熱的氣候使男女兩性平日裡都不能不半裸身體;熱帶地區的人性成熟也比較早。這兩種情況都使人敏感並存有戒心,但也不可避免地刺激了人們的情慾。

  這些推理的結果對於研究政治原則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在這個問題上,一些作家雖然承認——有時甚至熱情地談論——自由的好處和人類平等享受各種社會福利的權利,但卻得出結論說:「專制政治的腐敗和貴族政治的豪奪在某些時代和某些地區是合適的;只要有適當的限制,它們還應該得到我們的贊同。」但是,這種假定是經不起任何認真考察的。首先,沒有哪種情況使人類不能運用其理智。其次,沒有哪個時代需要把人類約束在未成年的狀態;如果有的話,人們的監督者和保護人——就像對待嬰兒那樣——應該合乎情理地直接供給他們所需的生活資料,而不要求他們運用自己的能力再去獲取。無論何時,既然人類能夠正視自己的首要義務,能夠在飢餓和嚴寒的侵襲下保衛自己,那麼對於其他一切安全和福利而言,我們就不能認為他們不能擁有同樣的控制力。

  在任何國家裡,自由的真正敵人不是人民,而是那些想在不自由的制度中尋求利益的較高階級。我們的任務是:對社會上那些受過進步教育和能夠思考的人灌輸關於社會的公正觀點;向人民提供引導和教師。然而,我們只能循序漸進地完成這些工作,到最後才能看到全部效果。錯誤並不在於暫時容忍最壞的政權形式,而在於假定變革是不實際的,並且不肯不倦地努力促其實現。

  [1]參見《休謨論文集》第一卷第四篇。

  [2]參見《休謨論文集》第一卷第二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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